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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埔军校-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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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五期生廖运周晚年在家中1956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运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11月、1979年10月和1983年12月，在民革第4、第5、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4年12月、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第3、第4、第5、第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廖运泽还曾担任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等职。（廖运周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师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参加南昌起义，是廖运泽老人军旅人生中的闪光点，因此，他对当代人民军队的建设也非常关心，他很长时间紧盯着笔者大檐帽上的帽徽，眼中闪现出泪花。当时，部队刚换发85式新军装，帽徽由原来的全红五星，换为五星中有“八一”两字的圆帽徽。他深情地说：“这红五星中的‘八一’在我眼中那可是铺满天、盖满地的呀！”
南昌起义战斗旧址——原江西省长公署廖老的夫人这时插话，她讲了“文革”中林彪一伙人企图篡改南昌起义历史的一则小故事。1968年秋天，从北京来了两个军人，手持介绍信，找到廖运泽老人，要廖老证明南昌起义是林彪领导的。廖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清楚地了解林彪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在南昌起义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连级军官，他官迷心窍，曾先后两次央求廖运泽代为说情，提拔他为营职干部。当时的同学和同事之间曾这样公开评价林彪，说：“嘴小牙大秃子头，此人不可交朋友。”廖老向北京来人反复说明：“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和贺龙等指挥的。那时，林彪的职级很低，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怎么也说不上是他能领导整个起义。我这个当时的团长不能做这个伪证！”来人对廖运泽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强词夺理地破口大骂：“不准再说贺龙，贺龙是土匪！你如果不出这个证明，就是反对林副统帅！”廖老索性不予理睬，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1969年冬，北京又来了人，要廖老在已经写好的证明林彪是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材料上签名或盖章，又遭廖老严词拒绝。来人把手枪向桌子上一摔，引诱加以威逼。廖老也火了，说道：“要论玩手枪，在时间上我要比你们早的多，论数量我也不知道打坏了多少支，我不怕这个！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来人只得气冲冲地走了。
笔者望着白发苍苍的廖老，不由肃然起敬。廖老补充说道：“历史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不能昧着良心讲话。”他虽然重病在身，但说话的底气非常足，刚直不阿的正气溢于言表。
与廖老长谈已两个半小时，远远超出了原设想的时间，廖老还兴致勃勃地要讲解放战争时期他任第8绥靖区副司令时组织战场起义的精彩故事。为了廖老的身体健康，笔者意识到该是告辞的时候了，站立起来告别说：“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祝廖老节日愉快，身体健康。”笔者向这位人民军队的前辈行以军礼，尊敬的廖老：“八一”军旗上有您一缕耀眼的金丝，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曾有您置放的一块基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殊勋。廖老见笔者行军礼，立即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还礼，他虽然没有穿军服，站立的身体因为生病还颤巍巍的，但他行的是一个标准的举手军礼。还是那般钢铁军人的气质，一个真正的军人。
