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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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兽笼相互堆叠，里头各有两只猴子，清洁剂混杂狗食的气味依稀可闻。我屈膝蹲在一个笼子前，手放在栏杆之间。一只猴子过来拼命舔我的手。我想起先前看过的资料，有天晚上哈洛在实验室工作，不小心把自己锁在笼子里。他困坐笼中好几个小时，无法脱身。直到深夜，他听见远处有人狂欢作乐，于是大喊：“救命！救我出去！”终于有人听到他的呼救，而在获救之前，哈洛已经饱尝了寒冷与恐惧的滋味。

我问解说员：“我可以抱猴子吗？”他答应了。我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我伸手抱起那团毛茸茸的棕色肉球，它才出生没多久。它细小的手臂环绕我的脖子，闻起来有股奇特的霉味。它的心跳很快，是害怕什么吧！怕我？怕被囚禁？害怕自由？我对它说：“不怕！不怕！”它皱巴巴的小脸，让它看起来像个老头，眼神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它在我怀中颤抖，我对它说：“乖乖睡，”并尽可能把它抱得更紧。

第7章　吸毒不要紧　亚历山大的颠覆性成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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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1970年，科学家开始研究成瘾行为。他们试图依据动物实验结果来界定渴望、忍耐、戒断症状等。其中有些实验相当匪夷所思。单是可卡因，就有500多项实验仍在进行。老鼠的神经系统与人类极为相似，因此老鼠便成为了研究成瘾行为的最佳对象。

亚历山大

几乎所有的实验都基于特定物质无法抗拒的假设，实验结果也都印证了动物会自发性地摄取神经毒素，剂量之多甚至可以致命。然而1981年，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柯姆斯（Robert　Coambs）和哈达韦（Patricia　Hadaway）三人决定挑战这些传统动物实验所秉持的主要假设。

他们认为，将猴子绑在椅子上倒立好几天，给它一个控制器，一按按钮就有药物帮它舒缓痛苦的实验方式，无法证明药物使人上瘾，只能反映个体受外力的束缚，其中包括社会、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打算让动物置身舒适的环境，再测试其是否依然对药物上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管制药物，然而如果动物未成瘾，那么这些研究者就认为，问题的根源也许不在生理，而在于文化。

柯姆斯

我认识一个有毒瘾的人。她是63岁的艾玛，在新英格兰区一所小型理工学院担任院长。不管在工作中或私底下，她总是衣着时髦，光鲜亮丽。几个月前，她背痛得很厉害，原本像积木一样堆叠整齐的脊椎开始逐渐松脱移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决定接受手术。她醒来之后，背上多了一道缝合的痕迹，医生给她一瓶棕色液体——强力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此药号称“穷人的海洛因”，原是合法处方药，用于舒缓癌症病人以及其他慢性病病人的疼痛。近来屡遭滥用，并衍生出严重的犯罪问题。

古人所说的鸦片，又被称为鲜红生命之舵、快乐星球、天堂的牛奶。根据古希腊典籍记载，鸦片可以治疗“长年头痛、癫痫、中风、呼吸不畅、腹痛、丁香草中毒、脾脏结石、妇科病、抑郁、所有恶性传染病”。

鸦片这种奇特的物质，萃取自细长的罂粟花，它浑圆的果实中满是种子。19世纪英国妇女以罂粟子泡茶喝，并以此安抚哭闹不停的小孩。当年在烟雾迷漫的伦敦街头，鸦片可以公开售卖，号称“婴儿镇定剂”、“温斯洛太太的抚慰糖浆”。鸦片可能是最早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也是今日常见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利他林（Ritalin）＇1＇的前身。

艾玛对这类药物却有不同的看法。手术治好了她的背痛，但却让她“离不开止痛药，那很可怕。我以前从没想过药物成瘾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再看到罂粟花时，也不觉得它漂亮了。”我到她家作客，听她谈起一件事。这天艾玛一边看着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书，一边用电话和秘书讨论教职员的应聘程序，还能一边跟我讲述她的亲身经历。她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她超过两个小时没服药，就开始发抖。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从药罐里拿出两个药片，放进嘴里。她不能不吃药，就像植物无法不向光生长一样。

