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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献给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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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运铎
【由文，】
作品相关
吴运铎同志简介：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出生于武汉蔡甸。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等职。是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届执行委员，第三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他心系兵工，为人民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淮南根据地时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土设备，扩大了枪弹生产。还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是一名真正把一切献给党的人。离休之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和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是《劳动的开端》一文的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二十院副总工程师、机械科学院副院长和顾问等职务。多年来，他经常应邀到各地做报告。1991年5月，他在湖北去世。
童年
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
听父亲说，我们老家在湖北，家里穷得连瓦也没一片。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父亲从小四处流浪，做过店铺学徒，做过苦工，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当一名记帐的小职员，才在这里安下家。
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矿工们都叫它安源山。山上山下，长满茂密的树木。山腰上，烟囱林立。日夜喷吐头着黑烟，炭粉把青山绿树都梁黑了。连绵不断的高山，包围着这座矿工城。
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在我童年的心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老年人说，那里藏着宝物，谁能得到宝物，谁就得到幸福。也有人说，那里暗无天日，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人们就不再受穷受苦。听到这些神奇的传说，我一心想进矿井。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说：“煤窑里小孩可不能过去，过去就出不来！”也吓不住我。我像一只初出窠觅食的小鸟，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把听到的一切弄个明白。
离家门口不远的直井旁，燃车一溜溜地从井口运到洗煤厂。我喜欢学工人们的样子推煤车，弄得满身大汗；有时趁工人不注意，钻进了空煤车，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们的勇敢，也想冒险尝试一下，挽着烟囱上的铁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弄得满脸煤灰，挂破了衣服。只是，每次溜近煤窑口，都被大人赶回来。……有一天，父亲买了一只鸭子，挂在院子的棚架底下。哥哥说鸭子会浮水，不沉底。难道真有这种怪事？趁着母亲没看见，我悄悄地解开绳子，抱起鸭子，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的广场上，钻过了栏杆，把鸭子会进喷水池里。
喷水池是洋灰砌的，池里都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水流通过粗大的铁管，喷到半空，又倒泄下来，发出闷雷一样的响声，鸽子在池里吓得乱窜。父亲不问情由，就把我抱回家去，打了一顿。第二天，拿来一个新书包，一本新书，把我叫到跟前说：
“你在家佻皮总算佻够了。今年六岁啦，该上学了，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书去！”
读书本来是好事。哥哥们都上了小学，我一直很羡慕。谁知父亲偏不让我跟哥哥们一起。父亲对我说：“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既然算是一种“惩罚”，这个“上学”，我根本不感兴趣。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给我换了新衣服，用手帕包了一对蜡烛三支香，还拜托邻家的张大姐送我去后山上学。
胡老先生一看来了新学生，马上换了一件长衫，端端正正坐在上首。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写者“天地君亲师”。张大妈忙着点蜡焚香，吩咐我：“快拜老师！快磕头！”“又不过年，干嘛磕头呀？”
张大妈不回答，便按着我磕了三个头。
在这里读书很枯燥。整天念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一点不明白，先生也从不解释。你要问他，他就瞪眼。
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听见围墙里的嗡嗡声，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脑子里时刻想：机器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样叫唤？……应该去看看！
一天，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一出家门，跑上后山，把书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围墙门口，背着警察，溜了迸去。
随着机器的响声，轻手轻脚走进了打风房。那庞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巨大的飞轮飞快地旋转着，白光闪闪。这庞然大物，不息地旋转，发出隆隆的吼叫，真叫人害怕。说什么好呢？可是一见机器就叫人走不开了。我走近围着机器的铜栏杆，两眼盯着机器出神。
背后有粗大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小家伙，你跑来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司机工人何叔叔，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叔叔，那个推机器的人，躲在哪里？”
他用棉纱擦了一下油手，摸着我的头问道：
“什么推机器？”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你这个小傻瓜，这哪里是人推的，是汽，懂吗？”
也许不忍叫我失望，他又安慰我说：
“不要紧，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机器是人造的，你要它怎么着，它就怎么着。”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它不吃饭，也不休息，老是轰轰隆隆地忙碌着。可是最了不起的还是工人，他能让机器听话，还能造机器！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
我再不愿坐在冰冷的书房里，读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书本了。每天早晨，照例把书包挂到树枝上，到处跑个够，天黑才回家。机器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甚至夜里做梦也全是机器。这个秘密很快被母亲发觉了，她又托张大妈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
“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先生问我。
“看机器去了。”
“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他一手死死拧着我的耳朵，挣也挣不脱，疼得我抱住先生的大腿直转圈子。
“看机器有什么不好？偏要拧耳朵！”我想。
晚上回家，父亲问：
“你的耳朵怎么啦？”
“老师拧的！”
