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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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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后，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35）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36）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作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七纵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二十一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37）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38）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二十五日，林罗将第七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39）“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二十九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41）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42）九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43）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44）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45）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①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页。
②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24日。
③ 刘陈李致中央军委并粟电，1948年9月25日。
④ 中央军委致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电，1948年9月25日。
⑤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华东局电，1948年9月28日。
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11日。
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
⑧ 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83页。
⑨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电，1948年10月22日。
⑩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4页。
⑾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电，1948年10月27日。
⑿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0月30日。
⒀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31日。
⒁中央军委致陈邓，并告刘粟电，1948年11月3日。
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1页。
⒄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6日。
⒅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电，1948年11月24日。
⒆《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10页。
⒇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电，1948年11月26日。
（21）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电，1948年11月28日。
（22）中央军委致粟陈张谭王，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2月2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9、1370页。
（24）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9页。
（25）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3、34页。
（26）《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86页。
（27）中央军委致杨罗耿，杨李李，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电，1948年11月9日。
（28）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1月15日。
（29）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6日。
（30）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7日。
（3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8日。
（32）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0日。
（3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94页。
（34）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膝电，1948年12月10日。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3—1366页。
（36）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页。
（37）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2月21日。
（38）刘亚楼：《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页。
（39）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8年12月26日。
（40）中央军委致林刘电，1948年12月29日。
（41）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崇高的使命》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页。
（42）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
（43）中央军委致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25页。
三十八、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下）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八十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是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这样分析：“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①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还有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六十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北战场上不同。
当时，蒋介石的打算是：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既可寻求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又可以退而作为长江一线的屏障，保住它的根本重地——南京和上海；当战局对它不利时，还可以将主力撤至江南，巩固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因此，如果不能抓住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它的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确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部署，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当人民解放军已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他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②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③当晚十九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并且明确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④这里说的“黄兵团”，是指位于徐州东侧、由黄百韬率领的第七兵团。当时所说的“淮海战役”，准备夺取两淮（淮阴、淮安）、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还不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继续观察和思考着。他很快觉察到，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九月二十八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⑤十月十一日，他又再次电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并且更着重地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⑥像这样“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它对以后保障淮海战役的初战大捷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十月十一日那个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的“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一天，他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⑦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在二十二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道：“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⑧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又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⑨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的巨大决心，到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有利形势面前，淮海战役应该怎样打？毛泽东觉得原定的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十一月七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华东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廿一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样，他对淮海战役规模的构思又推进了一步。十一月九日，他在接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后，立即在九日起草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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