我们的祖先认为鸦片是万灵丹。我们还知道，注射鸦片会导致嗅觉失灵，更别提共用针头的风险了。我们知道毒品具有成瘾性。注射海洛因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成瘾反应，如果吸食可卡因，起初会有激烈的反应，身体不停晃动，之后则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媒体与医药界将这些毒品的知识反复灌输给我们，证据来自对脑部的断层扫描，人脑因为渴望这些毒品而呈现红色影像。这种说法相当普遍，我们也都深信不疑。

从痛苦的地狱来到舒适的天堂

然而，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博士告诉我们，这些证据终究只是文化的产物。亚历山大博士住在温哥华市，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成瘾行为。他发现影响是否成瘾的因素，不在于毒品的性质，而是受众多社会不利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我们可以说炭疽病毒会导致肺部病变，但没有任何化学物质会导致成瘾反应。

在亚历山大的理论中，成瘾并非确实存在的现象，而是某种证据薄弱、构思草率的个人叙述。因此他相当质疑艾玛或匿名瘾君子互诫协会（Addicts　Anonymous，AA）的说法。此外，杰利内克（E。　M。　Jellineck）在1960年首先将酒精中毒列为疾病，后来奥尔兹（James　Olds）与米尔纳（Peter　Milner）研究发现，笼里的老鼠肚子再饿，也宁可服食可卡因，而不吃食物，直到饿得骨瘦如柴而死。

亚历山大也质疑这些研究的效度。他提出两项惊人的观点：一是“毒品本身会导致上瘾”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二是即使不断接触药性最强的毒品，也未必会导致成瘾问题。亚历山大说：“多数人可能使用药性最强的物质，并且反复服用，但也未必会演变成无可救药的毒瘾。”

综观历史，亚历山大所言也许不假。禁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2＇之前，鸦片可以合法买卖，成瘾比率都维持在1％左右。尽管艾玛这类实例比比皆是，但亚历山大信手拈来，就可举出许多研究印证其观点，就像音乐家随意舞动手指，音符便流泻而出。

一项15年前完成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住院病人，尽管长期注射高剂量的吗啡，在疼痛消除后，皆能顺利停用吗啡。另有一项针对安大略湖区居民的研究显示，95％服用可卡因的民众，平均每月服用不到一次。1974年，针对旧金山地区27名固定服用可卡因的居民，进行的为期11年的追踪观察，结果显示，所有被试皆能妥善控制用药状况。只有一人在这段时期对可卡因产生药瘾，11名被试表示，曾经一度每天服用，但目前已无此状况，其中7人的服用剂量已由7克减少到3克。

亚历山大特别喜欢引用越战士兵的实例，来解释药物成瘾的现象。90％在战时养成海洛因毒瘾的士兵，在战后随即停用海洛因，丝毫不困难。还有另一项关于纯可卡因的研究更为惊人，1990年针对美国青年的研究显示，5。1％的年轻人曾吸食过纯可卡因，但只有0。4％在受访者的当月还继续吸食，不到0。05％的人在受访当月吸食天数超过20天。亚历山大兴奋地告诉我：“这显示，即使世界上最具成瘾性的药物，服用后上瘾的比例也不到1％。”

还有其他研究可以印证亚历山大的观点。他很喜欢高谈阔论这些研究，简直就像在传教。他说话带有柔和的英国口音，但仍给人以强势的感觉。他瞪大双眼，眼睛透过镜片放大后，看起来好像受到惊吓。他双手环抱胸前，举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问他：“你使用过毒品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的言行举止有时让人略感怪异。他说：“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时会吃点迷幻药，但不是固定服用。这样做可以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他暂停片刻，我等着他继续。他说：“有一次我吃了迷幻药后，觉得头痛欲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却无法随心所欲、自由活动。我当时想：‘我应该快死了吧！’我躺下来打算等死，心跳仿佛就要停止。我知道这种感觉无法压抑，我一停止挣扎，马上就可以从痛苦的地狱来到舒适的天堂，飘飘欲仙。从此之后，我就不在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

