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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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锰宀倏危�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千秋颂扬的。原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女学生自豪地说：女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妇女的骄傲”。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的老大哥评价说：“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创举”。
　　自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掀起“女同志军”的争论，中国20世纪初的女兵思想起源于黄埔岛后，其浪涌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边的大潮，唤起了无数中华女性，以勇于捐躯的壮举，向世俗观念展开了挑战。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黄埔军校从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包括4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她们分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总队（驻苏干部培训班）。第15期的女生，于1938年2月、3月间分两批考入，共200多人，编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在陕西凤翔县受训，1939年4月全队奉命转入西安战时工作干训团第4团，同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16期的女生，于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随第3分校辗转迁移到后方正式开学，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39年冬毕业。第18期的女生，于1940年初招收，共60余人，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1940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入学，由第3分校第16期毕业的张祖年担任女生队长，1940年毕业时还剩有24人。抗战时期入校的这3期女学生，宣布毕业后即马上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黄埔军校在20世纪初首倡女同志军、招收女学生的伟大功绩永垂史册。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
　　黄埔军校孕育的校军“黄埔军”，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新型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国民革命军正是以第1期黄埔生600余人为骨干，不到两年即由两个团扩充为旅，进而扩展为两个师，以此作为基本部队，建立起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削除盘踞各省的军阀部队，奠定了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基础，成为维系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的军事支柱。
　　校军的组成
　　黄埔军校校军，有两个范围上的不同概念：在东征之前，通常是指黄埔军校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中，是对参加作战的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教导第2团、第2期在校学生的1个步兵总队、1个炮兵营、1个工兵队、1个辎重兵队、第3期入伍生营的总称。本书所说的“校军”，指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成建制的大概念的革命军。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黄埔军校是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学校。在成立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即考虑到，有了革命军之干部，还要成立军队，以树立党军之楷模。1924年9月，孙中山把大本营由广州移至韶关，准备再次北伐。平定商团叛乱后，孙中山更加感到建立革命军的必要，于是他又筹划编练新军。他由韶关写信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说：“练兵（即编练新军）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理当以此事为准。”蒋当即复信孙中山，告之两个月内就可练成一支劲旅。孙中山原准备在韶关编练新军，接蒋信后遂决定在军校编练，故又复蒋一信称：“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实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因迁移费时，则两月断难成就，果期两月可用，则就现地加工便可。”又说：“兄之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发展，当先巩固西南，然后再图西北。”
