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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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给毕业学生的。从被采访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回忆看，当时凡是在校的毕业生都领取到了“中正剑”，仅是个别在毕业前被派出的学生未能领到。
　　黄埔剑的长短形制，比较整齐划一。剑鞘、剑柄合拢总长40．5～41．5厘米，剑全长39厘米，剑柄长11．2厘米，剑柄宽3厘米；护手厚度为0．3厘米；剑鞘长27．5厘米，鞘口宽3厘米；尾宽2．2厘米。
　　剑鞘由竹（木）片削制拼合而成，外面全部用黄铜皮包紧。剑鞘分成鞘帽、鞘身、鞘靴3个部分。鞘身一面中部有一长方形框，框内有竖向“校长蒋中正赐”或“校长蒋中正赠”6个大字，“校”字上端有国民党党徽；鞘身另一面有沿鞘身横向龙戏珠图案。鞘靴两面都有“效忠党国”4个小字，分列两竖行。
　　剑柄由黄铜铸成，工艺较粗糙。木质剑柄，涂黑色或棕色漆。剑柄顶及竖向中部由黄铜皮包紧。剑柄一面竖向铜皮有竖写的“校长蒋中正赐”或“校长蒋中正赠”字样，另一面竖向铜皮上有竖写“黄埔军校第壹（或贰、叁、肆、伍等）期”大字，字右边有竖向“成功1925”或“1926成仁”小字，剑柄底有环包铜皮，环包铜皮一面中间有一个小按钮，用作卡住下面的剑鞘。有些黄埔毕业生在日后成为高级将领时，对佩剑格外珍惜，不惜重金对这把剑的剑柄特别进行装饰加工，分别由珍贵的玳瑁（一种龟类海生动物）与鲛鱼皮等材料包装制成，剑柄两面的中央部位及柄头换包装成镀金的铜制材料，并镌刻镶嵌上精妙奇绝的花纹。
　　剑柄以下的剑身一面有国民党党徽，下有“成功”、“成仁”4个字，成两竖行分列左右；另一面有的无字，有的刻“军人魂”3个竖排字。
　　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佩剑，剑身上的字是刻的，后几期的剑柄、剑身、剑鞘上的花纹、图案和字都不是刻的，也不是压制的，是用贴纸的方法，经化学工艺处理后而形成的花纹。黄埔第1期至第5期毕业生的“中正剑”材质，在制式、花纹、图案及字的内容和排列方式上都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规定，但不同学期、不同毕业生的剑仍有明显差别。
　　黄埔第1期：剑柄涂黑漆。剑身一面的党徽和下面的“成功”、“成仁”及另一面的“军人魂”是刻上的。
　　黄埔第2期：剑柄涂黑漆。从现见到的黄埔第2期毕业生的剑身字体和布局看，又有所不同：有的剑身一面为国民党党徽，徽下右竖写“成功”，左竖写“成仁”；有的剑身一面也是党徽下有竖写的“成功”、“成仁”字，但“成功”字在左侧，“成仁”字在右侧；剑身另一面深色框内有竖写“军人魂”字。第8期的剑柄、剑鞘材质、花纹及字样设计与此基本相同。
　　黄埔第3、第4、第5期：剑把涂漆为棕色。所见多把剑的剑身字体和布局也不同。
　　黄埔第1至第5期“中正剑”在材质、制式、花纹、图案及字的内容和排列上有基本的规定，但不同的剑体仍有不少差别，说明剑不是机器生产线制造，而是作坊式生产，工艺水平不高。因为黄埔第1至第5期是在广州举办，当时广州商业比较发达，但工业生产水平比不上南京、武汉等地，剑的制造工艺水平也相应比较落后，并且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只是以广东为根据地，用于这方面的经费有限。在发放时间上，黄埔第1期1924年底毕业，1925年初发放毕业证书，剑柄上书的是“1925”；黄埔第2期1925年8月毕业，是年底发放毕业证书，剑柄上书的是“1926”；黄埔第3期、第4期、第5期都与1926年有关，所以剑柄上都书写“1926”（第3期1924年冬招生，1926年1月毕业；第4期1926年1月进校，10月毕业；第5期1926年3月将原已编入第4期而未升学的入伍生改为第5期学生，后再补充学生，1927年8月在南京举行毕业典礼）。
　　黄埔第6期：与第1至第5期的剑样式不同。剑柄、剑身、剑鞘的材质以钢为主，外形也比较精致，工艺接近现代水平，工厂机器生产。黄埔第6期时，国民政府已经过北伐，在南方各省掌权，财力大增。黄埔军校在南京、武汉、南昌、长沙设立了分校，而武汉等地的工业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尤其是钢铁冶炼和兵工生产更发达，因此本期“中正剑”的材质和工艺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外观也有很大的不同，更为精致。
　　在目前所见“中正剑”中，最为名贵的是一柄将军佩剑，为黄埔军校第9期毕业生缪鼎勋（毅夫）将军佩剑。缪鼎勋毕业后，曾任南京国防部第3厅少将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处长。该剑系在军校原发“中正剑”基础上更加美观的装饰加工，也可见主人对这把剑倍加珍惜和爱护。剑柄由珍贵的玳瑁材料包装制成，剑柄两面的中央部位及柄头均包有一层镀金材料，上面镌刻着3朵工艺精湛的梅花图案。剑柄与剑鞘上镌刻的绝妙花纹，其精细程度比头发丝还要细致，工艺精度之高，叹为观止。