我问他：“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他说：“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亚历山大很适合担任迷幻药的代言人。根据亚历山大的经验。迷幻药不仅可以让你超脱肉体拘束，而且只需片刻，就能带领你进入乐土，显然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爱的本质，成瘾的本质

我小心翼翼地打量他。我是心理学从业人员，曾在许多防治药物滥用的机构工作过，亲眼目睹药物成瘾的威力。亚历山大的说法只能当成某种宣传用语，不过他说的话确实有真实的成分。尽管有些东西还有待商榷，但颇能鼓动人心。亚历山大通过设计缜密的实验取得的真凭实据，不仅印证了他的假设，而且也为那些他喜欢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你可以反驳，也可以赞同，并随他进入奇幻古怪的境界，颠覆你原先的假设，眼前一片开阔，满是奇花异草。

亚历山大从小生长在一个爱国意识强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退役后到通用公司担任工程师，他去世前几年，总是会命令别人称他上校。从亚历山大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年轻时是个英俊挺拔的美男子，19岁时，他和一位美女结婚，搬到俄亥俄州的牛津市。那里气候寒冷，混浊的俄亥俄河两岸都是金黄的玉米田。

两人的婚姻很快降至冰点。亚历山大后来前往迈阿密大学研读心理学，在那段时间，他看到了哈洛的猿猴实验影片，“我心想，这个人是研究爱的本质的。而我情场失意，应该向他请益”。亚历山大真的写信给哈洛，并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许可。于是他满怀希望前往麦迪逊，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探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亚历山大长途跋涉，前往一个更为寒冷的地方。他来到哈洛的实验室，随即被派去观察缺乏母爱的猴子。他的《“文，》任务就是《“人，》看着这些母《“书，》猴啃咬自己所《“屋，》生的小猴或以其他方式虐待它们，并记录每天出现几次这些行为。他注视这些猴子，但更注意观察哈洛。亚历山大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随时都醉醺醺的。我常常在想，什么力量让这个人如此茫然、不知世事？我来哈洛这里是想了解爱的，但最后却开始思索成瘾行为。”

越战爆发，已经离婚的亚历山大抛下两名还在学步的幼子，前往加拿大，因为他“变得很偏激，无法再待在那个国家”。他跨过国界，应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之聘，担任心理学系助理教授。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亚历山大教授一门有关海洛因成瘾的课程，但他对海洛因一无所知。

于是他到温哥华一家治疗药物滥用的医院实习，在那里，他首度从非药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成瘾行为。“有位病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工作是在圣诞节前后在某家购物中心扮演圣诞老人。他若不吸食海洛因，就无法工作。只要吸了海洛因，他马上精神抖擞，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套上黑色橡皮靴，一连微笑6个小时都不累。我那时候开始思考，也许有关药物滥用的理论都错了。人类使用药物，并非药物成分致使其不得不一再服用，而是服用药物可以让自己适应环境的苛刻考验。”

亚历山大的观点显然与当时的理论相左。现代研究者逐渐承认，成瘾行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亚历山大的主张依然与今日的主流观点相抵触。综观药物滥用的文献，论述模式大同小异。它们都承认药物成瘾是受环境影响，但随即矛头一转，将药物成瘾的原因又全盘归于人脑电波与化学作用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许多重要研究指出生理机制对药物成瘾的影响，这些实验不仅主导了当时学术界，而且至今仍有重要地位。1954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奥尔兹与米尔纳率先发现，实验的小白鼠为了让脑部奖赏中枢（reward　center）受到电击，获得快感，会刻意按压控制杆（如图7—1）。其他类似的实验还有，博扎思（M。　A。　Bozarth）与怀斯（R。　A。　Wise）让实验动物可以自行摄取导管中的兴奋剂，迅速获得快感，而同时这些动物陆续挨饿致死。

图7—1　奥米兹与米尔纳的实验

另有一类实验，设置一个带电区域让老鼠通行，行经此区时老鼠厚实的脚掌会受到严重电击，但若能闯过这个带电区域，就可得到含有鸦片的药丸。我在此先离题一会儿，谈谈老鼠脚掌的构造。老鼠脚掌虽有皮毛覆盖，脚趾指节分明，然而在其粉红色的脚掌肌肉中，布满了神经末梢的感应部位，对于各种外界刺激相当敏感。因此老鼠穿越带电区域时，不断尖叫，表现得很畏惧，一到终点，便瘫倒在地，从导管中吸取药丸。

