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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埔军校-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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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代教育长方鼎英，在1927年初曾对黄埔军校的教育有一个较全面的总结，在这篇题为《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概述》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本校自成立以来，战胜种种恶劣的环境，以五百人扩充到数万人……凡中国之二十二行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在此最短期间而能得此伟大之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上之惊叹！盖集中于‘亲爱精诚’校训之下，相亲相爱，精益求精，诚心诚意，以谋团结。先之以大无畏之精神，持之以百折不挠之志气。为民众谋解放，而一己之功名富贵，皆可牺牲；为本党谋团结，而一己之自由幸福，都可放弃。故能不怕死，不畏难，以一敌百，以百敌万，决不辜负革命军人之精神。”方鼎英在这里所说的“革命军人之精神”，其主题内容也即是黄埔精神。
本书作者曾采访黄埔第1期至第23期毕业生600余人，从被采访人的气质和言谈中也深刻感受到了有种别样的“精神”存在，油然体会到这就是黄埔精神。但他们对黄埔精神的说法也是众口不一。准确、全面的黄埔精神内涵应当怎样表述呢？综合众多黄埔老人和学者的各种观点，结合文献资料，作者认为黄埔精神应该包括4个方面，这就是：爱国革命，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奋斗牺牲。
黄埔精神的内涵真谛
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那时，人们把军校看做是“革命的营寨”。当年，左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一批批热血志士奔赴黄埔，在孙中山先生“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精神哺育下，亲爱精诚，团结奋斗，铸造了黄埔精神。
1．“爱国革命”是黄埔精神的核心内容
黄埔精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时，孙中山所倡导的以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真正革命的精神。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毅然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创建革命军队，用武装的革命力量同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孙中山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道，共同创建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一经建立，就成了当时的革命摇篮。一批批革命军人从这里成长起来，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黄埔一期生左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手迹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曾经讲道：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事业。”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建设一个新国家”，“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为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使中华民族“永远生存于人类”，我们“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今天在这个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我要求诸君，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一种责任。”孙中山要求黄埔同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他的这个讲话，是构架黄埔精神的根本基础。
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地位。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和训练，使学生逐步树立起为国牺牲、尽忠革命的信念。军校专门设立了政治部，根据孙中山对学生讲演的内容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的政策方针，拟订出了政治教育纲领，除规定学生学习《三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解剖》、《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革命史略》等课程外，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当时军校的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经常给学生上政治课。军校的主要领导人校总理孙中山、党代表廖仲恺等也抽空给学生作讲演。孙中山在演说中教育黄埔师生“要立革命的志气”，他希望黄埔生健康地成长，并一再嘱咐“同学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廖仲恺在演说中，要求军校员生树立革命理想，他说：进军校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主义而斗争。结合当时艰苦险恶的环境，他还讲到“俄国的革命军并没有薪金可言，两天才有一磅面包，衣也没得穿，他们只顾热心革命”。他恳切地希望军校员生“要确信主义”，一心准备革命，做“真正的革命军”。
1925年2月，黄埔军校出版的学生教材《精神教育》中有大段训词，要求学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当时时保全人民的权利。看看国内那一党，确是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加入那一党，就为那一党尽力。”教材循循善诱地指出：“现在中国只有这一个训练革命军人的学校。改造中国的责任，完全在诸位身上。我望诸位能特别努力，以致国家革命于成功。”本教材封底特别注明，校阅者廖仲恺，鉴定者孙文（孙中山），编辑者为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发行者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补颁戴安澜的懋绩勋章军校学生除听讲演和上课外，还经常举行以班组为单位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着核心作用，他们把革命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送给其他学生看，或者按照党组织规定的宣传文件向学生进行宣传鼓动。所有这些，对于提高广大学生的政治素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军校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树立起尽忠革命、为国牺牲的信念。
通过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孙中山给黄埔生讲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他们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冒死去和清兵作战。广州起义时“革命党只用300人，便敢打3万多的敌人”。武昌起义时，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不足300人，真正的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革命党只用几十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1个人去打500个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是因为树立了革命理想，只知专心救国，不顾身家性命。孙中山在演讲中赞扬辛亥革命时期的英雄陈天华、杨笃生“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但又为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感到“实在是可惜”。孙中山号召黄埔生学习革命先烈的爱国思想，“发扬革命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
