汴京风骚-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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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汗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向内室。
　　空旷沉寂的御堂，使吕惠卿的心更显不安。他摸着袖中的“奏表”，心里浮起难堪的愧疚和苦涩：这是恩将仇报，这是叛师背友啊！本无心伤害介甫，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在政坛上，权力就是神明。权力决定着人的高下，有权，人可成神；无权，人可成鬼，这也许就是政争不体的渊薮，吕惠卿也是人啊！
　　内室的门响了，皇帝赵顼笑声先于人出：“吕卿，你打断了朕一盘必胜的棋……”
　　吕惠卿中断了沉思，急忙跪地请安。
　　皇帝赵顼挽起吕惠卿：“卿深夜请见，必有要事，朕怠慢了。你我君臣，先品茶，后议事。”
　　皇帝赵顼落坐于软榻，吕惠卿坐在软榻一侧的宫凳上，宦侍捧来香茶。
　　吕惠卿望着眼前身着微服、潇洒欢愉的皇上，心中浮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是一个好征兆，改变了装束的皇帝，也许会改变“诏王安石进京”的谕旨的。他从袖中取出“奏表”，跪在皇上面前拱手禀奏：“臣近日于东府理事堂翻阅近几年来存案文书作借鉴之资，见州府文书奏札积压延误或处置失误者甚多，且均无圣上批谕，执政妄自为之。这些文书奏札，均反映有关社稷大业之事。如戎州札奏五百刁民聚啸山林事，束之高阁，几年被尘；清州札奏清河县吏朋党阴通辽邦事，有阅无批；均州雨涝伤农事，无阅无批；忻州札奏僧道云集余姚县其迹可疑事，批以‘传经布道’四字留压。凡此种种，达数十事，臣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该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读职失误，当究查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仅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札十则，供圣鉴谕示。”
　　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
　　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礼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读职，自作主张，无视朕躬啊！皇帝赵顼的脸色阴沉了。
　　吕惠卿凝眸注视着皇帝赵顼，皇上对王安石的不满和猜疑已经产生，希望这种“不满”和“猜疑”能够接着产生自己期盼的结果……
　　赵顼脸上的阴云，又很快地消散了。赵顼望着吕惠卿一笑，说：“朕知卿意，卿之所言，慎勿外语，朕当审而察之。介甫先生会很快返回朝廷的……”
　　吕惠卿心里凉了，他向皇上叩头谢恩。正欲起身离去，福宁殿宦侍梁惟简急步走进御堂，把一份“急奏”跪呈皇上。
　　皇帝赵顼打开一看，神情大变，怒起眉间，霍地站起，连声叫骂“该杀”，随即走向御案，展纸提笔。正欲落墨，忽而又掷笔于案，凝神沉思……
　　吕惠卿不知发生何事，不敢开口告退打搅了，只好跪在彻案前熬着。
　　皇帝赵顼声色严厉地吼了一声：“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抬头。
　　赵顼把“急奏”扔给吕惠卿：“这是一桩谋反案，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少有的一桩谋反案，你速为朕勘治审查！”
　　吕惠卿拿起“急奏”一看，“李逢、刘育谋反案”映入眼帘：……沂州黎民朱唐告发，余姚县主簿李逢，借宗教活动进行谋反活动，词连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道人李士宁等……
　　吕惠卿的目光停落在李士宁这个名字上，心里立即浮起李士宁与王安石的交往，迅速联想到王安石对沂州“奏札”“僧道云集余姚，其迹可疑”的批示：“传经布道”，心中沸动起一股喜悦，亦浮起了道人李士宁奇特的形影……
　　李士宁，一个神秘奇异之人，白发白须，骨瘦如柴，仙凤仙气，自言修道于峨嵋山，时年三百余岁，精通导气养生之术，能预知人之休咎祸福。于是他成了京都公卿黎庶敬仰的人物，为大宋“糜费奢华”之风中又增添了一笔奇异色彩。他行踪神秘，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去无声息，来有声威。居京之日，出入于王公大臣之家，一宝马香车，万人争睹，塞街蔽巷，人们奉之若神，视之若仙。他曾为昔日的仁宗皇帝赵祯讲过养生之道，仁宗皇帝曾以御诗赠之。他曾为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母亲传授过导气之术，以仁宗皇帝的御诗转赠世居之母，并赠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赵世居奉之若师。他曾为许多王公看病制药、卜凶问吉，王公大臣们都以“不遇李士宁为憾”。他曾多次进入王安石府邸，王安石曾茶酒接待。这样一个人物，不正是“谋反”串连中最需要的角色吗？
