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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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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辏А⑻粕强刂频奈浜汗竦场⒐裾捌渚由砩希衔饩褪枪づ┬∽什准兜牧耍酝艟赖炔扇∫晃肚ň偷恼摺；嵋槠诩洌艟阑沟交峤擦嘶啊４蠡嵫〕鋈幻醒胫葱形焙褪拿虿怪葱形保露佬闳缘毖∽苁榧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辏г谔致凼彼担骸跋衷诓荒芙卜峙洌卜峙洌厝瞧鸺蟮木婪住！�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七、霹雳一声暴动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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