　　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黄埔第17期：剑的质地为铜，剑鞘的顶端和尾梢刻有精美的花纹，正反两面都刻有字，一面刻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毕业纪念”，另一面刻有“校长蒋中正赠”。剑身长34厘米，刻有本人的姓名及“成功成仁”等字样。2003年4月，时已70多岁高龄的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叶春叙老人，得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黄埔军校文物后，主动捐赠出了他所拥有的毕业纪念物——佩剑。叶是浙江龙游县人，他回忆说，这把“中正剑”在他1941年毕业后就一直放在亲戚希唐村的七奶奶家，他自己则跟随部队辗转各地。1949年，他回老家务农，忘了这把佩剑，七奶奶则将佩剑放在自家房屋的顶梁上，直到去世都没告诉叶春叙。20世纪70年代末，七奶奶家修房子时，这把佩剑才重见天日。
　　黄埔军校各地分校也发佩剑。1926年武汉分校佩剑：存世实物发现有“武汉分校成立纪念”的“中正剑”，印证了当时在分校成立时存在制作赠剑的情况。此剑上刻有“673”的序号，为剑的编号，可见当时其制造量在1000把以下，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十分珍贵。1936年广州分校佩剑：剑鞘、剑柄共长40厘米，剑柄为玳瑁壳包木，再以包铜护壳，长12。5厘米。剑刃钢质长24。7厘米，鞘铁包铜长27。5厘米。剑为半机器半手工制造，设有剑机，拔剑须按下剑机。其剑柄铜套两面各铸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成立纪念”及“校长蒋中正赠”字样，剑刃两面刻有“成功成仁”等字样。
　　另外，此时期的国民党军院校，如炮兵学校、军需学校、辎重兵学校、通信兵学校、宪兵学校、防空学校、特种兵联校等，也给本校的毕业学生颁发过佩剑，但其剑的价值则比黄埔剑逊色多了。
　　“军人魂”短剑是国民党军官列装的物件，民国期间曾经风行于军队中，而得以保存到今日的“军人魂”剑已是百不存一，稀如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加之“文化大革命”，对本已稀少的“军人魂”剑，无疑是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可以想象，仅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这些短剑大多化作炉中铁水。如今，仅在一些大的博物馆，或收藏者手上，时有散见一两柄。
　　2004年黄埔军校80周年校庆时，在黄埔军校的故乡——广州，一大批黄埔军校将士所颁佩剑，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与数十年沉寂之后，以“集团军”的面目列剑阵展出。持剑者是广州市五羊新城的李姓夫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夫妇耗费了10余年的时间，奔波于陕西西安、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各个地方进行收集，耗费了不少资金和精力，他们收集到的短剑数量多达180余柄。其中有不少是在广州本地收集到的。为研究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社会、人文、美学、军事、历史，提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物证。
　　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蒋介石标准照在这180余柄短剑中，黄埔剑是一个大宗，有110多柄，形成了3个基本系列：各期毕业学生佩剑；军官训练班学生佩剑；黄埔各分校佩剑。其中有黄埔第1期毕业生，后为国民党悍将的宋希濂、关麟徵、黄维等人的佩剑。还有蒋介石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至40年代末期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国民政府要员的赠剑，如张治中、杨虎城、孔祥熙、何应钦、韩复榘、顾祝同、阎锡山、何键、刘湘、陈仪、刘建绪、曾养甫等，他们都是民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此耳熟能详的名字，常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书籍中，可见这些“军人魂”短剑的佩挂者，曾经名香一时，沉浮宦海。
　　这批“军人魂”短剑，除了形制各不相同之外，难能可贵的是每柄剑上基本都有款识，因此这180余柄短剑的收藏品位和研究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多数剑拔出鞘后，可见剑身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分布着斑斑锈迹，但刀刃依然锋利无比，剑锋威力不减当年，通身散发出古朴凝重的气息。