　　吕惠卿心中暗道：介甫公，这可不是弟子有意害你，是你命当如此。
　　熙宁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宁府官街的王安石，跪拜在官衙门前一株越墙而过的高大古槐的横枝下，怀着十个月来“回望国门”的悲哀，从大内宦侍手里接过皇帝诏令“夏王安石平章事”的御诏，潸然泪下。也许弟弟王安国郁愤而死的悲哀仍重压着他的心，也许去年凄然离京的屈辱仍萦绕着他的魂，也许京都未来的前景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望着苍老的古槐，和泪吟出了凄凉的诗句：去年北风吹瓦裂，墙头老树冻欲折。
　　苍叶蔽屋忽扶疏，野禽从此相与居。
　　他想着京都那些北风般寒冷凛冽的反对变法者，想着京都那些野禽般居住无定的变法投机者，带着病魔缠身的妻子吴氏和愤懑淤胸的儿子王雱，七日七夜倍道而行，于二月十六日到达汴京。当夜，就获准走进了福宁殿御堂。
　　这一夜的君臣会见，完全不似七年前那次君臣际遇的景象了。御案前宫烛下的皇帝用一副冷漠的面孔、一双猜疑的眼睛、一种凝重的沉默迎接他。王安石在刹那之间一腔热情冷下来，七日七夜舟揖、鞍马的劳顿突然浮起，漫过周身，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在向皇帝跪倒、叩头、说出几句礼见性的祝愿套话之后，便仆伏在地，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皇帝赵顼似乎为王安石千里奔驰，招之即来的忠诚有所感念，长吁一声，伸手拿起一份弹劾奏表交给王安石：“卿可一览，朕等待卿的解释。”
　　王安石接过“奏表”一看，神情恍惚，双目飞花：这份条列着自己“变法”来几十项失误事件的弹劾奏表，竟然是出自吕惠卿的手！
　　他不敢相信，竭力镇定着恍惚的思绪，竭力聚集散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奏表”上署名的“吕惠卿”三个字，一阵酸楚刺心，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啊！自己这七天七夜舟揖、鞍马上的焦思判断全然错了，朝廷里寒冷凛冽的“北风”不再是反对“变法”的冯京、吴充、郑侠，而是自己多年来信任的朋友；朝廷里居住无定的“野禽”，不再是投机转向的曾布，而是自己去年离京时亲自举荐的继承人。他弄不清吕惠卿何以如此迎面截杀？想不通吕惠卿何以如此背后捅刀？他更找不到吕惠卿如此绝情绝义的理由。
　　“志气与日争光辉”的自负受挫了，“脱略不省旁人讥”的自信动摇了，藐视一切的自尊遭到戏弄，真挚的情感受到伤害，王安石心里此时只有懊悔的自责：原不该离开江宁，再次步入这京都啊！
　　王安石已无心对吕惠卿弹劾奏表中条列的种种罪行作任何申辩和解释。他拱手怆然禀奏皇上：“臣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为敌……”
　　皇帝赵顼从王安石神情骤变、泪水潸然、有苦难言的悲哀中，似乎察觉到“事事欲须自明”的艰难和“人人与之为敌”的苦衷，反而同情王安石“变法”七年来处理朝政的辛苦了。是啊，王安石有“执拗偏狭”的狂狷，但较之吕惠卿“反目相噬”的奸巧，毕竟是高尚、忠厚和值得信赖的。他离座而至王安石身边，挽起这个不得不倚仗的宰相。
　　“朕深知卿之忠贞，故以此弹劾奏表示卿，乃欲使卿明了朝廷今日之势已非昔日。‘手实法’之出，朝臣纷议，州县告苦，民怨沸起，卿当为朕详而察之。”
　　王安石原本是个文人，皇帝的一番体己话，又使他心头热浪滚滚，五味俱全。
　　“卿所撰《三经新义》书稿，朕已阅览。不拘俗见，不袭人言，新颖而有见地，实为‘变法’之所需，将使天下学者归一，道德一统。朕已诏令麟台从速接版印刷，颁于学官，迎接卿重返京都。”
　　王安石颓然苍凉的心绪又被皇上的浩荡皇恩驱散了。皇上以肝胆相见，臣下能疑于心吗？他急忙仆伏于地，叩头谢恩：“臣王安石敢不竭心竭力以奉圣上……”
　　王安石开始重新处理朝政了。
　　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已引不起朝臣们闻风而动的响应。他大刀阔斧的作法，已不再产生哄动的效果。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如同一架松散而粘着锈斑的马车，推不动、敲不响、运转不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时的身边，已没有出谋划策的吕惠卿，已没有埋头苦干的曾布，已没有行事果敢的章惇，已没有四处联络的吕嘉问，已没有壮大声势的同路人苏轼、苏辙、王诜、陈慥、司马光、欧阳修，连高声反对“变法”的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挕⒙阑濉⒙拦�著、范镇、张方平等人也没有了。