黄埔军校开创时期，广东和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军校根据孙中山的创校建军宗旨、“三大政策”精神，发动师生到工农运动中去，以实际行动互助农工。在“五卅”运动、广州“六·二三”惨案后，军校发表《檄全国军人》文，揭露帝国主义者无故惨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疾呼“全国军人同胞，即时兴起”，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决一死战”，并号召师生向死难烈士学习。在省港罢工过程中，军校政治部派出一批干部到工人群众中间开展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方面，军校多次发表文告，支持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组织师生和广州各乡农民召开多次联欢会。派学生到东莞、宝安和东江各县帮助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施以政治及军事训练。以此联络感情，“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他们在工农运动中，经受了锻炼，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罪恶行径，更加坚定了他们爱国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
黄埔军校动员和组织师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经受锻炼，用活生生的现实斗争黄埔三期生戴安澜1939年任第200师师长事例，教育“后死同志，当愈加振奋革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黄埔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发生过重大影响。在“爱国革命”口号的感召下，黄埔军校师生在两次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仅如1939年底，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在广西昆仑关大败有“钢军”之称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师团，取得昆仑关大捷；1943年秋，同为黄埔一期的陈赓指挥太岳山区反“扫荡”作战，一举歼灭日本“皇军观战团”。国共两党的黄埔骁将在抗日战场上南北争辉。
悠悠爱国志，千古军校魂。一部黄埔军校史，即是坚持还是背离孙中山倡导的“爱国革命”黄埔精神精髓的历史。坚持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军校就发达兴旺；不爱国，不革命，就会遭到历史的抛弃，军校就会黯然失色。最典型的反面例子是汪精卫，他在黄埔军校初办时也从军校卓越的表现里看到了辉煌的前景，所以他曾以国民政府常委会主席之尊兼任军校党代表，以求在军中建立自己的体系。他在黄埔军校时，的确有很多崇拜者。后来，他成为卖国、叛变革命的汉奸，并在南京伪政府名义下办过自己的“黄埔军校”，但是他背弃了黄埔精神“爱国革命”的基本宗旨，所以不管是正宗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是伪政府名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没有人愿意提到是他的学生，更谈不上崇拜他。汪精卫的伪政府和伪军里基本没有黄埔生。原因何在？这主要还是因为黄埔精神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周恩来题词“爱国”和“革命”是紧密联系的，爱国是一种对祖国由衷热爱的朴素感情，革命是顺应浩荡世界潮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锐意进取的思想和行动。所以，仅爱国还不够，还要革命，富有蓬勃向上的朝气，而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更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反动。“革命”对一个满怀报国之志者来说非常重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黄埔时期，留下的惟一报刊发表题词墨宝就是“革命”两字，他在当时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军校学生有“爱国”不“革命”者存在。此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爱国”不“革命”的范例是蒋介石。自1927年黄埔军校变质，特别是1949年底迁台湾后的军校一蹶不振，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汪精卫、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爱国和革命的精神，成就了黄埔军校，也历史地证明了二者相辅相成的重要性。那种只顾满足自己私欲，根据自己所想所思而采取的行动，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永远都是渺小的；只有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上，团结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前进的行动，才会青史留名。
爱国革命，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许多人从这里找到了源动力，激励着一代代人事业的成功。
1994年，江泽民主席为黄埔军校同学会题词：“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2003年12月中旬，中国国家女足球队主教练易帅，新任主教练发表就职宣言，第一条就是“女足首先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仅半个月后，主教练率领国家女足队来到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进入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时，国家队队员们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及“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两句话的感想最为深刻，认为这两句话最能鼓舞国家女足队员为国家流汗流血。许多队员朗诵着这两句话，记在本子上，默记在心里。国家女足队队员在参观后，对黄埔军校学生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理想，为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的精神所感动，衷心佩服，并认为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为国争光，最需要“爱国”和“革命”精神的鼓舞。
2．“亲爱精诚”是黄埔精神的关键要点
孙中山经常教育军校师生，要“同学同道，生死共赴”。什么叫“同道”？孙中山解释说，就是“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悲喜同心”。为此，他特别为黄埔军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
从1925年就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任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
对“亲爱精诚”校训有着独到的见解。1936年南京时期黄埔军校第13期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接见当年在缅甸英勇解救英军的抗日英雄、黄埔六期毕业生刘放吾。（1992年4月）
学生入学时，时任教育长张治中在军校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上讲话，他对黄埔校训“亲爱精诚”作了深刻的诠释。对这4个字，他先分开讲每个字的独立意义，然后再合起来讲。他说：“亲”是关系亲热，感情真实不虚假；“爱”是接近信服倾慕，对人对事有感情；“精”是完美纯洁无私念，精益求精不复杂；“诚”是恳切真挚，开诚布公不虚伪。把“亲爱”两个字连起来，作为一个词语讲，亲是爱的副词，表示爱的深厚真实，彼此关系密切。同时，亲和爱是互相关联的，能亲才能爱，不亲就不是真爱；把“精诚”两个字连起来，也是个词语，精是诚的副词，表示诚的深度，真挚实1949年8月1日，曾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聂荣臻、李济深、郭沫若等检阅解放军坦克部队。在，信守无伪。同时，精和诚也是互相关联的，诚则精，不精是不会真诚的。再进一步把“亲爱精诚”4个字组成校训，意义深刻重大。作为黄埔军校的师生，要把校训时刻放在思想里、行动上，贵在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不愧为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信徒。
