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鼠的大脑皮层仿佛不沾锅，任何事情都无法久留。

记忆制药公司或其他药厂，能否研发出这样的药物呢？特利已在研发类似的药物，一旦上市，创伤受害者在24小内服用，就可消除创伤记忆及当天所有记忆。如果有人经历了可怕事件、恐怖袭击、飞机失事、他人恶意攻击等创伤，服用这种药便可有效消除创伤后的心理障碍。消除创伤只需一颗胶囊，里头掺了忘川的水，冥王就是用这水消除死去魂魄的过往。

坎德尔从前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总像未曾远去的阴魂。由此看来，他应该会对让人遗忘的药物感兴趣。坎德尔预见到这种药物涉及的道德问题了吗？如果再发生屠杀异己的事件，是否就可以让幸存者服用这种药物，消除其记忆，也消除随之而来的谴责？歹徒是否可以先让受害者服下这种药物，以此除去重要的罪证？没错，坎德尔确实考虑到这些事。所以尽管他找出与遗忘有关的分子化学过程，但他和记忆制药公司的CSO（首席问题官）乌特贝克并不积极研发这种药物。

此时坎德尔正将心力投注在回忆录上。我在一个晴朗的春天见到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办公室，坎德尔正在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挥舞着一叠纸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回忆录，我刚开始写，希望来得及完成。”

他把那叠稿子放在茶几上。我们分坐茶几两边，我想拿起稿子瞧瞧，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坎德尔的眼光从手稿上移走，望向窗外。他说：“集中营与我近在咫尺。我想尽可能将这些记忆宣泄出来。”

坎德尔告诉我，他几个月后要去维也纳。他正在筹划一场座谈会。我以为是和科学有关的，但他说不是。他说：“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已面对纳粹屠杀的历史，但奥地利至今仍未坦然面对。我打算举办这场研讨会，帮助奥地利面对过去发生的事。”

我想像他到时候会拿个针筒，里头装满含有CREB的强效药剂，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打上一针，让所有混杂纷乱的思绪，全部回到“水晶之夜”事件发生的时候。坎德尔的成就，虽始于极其微小之处，但有着极为庞大复杂的内涵。他一贯采取简化的研究方法，但成就却远远超出各项实验的总合。

红色的小药丸能改变什么

和坎德尔见面几天后，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德尔广场，四周有好几家咖啡馆和书店。我在波士顿住了一辈子，却从未到过这里。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成群的学生紧握手机，快步经过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春天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肥皂香味，闻起来很舒服，木兰花盛开，让我想起坎德尔的红色小药丸。

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返老还童，而且还可以吃一颗药丸就能长生不老，我们会想要这样吗？可以看到百年后的子孙到底好不好？如果这样，我们是否丧失了某些人类的本质，毕竟生死循环是记忆的开始与终结，也建构了生命的原形。坎德尔带领我们到达了更高的认知层次，但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腾空旋转，毫无立足之地。

此时我看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靠在护士身上，沐浴在阳光下。在旁边那栋建筑的斑驳的大门上写了些字，我眯起眼睛，看到上头写着“精神科门诊处”。亨利不就住在那里吗？我知道那位老人不可能是亨利，却不禁这样幻想。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这位长者眼神呆滞，在双眼之上，我仿佛看见斯科维尔摘除海马回后留下的空洞。尽管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中，亨利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却不记得自己的遭遇，这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交易。当我看到那位老人时，我知道我宁愿拥有记忆，也不要每次都是全新的经验，我不想每次咬下水果，都像第一次品尝，过去的记忆都被脑中的无底洞吞噬，消失无踪了。坎德尔的药片如果真能上市，就让我们一口吞下吧！如果我们活得够久，我们应该能逃脱遗忘的宿命。

但我可以确定没有这样一种药。没有一种科学可以让我们脱离肉体的牵绊，到头来曙光乍现，转瞬熄灭，我们又回到了幽暗的黑洞。

老人和护士开始向建筑物走去。他们打开嵌着深色玻璃的大门。我靠近门口往里看，只看到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感觉有点说不出的怪异。也许是玻璃门板的晃动，也许是颜色的关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容憔悴，脸上坑坑疤疤，眼窝凹陷，额头上有些奇特的斑点，晒斑、痣都清晰可见。也许这些是我脑中老化的神经元的投影。不管我多么努力思考，依然无法让神经元突触不萎缩，只能任由老废的神经元散置在大脑皮层中。

