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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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国共合作前沿阵地的军校共产党人，早对蒋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觉，他们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部周围，对日渐露出杀机的国民党新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4月初，第4期《中国军人》杂志发行，所载《中山去世后的青年军人》一文的署名作者赤心，就敏感地预示到：“我们青年军人，应该知道帝国主义者对于先生去世以后的进攻方略，必日益紧迫，他们原来把赤化、共产、过激这些名词，架诬我们青年军人身上。并命令其走狗军阀，实行向我们群众进攻，将来还要利用党贼，反对本党的救国主义，实行叛党，使国民党内部，顿成分裂现象。”文章最后说，其实共产、赤化这些名词，只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阶级，听了才害怕，我们民众听了，实在没有必要害怕。
　　4月底，第5期《中国军人》杂志出版发行，其中《廓清部落思想》一文，公开点名斥责曾国藩，矛头直指蒋介石，说中国军阀之盛行，在于封建落后的部落思想，而“推原部落思想之漫于一般武人之心灵中，当自亡清走狗汉奸曾国藩时开始……今日之所谓某军某军当即奉行走狗曾氏之故事，此种有害无利之思想，决不可不摧毁之！”本文是作者共产党员吴明在3月14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的一个讲演稿，说明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军校共产党人已具有反蒋思想，对蒋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8月中旬，第6期《中国军人》杂志刊载《反共产与反革命》一文，以犀利的语言，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造谣中伤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原因。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自愿替国民党宣传主义，宣传政纲与党章，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并且，共产主义者也声言像现在的中国，只有帝国主义和军阀才是革命的对象。所以，也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才可挽救中国的危亡，而绝对否认现在就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的革命工作与革命对象，彼此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两党的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排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也就违背了孙中山之遗嘱，也就便是反对孙中山，是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
　　“双十节”时，《中国军人》杂志第7期刊行，发表了一组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章。《反共产？》一文着重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对蒋介石已露端倪的反共排俄行为进行抵制，撕破他假孙文主义之名，实际反对孙中山的外衣。《革命军人与地方主义》一文直接揭露说，自民国以来，即有许多封建余孽，如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利《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李之龙的文章用南北皖直奉直湘鄂川滇粤贵等军阀部落和地方观念，驱民相杀，争相雄长。而“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也不幸有此败类，挂起部落招牌，充满部落思想”。“如果一个革命军人，还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的色彩，那么就谈不上是个革命军人，只可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这些激烈的言词，显然给在黄埔岛上挂着“蒋”字帅旗招摇过市，妄图做“酋长”的蒋介石当头一棒。也就在本文发表的月底，蒋介石恼羞成怒，逼迫周恩来交出军中和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又极力主张撤换改组在军校的苏联参谋团顾问人员，阴谋未得逞后。不久，就公然逮捕共产党员，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一年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共两党合作局面破裂。中共中央在集体领导下，从血泊中彻底醒悟过来，“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至此，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统治，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军人》杂志以反蒋思想的先声，载誉史册。
　　3．首倡女同志军，开一代革命新风。
　　当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之时，女子从军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庆祝国际妇女节15周年之际，《军人与妇女》（载第3期）一文，号召中国妇女“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文章论述了妇女在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高歌了古今中外巾帼英雄的从戎伟绩，动员中国女子在男子们已冲锋肉搏于血泊之时，赶快拿起武器，“须知权力归于最大努力者”。