“为什么？”
“逃学！”母亲在旁边说。
“看机器去会了，不是逃学。”我觉得母亲不公平。
“咳！你逃学去看机器，拧耳朵不冤枉！”父亲说。
这一夜，耳朵疼得要命，母亲用凉手巾给我捂着。我侧着身子睡，真想大喊大叫。到底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去找胡老先生。
“胡老师，我这孩子太佻皮，你要好好管教他。不过，拧耳朵要两只都拧，拧完那个，再拧这个。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多难看！”
“好吧，叫他明天别来就算了！”先生冷冰冰地板着面孔，不教我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私塾。学校半路也进不去。母亲常为这事发愁：
“你这样下去，怎么是好啊！”
“不要紧，妈妈。将来我要当工人，造机器，开机器！”
我跑遍了整个矿山。电车厂，煤车厂，发电厂，打风房，锅炉房，升降机房，都是我经常拜访的地方。我成天在车间里混，常常连饭也顾不得回去吃。
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是修理厂的老车工，我再三请求他带我去玩。他说：
“你听话不听话？”
“带我去吧，一定听话！”
我们走进了修理厂。几百部加工机械——车床，刨床，钻床，许多特别的工作母机，都整齐地排列着。头顶上的起重机，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这里修返全矿山的机器。也制造机器。这里的机器和我以前看见过的完全不同。以前看见过的打风机、发电机，我都不大了解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旋转。可是这里的锤床、旋床，却能够看见它们工作的结果。成块的铁料卡在床子上，机器一动，一剥一层皮，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在锻造间里，起重机从炉里拖出通红的钢铁，送到了蒸汽锤的铁砧上。汽锤猛烈地打击大铁块，火花四射，光彩夺目，比烟火还美。在工人手里，不管多坚硬的钢铁，都变得非常驯服。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站在车床旁边干活呢？我真盼望快长大，做个工人！
在那一边，工人们拿着钢的工具刀，在旋转的砂轮上一碰，便喷射出五彩的火花，刀子立时锋利无比。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玩具枪，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惹得母亲天天埋怨。这回可好了，把菜刀拿来磨快，让母亲喜欢喜欢。
第二天，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进了车间。趁大家不注意，拿出菜刀就往砂轮上碰，不料火花一闪，菜刀脱手飞出，几乎砍在脚上，右手震得发木，瞪着眼直发愣。
毛师傅发觉了，马上走过来抬起菜刀，替我磨好，责备我说：
“你再乱动手，就不许你来了。这是好玩的吗？”
他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说。
“孩子，你还小哩！……”
我非常尊敬毛师傅。心想：做毛师傅那样的人，都是些特别的人，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
跟工人们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些小锤、小凿子、小锉刀，我很爱这些礼物，心想，他们送我这些东西，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
到秋天，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念“大狗叫小狗跳”。但是心里老记住着机器，放了学，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
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早晨的第一课，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许多孩子受不了，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祷告一开始，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等上课钟响了，再爬进来。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日子一长，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堵着洞口，每人给了五板。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
大考结束后，成绩单送到家里。哥哥们都升了级，我的功课不好，留级一年。
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
“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
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在我面前摆来摆去。他们一走过来，我就闭上眼睛。可是心里难过，觉得丢人。
这年冬天，我约束自己，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虽然还是想念车间，到底没出过家门。
第二年，我升级了，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二年级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抬来一些碎铁片、洋钉和铁丝，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头盒口上，两头钉上小洋钉，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栏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势打上水来，谁知两脚腾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刚张口叫喊，一段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幸亏排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说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顶着肚子，一手按头，控出许多黄水。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
夏天，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大孩子洗澡，我心里又痒痒起来。想下去，怕再挨淹。一时拿不定主意，楞楞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两手在水里抓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连忙脱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我使劲地打水，一高兴忘记了危险，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两手一使劲，划出了水面，刚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脸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抱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到底学会浮水了。
劳动的开端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子弟不用花钱，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
一九二五年，我整整十岁，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担任宣传员。
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背后靠山，前面是大广场。礼堂正面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每天下课以后，我们背着洋鼓洋号，到广场上吹打。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听讲演。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