*　*　*

＇1＇　1938年德国发生犹太难民刺杀外交人员的事件，德国政府遂对奥地利境内的犹太民众展开报复行为。此事件是德国政府首度公开袭击犹太人。——译者注

＇2＇　法国作家，著有《追忆似水年华》。他的写作形式独树一帜，以潜意识记忆触动感官，引出无止境的印象记忆，表现生命的纷乱与丰富。——译者注

第10章　切割大脑　莫尼斯与20世纪最前卫的心理治疗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引言

今天的精神外科执业医生都会坚持认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前额脑白质切除术（leucotomy）、扣带回切除术（cingulo…tomy）等手术，绝非是没有根据的摸索性实验。然而就连这些名词是如何定义的，医生们都众说纷纭，更遑论其他饱受质疑的做法了。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是葡萄牙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莫尼斯（Antonio　Egas　Moniz）。他由于发现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某些心理疾病的治疗效果而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葡萄牙人。

尽管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及衍生的扣带回切除术目前已获得普遍的认可，然而在实际操刀过程中，理论知识与推断臆测的比重其实不相上下。手术过程犹如未知的旅程，只能在幽暗中摸索前进。综观20世纪，实验心理学一再触及重要的道德议题，而精神外科发展百余年来屡次挑战道德尺度，更是引发激烈的辩论，但同时也开拓了重要途径，让后人得以窥得人脑的奥秘。

他的肖像被印在葡萄牙的邮票上。对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来说，此等尊荣实至名归。每天都有几千人舔湿他的后脑勺，把他贴在信封上，丢进邮筒。

邮票上的人名叫莫尼斯。他于1874年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几公里外的小渔村。我们对他母亲了解不多，莫尼斯的父亲家产丰厚，在乡里颇有地位。莫尼斯幼时住在宽大的豪宅中，家里有间礼拜堂，银烛台的烛火从不熄灭。

莫尼斯并未与母亲同住，与父亲同住的时间也很短。青少年时期，他都在邻镇与叔叔阿巴戴德一起度过。阿巴戴德是位神父，总穿着僧袍，一丝不苟。照常理推断，他应该会教导莫尼斯许多宗教教义，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

阿巴戴德对葡萄牙的辉煌历史深感荣耀。他朗读经典文学作品给莫尼斯听，所以莫尼斯还没入学便可背诵多首史诗、翻译拉丁文章。莫尼斯的头脑在叔叔的锻炼下，像刀锋般敏锐。毫无意外地，他上了大学。大四那年，他决定研读医学。那年冬天里斯本很冷，皇宫里的孔雀都冻死了。

莫尼斯患有痛风，所有关节红肿疼痛，他的手指蜷曲，无法伸直。他终生都为痛风所苦，日后他在施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时，也需旁人帮忙操刀。他的助理负责关键部位的切除，莫尼斯在旁监督，下达指令。病人意识清醒，躺在手术台上可以听见莫尼斯说：“切断神经束，再深入左脑叶。M太太，你如果感觉不对劲就给我一个手势！好，换边，钻下去。”

前额叶传来的灼热刺痛

不过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19世纪末，莫尼斯还在科英布拉学院（Coimbra　College）就读。尽管饱受痛风之苦，他仍满怀雄心壮志，想在精神病学界留名。痛风的症状缓解后，他收拾行囊前往巴黎，追随马里（Pierre　Marie）与德泽林（Jules　Dejerine），两人都曾是法国学者沙可的学生。莫尼斯穿梭在巴黎萨尔佩替耶（Salpetriere）综合医院的精神科病房，看见有人口吐白沫、有人晕厥、有人颤抖。形形色色的病人必定让他印象深刻。人类的行为、心神竟如此怪异。

对莫尼斯来说，精神与实体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他从一开始便将精神疾病视为有机体的病变，是神经系统的纠结所致。回到葡萄牙后，莫尼斯开始思索怎样才能看见大脑。在头骨的包覆下，这么重要的器官显得遥不可及。如果能看见大脑，也许就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肿瘤、血管破裂。

