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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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