　　该刊首倡女同志军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女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坚决要求参加革命军。金慧淑女士即是其中一个。她先后上书蒋介石、廖仲恺和军校政治部，并亲自到黄埔军校要求参军。她在信中写道：“若贵校不能收为正学生，情愿为旁听生，吃食服装自备，多一人听讲恐不碍事耳，一腔热血统希鉴原。”（载第6期）女同志军问题招来很多非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大肆诋毁，大叫“以满足男子性的需要，这是万万不可能的。”（1925年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李之龙《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载第6期）一文立即反驳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文章用充分的说理论证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那些流言蜚语的攻击。原来并不赞成女同志军的廖仲恺在争论最后也明确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
　　黄埔军校政治部对女子从军问题极表同情，在校内壁报上发表了关于招收女生的提议，星期特刊发表“女同志军”专号以为宣传。《中国军人》杂志就此作了大量的介绍，极力促进女子们冲破封建纲常的束缚。
　　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女同志军的提议在当时并未能成为现实。但《中国军人》杂志倡导的女同志军思想，一经植根于民众，就变成了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社会力量。一年之后，武汉分校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向全国公开招收女生，数百名女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从此起，中国女兵披荆斩棘，开辟了在军事领域男女平等的崭新天地。
　　此外，《中国军人》杂志也存在有不足之处，如：对蒋介石勒令解散“青军会”，显得措手不及，反击无力；对廖仲恺被刺案，几乎没有什么悼念文章，等等。但该刊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些缺陷，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建设和国共两党建军在理论、思想、组织等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第1期共有学生600余人，在学习期满时领取了毕业证书。但由于战火纷乱、年代久远等原因，保存下来的毕业证书现见到的仅有数张。然而，这几张同属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学生的毕业证书，却有3种完全不同的样式，不能不让人质疑。难道说这几张毕业证书有真伪之分？为此，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用３年多时间到广东、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四川、山东、北京等地，走访各地黄埔同学会及纪念馆，对当时健在的多位黄埔第1期老人和黄埔军校史研究专家进行访问，得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结缘黄埔，由考辨毕业证书开始
　　1986年11月初，笔者由南京到广州，开始大学毕业实习，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这批同学一行18人此行的主题是采访和研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11月6日，我们踏上了位于广州市东郊黄埔区的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那时，军校遗址纪念地还在筹备修建中，所展示的内容很简单，但展品多是原件，尤为珍贵。就是在这天的参观中，笔者看到展柜中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文凭却是两种样式，很是诧异。由于我们这些军校学子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是对毕业证书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更由于学习的专业正是中国现代史，所以笔者对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这两种文凭产生了疑惑。询问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和广州市的文史专家都未能清楚地解释其原因。
　　本书作者1986年11月访问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出于好奇和专业学习研究的需要，此后接连几天，笔者从市区又多次独自去了黄埔岛，仔细考察纪念馆中所展示和收藏的各种毕业证书。纪念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笔者特别的关照，将这些文物展品从库房和展柜中取出，让笔者拍照和量取尺寸，进行反复比较。在此特别要表示感谢的是具体负责此馆工作的郭红女士，当时这位年轻靓丽的姑娘遵照馆领导的指示，热情接待了笔者。她对工作尽职尽责，那天的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去吃，为笔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她的敬业精神和真诚善良，笔者一直心存感激之情。今天出版此书，时光已经过去整20年，在此期间，笔者与郭女士仍常通信息，建立了非常珍贵的友谊，并与郭女士的先生和聪明漂亮的小女儿会过面，却再也没有与郭女士本人重逢。在写作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时，20年前郭女士身穿红色服装、亭亭玉立的身影常浮现在此书的字里行间。
　　为了弄清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不同样式文凭的真实情况，笔者在毕业实习中和结束后，即开始对当时健在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进行采访，后撰写了《两张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的比较》，获本校1986年度优秀论文奖，1987年2月3日《南京日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论文后经再充实修改，刊载于1990年第1期《黄埔》杂志，引起原黄埔军校许多同学的关注和好评。
　　此后，一些黄埔老人给笔者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资料。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亲历的关于毕业证书的故事，再次证实了人们熟知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不同样式的第1期毕业证书