　　接孙中山的信后，蒋介石、廖仲恺等立即筹办成立教导团，派人到上海、江苏北部、浙江东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士兵。并决定，新军的高级干部由黄埔军校教官担任，下级干部由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担任。新军的武器，长短枪、轻重机枪、山炮、野炮、弹药等，一部缴自商团，一部由苏联运来。在兵员与武器基本具备后，1924年11月11日，首先组成了第1营。9天后，又成立第2、第3营。何应钦任团长，沈应时、陈继承、王俊分任3个营的营长。12月3日，再成立第2团，以王伯龄任团长，3个营长为顾祝同、林鼎祺、金佛庄，独立营营长杨天樗。新军仿效苏联红军建制，团、营、连3级都设有国民党党代表。两个团的中级军官，多数由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和学生队原有官长担任，所急需的下级军官多数由刚毕业的黄埔军校学生担任。第1团党代表为王登云，后为缪斌；第2团党代表为张静愚。第1期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在教导团中任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等下级军官职务。
　　因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之邀请，迅速北上，新军在编组训练完成后，没有能按原计划北调韶关，即留在黄埔军校内，用来教导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练习带兵技术，故称“教导团”。教导团是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意志，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军，因其隶属于黄埔军校，因而常称之为“校军”。
　　教导团建立后，虽然没有先用于北伐，但适逢其时地用在了广东境内的东征作战中。这一时期，军校第1期毕业生和第2期学生、第3期入伍生大部随军校教导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他们从最基层的排长、连长干起，东征成为他们军事指挥生涯的起点。
　　第一次东征
　　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重要战役之一，它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北伐战争，以及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黄埔军校校军是这次战役的主力军之一，由于这支军队充分发扬黄埔精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纪律严明，与许崇智的粤军相互配合，取得了这次决定广东革命政府命运的胜利。这次胜利，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所部，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洋军阀段褀瑞的支持下，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的机会，自命为“救粤军总司令”，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以其7个军6万余人进攻革命根据地广州，把防线布置到石龙、东莞附近，准备随时由博罗、石龙、石滩一线向广州进攻，妄图摧毁革命政权。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革命政权的最大威胁即是来自这盘踞在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为了打破陈炯明进攻广州的反动企图，巩固基地，决定清除叛逆。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命令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粤军许崇智部以及其他军队组成联军，分路反攻陈炯明。但东征作战计划及行动命令下达后，滇桂军却徘徊观望，迟迟不动。
　　当时的形势异常紧急。滇桂军的观望行为，激起了黄埔军校师生与教导团官兵的极大义愤，遂向联军请求先出兵讨陈之任务，但被联军会议否决。蒋介石又托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转呈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回电，准许军校参战，列入作战序列。于是，军校即组成由教导团官兵和在校师生参加的校军，参加东征讨陈作战。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均随军出征。
　　东征军分3路：右路军为黄埔军校校军和粤军，由校长蒋介石亲自统率，周恩来、叶剑英和苏联顾问等具体领导指挥，有3000多人，任务是进攻淡水、海陆丰及潮汕；左路军为滇军，进攻河源、五华、兴宁；中路军为桂军和一部分滇军，进攻惠阳。黄埔军校教导团官兵、学生军组成的校军，是东征的主力。
　　国民元气智勇仁，救国保种矢精威。
　　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
　　……
　　万众同德更同心，天下为公大道行。