莫尼斯先以染剂与尸体进行实验。早在17世纪，科学家如果需要观察极其微小或混乱模糊的物体，便会使用染剂凸显所要观察的部分。这些染剂包括用压碎的番红花制成的红颜科、显现叶脉纹路的硝酸银染剂。但从未有人直接将染剂注入病人的脑内进行观察。莫尼斯最初只想一窥究竟，并没有想过要改造人脑！

莫尼斯发明一种染剂，可由颈部血管直接注入体内。染剂流入脑部，再以X光机照射，原先隐藏的血管与脑叶一一现形。莫尼斯的发明可以帮助找出肿瘤或其他病变的位置，发现脑部的病源。不过成功必须付出代价。神经学家瓦伦斯坦因（Elliot　Valenstein）说：“你想想看，谁敢把溴化物直接注射进活人的颈动脉？有很多人想过，但最后都作罢了。不过莫尼斯不仅抱负远大，而且敢作敢为。”

用尸体实验过后，莫尼斯再从他的病人中挑选出若干人，进行了注射染剂实验。其中一人死亡，只见其脑部影像一片红光，掺杂些许蓝银相间的色块。莫尼斯表示，他对这名病人的死“深感歉疚”。

然而莫尼斯仍然继续为许多病人注射染剂，观察其脑合影像。他将这种方式称为血管造影法（angiography），这种技术日益普遍，至今仍广为应用。血管造影技术已有了显著进步，也成为近代医学相当倚重的诊断方式。莫尼斯进入他人的生命，取走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因而招致诸多抨击，不过他仍具有重要影响。你也许痛恨精神外科之父莫尼斯，但你不可否认，他对我们的脑袋仍有诸多裨益。

我们得先看到一样东西，才会想着去拿到手。莫尼斯也是这样，他先看到大脑，再伸出因痛风而肿胀的手去触碰，进而试图加以改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很少，精神病人通常被送入疗养院与世隔绝，任其自生自灭。莫尼斯在神经科执业期间，所接触的病人有超过1/3患有精神疾病，他深知精神病人的处境。

当时医生试过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法，包括引发低血糖症、冷却疗法、拔掉牙齿、切除结肠、注射疟疾病毒等。与此同时，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提出了心智运作完全受过往经历影响的理论，这个理论广受各界瞩目。此时莫尼斯则深信，只有从生理层面着手，才能治好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究竟源于化学物质作用，还是过往经历影响，要用药物治疗还是要借助心理咨询，两派争执不下，由来久矣。对立争辩一再重演，却未必有更深入的见解。

1935年，61岁的莫尼斯前往伦敦参加了一场神经医学研讨会。宏伟的会场中，放置了多尊法式石膏半身人像，大理石的地面。现场冠盖云集，各个西装笔挺，佩挂眼镜，前来聆听最新的实验结果。有人谈到烧灼狗的大脑皮层的运动神经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人宣称已将猴子大脑皮层中掌管听觉的部分实施了切除。

接着轮到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森与生理学家富尔顿（John　Fulton）发表研究成果。两人谈到一只性情相当暴躁的母猴贝琪。贝琪喜欢尖叫，随地便溺，一生气就打翻装盛食物饮水的容器。两人设法让贝琪熟睡，然后掀开了它的头盖骨，剪掉连接前脑叶与边缘系统的神经束。当贝琪醒来时，性情大变，变得文静温驯，且智力似乎毫无损伤，能力与其他猴子无异，不管是何原因导致它先前的行为，而此时已全部消失。莫尼斯听到贝琪恢复正常的案例，想到他在葡萄牙的病人，于是他在金碧辉煌的会场中起身大声发问：“为什么不用外科手术来消除人类的精神病状？”

据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大感震惊，而且纷纷转身想看看是谁说出了这种话。当时会场鸦雀无声，不知是因为科学也有说不得的禁忌，还是在场多数人也想超越那条禁忌，听到莫尼斯所言，都深表赞同，毫无异议？毕竟这些医生和我们一样清楚科学的发展也是不断探索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引人争议。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是从先前许多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中衍生而来的。尸体解剖曾因宗教禁忌而遭到禁止，但现在已广为接受了，医生可以剖开尸体取出内脏进行研究。动物实验则更为骇人，猪狗的内脏器官散落一地。治疗方式在逐步进化，由外而内，再转移到其他层面。在场的医生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只有莫尼斯敢直言不讳，大声宣告：我要这样做，我要动手术把他剧烈作痛的大脑，切掉一小块。即使没有雅各布森与富尔顿的实验，切除脑部某部分的做法也言之有理。我们常可见到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低头用力揉搓太阳穴，仿佛要揉掉前额叶传来的灼热刺痛！