侍从参谋谈北伐前后的蒋介石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起家可说是个“暴发户”，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由一个浪迹于上海滩的小字辈，迅速跃升到权力的峰巅，控制了国家党政军大权。后人仔细考察历史看到，蒋介石跃升的转折契机点在北伐战争前后，如果说，在当时孙中山曾多次发电报敦促蒋介石由上海到广州黄埔岛建校，说明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并不怎么满意，那么，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时在第一次东征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的蒋介石，则看到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桂冠正向他飘来，而北伐的胜利进军，使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更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此时的他正在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火气正盛，真的要飞黄腾达了。
1986年11月中下旬，在江城武汉，笔者访问了曾在北伐前后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苏文钦老人。苏老是湖南醴陵人，1907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参加过东征、北伐等战役，从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后，步步高升，几年间即达中将师长。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医道，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湖北省中医学院师资班，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1996年1月8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9岁。笔者采访苏老时，他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住汉口台北新村。本文最后一稿在1989年5月2日曾经苏文钦老人审阅后签字盖章。苏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中年龄较小的之一，采访他时虽已80多岁的高龄，却仍然坚持不让人搀扶，每天由六层楼高的寓室走上走下，他记忆犹新地向笔者讲述了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往事，并亲笔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东征列车上1925年春，苏文钦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被分配到本校第3期入伍生队任见习官，与同期同学陈赓、董仲明同在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晚年照片连队。本来，苏文钦与蒋介石并无什么特别的关系，说来也挺有趣，他在日后能任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参谋，最初的机遇却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介绍。
有一天，一期同学、共产党员陈赓找到苏文钦说：“你积极要求上进，思想进步，应该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写），这样更有前途。”不久，苏文钦参加了CP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一天夜晚，陈赓又引苏文钦去见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周听了介绍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并让苏文钦留在政治部，在他身边工作，苏文钦欣然答应了，职务由少尉见习官提升为校政治部中尉干事。
这年9月，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筹备成立，需人正急，总指挥部参谋处长陈焯（别号空如，浙江人）函请周恩来主任派毕业学生支援。周恩来看完陈焯的来信后说：“前方的工作比本校的工作更为重要，当然应该派最优秀的人去。”然后转过身来问站立在一边的苏文钦是否愿意去，苏当即答道：“一切听从主任的安排。”周即函书一封，将苏文钦介绍到总指挥部。陈焯对周恩来介绍来的人一向都是十分器重的，对苏文钦当然也不例外，立即被重用，职衔再升一级为上尉参谋，并委以要职，负责保管“有关东征作战的机密文件”。陈焯每次去见总指挥蒋介石时，总要带苏文钦一同去。苏文钦当时不可能想到，由于历史的变故，也就从此起，周恩来的这一介绍竟使他进入了蒋介石的“府第”。