　　20世纪末，台湾国民党当局下台，“国民党军”已然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从广州黄埔建军、定都南京，到1949年被逐到台湾，这支所谓“国军”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20多年，作为旧中国国家机器的主角，不但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并且着实作过充分的表演。一部中国现代史，如果无视这一存在，就将是一段无法真正“圆”上的空白与遗憾。同时不能不看到，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量的史料已经无法避免地被湮没，并且了无痕迹。“军人魂”佩剑，作为黄埔军校历史的载体，则客串起了民国初期的这段中国现代历史。
　　长期以来，“军人魂”佩剑，被赋予了大量的传说与猜想，既闻名遐迩，又云遮雾罩。“军人魂”佩剑，是具有特殊禀赋与色彩的那段历史时空的承载物，使后人尚得直观地审视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那座军校，那支军队，那段历史。以剑读史，它强制性地带给后代观摩者深刻地感触与无限地遐思。“军人魂”佩剑的价值，不仅在于研究其形制品类、流变过程、兴衰历史，还在于还原历史，对研究上个世纪民国期间的社会、人文、美学、军事、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令后人在“中国”的重大历史命题下咀嚼现实，思索未来。
　　学生“人才链”的良性循环
　　黄埔军校由于会聚了一大批时代精英，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是威名远扬。不仅吸引了众多的青年人来报考，还有许多已经在别的军事学校中学习的青年军人和学生也离开原校，投奔黄埔而来。典型的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在广州北校场开设的原陆军讲武学校（湘军讲武堂）的学生，由于近在广州，纷纷弃原“湘军讲武堂”而坚决要求上黄埔岛，这里面的学生就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名将的左权、陈明仁、蔡升熙、刘戡、李默庵等人。
　　孙中山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停办军政部所属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归并到黄埔军校，与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接受统一训练，享受同等毕业待遇。若有不愿转入黄埔军校者，由军政部发给川资遣散回原籍。1924年11月19日上午，原陆军讲武学校的158名学生携带所发枪支弹药，由蒋介石派出的军事教官王俊、郜子举前往接受，编为黄埔军校第6学生队。军校全体师生在大操场列队迎接。左权、陈明仁等原与黄埔军校的许多学生相熟，其中如陈赓、宋希濂等，他们初到广州时进的也是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的门，是最早就从陆军讲武学校转而投考黄埔军校的。这些人原先既是同乡，又一起来到广州，大家在操场上见面都十分亲切。午饭时，蒋介石代表黄埔军校全体官长、师生，对原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表示欢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新旧学生聚在一起，大家不要分新旧彼此的界限，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就是凡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团结。因为当前内外形势的逼迫，我们毕业的时间或许会提早一点。求学时期的久暂和毕业的迟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自己用功，自然能够造成大才。各位要加倍的刻苦耐劳，不晓得的要问官长……希望各位同学努力，认定我们的三民主义去做，不患精神不能团结，无论什么时候总不要忘记我们的校训。”
　　1964年8月，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右）陪同叶剑英元帅观看装甲兵军事比武表演。黄埔军校开办时，由国共两党在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党组织秘密招生，初试录取后来广州复试，正取350人、备取120人。1924年5月初入学时，正取生编为第1、第2、第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这4个队后编为步兵科第1总队。8月14日，第5队学生入校，后相继入校的还有第6、第7队，合称步兵科第2总队。后又有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宪兵队。其中，第6队即是原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停办后的第1、第2队，还有四川来的21人，共179人并入黄埔军校，划入第1期。第5、第7队及步兵科之外的各兵种队概属第2期。所以，黄埔军校第1期没有第5队而有第6队，毕业人数比正式开学时的人数多出了100多人。
