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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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
　　周恩来还给军校各级长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时开始，听特别讲演1个半小时。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在被称为大花厅的礼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讲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文学家鲁迅在这里留下了金石之言：“我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些慷慨陈词发表讲演的人，虽然有的后来急流勇退，有的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当时毕竟是大革命的弄潮儿，而有一些人则永远以时代先进者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册页上。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军校教导团、第1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全面推广。北伐前夕，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均实行了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了第2、第3、第4、第6军党代表，周恩来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员。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对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对推动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埔军校开拓的政治工作制度，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经验。
　　黄埔岛平岗分校校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留下的是轰轰烈烈的业绩，使军校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孙中山、廖仲恺对此十分满意，称赞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黄埔英杰”、“共产党的大将”。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拍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半身戎装经典照片。看着照片上他那张英俊甚至带点稚气的面孔，后人很难想像年仅26岁的他，竟会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文化教育、军纪法规建设和宣传鼓动工作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几年后当国共分裂，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周恩来被迫离开黄埔军校时，就连一些蒋介石的骨干亲信都扼腕长叹。胡宗南就对蒋介石说过：“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啊！”但是，历史是不会重写的。
　　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的直接教诲下，一大批黄埔军校学生茁壮成长。
　　黄埔青春岁月
　　先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晚年每当回忆起火热的军校生活，无不情绪激昂，犹如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说，军校生活如同一杯上好的香茶，有着苦中翻甜的滋味，课堂、饭堂、寝室、操场，苦和累，笑和乐，都在这紧张的“四点一线”中。有时在周末，批假后，一伙人乘交通船“大南洋”，一气直奔广州大小书店，喘息不停地问店员有无《中国青年》、《创造月刊》、郭沫若的新诗和剧本；搜购书刊之后，同吃一盘“窝蛋牛肉炒河粉”；有时也上街演说，声援省港大罢工，等等。黄埔军校学生除在本校驻地外，在黄埔岛及附近还有鱼珠、平岗、沙路、蝴蝶岗驻地；在广州市区有沙河驻地、北校场驻地和陈家祠驻地。除黄埔本校外，当时在省内外还设有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学生们每天的生活是“三操（3次出操）”、“二讲（2次授课）”，分步兵、工兵、炮兵、辎重等科接受教育；除了下雨天，学生每天都要列队环绕长洲岛做10多里的马拉松式跑步，最冷时仅着衬衫。校园内的大厅、走廊、讲堂、操场、饭厅，甚至厕所里，抬头就能看到醒目的“碧血千秋”、“卧薪尝胆”等标语；晚饭后学生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请广东同学唱粤曲，苏南同学唱弹词，山东人讲评书，客家人唱山歌，自编自演，自赏自乐，陶醉在其中。
　　黄埔军校实行新式军队的经济民主，伙食由军需部管理，每队学生每天派出采买2人、监厨2人共同负责。黄埔军校初建时，由于军校经济窘迫，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6元毫洋，平均每天只有2角。6人一桌，对面而坐，每桌4菜1汤，每人面前放着一个小汤碗和小菜盒子，实行“共食制”，有一段时间因物资困乏曾以萝卜苗充饥。
　　黄埔军校特别制定的《饭厅规则》有11条：1。学生闻食饭号音，即
　　赴各队指定地点集合，由队值日生检查人数，按次带上饭厅。2。饭厅座
　　位均有规定，学生须按指定位置列坐，不得调换争执。3。值星区队长临
　　饭厅时，由队值日生发立正之口令，学生一同就席，立正敬礼。4。学生
　　黄埔军校最早的校歌
　　须待值星区队长用箸后，方可开始食饭。5。上饭厅将帽子摘下，放在指定挂帽之处，不准解脱服装。6。食时务须静肃，不得谈话或故意将碗箸作响。7。食饭姿势须端正，不得任意将二肘置于桌面，或将脚居于凳上。8。饭菜如未得其宜者，学生不得迳责厨役，或将碗箸毁坏等情，由值日生报告区队长处理。9。饭厅不得自备私菜，及令厨役调换菜饭。10。学生除因病假外，均须上饭厅会食，不得另外自备饭菜，在饭厅以外私食。11。食毕由队值日生发立正口令，俟值星区队长退后，方可按次退出，乃由队值日官或值日生带至指定地点解散。