苏文钦到总指挥部任职不到半个月，第二次东征拉开了战幕，10月1日，蒋介石偕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里洛夫及东征军总指挥总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乘广（州）九（龙）铁路列车，向东江进发，苏文钦作为总指挥部的机要参谋随行左右。
列车开行不久，蒋介石亲自将军用地图打开，而不要别人帮忙，把地图铺在列车间一个长方形的条桌上，不慎将桌子上的一个盛满开水的茶杯撞到，一时水流满桌，熟知蒋介石的人多都知道，蒋介石虽然迷信思想不很重，却也常忌讳一些不吉利的事，如今撞翻茶杯，水浸军用地图，打湿了他那身尊贵的将军制服，是否也预示着出师不利的凶兆呢？这时，列车员和侍从人员都已被蒋介石撵出了列车间，一时也找不到揩干的抹布。若是常人在平时，这本来是件小事，可一向以老成稳重而自诩的蒋介石，一是由于犯忌，二是碍于面子，显得手忙脚乱，十分尴尬，而其他在场的几位指挥官竟也呆看着蒋介石，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冷场。看来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苏文钦见状，连忙从自己的裤袋里取出手帕，几位指挥官就这样静静地呆立在一旁，一直看着这位新来的参谋将桌面揩干，又重新换上了备用地图。至此，车厢内的危机才得以缓和，人们从沉闷的静寂中喘过一口气来，愣在一边的蒋介石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反应能力和麻利动作，喜出望外地问木立在一侧的陈焯：“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陈答：“苏文钦。”又问：“几队的？”答：“6队的。”蒋介石频频点头称：“唔，唔……”露出很满意的神态，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本子，将这一为他圆场“逢凶化吉”的学生的名字记了下来。从此，苏文钦也就每每受到重用，看来无不与这个小本子有关。
列车继续向东江方向疾驰，蒋介石连连对苏文钦表示称赞，好像此次东征的成败都已押在了苏文钦身上似的，苏文钦的那一方手帕早已把失利的阴云一抹而光，换来的是一片标示着胜利的天地。蒋介石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像是他已打了胜仗，急令各部指挥官马上到列车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1989年给本书作者的签字及印章列车紧急军事会议，除随行的加伦、加里洛夫顾问和胡谦、陈焯参加外，又通知各纵队长参加这次临战重要军事部署会议。第2纵队长李济深按时赶到，第1纵队长何应钦因在前方忙于调整军队，未能出席，第3纵队长程潜因与蒋介石不合，矛盾重重，不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在整个东征作战中，也从未与蒋介石见过面。这次军事会议，主要研究“惠州攻城计划”。首先由蒋介石介绍敌情及东征军作战任务，他说：“敌将杨坤如率部两千余人盘踞惠州城，做垂死挣扎。惠州城三面环水，仅北门一桥与外接壤，自古称为天险，实为我国南方第一坚城，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曾亲自率部先后围攻多次未能克复，这次敌将杨坤如一定据险顽抗，本军决心以必胜的信心，限一周内攻下惠州城，以完成先总理的遗愿，以慰先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又讲了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心不成然后坚决攻城的训令。会后并给杨坤如发去了劝降电，但杨拒不缴械。
在会上接着发言的是胡谦，他说：“惠州城是金城汤池，兵家必争之地，万一我们一周内攻不下来，下步计划又将如何呢？还望三思。”加伦将军接过话题说：“攻城计划一定要按步骤进行，城攻不下来，怎么办？城攻不下来的第二步计划怎么筹划？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会议争论的比较激烈，坐在一旁的李济深却不动声色，一字未吐。最后，蒋介石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如下决定：“本军要以必胜之信心，收复惠州城，限一周时间攻下。万一在一周内攻不下来，即以第2师之第4团附属一个炮兵营，看守惠州城内之敌，我主力部队仍按原定计划向前推进，尔后伺机再回头收拾惠州城。”
10月初，东征军第1师、第3师附属1个炮兵营，及第2师之第4团，在何应钦统率下向惠州推进，12日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将山炮4门，野炮2门布置在惠州城外飞鹅岭阵地，由苏联顾问亲自操作。13日凌晨，东征军对惠州城内之敌开始攻击，顿时火光映红惠州城，枪炮声大作。这时，蒋介石遥闻惠州炮声，乃策马加鞭，向飞鹅岭炮兵阵地奔驰而来，苏文钦和蒋的护卫人员飞步跟进，于当日上午8时前到达飞鹅岭阵地，第一线指挥官跑步向前，向蒋介石报告说：“敌人在城北门桥头一侧布置了机关枪阵地，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从拂晓开始，攻城部队第4团官兵在团长刘尧宸的指挥下，虽顽强战斗，前赴后继，但伤亡惨重，至今未能破城。”