沉寂无声的朝廷使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他隐约地感觉到，吕惠卿似乎已经主宰了这块天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他的手脚，使他寸步难行。这种力量是什么？他根本没有看到现时的“变法”已失去了原有灵魂，宰执、重臣们不再为国家的安危着想，而是借着“变法”的口号营造各自的权力。他根本没有看到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多数官员，已经失去了“变法”的热情，都在用厌恶的目光藐视着这层出不穷的权力之争。他根本没有看到朝野黎庶和京都细民已经对“变法”失去了信心，他已成为唯一钟情于“变法”的孤家寡人。他根本没有看到，一场更加残酷的权争即将出现在朝廷。他对眼前的形势，简单而善良地猜度为吕惠卿忌恨自己的“再起”和“逆闭其途”失败后的不与合作。他希望时间能愈合他与吕惠卿之间感情上的裂痕，在合力“变法”中恢复昔日朋友间的亲密情感。
　　文人出身的宰相，有着文人处世处事上糊涂宽厚。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等待友谊裂痕的愈合中，吕惠卿正在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和御史邓润甫等人，抓住王安石与道人李士宁的交往，已把他拉进“李逢、刘育谋反案”之中，从而引发了王安石的学生、门人、儿子之间一场断送“变法”命运的生死搏斗。
　　“李逢、刘育谋反案”的暴露，引起了皇帝赵顼的惊恐，也激起了皇帝赵顼的暴怒，一声令下，案犯全部落网。吕惠卿遴选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里行徐禧、王古勘治审讯。
　　身陷牢狱中的道人李士宁，在邓绾、徐禧、王古等人轮番地刑棒、竹签审讯下，既无“导气”之法，又无“养生”之术，在皮开肉绽中，像凡人一样地张开嘴巴，吐出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其供词为：……王安石延于东府三次，传授导气养生之术，王安石每次均治茶酬之。
　　……王安石延于宰相府邮计五次，为夫人吴氏讲异气养生之术，并望病制药，王安石每次均治酒肴酬之。
　　王安石在其夫人吴氏病愈之后，曾经赠诗一首作为酬谢。其诗为：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
　　“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这“杳杳”、“冥冥”之句，不就是最神秘、最理想的织罪材料吗？精于当官术的御史中丞邓绾，为了自洁其身，彻底割断昔日王安石极力提携自己的那段历史，并借以向吕惠卿邀功依附，便以案情勘审人的名义，绞动脑汁，在这“杳杳”与“冥冥”的诗句中，寻觅最能使皇上疑心的字眼，写就了置王安石于狱牢的弹劾表状：……道人李士宁，妖妄惑世，煽动罪犯赵世居不轨，迷惑朝臣刘育、张靖武、郝士宣等阴助发难，且与王安石过从极密。据李犯士宁供称，王安石曾阴邀于东府、宰相府邸八次之多，并酬李犯士宁隐诗一首：“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杳杳”者何？
　　“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仅以“异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
　　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日文）、刘泾、叶唐甏、周常、徐禧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诲，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华亭弄权奸利案”：……“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鞠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标志着吕惠卿人格的破产。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钩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青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地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鞠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决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