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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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熊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鲁易，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
　　周士第上将罗瑞卿大将1955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
　　恽代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代理主任。
　　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三野两广纵队政委。
　　徐成章，黄埔特别官佐，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
　　杨林，黄埔学生队长，红1方面军参谋长。
　　胡公冕，黄埔卫兵长，红13军军长。
　　李之龙，黄埔第1期，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
　　李汉藩，黄埔第1期，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许继慎，黄埔第1期，红1军军长。
　　黄敖，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董朗，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彭干臣，黄埔第1期，红10军参谋长。
　　蔡升熙，黄埔第1期，红25军军长
　　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在1938年春合影。唐澍，黄埔第1期，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
　　冯达飞，黄埔第1期，湘赣军区参谋长。
　　孙德清，黄埔第1期，红2军团参谋长。
　　刘畴西，黄埔第1期，红10军团军团长。
　　左权，黄埔第1期，八路军副参谋长。
　　宣侠父，黄埔第1期，八路军高级参议。
　　袁仲贤，黄埔第1期，三野第8兵团政委。
　　周逸群，黄埔第2期，红2军团政委。
　　熊受暄，黄埔第3期，红1军政治部主任。
　　肖人鹄，黄埔第3期，红5军军长。
　　吴光浩，黄埔第3期，红11军军长。
　　朱云卿，黄埔第3期，红1方面军参谋长。
　　段德昌，黄埔第4期，红6军军长。
　　李天柱，黄埔第4期，红8军军长。
　　伍中豪，黄埔第4期，红12军军长。
　　何昆，黄埔第4期，红14军军长。
　　李鸣珂，黄埔第4期，四川省委军委书记。
　　刘志丹，黄埔第4期，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曾中生，黄埔第4期，红4方面军参谋长。
　　王世英，黄埔第4期，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
　　袁国平，黄埔第4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运昌，黄埔第4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副司令员。
　　赵尚志，黄埔第4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
　　潘中汝，黄埔第5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
　　陶铸，黄埔第5期，广州军区政委。
　　黄公略，黄埔高级班，红3军军长。
　　李青云，武汉分校军事教官，红15军军长。
　　项英，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副军长。
　　张国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李富春，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四野副政委。
　　王良，武汉分校，红4军军长。
　　李超时，武汉分校，红14军政委。
　　徐彦刚，武汉分校，红1军团参谋长。
　　邓萍，武汉分校，红3军团参谋长。
　　刘型，武汉分校，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张友清，武汉分校，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程子华，武汉分校，四野第13兵团司令员。
　　夏曦，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
　　20世纪80年代，经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有36位军事家是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个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刘志丹等组成的英名方阵里，可看到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留下过青春的足迹，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升熙、段德昌、左权、黄公略、刘志丹。
　　国民党将领与“黄埔系”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声显赫，国共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身于此校。尤其是在国民党军中，黄埔军校师生出身的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见蒋称呼“委座”，而黄埔师生皆称“校长”，从这一别样的称呼上就透着一股亲热劲，而蒋校长也对这些一期接一期的师生青睐有加，日渐形成了以蒋为首的“黄埔体系”。这棵主干分明、枝繁叶茂的国民党军中“大树”，主要由黄埔教官和黄埔毕业生两部分人组成，人称“黄埔系”。
　　1．“黄埔系”教官与保定军校
　　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说起黄埔军校创建时的师资力量，首先要直接追溯到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在开办之初，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以及留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挑选来了教职官员。这些人到黄埔后，受戒于蒋介石，可谓是“念得蒋氏真经，修成黄埔正宗”。特别是来自保定军校的教职官员，他们是黄埔军校创建时师职力量的核心骨干。黄埔军校的教学力量、管理力量基本上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