下午4时左右，团长刘尧宸疾步来到飞鹅岭，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当刘团长讲到该团官兵伤亡甚重，剩下战斗人员已不到三分之一时，蒋介石怒气顿生，不等刘团长把话说完，即暴跳如雷地指着刘吼道：“你全团官兵都死啦，你还没有死啊！”刘尧宸团长在蒋介石的盛怒之下，不敢申辩，连忙向蒋介石行了一个举手礼，转过身向血与火的战线奔去，重新组织力量再向惠州城墙冲锋。不幸的是，就在这惨淡的夕阳余晖中，刘团长中弹倒在了城墙脚下，前进中的第4团官兵被雨泼般的枪弹挡了回来，潮水般地退了下去。
暮色中，双方火力渐趋沉寂，蒋介石在飞鹅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日作战得失并策定次日攻城计划，加伦、加里洛夫、何应钦均到会。加伦首先对步炮协同作战配合不善，提出了意见；何应钦对战地敌我态势作了报告和分析，并强调明日战斗要先集中火力，摧毁北门城头桥侧敌火力网，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乘胜前进。蒋介石立即表示采纳加伦和何应钦的这一合理化建议，做出了次日向敌发动总攻击的命令。
向陈明仁三鞠躬14日凌晨，东征军飞鹅岭炮兵阵地，各种炮集中火力于一点，直指惠州北门桥头敌机关枪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敌施以粉碎性轰击。苏联顾问亲自操炮，蒋介石、加伦都全神贯注地伫立在硝烟之中，亲自督阵指挥，大有破釜沉舟之气概。
黄埔一期毕业生陈明仁惠州城内，到处冒烟起火。一直到下午3时左右，敌机枪阵地火力明显减弱，北门城墙已被摧毁多处。约近4时，一发野炮炮弹把北门城墙炸开了一个直径约一米的缺口，这可正是步兵冲锋爬城的大好机会，攻城部队第4团第2营第5连连长陈明仁率领该连残部，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通过北门桥向城墙缺口勇猛冲击。该团其他各连和该团预备队及第8团敢死队，也同时向城墙缺口推进。陈明仁率领勇士4名，首先爬上城墙，将青天白日旗帜插上了城楼。敌守城官兵，见大势已去，慌乱一团，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敌守城官兵2000余人全被俘虏，敌将杨坤如的下落不明。一直站立在飞鹅岭上的蒋介石，至此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瘫坐了下来。
15日上午8时，蒋介石及随行人员进入惠州城，围绕城垣巡视一周。此时，街头巷尾残垣破壁，不时可见脚下青石板上殷殷血迹，街市上人迹凋零，景象凄然。蒋介石见此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16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惠州城内集合各攻城部队，召开“庆祝胜利大会”，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前，蒋介石很动感情，他把陈明仁叫上台，并亲自喊口令，指挥到会全体将士向陈明仁行三鞠躬礼，以表彰陈明仁在这次攻克惠州城战役中身先士卒，首先登城功居第一的战绩。一向讲演声音并不洪亮的蒋介石，这时的口令却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随着“一鞠躬，二鞠躬……”的口令声，蒋介石和全体将士都为这位登城勇士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对于陈明仁，蒋介石一直都非常器重，这不仅是因为他第一个攻进了惠州城，为国民革命军赢得了荣誉，建立了殊勋，是位战火中的虎将，知道内情的人还清楚，陈明仁虽仅是黄埔学生，却在为壮大黄埔力量，弘扬黄埔神威方面有着别人难比的功绩，他还是一位政治斗争中的无畏勇士。所以，早在陈明仁一踏上黄埔岛时，军校中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周恩来就已对他刮目相待。事情是这样的，在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时，广州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曾招收湖南籍学生为骨干，黄埔一期生林冠亚烈士，第一次东征中任排长。建立了一个“军政部讲武堂”，陈明仁、左权、苏文钦、萧赞育、蔡升熙等一行8人，即是由湖南醴陵同登一条船来到这所学校的。在当时，讲武学校的军事教育是很强的，在同年8月的一次由孙中山亲自校阅的各大军校比赛中，这所学校赢得了军事比赛的第1名，黄埔军校赢得了政治教育比赛第1名。11月，程潜因奉令担任“攻鄂军总司令”，不暇兼顾校务，孙中山命令将“军政部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同学们闻讯，欣然向往生机勃勃的黄埔岛，而程潜却把孙中山的命令扣压起来，迟迟不予发表。同学们向往黄埔军校之心急如星火，当推派陈明仁、左权、杨润身等4人为代表秘赴黄埔岛，向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反映情况。