这年九月，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工人们赶来抢救，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我犯了什么罪？”反动军官答不上来，只反问一句：“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打倒帝国主义！”
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冷笑着回答：
“闭起眼睛一个没有，睁开眼睛倒处都是！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杀不尽全中国人民！”
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把黄静源杀害了。他临死前还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天晚上，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烈士遗体，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作为标记。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写着“也有今天”！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上面写着：“黄静源烈士就义处”。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参加了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人民。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
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
“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要胜利！”
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敌人用烧红的铁钉，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还忍痛高喊：
“蒋介石你瞧吧！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
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学校停办，我就失学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几个工钱，全存在萍矿银行里。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置几间房屋，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但是父亲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学些本事，把他们培养成人。
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顿状态。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滥印“矿票”，市面上谁也不收，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只好用它当手纸。
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生活越过越苦，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家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烂。要米钱，要油钱的债主们，成天找上门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只是叹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母亲含着眼泪说；
“好孩子，让爸爸吃饱，好出去挣钱。”
父亲把稀菜粥还给了母亲说：
“先给孩子们吃吧。”
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落下辛酸的眼泪。
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债主，还要哄孩子们。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那里管吃不给钱。二哥急得没法，饿着肚子跑到大街上，挤在人堆里听大鼓书。
这一年，我十二岁，看见家里这样子，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饿，我要靠劳动解除饥饿的威胁。
萍乡煤矿四面环绕着高山，在矿区东北的深山丛林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人工开采的小煤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
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窑主们随使挑个地方，挖一个斜洞，就算是煤窑，工人出进连腰也伸不直，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又像狗，一样把煤从容里拖出来。窑顶常常倒塌，压死人。窑主害怕工人不下窑，在洞口摆个泥菩萨，挂上一块写着“确保平安”的木牌，天天烧香上供，迷糊工人。
从山里往外运煤，也同样靠人工，挑脚的把煤一担一一担地送到车站。许多穷孩子都去挑脚，卖力挣钱，我也打算挑煤去。
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想叫他带我去。小赵歪着脑袋，把我友看右看，笑了笑说；
“得了吧！你也挑得动煤？像个瘦猴子，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
“我的力气大得很，不信，咱俩比比看！”
“比什么！你要去就去吧，明天早点起来。”
“今晚不睡也可以，明天我去找你！”
要挑煤半夜就得动身。家里没有灯笼，我跑到电机房，找了些用过的油棉纱，在机器上擦了点机器油，绑在木头棍子上，准备点着照路。
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心里不忍，可是又不愿意眼看着孩子挨饿，只是不声不响地爬起来，送我到门口外面。我约上小赵，匆匆忙忙走了。
我们爬过几座山，穿过几处树林，赶到了挑煤的地方。哪知来得太早，小煤窑办事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两扇门关得紧紧的。里面的人都在睡觉，也没有灯光。只有密口上泥菩萨面前的残香，闪着微弱的火星。
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是窑上开票记账用的，我看天不亮，就睡在桌上。睡得正香，忽然向下一跌，好像掉进一个无底洞，摔得浑身疼。原来桌子被人抽掉，矿上的办事人来开磅称煤了。
我爬起来揉揉胳膊，心想：出门做工真不容易，穷人到哪里都要受欺侮。
我很想多挑一些，试了试，挑不动，又去掉一点。矿上办事人不耐烦地说：
“你要不挑就算了，别找麻烦！”
我赌气挑上就走。
我挑着煤赶路，一开头还跟得上人家，走出一二里就渐渐赶不上了。扁担把肩膀压得生疼，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移到左肩，换来移去，左右都吃不住劲了，只好歇一歇。哪知挑东西走路，越歇越想歇，越歇越觉得担子重。不一会又要爬山。这山连一条路也没有，那些人趟出来的小路，光溜溜，跟滑板一样，一步三滑，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像是甩秋千，直到中午才爬上山头，解开衫子一看，肩也肿了，皮也破了。
我鼓起勇气，挑着往前走。一不留神，被石头绊了脚，一个跟头栽倒在半山腰，胳膊和腿擦破好几道伤口，煤炭也撒了一地。眼看太阳落山，挑煤的人早走远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荒山上，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就是挑到地方，收煤站也收秤关门了。怎么办？
红肿的肩头跟滚水烫过一样疼，腿上的伤口不住流血，只好挑着两只空筐子回家。
一进门，我一头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饥饿和疲劳完全征服了我。母亲走过来轻声问道：
“孩子，你怎么啦？”
我只简单地说，煤炭没挑到站，都扔在半山腰了。母亲含着眼泪给我打来洗脚水，我怕她看见碰破的伤口又要难过，不肯下地，向母亲说：
“妈妈，不耍紧，我明天还去挑。”
“你吃过饭吗？”
“我不饿。”
第二天一早，喝了一碗野菜粥，又翻过高山去挑炭。扁担一压上红肿的肩头，头上就直冒冷汗，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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