M太太贡献了自己的大脑

莫尼斯搭火车回葡萄牙。他一如往常，前往里斯本市区的几所精神病院巡视。病患口吐白沫，肮脏邋遢，病一发作就被丢入装满冰块的木桶。莫尼斯对那宛如刑具的冰桶、湿透的胶制外衣、捆绑用的绳索，完全不陌生。20世纪30年代的病人，一经诊断就住进精神病院，平均得待上7年。现在的病人，幸运的话，3天就可以出院了。

精神病院的走廊仿佛但丁笔下的地狱，随处可见神情痛苦的病人，坐立不安，扭动身躯，还有人向外星人祷告，或觉得天使睡在自己的肚子里。病人偶尔会抬起头，看见莫尼斯来回踱步，他的脸庞浑圆红润，身穿深蓝西装。病人不知道莫尼斯走进病房前做了什么。他一下火车，就直接走向太平间，订下三具尸体，准备实验。莫尼斯先以笔代刀，演练如何准确刺入大脑皮层，反复试验不同的角度与深度，直到熟练为止。

根据记载，莫尼斯的第一位病人是63岁的M太太。她有严重抑郁及焦虑倾向，思想偏激，认定警方试图毒杀她。她曾偷偷在公寓里卖淫，直到其他住户抗议才停止。她经常抑郁，有时还会不停摇晃身体，无法克制。M太太被诊断为严重的抑郁症，总共住院4年半。

手术前一晚，莫尼斯先剃掉了M太太的头发，再以酒精消毒头皮。她那时在想什么？莫尼斯怎么跟她解释这个手术的？她知道这个手术风险很高吗？已经饱受痛苦的她还会在乎这些吗？那天晚上，她躺在狭窄的病床上睡去，过了这晚，她的大脑将不再完整无缺。莫尼斯则在宽敞的实验室，注视着尸体的太阳穴上的黑色线条，彻夜未眠。

“第一次手术前的晚上，我满怀希望。希望手术可以把原有的焦虑恐惧一扫而光。如果摧毁连结细胞的组织，可以抑制某些精神疾病的话，这将会是一大突破，有助于了解心灵运作的基础。”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为何行得通，莫尼斯自有一番解释。这种方法对母猴贝琪有用，而他要更进一步地应用。莫尼斯相信，精神异常其实就是大脑神经束固定显示的思想，这些思想固定于连结前脑与丘脑的神经束上，如果能切断这些神经束，病人就不会精神失常。事实证明，莫尼斯的理论过于简化了，不过这却促使坎德尔进行了后续研究，坎德尔说：“莫尼斯功不可没。”

M太太也是，她贡献出了自己功能异常的大脑。1935年11月11日，她从原先所住的精神病院转往里斯本的圣玛丽亚医院的精神科，莫尼斯就在那里等着她。在首例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中，使用的工具并非手术刀。M太太躺在手术台上，光秃秃的头皮刚擦拭过麻醉药，接着莫尼斯在头骨两侧各钻出一个原珠笔尖大小的洞。莫尼斯和助理将装满酒精的注射器插入洞中。莫尼斯认为，以酒精烧灼神经组织可让切除过程较为安全。

手术后5个小时，病人逐渐恢复。莫尼斯记下了两人的对话。

“你家在哪？”

“戴斯特罗的卡尔喀达。”

“这是几个手指头？”

她略带迟疑地回答：“5个。”

“你多大了？”她迟疑许久，不确定答案。

“这是什么医院？”她没有回答。

“你喜欢喝牛奶还是牛肉汤？”

“牛奶。”