黄埔军校在艰险的环境中诞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革命的黄埔师生，不断发扬黄埔精神，推动着革命战争向前发展。国民革命所取得的成效，到北伐战争时已相当可观，“亲爱精诚”的校训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当时的教育长方鼎英所说：“本校自成立以来，战胜种种的恶劣环境，以500人扩充到数万人；由步兵一科扩充到马、步、炮、工、经理、政治及其他无线电、航空等高级专门各科；其担负工作之部队，由本校教导团起，遍及于30余军之革命军，及10余军之西北军；凡中国之22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在此最短期间内而能得此伟大之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之惊叹，盖集中于‘亲爱精诚’校训之下，相亲相爱，精益求精，诚心诚意，以谋团结。先之以大无畏之精神，持之以百折不挠之志气。为民众求解放，而一己之功名富贵，皆可牺牲……故能不怕死，不畏难，以一敌百，以百敌万。”古语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就在于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这是黄埔军校校歌中的歌词，校园上空到处飘扬着这歌声。“亲爱精诚”的大标语，写在校门口的墙壁上，让在校学生随处可见，并印在毕业证书上，让离校的黄埔生随时感受到校训的存在。1924年11月底颁发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在四个角上的文字即是校训“亲爱精诚”。校庆80周年时，广东革命博物馆征集到了第1期第6队学生张颖的毕业证章、“学”字领章和学生会员证章等。张颖是湖南省益阳人。毕业证章正面也写有“亲爱精诚”4个字，反面写有“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章”字样，下面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2个字，编号是“717”。
此后，各期的毕业证书、证章，也将“亲爱精诚”的校训印在显著位置。后来此4字有所变动，但其基本精神未变。如1933年5月颁发的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证书，纸面上叠印“毕业证书”镂空大字，除写明“兹有本校第八期××科学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外，在证书四个角特别印有“亲、爱、精、忠”4个大字，教育学生要以此为做人之本。颁发者为时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校长蒋中正，与时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的7名委员：张治中、何应钦、汪兆铭、吴敬恒、戴传贤、朱培德、唐生智等人。此毕业证书将原校训中的“诚”字，改为“忠”，这显然是校长蒋介石为网织忠于自己的“黄埔系”所为，“诚”与“忠”的个中差异，令人别样品味。
怒潮澎湃共风雨，亲爱精诚教诲真。黄埔校训“亲爱精诚”是遵循校总理孙中山和平奋斗建军思想制定的，是黄埔建校的精神支柱，是动力，是灵魂。回想当年，众多有志青年为共同理想来到黄埔，却因不同的理想分道扬镳。黄埔校友未能实现孙中山先生“亲爱精诚”校训，实现中国统一，不能不说是最大遗憾。因此，继承和发扬“亲爱精诚”的革命精神，在祖国尚未统一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团结合作”是黄埔精神的显著特点
黄埔军校之所以是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新”的最耀眼亮点，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校庆60周年时聂荣臻的题词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落到了新军阀手里。孙中山为了救国救民，继续奋斗，然而“他的活动渐渐地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正当孙中山进退两难的时候，国际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这使孙中山深受鼓舞。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先后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给孙中山提出了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这个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二是要有革命武装，要建立军官学校；三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苏俄代表还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对此，孙中山极感兴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影响。李大钊和孙中山讨论了“振兴中华”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帮助表示欢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重新创建革命事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成为不断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支柱。黄埔精神，即是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这一新情况下应运产生的。
黄埔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坚持贯彻了校总理孙中山当时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这是黄埔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因为如此，它才有着极强的感召力，“表现在国内外是怎样的伟大，怎样的普遍”。贯彻三大政策，国共两党亲密配合，共同致力振兴中华，这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投奔黄埔的初衷，也是真正的黄埔精神之所在。
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黄埔军校建立之初，这里是一块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可同时谈论的土地，校中的政治言论比较自由。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除了政治课所阅读的《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这些小
郑洞国（前）等1978年6月在厦门前沿观察大小金门岛
册子之外，还有机会读到诸如《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经济学大纲》、《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运动》这种政治色彩很红的书。
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黄埔军校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赫赫战功，驰名中外。军校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革命武装组织，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身于该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在潮州、南宁、长沙、武汉又设立了4所分校。黄埔军校学生在国民革命时期前后招收了6期，其中毕业4期。第5期在大革命失败时即将毕业。这5期学生，大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为军中的骨干力量。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里，黄埔军校荣获“国民革命中心”的崇高称号，领受了“东方红军”的灿烂锦旗，对推动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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