这些研究发现足以证明某些物质的药性强烈，不是吗？这也证明成瘾反应具有生理上的必然性。随处可见吸毒成瘾的人，在市区暗巷游荡，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这也足以佐证。亚历山大当然也读过这些文献，但他却不这样想。他以奥尔兹与米尔纳的研究为基础，发展其实验。奥尔兹与米尔纳当时颇受瞩目，而亚历山大还籍籍无名。

愉快中枢，欲罢不能

奥尔兹与米尔纳假设脑部的“愉快中枢”（pleasure　center）位于脑部下层（如图7—2）。为印证假设，他们剖开一两只老鼠的头骨，在如豆子般大小的大脑中置入细小的电极。他们最初以牙科胶水固定电极，后来为了更加稳固，改以珠宝工匠用的螺丝。接着观察老鼠的后续反应。两人发现，老鼠似乎喜欢脑部受到轻微电击的感觉，电极位置不同，反应也不一样。电极偏右，老鼠会格外温驯；偏左，则会兴奋而一直喘气；往下，老鼠会不停地舔生殖器，直到生殖器沾满口水，闪闪发亮；往上，老鼠则会胃口大增。奥尔兹与米尔纳也发现老鼠会自动按压控制杆，使脑部受到刺激，若电极放置区域正确，老鼠一小时内甚至会按压6　000多次。两人据此推断，脑部布满了引发快感的区域。

图7—2　愉快中枢

“放对位置”就是放在内侧前脑束（median　forebrain　bundle），奥尔兹相当得意地宣称，这里就是愉快中枢。我想亲眼看看这些脑束究竟是什么模样，毕竟快乐很难抗拒。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动物实验室工作的同事，我看着他抓起一只“被牺牲”的动物，剥开脑膜，露出缠绕纠结的脑，这里掌管认知，那里掌管抉择，还有几束灰色的线状物，那就是内侧前脑束，没想到快乐的源头一点也不特别。

当时亚历山大也对药物滥用的病人进行访谈，这些人大多潦倒颓废。亚历山大不禁思索，既然我们只要使用药物就能刺激愉快中枢，很容易就感受到愉悦，那为什么只有部分用药者成瘾了呢？每个人都有看似平凡却美妙无比的内侧前脑束！其他研究者忽略的，而亚历山大注意到了。回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刚发现的愉快中枢成为了许多杂志竞相报导的主题。亚历山大认为，“具体的生理现象”是个人情绪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后的产物，决定是否成瘾的因素，除了药物性质，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运气、巧合、加薪、廉价礼品等，真是无奇不有。他知道是这样，但苦于没有证据，因此他想找出证据。

心理学家、药理学家开始以愉快中枢为基础，推断药物成瘾的原因。药物就像一种化学物质的电极，刺激沉睡的内侧前脑束，使其想再得到更多刺激，这道理就像我们抓挠蚊虫叮咬过的伤口，越挠越觉得痒。

这样的解释简单易懂，但不够明确，也不科学。有些研究者于是从药理学角度切入，提出相当有趣的理论。人脑中有一个药物工厂，生产各种化学药物：作用如同鸦片的内啡肽（endorphins）是人体天然的止痛剂，多巴胺（dopamine）、血清素（serotonin）具有安定心神的作用。人脑会根据实际状况，自动调节生产少量的药物，让我们感到舒适，渡过难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从外界输入药物，如，吸食大麻或纯可卡因，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血液，受到外来药物作用的影响而释放信息，让身体停止生产天然化学物质，而依赖外在供给。

换言之，我们的身体为配合外部的人为供给，会停止自行生产。这种反应有个好听的说法，那就是“神经适应模式”（neuroadaptive　model）。一旦药物改变了人体的自行调节系统，要恢复原先的状态就得经过一番努力。