　　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
　　前进前进更前进，愿为主义作牺牲。
　　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
　　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随军东征
　　这是黄埔军校师生在进军途中高唱的《革命军行军歌》。伴随着这铿锵有力的歌声，黄埔生第一次踏上了真正的战场。
　　东征途中，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纪律严明，军装整齐，衣领上系着红领带，精神抖擞地向前行进。沿途两旁的居民群众，热情地送水，送煮鸡蛋，送烤红薯。官兵们喝碗水，就留下几块铜板，接受鸡蛋、红薯也一律付钱。路边的土墙上贴着黄埔校军的布告，很多老百姓在围着看《安民告示》，上书：“我们既为救父老兄弟姊妹的痛苦才杀陈炯明，所以敢诚诚恳恳、明明白白向我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宣告几件重要的事：不强拉伕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利益。三件请求：一、检举犯纪者，以便严惩；二、公买公卖；三、帮助本军。父老兄弟们呀！我们因急着要追杀陈炯明，没得余时和你们周旋，实在有些抱歉，异日凯旋而归，定与你们携手言欢，慰问你们，并切实设法救济你们。天日在上，不敢自欺以欺我父老兄弟姊妹。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官佐士兵谨告。”
　　淡水战役城楼及城墙遗址（2002年摄影）
　　广东连年战祸，生灵涂炭。东江人民遭受陈军之蹂躏，恨军队甚于恨土匪。而校军却使东江人民耳目一新。校军在东征《敬告士兵同志们》文中写到：“我们做军人的，吃的饭，穿的衣，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来的，都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如果我们扰乱人民，人民也就用我们打倒陈炯明的手段，同样来打倒我们。”校军秋毫无犯，不筹饷，不拉夫，不强占民房，深受人民爱戴。久经残暴的民众，见校军义师，无不称赞，都争先恐后迎接。战斗中校军之运输、给养、通讯、情报等都得到人民的帮助。
　　黄埔校军队伍中每个战士背后的背包上，挂有“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字样的牌子。在村庄街头，官兵师生们唱起了《爱民歌》：
　　扎营不要懒，
　　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取百姓一粒粮，
　　莫踏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
　　莫拆民房搬石砖。
　　……
　　铿锵有力的军歌声中，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右路军向潮、汕地区进发。他们奋勇拼杀，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下，一路势如破竹。2月1日，校军与粤军联合行动，首先肃清广九路的敌军，随后向淡水城疾进。2月2日午前8时，何应钦率领教导第1团乘船向沙角前进，接着直下虎门、东莞、石龙、樟木头、塘头厦、平湖、龙岗，迫临淡水城。
　　今日淡水城外护城河（2002年摄影）淡水城是一个小城镇，在今深圳市的东北不远。东征时期的淡水城，四周筑有高6米、厚3米的石头城墙，可以抵挡枪弹的射击，并设有上、中、下3层枪眼，形成立体射击火力网；城墙下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城壕，再外面是300多米宽的洼地，地势开阔，一览无遗。如果作个比喻的话，从空中鸟瞰城墙高立的淡水城，它的外形极似一个长方形的石头匣子。据守城内的敌军为熊略、林烈、翁辉腾的部队，约有4000人。淡水城距离敌军洪兆麟所部驻防的惠州，只有70华里的路程，陈炯明的副总指挥洪兆麟已急遣所部2000余人赴援淡水，援军可朝发夕至。因此，黄埔校军必须赶在援敌到达之前，速战速决，攻下淡水城。否则，胜负难料。
　　2月14日，校军指挥部进到淡水城南门外的玉虚宫。在扫除淡水城的外围之敌后，稍事准备，蒋介石下达了进攻淡水的命令。他命令军校教导第1团担任主攻，尽快由城墙的东南拐角处突破。这天，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6时，教导第1团和第2团从淡水城南3个方向对城内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无奈官兵们的枪弹均被那又高又厚的土城墙挡住。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山炮炮弹，也无法对城墙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当晚，蒋介石与周恩来、钱大钧、苏俄顾问加伦对部队攻城受阻情况进行研究后，决定挑选100名奋勇队员，不惜一切代价，在15日上午攻下淡水城。这是联军东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块硬骨头，也是校军东征以来接触的第一场大的战斗。
　　挑选奋勇队员的消息传达到教导第1、第2团，部队立即沸腾起来，黄埔一期生陈明仁、关麟徵、左权、陈赓和杜聿明等纷纷要求参加。夜色中，戴着金丝近视眼镜的何应钦团长骑着一匹矮马，来到部队中，挑选奋勇队员爬城。名称上说是奋勇队，其实也就是敢死队，大家都避免提到那个字。8名担任连党代表的共产党员、两名国民党员为奋勇队官长，奋勇队员共由105人组成。
　　在城东南约500米处，何应钦身挎战刀，鼓励奋勇队的官兵，作战前动员：“同志们，淡水城就在眼前，明早7时准时发起进攻！”