　　这些严格到吃饭也要提心吊胆的纪律和规则，使许多刚入校的学生在开始时很不习惯。每天吃饭时，学生们列队到饭厅集合就位。当大家都坐下来举筷时，由区值星官吹哨和发出“开动”的口令，同时快吃。时间限定在10分钟之内，刚来的同学不习惯这种吃饭方式，常常是一碗饭还没有吃完，值星官已经发出了“起立”的口令，这时就必须立即放下碗筷，列队离开饭厅。许多学生是在半个多月之后，才逐渐习惯了这种军人特有的就餐方式。
　　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有差异。如北方人喜欢吃馒头，吃米饭就吃不饱，早餐时常悄悄地把南方同学剩下的馒头藏在军服口袋中。等出操训练回来，馒头浸湿了汗水，但为了充饥，仍是津津有味地吃下。左权这些来自湖南等省的学生喜欢吃辣椒，有的还李济深副校长要越辣越好，广东籍的学生则几乎不能吃一点辣。为此，学生们为吃辣椒常互相争吵。最后，炊事人员采取将辣味的菜单独做，不能吃的可吃别的，“辣椒纠纷”才得到圆满解决。
　　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们，不可能时刻都板着面孔，有时也互相逗趣，把烦恼和忧愁付之于滚滚东去的珠江。歌声嘹亮中，风华正茂的同学在课间休息，睡前饭后，仍忘不了互相幽默一把，开个玩笑。“三味煮鸡，萝卜大葱”渐渐成了旧闻，新的故事在不断产生。
　　欢声笑语中，有的同学敲着饭碗给当时最为流行的《国民革命歌》曲谱填了新词，唱道：“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随便弄点小菜，随便弄点小菜，鸡蛋汤，鸡蛋汤！”大家合唱起来，同乐一堂。然后，又投入肃静的教室或龙腾虎跃的训练场。其实，《国民革命歌》的原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而若还要追根刨底，这原版曲调则来自法国的《快把晨钟敲响》，原歌词是：“鸡都叫了，鸡都叫了，快起床，快起床。快把晨钟敲响，快把晨钟敲响，叮叮当，叮叮当。”这调子容易上口，所以大家喜欢唱，也容易被填进新词。
　　黄埔岛到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回荡着青年学生刚刚学会的歌声。这一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唱的歌曲，还有几首适合队列行进中唱的军旅歌曲。有首歌的名字叫《军人争气歌》，又叫《跑步歌》，歌词是：“军人，军人要争气，咱们中国被人欺。热血要洒，发奋起，不能受制做奴隶……”还有一首《黄族歌》，是按共产党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作词谱成的曲，歌词是：“黄族应享黄族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大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国民革命歌》
　　歌声嘹亮，是军营的一景。革命的黄埔，更是歌声不断，要说唱得次数最多的应当要数校歌。但是，在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前4期学生，却对本校最初的这首校歌印象不深，尽管军校要求全体师生必须熟唱校歌，但大家对校歌就是不感兴趣。这首校歌是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办后不久由校本部颁布的，歌词如下：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所作，但韵律不太流畅，唱起来词不合曲。虽然校长蒋介石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但教官和学生都不大喜欢这首难以上口的校歌。因此，这首校歌在军校和社会上流行不广。
　　黄埔军校校歌
　　1926年11月，共产党人熊雄（字披素）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本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时，军校第4期学生2600多人已毕业，奉命分途开赴北伐前线。第5期学生2600多人，第6期学生4400多人正在校学习。随着革命势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师生情绪高涨，刻苦习武，校内充满浓厚的革命气氛。熊雄喜看面前的这片大好形势，心情也十分激动。同时，他也为军校缺少一首好的校歌而感到遗憾，特别是在举行全校集会和大型活动时，没有好的校歌较难调动起这些青年学生的情绪。于是，熊雄让军校少校政治教官陈祖康先试作一首新的校歌歌词。
　　陈祖康，1901年生于福建省漳平的一个书香世家，16岁赴法留学。当时，熊雄也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陈祖康同在巴黎西郊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语。1923年，熊雄介绍陈祖康加入共产党员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陈祖康在1924年获法国马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5年夏又毕业于法国西方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师证书，并被聘为该院的助理教授。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蓬勃开展。
　　熊雄先于陈祖康回国，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推荐，继周恩来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多次去函去电，请陈祖康返国参加革命，特邀来校任教。陈祖康遂辞去西方工学院的教职，于1925年春离法回国，来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由于受家庭影响，陈祖康从小爱好文学。他曾受业于名师陈步韩和刘岑仲，打下深厚的国文基础，尤擅长写诗。1926年11月，黄埔军校第5期开学。一天，熊雄找到陈祖康说：“现在，第5期都已经开学了，但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一首好的校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这是政治部的责任。大家认为你对诗歌独具专长，素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一篇校歌的歌词，就请你动笔吧！”陈祖康无从推辞，只有欣然答应，并提出请音乐教官一道商量，讨论歌词的大意、格调和轮廓。