蒋介石、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转报孙中山，程潜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为此，陈明仁等同学秘赴黄埔岛的事为程潜所知，程潜当即怒气冲冲集合全校师生，将为首的陈明仁揪出，罚打手掌300下，由少将校监督周贯虹亲自执刑，打得陈明仁在地上乱滚，但他却从不求饶。程潜对孙中山的命令也不敢抗拒，几天后，军政部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陈明仁这期学生140多人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称学生第6队，人数约占第1期毕业生的四分之一。所以说，作为校长的蒋介石对陈明仁是有着特殊感情的，但是，20多年后，历史似乎又给蒋介石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陈明仁在长沙又回到了程潜的手下，举起了反蒋的义旗，电函周恩来，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在历史的大潮中，事实说明陈明仁不愧为是政治斗争中的俊杰和勇士，这可完全是东征中蒋介石向陈明仁三鞠躬时没有料到的。
东征祝捷大会在向陈明仁致礼后，蒋介石又发出了向阵亡的刘尧宸等将士默哀行三鞠躬的口令，黄埔同学们对刘尧宸团长怀有深深的哀悼思念之情，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东征烈士中官衔最高，更主要的是同学们深切怀念他在军校中任战术教官时的良师益友之情。同学们记得，有一次他讲战术课，由于同学们连日昼夜战术演习，十分疲劳，有几个同学在课堂上实在支持不住了，打起了瞌睡，鼾声大震。刘尧宸教官却没有直接批评这几位同学，他把这几位同学叫醒后，幽默地对同学们说：“我不反对同学们听课打瞌睡，但我要求同学们睁开眼睛打瞌睡。”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睡意顿消，继续专心致志听课。对于这样的良师，同学们怎么能不悲痛欲绝呢！在东征祝捷大会上，蒋介石、加伦、周恩来、何应钦等都发表了讲话，场景甚为悲壮。
苏文钦1986年在汉口寓中签名赠书网组“黄埔系”1926年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苏文钦时刚升任刘峙师司令部少校参谋，总部参谋处长陈焯按照总司令蒋介石的手谕“着预选派优秀学生3名来办公室服务”，其中当然点到了苏文钦。
苏文钦来总司令部报到之日，蒋介石亲自把他叫到寝室兼办公室内进行个别谈话，说道：“你今年19岁吧。”苏文钦急忙回答：“是的。”又问：“结婚了没有？”答：“刚从湖南结婚回来。”蒋介石又详细询问了苏文钦父母的情况及家庭状况，并当即交代任务说：“以后，你就直接称呼我为校长。凡是黄埔同学要求见我，先由你接见。你接见后，能解决的问题，都由你会同总司令部参谋、副官、军务、军法、秘书、交通等处，以及总司令部所辖各部门解决。”蒋介石踱着方步又说：“万一你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见我的，由你引进来见我，但你要事先了解这个人的政治思想面貌，是不是CP分子。”谈完话，蒋介石又把苏文钦的名字用毛笔写在一张纸上，压在办公室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
从此，苏文钦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参谋，每天上下班都不敢有半点马虎，早到迟退，随叫随到，并根据蒋介石所交给的任务，严格执行。有一次同期同学刘戡，因毕业后回湖南桃源原籍结婚，未分派工作，便来找蒋介石要职务，苏文钦把他直接派到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工作，刘戡到浙江后，给苏文钦来信说，他已当上了连长，并感谢苏对他的帮助。同期同学唐金元、李昭良来找蒋介石要工作，苏文钦就把他们安插在总司令部警备团，唐任副营长、李任连长。
正值北伐胜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全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处在高峰时期。许多原来回乡的黄埔青年都纷纷投入这个火热的时代，并把蒋介石视作为时代的英雄加以崇拜，所以，每天前来以见“校长”为名的人络绎不绝，苏文钦都一一对前来求见的人的问题进行处理。这时苏文钦论年龄虽说不到20这个整数，却有大权在握、呼风唤雨之感。
一次，同期同学曾扩情（四川威远人）前来要求见“校长”，向苏文钦解释说是蒋校长亲自约见他的。苏文钦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就把曾扩情引了进去。蒋对曾说：“这次派你回四川去，有两个任务：一是拉拢刘湘、刘文辉等军阀部队，使之归顺中央；二是防止共产党向四川部队渗透。”曾站立起，双腿齐并，斩钉截铁地答道：“学生一定遵照校长的指示办事，请校长放心！”蒋介石发给曾扩情赴川旅费两千元，曾见这笔巨款，喜上眉梢，又假惺惺地对蒋说：“报告校长，学生赴川，不需这么多旅费。”以取宠蒋介石，蒋介石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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