　　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的历史上，保定军校毕业生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主要有：蒋介石、商震、周思诚、张辉瓒、张群、王伯龄、杨杰、陈调元、方本仁、何恩溥、刘文辉、唐生智、邓锡侯、张治中、黄琪翔、傅作义、上官云相、白崇禧、顾祝同、刘峙、陈诚、李品仙等。特别是蒋介石，他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进入保定陆军部速成学堂留日学生预备班学习，后来留日。不久，蒋介石及黄埔师生成为继北洋军阀之后的庞大军事集团，统治中国达22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从1902年到1912年（光绪二十八年起至民国元年）的11年间，直隶省保定府开办的各类军事学堂有16所。这些门类繁多的军事学堂，人们通常称为保定军校。尽管这些学堂各自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及师范生、经理生、参谋生、测绘生、德文生、英文生、法文生、日文生和军医生、马医生、军械生、宪兵生、电信生等军事人才近3万人。获将军衔的前后达3000余人。当时，保定府被人们称誉为中国近代各种军事学堂的圣地，而古城众多的军事学堂又被称誉为近代军官的摇篮。
　　在保定军校毕业生中，后来有的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有的成为反动阵营中的军政要员；也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忠诚战士。他们在中国近代史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轰轰烈烈的活剧。凡是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及重要事件，无不有保定军事学堂的师生参与，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保定军校最显著的业绩是培训出了“黄埔系”中的许多教官。现代军队的出现，中国比西方晚了近200年，当西方用鸦片和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时，古老的中国才感到除了历史悠久的“十八般”兵器外，还有令“十八般”兵器一筹莫展的洋枪洋炮，还有令号称刀枪不入的“中国功夫”一军事教官顾祝同筹莫展的现代军队。习惯于排兵布阵作战的中国旧式军队发现，还有不需要挥动手中刀枪棍棒冲锋陷阵，就能远距离作战的新式军队。在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的执政者才感到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各种军事学校。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军校毕业生。实行初级军官教育，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到蒋介石在广州主办黄埔军校，聘请军事教官时，除了主动表示援助的苏联顾问外，只有请南方各类杂牌军队中为数极其有限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来任教官，如李济深、邓演达、张治中等。
　　蒋介石以“保定系”成员为主，开始培训“子弟兵”。他在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保定系”为前导的“黄埔系”。无论是东征时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校军、党军，还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的数百万大军，主要指挥官不少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无论是东征时的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还是讨伐北洋政府的战斗；无论是进行反共夺权的内战，还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都是重要的指挥官，协助蒋介石具体指挥各军兵种。这是因为指挥数百万的军队必然需要一大批高级将领，而蒋介石自己培训的“黄埔系”还未成熟，羽翼未丰。因此，蒋对保定军校这一清朝末年以来培养的具有现代军事意识和基础的将领，当然十分重视。而蒋又自称是保定军校较早的毕业生，所以，他对这些保定校友格外器重，分别授予高级职务，中下级职务则由黄埔生担任。即使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黄埔系”全面走上接班岗位，“保定系”也没有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蒋介石在筹备黄埔军校以前，无一兵一卒，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仅处于二三流。所以，他要夺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没有一批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是不可能成功的。再则他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先夺军权，再夺党权和政权的行为，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一是党内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派，二是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现职党内领袖，三是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这就需要一批基本的支持力量，“保定系”和“留日系”适应了这一形势，他们和蒋介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忠于蒋介石以反共为核心的军事路线。特别是“保定系”，成为蒋介石的基本支持力量。