　　接连几天，陈祖康一直冥思苦想，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始终未能满意。有一天早晨，他信步江边，望着眼前奔腾而过的珠江，犹如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一发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军校的练兵场上红旗招展，与刀枪交相辉映，军号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看到这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气氛，陈祖康不禁思潮汹涌，豪气顿生。回到宿舍后，他挥笔写下了一段歌词：
　　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陈祖康将歌词拿给熊雄看，熊雄连声赞许，请少校音乐官林庆梧谱曲。不久，陈祖康离粤赴闽，校歌是否被采用，他不得而知。1927年春有学生自黄埔来见陈祖康，告诉他黄埔军校已经有了校歌，并唱了原文，这时他才知道那首歌词被采用了。这首新校歌，最早刊登在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日刊》1927年1月19日第1版上，很快在校内外传唱。这年6月16日，时值黄埔建校3周年纪念日，军校在校园内树立起了一块刻有“陆军军官学校校歌”的石碑，并署名歌词作者陈祖康、曲作者林庆梧。
　　这首新的歌词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旋律豪迈奔放，充满革命激情，鼓舞着黄埔健儿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而浴血奋战。
　　陈祖康到福建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先后任东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1月陈祖康在闽南从事革命活动，任闽南特委委员、福建临委委员；10月任闽西特派员；12月当选福建临委执委。1928年2月当选闽南临委常委，兼省临委组织部长，4月代理福建临委书记，6月中旬投靠国民党张贞部，6月24日福建临委开除其党籍。陈祖康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1979年2月在台湾病故，享年78岁。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因素，最终没有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但是，黄埔军校校歌的创作，无疑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校歌的字里行间，无疑是代表了一部分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学生唱着这首激情澎湃的校歌，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所倡导的黄埔革命精神激励下，绝大多数顺利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成为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打仗的基层指挥员。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了6期学生，计2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还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青年也前来学习。
　　第1期，1924年5月入学，学期半年，均为步兵科，组成学生总队，邓演达为学生总队长，后严重接任，4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由湘军讲武堂合并到黄埔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1人编成的第6队学生也归入第1期，1925年初毕业，因此本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单位，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第1期学生中，有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考第1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还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国民党方面的著名将领。概括来看，第1期学生有以下特点：（1）当时军校不公开招生，学生来自冀、鲁、晋、豫、陕、甘、苏、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滇、黔、吉、黑、蒙21个省，除新疆、西藏等外，其余各省差不多都有人参加，最多的是湖南197人，广东108人；（2）学生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谭煜麟仅16岁，最大的丁琥39岁；（3）学生文化程度不平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4）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等，但家庭富有者很少。
　　第2期，1924年8月、10月、11月分批入学，学期10个多月，1925年9月6日毕业，毕业生449名，由严重任总队长，张治中为副总队长。分为5个队：步兵科两个队，炮兵、工科，辎重科各1个队。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毕业后部分派往第1军。