　　1924年11月30日，因为战事紧张，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宣布毕业，他们怀揣一张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什么图案的毕业证书，匆忙赶赴东征战场，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活。翌年3月，这期毕业生又拿到了另外一种样式的新毕业证。他们看到，在那张散发着油墨味的证书上，赫然印着代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图案。而在同时发放给黄埔一期毕业生的纪念校章上，也铸有国共两党特有的“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标志。毕业证书和证章上的图案，真实地记录着国共两党为创建黄埔军校所经历过的难忘岁月。
　　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贾伯涛的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该校第1期学生的毕业证也显得弥足珍贵。笔者看到的黄埔军校第1期两种样式的毕业证书，持有者分别为潘学吟和贾伯涛、蔡升（申）熙：
　　一是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毕业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30日发。潘是广东新丰县沙田区羊石乡上湾村人，毕业后曾任军校政治部职员，1930年3月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现在见到的这张毕业证书，是潘学吟在北伐前夕交给妻子带回新丰老家保存的。1984年，由其儿子捐献。这张毕业证书是目前发现的黄埔军校第1期唯一不同版本的证书，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
　　二是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毕业生贾伯涛的卒业证书，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日发。贾是湖北大冶人，1978年7月12日病逝于美国，其子女按其生前愿望，将所珍藏的本人的毕业证书自美国捐献给中国，并将其骨灰送回大陆，安葬于北京八宝山。是时，中国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徐向前等参加了安葬仪式。贾伯涛的证书，是目前海内外一些史书及纪念馆较多采用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主要样式。与贾伯涛的证书同一样式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现在看到的持有者，还有与贾同属第1期步兵科第6队的蔡升熙。蔡是红军著名高级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因为蔡的证书在近年才发现，所以，大多数书刊上选用第1期毕业证书样张仍是贾伯涛的证书。
　　先从证书的文本上看，这两种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的毕（卒）业证书中的文字如下：潘学吟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兹有本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潘学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校长蒋中正（印）总理孙文（印）党代表廖仲恺（印）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校印）埔字第玖拾伍号（半骑缝存根文及陆校印）贾伯涛的卒业证书：卒业证书本校第一期学生贾伯涛按照本校规定步兵科教育修学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校长蒋中正（印）海陆军大元帅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文党代表廖仲恺（印）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给（陆校印）两张毕业证书的异点比较如下表：比　较　项　目　　潘学吟的证书　　贾伯涛的证书⒈证书名称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　　卒业证书⒉给证时间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⒊证书四角小字　　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⒋证书中央底印字　　（黄底白字小篆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黄底白字描红边隶书体）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⒌署名落款及印章　　总理孙文（阴刻红色印文：孙文之印）校长蒋中正（阳刻红色印文：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党代表廖仲恺（阴刻红色印文：廖仲恺印）　　海陆军大元帅、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文（无印）校长蒋中正（阳刻红色印文：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阳刻红色印文：廖仲恺印）⒍骑缝存根文　　埔字第玖拾伍号　　⒎证书中下方图案　　　　斧头、镰刀、步枪交叉图案⒏证书款式　　上方中间图案，左为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右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两旗中间是孙中山头像。两旗图案略有不同。整个证书为蓝色菊花纹宽线条镶边。　　蓝色细边框。贾证边线较潘证明显窄很多。⒐尺寸（长×宽）　　42×20厘米　　53×40厘米黄埔一期老人回忆毕业证书为什么同一期学生的毕业证书会有两种不同的样式呢，而且颁发证书的时间相差3个月之多？有人曾推断这两张证书中必有一张是假的，但经技术鉴定，这两张证书确属20世纪20年代的文物。那么，是否其中一张或两张都是当时的赝品或伪作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一些黄埔一期老人。
　　时任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侯又生老人回忆说：“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到参谋处当参谋。参谋处处长茅延祯，是我原在军校第2队的队长，人缘很熟，对我也很信任。去后没几天，他就让我