　　原军政部陆军讲武堂留校学生的全部并入，使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的数量突增至600多人，壮大了初期黄埔军校的势力。之后，又有许多别的军事学校的师生投奔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成功的政治、军事教育，促进了国共两党军事人才的迅速成长，培育了众多国家栋梁之才，吸引着众多的社会青年来报考，在初期形成了学生新生“人才链”的良性循环。许多青年把考入黄埔军校当做人生的重大转折和喜事。
　　第4期考生文强进军校时，激动得写了一首诗《考入黄埔军校》，诗云：“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凡考入黄埔军校的青年学子无不都是如此心情，欲就此腾飞万里，报效祖国。
　　第5期考生许光达，在临行前作诗一首：“誓要去，上刀山……男儿气短，豪情无限”。虽说这诗叫《无题》，但能看得出许光达当时已经有了明确与坚定的人生选择。
　　当时人们把闪耀着黄埔革命精神的军校，看做是“漫漫长夜里的一个明星，一线曙光下的革命营寨”。正如后任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所说：“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的同胞，无论东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这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黄埔精神，当时表现在国内外是怎样的伟大，怎样的普遍。”因此，黄埔军校成了时代青年所向往的地方。“到黄埔去！”一时成了革命青年最热烈的向往、最执著的心声。可见黄埔军校，在当时给人印象之深，影响之大。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巴山蜀水、赣江南北、三晋大地、齐鲁故乡、荆州东西、陕北高原、黄河两岸、长江首尾、浙闽两广的文武俊秀纷纷云集广州。
　　在那个饿殍遍地、文盲充斥、文明程度还很落后的社会，黄埔军校规定的报考条件在当时是相当高的。1925年初，是黄埔军校成立后初见成效的“黄金时期”，现择取黄埔军校此时颁发的招生简章，原汁原味地开列于此，由此可见，能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在那时也已算得上是社会精英分子。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续招入伍生，施以军事项目教育。
　　（二）入伍生期限6个月，期满后甄别及格者，升入本校为学生修习军事学术，1年毕业。
　　（三）投考者须于8月25日以前，持2寸半身相片3张，中学或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文凭，及党证或各地区党部之介绍书，分赴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校驻省办事处”，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报名（党证报名时验发还，文凭试毕发还）。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
　　B．学历：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
　　C．身体：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D．思想：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五）试验之种类
　　A．学历试验：按旧制中学修学之程度出题，求笔记之答案。
　　B．身体试验：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
　　C．性格试验：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
　　（六）在广州投考者，无论从何地来试，录取与否，均不发给川资；在上海、开封取录者，则给予川资来粤。
　　（七）入队后，服装、书籍、食费、零用，概由本校供给。
　　（八）本简章之外，关于试验手续、课目调制、成绩等，另有细则。
　　能通过军校的如上严格考试，的确很不容易，优中选优，先天条件就要出类拔萃。如此从社会精英中再选精英入军校深造，被录取者的基本素质也就当属上乘，再经过军校“大师”、“高手”们的调教、培育和引导，优中再汰劣，黄埔军校生毕业时的3大素质（身体、军事、政治）水准当远在同龄人之上。