　　第3期，1924年12月陆续进校，学期1年，1926年1月毕业，加上在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学生，毕业生共1225人。从第3期开始，新生入学要受3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式生，编入学生队。张治中任总队长。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收编陈炯明旧部设立潮州分校，6月平定杨、刘战斗俘获滇军下级军官在广州设立训练班，此两部分学生列入第3期毕业生待遇。毕业生主要派往第1军工作，其余派往各军。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革命军行军歌》
　　第4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7批入校，学期1年，1926年10月毕业，计2314人，加上潮州分校同时毕业的2期学生，共2656人。方鼎英任总队长。本期入伍生设第1、第2、第3团，后转为正式生，设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1926年5月改编为步兵军官团第1团、第2团两个团。部分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政治科先在沙河营房，后搬迁到黄埔岛的蝴蝶岗炮台校舍。本期学生毕业后多选派参加北伐。
　　一般说来，到第4期为止，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军校结束。
　　第5期，1926年1至3月，陆续招考本期入伍生2620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3月，国民党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各军所开办的军校与黄埔军校合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军事委员会领导。把第4期中未能升学的入伍生编为第5期入伍生第1团，3月至7月分别招生1000余人，编为入伍生第2团。11月，入伍生升为学生队，分步、炮、工、政治、经理5个科。组成6个大队、17个中队、53个区队。11月15日开学，1927年8月毕业，毕业生2418人。1926年底至1927年初，政治、炮兵、工兵共1700人，先后从广州和南昌迁到武汉分校，并于1927年5月和7月先后毕业，恽代英主持毕业典礼。留在黄埔岛的步兵、经理科约1400人，由广州开赴南京，于8月15日毕业，何应钦主持毕业典礼。第5期及后续两期学生虽然有的招考在广州黄埔，但大部毕业于南京和武汉，因此一般不将本期及后续两期列入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本校时期内。
　　第6期，1926年7月至10月入学，分步、炮、工科，1929年2月毕业，共4252人，其中黄埔本校718人，南京本校3534人。
　　第7期，共有毕业生1518人，其中黄埔本校666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9月；南京本校852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12月。此期宣布毕业之时，设在广州黄埔的军校便宣告结束。第1至第4期是在大革命期间毕业，第5、第6、第7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毕业。
　　黄埔军校学生的青春年华，英姿勃发，蓬勃向上，金光闪亮；建校初期的黄埔军校，青春亮丽，阳光灿烂，军纛旗飞扬。新生的黄埔军校，有孙中山、周恩来等伟人挺作脊梁，无数青年在这里淬火成钢。壮哉！黄埔青春岁月，生机盎然，留给后来的观光客无限的遐思，留给那段历史耀眼的荣光。
　　第三章　机构·组织·名录
　　
　　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是全国军事政治精英云集之地，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的大力帮助，迅速发展成为组织机构严密、体制编制健全、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随着招生数量的扩大，机构日渐庞大。各级官佐、教官、职员在建校之初第1期时仅有48人，到1926年底第4期学生毕业时已增加到340多人。这些人，是黄埔军校的脊梁，构架了军校教学体制的大厦，担负起培育将帅之才的重任。其中，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特别区党部，在军校中发挥重要的骨干力量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军校的发展壮大有着特别的重要影响。
　　军校行政机构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校本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在军校初建时，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教育长先后是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等。校长蒋介石统揽全校工作，中文秘书张家瑞，英文秘书先后是王登云、张静愚、陈立夫。党代表廖仲恺负责监察行政，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事项。1926年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担任。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任党代表。
　　初创时期，军校各部门机构设置相对简单，以后日臻完善。校长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中挑选了众多人员，到黄埔军校任教供职。国共两党都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校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
　　校本部是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处理事务的机关，内设秘书长、顾问、随从副官若干人，分总务、秘书、军法3科。秘书科、总务科附设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一起调查股，秘书科还附设电务室。校本部总务科又称办公厅，负责人事、薪酬、财会和运输交通等事项。各部门和分校的报告呈校本部办理的，交总务科和秘书科处理。
　　校本部最初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６个部，后期有所调整。除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