亚历山大说：“先讨论多巴胺减少的理论。因为吸食可卡因会导致脑部停止生产多巴胺，所以需要吸食更多可卡因，才能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多巴胺减少会导致人类需要更多可卡因，这种说法缺乏具体实证。”我打电话给一位曾在缉毒单位担任助理的朋友，耶鲁大学毕业的克雷勃（Herb　Kleber），他说：“当然有证据。你没看过脑部断层扫描的研究吗？吸食可卡因的人，脑部都会缺乏多巴胺，且缺乏程度与想要吸食可卡因的欲望强弱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有关？无关？或许？纵览心理学所有领域，只有药物研究才会出现矛盾答案并存的现象，此时科学就像政冶，不仅无法厘清事实，而且还会衍生出混淆错乱。

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杜米特（Joe　Dumit）说：“这样说吧！脑部断层扫描的结果未必可靠。研究者很容易营造出差异很大的假象，产生误导。谁也不能肯定！”杜米特叹口气。整天研究大脑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简直就是没有止境且毫无希望的反复演练，企图超脱自我局限来了解自我。算了，给我一杯酒！

我们住在乐园里，谁还需要吗啡

亚历山大想找出证据。他住在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温哥华。他观察其他研究者的老鼠，那些药物成瘾的老鼠，它们中的一些背部的毛被剃光，直接插入导管，被关在狭窄脏乱的笼子里。也许这就是证据。

亚历山大这样想：“假如我必须住在那种环境中，我一定也需要药物来让自己振奋。”要是把笼子移走，也就是改变社会限制，不知有何后果。动物若身处快乐舒适的环境，是否仍难逃成瘾的生理反应？亚历山大暗自思索这个问题，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绝妙的点子：“老鼠乐园”（Rat　Park），他随即动手打造这个奇特的地方。

亚历山大和两位同事柯姆斯、哈达韦，一起建造了约五六平方米大的住所，在此安置实验用的白鼠，以此取代了常见的窄小笼子。新鼠舍中，温度适中，摆放着许多美味的松木刨花，有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圆球、滚轮、锡罐。

亚历山大等人打算将公鼠母鼠都移居其中，鼠舍中有足够的空间满足不同的用途，包括：交配、分娩、游玩嬉戏、哺育幼儿。三人接着为这间老鼠的五星级豪华饭店粉刷墙壁。底色是鲜绿和鲜黄，还画上落叶树木，道路婉蜒在群山之间，溪流流过平滑的石头。

亚历山大、柯姆斯、哈达韦三人为老鼠设计了若干实验情境。其中一项名为“诱惑”，基本假设是老鼠嗜吃甜食，很少见到它们能拒绝甜点的诱惑。在这项实验中，研究者把16只老鼠放进了豪华的老鼠乐园，另外16只老鼠则留在拥挤且与外界隔绝的笼子里。

因为纯吗啡带有苦味，老鼠不喜欢，所以他们把吗啡掺在糖水里，给两组老鼠喝。起初只加一点点糖，实验越久，糖越加越多，到最后简直就像甜腻腻的甜酒。老鼠一边喝水，一边吸收难以抗拒的类鸦片药物。他们也提供两组老鼠普通的自来水，水质浑浊略带霉味，就放在装了吗啡水的瓶子边。

以下是他们的发现。实验刚开始时，吗啡水的甜度不高，但置身拥挤笼里的老鼠，会去喝吗啡水。这些老鼠用力啜饮，我想，没过多久，它们就会头晕目眩，倒卧在地，眼神呆滞，细小的四肢缓慢晃动。住在老鼠乐园里的老鼠，不管实验者加多少糖，都会排斥喝下具有麻醉效果的液体。

不过有些老鼠偶尔会去喝，母鼠多于公鼠，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比较偏好自来水。两组老鼠都曾喝下吗啡水，但相比之下，拥挤笼子中的老鼠喝水的频率是乐园中老鼠的16倍，显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在老鼠乐园的吗啡水中加入耐勒克松（Naloxone）后，这些老鼠一改对吗啡水的厌恶，开始去喝这种水了。耐勒克松可以减轻类鸦片药物的作用，但也会稀释液体的甜味。

这项令人震惊的发现反映出最重要的一个事实：置身“友善”环境中的老鼠会避免接触任何影响其群体行为的物质，如，海洛因。老鼠喜欢带有甜味的水，前提是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