　　军事教官陈诚“保定系”之所以被蒋介石所用，为南京政府效力，这是因为他们也有所求，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当年报考保定军校的青年，除了身体素质要好以外，还需要相当的文化知识，可以算是社会上的人才，他们如果不进军校，运用自己的智力进入普通大学，也很有可能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投身军旅，除了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以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追求，希冀有所成功，光宗耀祖。陈诚就是典型个案，他原毕业于浙江体育专科学校，后考入保定军校，以后又留学日本。当时不少人认识到，在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要靠当一个体育教师或从事其他行业，永无出头之日，在“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里，升官的捷径就是从军。这一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追求功名的道路，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1917年8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进行北伐，作为国民党的第一支军队，粤军陈炯明部应运而生，粤军需要大批人才，以及“护法”、“北伐”这样的政治口号，对于当时的军校毕业生同样有吸引力。特别是蒋介石筹备国民党第一所正规军校黄埔军校，对于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来说，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纷纷南下，投奔蒋介石。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时期，只要选准目标，有着不可估量的前程，这为保定军校骨干的成功提供了可能。因此说，蒋介石和保定军校系的紧密关系，是相互需要和相互支持以及相互利用，当然，蒋介石是主导的一方，他在“保定系”中始终处于领袖地位。
　　“保定系”在国民党军事史上的地位，从蒋介石执政后的第一批授衔时人选也可以看出来。1935年4月2日，特级上将蒋介石任命第一批将军时，一级上将有9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陈济棠、唐生智、陈绍宽。4月3日，任命二级上将20人：陈调元、韩复榘、宋哲元、刘峙、于学忠、商震、白崇禧、徐源泉、万福麟、刘镇华、顾祝同、何成俊、傅作义、蒋鼎文、刘湘、徐永昌、龙云、朱绍良、何键、杨虎城。4月4日，任命中将89人：杨杰、贺耀祖、钱大钧、陈诚、卫立煌、夏斗寅、孙连仲、陈继承、上官云相、薛岳、罗卓英、谷正伦、周岩、陶峙岳、万耀煌、汤恩伯、吴奇伟、周浑元、张自忠等。在这118名将军中，相当部分属于“保定系”。特别是后期，在上述人员中有不少地方实力派的名额，开始大幅度减少。从次年起蒋介石授衔的名单中，主要属于“保定系”、“留日系”和“黄埔系”的将领。
　　“保定系”的学生骨干，后来大多成为“黄埔系”的将领。他们除了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为南京统治集团卖命作战外，平时对蒋介石也极其尊重，极少对蒋介石的指挥说三道四，无不把得到蒋介石的接见，视为一生夸耀的事情。至于后来由于政见分歧和为了某种需要，也有一些该系统的将领对蒋介石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2．“黄埔系”的潮起潮落
　　“黄埔系”因黄埔军校师生而得名。从1924年到1926年在黄埔本校招生并毕业的6期学生共有1万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需要区分的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师生并不等于“黄埔系”。能称得上“黄埔系”，至少有3个基本资格或者说是条件：一是前6期毕业生，越早资格越老，权力也愈大；二是掌握相当的军政权力；三是忠于校长蒋介石。如蒋介石曾以阵亡于陕北的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阵亡于孟良崮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等为典范。按此标准，尽管黄埔师生中官拜将校的很多，但真正效忠于蒋介石的，毕竟是少数。
　　“黄埔系”从产生到羽翼丰满，有一个长期的过程。1924年10月，黄埔校军与友军一起平定商团叛乱后，于11月和12月先后正式成立军校教导第1、第2团；由何应钦（日本士官学校生）、王伯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生）分任团长。次年参加东征北伐，这一时期为黄埔校军时期，也是“黄埔系”萌芽时期。
　　1925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决定成立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校军变为党军。4月组建以钱大钧（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留日生）为团长的第3团，6月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后增加了第4、第5团，由刘尧宸（保定军官学校第7期骑科生）、蒋鼎文分任团长，此为国民党党军时期。8月，第1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原党军第4、第5团为国民革命军第2师，两师合编为第1军，军长蒋介石，骨干用的全是黄埔毕业生。第1军在次年参加了北伐。这一时期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黄埔系”的初步形成时期。北伐军占领东南一带后，蒋介石将第1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黄埔系”的重要人物刘峙（保定军官学校第2期步科生）任师长的第2师，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是上海大屠杀的主要帮凶。从此开始，“黄埔系”成为蒋介石利用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便，以国家力量养成效忠其个人的一支武装力量。
　　在1929年至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保定军官学校第1期步科生）、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部。蒋介石通过改编、改组这些军队，大批安插、起用“黄埔系”军人到要害岗位上，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由于“黄埔系”军队在组织、纪律上相对比其他部队要强一些，财政、装备、后勤也较为充足，所以在历次战争中屡败众军阀，从而政治军事实力愈益雄厚。此后，在多次进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时，“黄埔系”都是主力。但这时的“黄埔系”还未能全部掌握大权，在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大权多被“保定系”和黄埔教官掌握，黄埔生中除胡宗南等少数人外，一般只是中层军官，并未真正掌握上层指挥权。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出身的许多将领纷纷率军上阵与日军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谢晋元、戴安澜等20多名将领壮烈殉国。也正是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黄埔系”在军界的接班部署。