　　在那个各种思潮奔涌、到处都在乱折腾的时代，青年人最羡慕4种人。这就是黄埔军校学生、新闻记者、土木工程师、外科医生。那时候，外科非靠西医不可，西医外科简直是神医；那时候，新闻记者穿长袍大褂，衣襟上插一支自来水钢笔，为民喉舌，见官大一级；那时候，皇权被废除，民国建立，国家建设刚刚开始，到处修桥铺路，盖大楼，修工厂，土木工程师吃香，下巴翘得很高；那时候，黄埔军校学生穿着呢子军服，披武装带，挂宝剑，天子门生，成功成仁，一半是人，一半是神。（王鼎钧《从八年抗战念黄埔先进》，2005年7月8日台湾《中央日报》）
　　真为书生必投笔，从来志士皆从戎。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里，在许许多多决心以身许国的年轻人中，有这样一些人的名字，特别使今天的人们注目。他们是后世伟人的同胞兄弟，她们是不让须眉的巾帼，他们是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如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刘少奇的弟弟刘子奇，都跨进了黄埔大门。最终成为朝鲜人民军统帅之一的崔庸健元帅，还有日后成为惟一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衔的外国人、越南劳动党的最早党员洪水，也都是出自黄埔一门。引人注目的黄埔生，还有那些最初遭到拒绝，后来又在1926年进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兵们。
　　还有不少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子孙后代，也奔黄埔军校的大门而来——
　　邓世昌（1855～1894）是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在其精神熏陶下，邓氏后人继承先祖遗志，在3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为救国而参军的不在少数。其中，在广州后人孙子辈中就有5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邓世昌的侄孙邓尧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1期，邓渭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邓权民毕业于中央陆军步兵学校教导总队第1期，邓光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分校第18期；侄孙女邓婉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分校第16期，是为数不多的黄埔军校女学生之一。毕业后，邓氏兄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战中。
　　曾国藩（1811～1872）是晚清高官，曾任两江、直隶总督，著名的湘军统帅，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的曾孙曾昭柯，即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5期，后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外事局少校参谋等职。
　　在近代中国，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其原因多半与曾国藩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在黄埔军校中，就以湖南的同学数量最多。仅以军校第1至第5期为例，毕业学生总人数为7383人，而湘籍学生达到2189人，占近30％，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黄埔第1期湘籍学生达197人，竟占本期总人数的32。5％。1985年，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时，湖南的黄埔同学有1万人之多，登记入会的会员达5000多人。2005年校庆80周年时，湖南黄埔同学尚健在的会员近3000人，仍为全国之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时，湖南共产党人即特别认识到培养军政人才对于革命发展的重要。那时，湖南共产党有“三剑客”：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夏曦搞学生运动，郭亮搞工人运动。他们3个人是有分工有合作。毛泽东曾委托何叔衡在湖南安排党员和进步青年投考；毛泽东本人更在上海亲自主持复试，为湖南向军校选送了较多的优秀青年。二是原经党内选送到广州湘军陆军讲武堂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共100余人，在共产党员陈赓领头推动下，并经陈赓直接找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批准后，全部转入了军校。
　　湘籍青年有志之士大量涌入黄埔军校，充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