前额脑白质切除术后

她的回答不仅未能证实病情有显著改善，甚至还反映出某种程度的认知退化，但莫尼斯并不担心。脑部手术后的病人出现暂时的意识混淆是常有的情况。莫尼斯让M太太转入普通病房，她有些发烧，后来恢复了正常。M太太转回原先的精神病院，两个月后，该院一位心理医生对她的精神状况的鉴定结果如下：

该名病人行为正常。焦虑的倾向并不明显。喜欢模仿他人，反应略显夸张，适应良好，道德观念、智力、行为一切正常。情绪略显低落，可能是她担心自己的未来所致。能正确评价自己先前的病情，对自己目前情况的理解也算恰当。文人小说下载

M太太并未出现新的病症，原先偏执的想法大都消除。换言之，病人接受治疗后，焦虑、烦躁、抑郁程度降低，出现频率也随之减少。

虽然残忍，但真的有效

手术显然极为成功。不过，没人知道M太太的后续状况。她在手术后，脑部有何变化？她的病情是否持续改善？有无复发？她对这次手术有何感想？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莫尼斯并未追踪研究，双方的联系就此断线。

M太太的手术后，莫尼斯继续为更多的病人进行手术。他不管诊断结果，只要有病人就动刀，这种做法让他饱受抨击。他等于把病人当成了小白鼠，后来有多位病人的情况迅速退化。尽管这并不影响病人的情绪感受，但手术的风险与效益却有必要重新评估。莫尼斯或许会这样想：这样做有用，就算没有用，也不会更糟。顶多就是这样罢了！莫尼斯这样写：“我发现这个方法也许无害，甚至对精神病人大有帮助。”

他继续进行这项手术。在病人头上钻洞，注入冰冷澄净的酒精。乙醚流过那些掌管心智的脑部组织时，莫尼斯密切注意病人的重要生理征兆。接着病人脑部出现若干烧灼后的痕迹，就像森林大火后地面上的一片焦黑荒芜。

莫尼斯最初的手术是用酒精烧灼，总计20位病人接受了手术。后来他改用脑叶切割器，这种仪器附有刀刃，可以从旁切割，切除神经联系与组织。莫尼斯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情形。长期为焦虑所苦的病人变得平静稳定，幻觉也减少了，久住精神病院的病人可以出院回家了，有些甚至还找到了工作。他为一名26岁的妇女动手术，这名妇女曾在前往刚果的途中，把行李丢下船，还因极度抑郁，而喝下盐酸。动过手术后，家人发现她“状况大为好转，好像回到没发病前。”病人本人表示：“病都好了。我现在只想回家和女儿一起生活。”

莫尼斯表示，第一批接受手术的20位病人，7位完全痊愈，7位病情有所改善，另有6位没有变化，换言之，70％的病人的症状明显减轻，长期观察，也没有发现有副作用。精神外科学者对此数据颇有争议。

反对者认为，由于缺乏长期追踪，所以对这些早期研究所得的数据的解读方式明显存在偏颇。此外，虽然病人在手术后智力测验分数似有提高，但这意义不大，因为智力测验测不出脑部手术导致的特定能力的减损。这些观点都有其价值。然而莫尼斯与其后继者宣称，这些大胆且残忍的手术让无数病人解除了痛苦，行为得到显著改善。当时多数抗精神病药物，像是百忧解之类皆尚未问世，所以莫尼斯的手术尽管残忍，但也不失为精神病人的福音。

星星之火，差点燎原

莫尼斯于1937年在《美国精神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手术结果，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自此传入美国。两位外科医生弗里曼（Walter　Freeman）与沃茨（James　Watts）远赴葡萄牙研修这项技术，后来发展出经眼框额叶切除术（transorbital　lobotomy）。弗里曼与沃茨将尖头仪器从眼睛上方插入脑部，让仪器尖端穿透眼窝骨骼组织，进入大脑半球。弗里曼与沃茨所用的方式与莫尼斯的手术最大的差异在于进入脑部的部位不同。莫尼斯在发线附近钻洞，弗里曼与沃茨则从头部最柔软的部分下手，手术仪器从眼窝插入，在脑袋里头搅和，试图切除某些组织。

弗里曼与沃茨的手术过程和莫尼斯的一样骇人听闻，此外，如果只针对焦虑和抑郁的病人，则两者的成果很相似。弗里曼引用了一个堪萨斯州的妇人的例子。这名妇人情绪相当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