　　全面内战时期，“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两年内，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如地区“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军、师管区的司令官以及军、师长，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军事教官刘峙蒋介石靠来自“保定系”等军校的教官在黄埔这个平台上起家，因为一则黄埔学生要由他们来训练教育，二则黄埔毕业生缺乏独立作战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和经验，要执掌军队大权至少需要10年以上时间的磨炼。在这个过渡时期，要由“保定系”等军校的教官来支撑局面和带领黄埔学生。所以，在黄埔学生初出茅庐前后，黄埔教官还需一路引领，执掌中央各军事部门的大权，即使在抗战和全面内战时期，这个“保姆集团”仍未衰落。
　　在国民党阵营中，黄埔教官的核心人物有：俞飞鹏，曾任交通部长、北京军需学校毕业；钱大钧，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留日生；蒋鼎文，曾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浙江讲武堂毕业；刘峙，曾任徐州“剿总”总司令，保定军官学校第2期步科生；周至柔，曾任空军总司令和国防会议秘书长，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生；顾祝同，曾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总长，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步科生；何应钦，曾任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陈诚，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参谋总长、军委会政治部长，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炮科生。
　　黄埔毕业生中虽然此时仅有胡宗南一人得上将军衔，他们却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权力，从而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黄埔毕业生在国民党军政界中可谓将星闪烁，猛将如云。其主要人物，几乎全是前6期毕业生，最神气的是前4期。前后界限分明，高1期压死人。在前6期中，也有不少后期生超过前期生而居高位的。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关系是互为利用。一方面，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起家；实行专制独裁；另一方面，“黄埔系”成员必须依靠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步步高升，占据军界要职。同时，蒋介石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也给予“黄埔系”种种特权，而“黄埔系”则效忠于蒋介石个人，其中不乏为之效死力者。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黄埔系”继大革命后又出现第二次大分化，他们与“保定系”的不少将领先后走向光明，加入革命阵营。“黄埔系”逃到台湾者则多为陈诚、蒋经国所排斥，有实权者在“黄埔系”数千成员中不过数十人而已。曾红极一时的胡宗南也遭冷遇；多数生活无计，苟活于世，“黄埔系”至此衰败没落。
　　论说“黄埔系”、黄埔军校的领导人和教官，有一人不得不特别凸现列出，他就是也从保定军校毕业、长期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要职的张治中。他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最难得就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国民党的反共战事，一直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有着深厚的友谊，这在那段特殊岁月里是尤为难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他就表现得很“沉沦”。1932年，“剿共”多年的国民党内终于有人开始响应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这个人就是时任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的张治中。淞沪抗战时，他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并留下遗嘱，誓要以身殉国。好在他没有殉国，却拉开了国民党军抗日的序幕。抗战胜利后，他极力主张和平建国，并促成重庆谈判。1949年，他又以国民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当时的北平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和平统一事业尽心尽力，为使台湾回归做了大量工作。
　　还有一个著名的黄埔教官，是后来隐入山林的严重中将。他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曾任黄埔一期学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等职。他离开黄埔军校后，常反思北伐以来的一场场激战，众多的兄弟命丧黄泉，却扶起了一个更大的军阀蒋介石。1928年冬，他抛掉所有的军政事务，独自一人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劬”的含义是劳累，可见其主人此时的心态。他是真的隐居山林，每天与樵夫农民生活在一起，靠自己的种田收成口。严重的学生陈诚常上庐山看望恩师，蒋介石总捎信问候，并一再热情邀请严重住到南京附近，以便能经常讨教。1930年，严重回武昌看望生病的妻子，蒋介石觉得这是拉拢严重的好机会。他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授严重任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并授上将军衔。为表诚意，蒋介石让人把上将军服都带去了。蒋介石的这一招对冯玉祥也许灵验，对严重却失效了。严重回到庐山，在草庐的墙壁上贴满标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也！”坚持不出山，不与贼人同流合污。直到1939年，抗日烽火点燃了严重的革命热情，他毅然出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3年病逝于任上，一个刚烈汉子、黄埔军人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无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