　　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
　　一个人负责为黄埔军校第1期全部毕业证书盖章。我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梅县校本部，时间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坐在蒋校长办公桌一边，仔细地在已经写好了姓名的每张毕业证书上盖章，共用了3方印章（从蔡升熙、贾伯涛在1925年3月领发的毕业证书上看，这3方印章是蒋中正、廖仲恺和陆军军官学校关防之印），连续盖了3天才盖完。为此，至今有两个数字我还记得，第1期学生进校时是527人，毕业时是487人（不含第6队的146人），加上第6队的同学共有毕业生633人。”关于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人数，还有645人、635人、495人（不含第6队）等说法。
　　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老人，是这期毕业生中年龄较小的一位。他说：“你（指笔者）在来信中给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和同期同学王逸常在10多天前认真回忆过，并在一起讨论了毕业证书的事。”苏老戴上眼镜，指着笔者带去的潘学吟那种样式的毕业证书彩照连声说：“对，对，是还有这么一张样式的毕业证书。这张证书，是蒋先云设计的。当时，蒋先云在学校里虽然与我们是同期同学，但他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在周恩来没到学校之前，蒋先云对学校的政治工作负有很大责任。制定表格证书，一般都由校政治部的干事具体办理，设计这张毕业证书时，记得可能是蒋校长不在学校。那时，周恩来主任刚上任才几天，也不可能具体办此事。”苏老又指着贾伯涛那种样式的毕业证书彩照说：“这一张是在蒋先云设计的那张毕业证书之后，由周恩来在东征中又设计的。王逸常曾亲自参加了这一种毕业证书样式的设计。周恩来等人认为原来那种毕业证书的意义表达得不够全面，就又印制了这种新的样式。但在当时，原来的那种毕业证书已发下去1925年10月潘学吟的任命状了，学校就让收回换新的。由于黄埔一期毕业生在３个多月前已经毕业，有一部分同学已经离校，就没有机会换发，留校任职的第1期毕业同学大多数都换发了。我的毕业证书就是贾伯涛同学的这一种，是在第一次东征攻克淡水后发的。那天，蒋校长还在大会上讲了话，记得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协和医院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可惜我的毕业证书在1949年12月入南岳军政大学时收交后弄丢了。我原属程潜在广州所办讲武堂的学生，是黄埔一期前几个队同学临近毕业时才并入黄埔一期的。讲武堂的学生被编为黄埔一期第6队，比前几个队的同学在校又多学习了两三个月，后于东征途中宣布毕业。因此，潘学吟那种样式的毕业证书，我没有领过，但常见其他同学有这种毕业证书。”
　　苏老谈到这里，很感慨地说：“若没有当事人，这两张不同样式的毕业证书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但那时我和王逸常同学毕业后都是留校任职的，我分配到第3期入伍生队第8连当见习官，后调到政治部当干事。王逸常毕业前就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当宣传干事，毕业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政治部代理秘书，并负责过组织股工作。对这件毕业证书的事，我们是了解的，记忆是清楚的。可惜的是，王逸常同学前几天刚去世，你们来晚了一步。现在剩下的黄埔一期同学也不多了。由于历史的变故，黄埔校史可能还会留下一些疑难问题，希望你们这些研究黄埔校史的同志抓紧时间，提出问题，我们会尽力合作的。”
　　时任成都黄埔同学会理事、自贡市政协委员曹利生老人回忆道：“我于1925年春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旋即赴日留学，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于1928年秋毕业回国。因此我没有领到黄埔军校第1期的毕业证书。我记得第1期有一批同学，在入校4个多月后即宣布毕业，被派到北方胡景翼、靳云鄂部任职。第1期学习训练时间很短，到1924年11月就算到了期满毕业时间。由于第1期同学分派到教导团工作有先有后，举行毕业典礼时很多人都未能参加，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毕业证书。那时，许多同学也没有在意毕业证书的事。”
　　笔者还专访了时任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的廖运泽老人，南京同学会理事、常州政协委员蒋超雄等老人。由于年代久远，他们已难分辨出当年自己领的是哪一种毕业证书了。有的黄埔一期老人只记得是有换发证书一事，并且两种证书都领过；有的老人则十分肯定地说，在毕业时，正逢东征激战中，除发了一柄佩剑外，其他什么也没发过，“东征打仗就算毕业”；有的老人则对两种毕业证书持怀疑态度，却又说不出道理，仅说记得蒋中正校长在一次讲话中宣布，毕业证书样式已交孙中山先生审定。
　　由于两种证书的长宽尺寸不同，颁发时间不同，潘学吟的那种证书在设计和印刷上显得简单一些，因此，也有人推测潘的那种证书有可能是校军东征归来后补发的。在所署时间上，有意提前到军校最初宣布第1期毕业时的1924年11月30日。
　　近年，笔者始看到黄埔一期毕业生贾伯涛曾撰写过一篇关于毕业证书的化名文章。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75年8月4日香港《晶报》，署名“王向武”，他写道：
　　1974年初，我（王向武）随美洲华侨团体，回台参加庆祝（活动）并观光，曾到巍峨堂皇大厦之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参观，看到黄埔军校纪念部分内，陈列有许多照片，其中……悬有卒业证书影本一张，内文为“本校第一期学生贾伯涛按照本校规定步兵科教育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署名为：海陆军大元帅、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文，校长蒋中正，
　　1984年6月，宋希濂等黄埔校友在广州纪念会上喜相逢。
　　党代表廖仲恺，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给。在日期上盖有军校长形关防大印，该证书上方正中，印有国父照片，左右有国党旗交叉，下方无边，似已被裁掉，看去非完整之原形。当时并未究其原因，后在友人处看到，黄埔军校50周年校庆特刊内，亦刊有类同之图片。稍后两天，到国军历史资料馆参观，发现另外有一张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证书原件，单独陈列一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