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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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④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⑤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在北线：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