　　周恩来赶到新组成的奋勇队时，已经是15日凌晨5点多钟，距向淡水城发起决定性进攻仅有1个多小时。105名奋勇队队员整齐地站立着。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家中有妻儿老小的，给同乡留下了信或嘱托。队伍中透出一股视死如归、英勇壮烈的凛然正气。
　　周恩来走到队伍前面，声音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就要去向淡水城里的敌人冲锋了，你们都有不怕死和踏平敌城的精神，这是我们革命军所独有的，是其他一切军阀部队所不可比的，因为你们明白是为了谁去攻城，为了谁去牺牲……”
　　黄埔校军官兵以往除了实弹射击、演习和在广州市区平定商团外，还没有在真正的战场上厮杀过，他们趴在战壕里，在临战前自然充满了莫名的紧张与期待。早春的广东，潮湿而暖和，校军官兵身着蓝布军服，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警惕地注视着晨雾中的那方“石头匣子”。
　　2月15日7时整，涧井高地上，苏联炮兵顾问、原苏军炮兵师长夏斯特洛夫挥动着指挥旗，两门山炮在他的指挥下，准时向淡水城的东南角开始轰击。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墙，守城敌军官兵一部分被榴霰弹击中，在城外高地上可眺望见有些敌军官兵正混乱着四处躲藏。城墙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隐蔽在城墙下的校军官兵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掩护奋勇队挟梯攻城。奋勇队员一跃而起，冒着浓浓的硝烟，冲向城墙根。
　　奋勇队员利用云梯爬城。但还有许多官兵拥在城墙根下，因为没有足够长的云梯而不知所措。何应钦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和骑兵顾问尼库林忽然从高坡上跑了下来，嘴中大声叫喊着什么，但大家并没有听明白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他们接近城墙豁口后，尼库林蹲下身体，切列潘诺夫踩在他的肩膀上，做出了攀登城墙的姿势。大家立即明白了：架人梯！左权把本排的士兵集合在一起，分作三列，搭人梯爬城。敌人凭险顽抗，城根下到处是奋勇队员和双方官兵的尸体。左权毫不犹豫地踩着士兵的肩膀，被一个又一个肩膀顶上了城头。他个子矮小，却很敏捷，挺枪舞刀，一登上城头，便有了用武之地，英勇杀敌，且战且攻进。
　　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英勇善战。守城叛军见黄埔校军锐不可当，城下愈攻愈猛，被迫退避街巷。这时，城门被打开，教导第2团也乘势冲进城里，与教导第1团会合一处，聚歼残敌。此战共俘虏敌军1000多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10多挺。淡水城于午前攻克，守敌只有300余名侥幸逃命。
　　黄埔校军在淡水之战中牺牲10人，受伤40多人。教导第1团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亲眼见到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的舍身精神，称赞说：“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的尉级军官绝大多数都表现很好。”
　　淡水之战造就了许多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临阵退却、贪生怕死之徒。第2团第7连连长孙良在前线激战时，带兵逃跑，后被军法处置，执行枪
　　今日淡水城新旧混合的民居（2002年摄影）
　　决。教导第2团团长王伯龄在率部防守淡水城内、城外高地时，不仅没有组织有效的反击，而且临阵脱逃。在战后被撤去教导第2团团长职务。
　　攻下淡水之后，教导第1团集合在城西北边一片高地里，派出警戒，注视着惠州方面敌人的动静。敌军洪兆麟部闻听淡水危急，急调惠州、博罗方面的部队星夜驰援，向淡水猛攻。校军以1个营守城，其余全部在城外与敌军作战。下午4时左右，敌人的增援部队便与教导第1团接上了火。第2团团长王伯龄不在阵地上，各营、连便自动展开，与敌军对射。东征军粤军第7旅禁不住敌人的逼攻，逃跑的惟恐落在了后面，一片混乱。敌军洪兆麟的部队是以“三板斧”出名的，他用兵总是集中精锐力量，以连续3次的猛烈冲锋把对方冲垮。这时，离城四五华里的山地上，敌兵像潮水一样，奔腾汹涌地抢夺山头。何应钦命令本团第2营长刘峙率全营反攻。时值黄昏，暮云横山，战尘蔽空，士兵们的枪都上了刺刀，猛扑向敌阵。愚蠢的敌人以为这支部队是从城里败退下来的友军，抱着枪等友军靠拢，待看清枪上白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们时，为时已晚，吓得调头就跑。由于校军英勇善战，敌军在一处乱了阵脚后，只好全线后撤，向惠州方向退却。黄埔校军和粤军第2师乘势进行反击。
　　左翼军与中路军在右翼军攻克淡水后，仍迟迟未动，右翼军决心孤军乘胜向洪军猛攻。洪军由淡水败退后，集结于平山墟、白芒花整补。右翼军一鼓作气，拿下白芒花与平山墟，随后又直下海丰。右翼军进占海丰后，得悉洪军向潮汕方向溃逃，军心紊乱，士气颓丧，黄埔校军和粤军一部不待休整，乘胜攻克陆丰、汕头、潮安等地，击溃敌军洪兆麟、叶举两部。至此，右翼军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原定战略任务全部完成。
　　2月27日，东征军抵达海丰城。这座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军阀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城商民百姓们，不等东征军进城，就竖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