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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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石、冯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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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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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共产党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毛主席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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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领导撰写长篇再现反右、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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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历史的审视执著的追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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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张锲

白石和冯以平同志的长篇小说，历经九年之久，前后写了七稿，终于得以修改完成，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他们俩人在生命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和幸事；也填补了通过小说创作正面描写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空白；还是我国图书出版界在一段时间内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举措。作为他们的朋友和一个热心的读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并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我同白石和冯以平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末年，时间并不算长，但随着长篇小说的反复修改，我一遍又一遍地参与讨论，终于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由于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命运，当他们带着第一稿由石家庄来到北京，就把稿子送给了我，让我提出意见。注意到作者是两位有着较长革命经历担任过地方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写的又是比较敏感的内容，我当即把作品转送给长期负责《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对小说创作具有相当鉴赏水平的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同志等人，请他们认真阅读后，大家共同议一议。我自己当然也仔细拜读了。没过多久，白石和冯以平同志再次来京，我们一起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整整讨论了一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作者以亲身经历凝结着斑斑血泪的细节，抒写出一部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历史画卷，勾勒出在新中国历史上造成重大逆转、产生严重损失的反右派斗争的真实图景。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性格鲜明，颇具特色，文笔也较为流畅。但是，由于这是一部直接反映反右派斗争，并且是具有纪实色彩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在政治和政策方面如何把握好分寸，与会同志还感到有些心中没底，所以便建议应该直接请负责出版事宜的出版社同志看看。从此，这部书稿便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反反复复的修改过程。

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五十年，却仍然给世人留下很深的记忆。那场斗争，不仅使五十五万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应有的伤害，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亲属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使建国初期蓬蓬勃勃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随后发生的1959年“反右倾”，1960年“大跃进”、“大饥饿”，以及文化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都可以从那次斗争中找出先导性的征兆，其教训无疑是极其沉重的。很多同志都希望早些看到能够较为全面深刻地反映那场斗争的文学作品。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样的作品还极少看到。已有的少量作品，和那次运动的规模及其严重后果比较起来，也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的快。”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也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白石和冯以平同志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才怀着极大的勇气和极为感人的执著，把那段严峻的生活体验如实地写了出来，以便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言，让人们更好地反思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加珍惜今天，更加充满信心地面向未来。他们俩人都是反右派斗争的受害者。一个只有20多岁，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正当满怀革命激情、朝气蓬勃地献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却忽然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开除党籍，一个受到监督劳动处分，一个被开除公职，送劳教单位改造了十几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一个虽被分配到县里工作，但原来当了十年的省报编辑，却只拿刚参加工作的勤杂人员的工资，而且备受屈辱歧视。一个被强制押送回乡，继续“群众专政”，又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俩才得到彻底平反，并且逐步获得党和人民的重用，走上领导岗位。

这一段历史，让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看了小说恍若重又回到那个使人胆战心惊的噩梦里。有的地方看了还让人心痛欲裂，止不住热泪横流，难以卒读。对于很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出生成长的中青年来说，则简直难以置信，无法理解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正在向前飞跃发展的时候，怎么竟会出现这样一些荒唐透顶的人和事！我自己也是一个过来人，经受过和白石、冯以平同志几乎同样的经历，我在认真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不能不说：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尽管那都是些可怕的真实，但其真实性却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可怕的真实之所以能够发生，其根源正如同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那样：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主要是左，就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密切相关。

这部小说，是反映那段历史的一面镜子。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丑恶现象，有的场面还写得惊心动魄，细致入微。但，极为难得的是：它在鞭挞假恶丑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热情讴歌了真善美。书中塑造了以白刚、吴玉萍以及出场虽然不多，但却光彩照人的残疾军人洪光、女工程师王雅兰等为代表的一代革命者的形象。通过他们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表现出这些人物在逆境中的人格魅力，让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在那个阴暗的年月里闪耀出理想主义的光辉。他们虽然备受折磨，仍然不忘做人的根本；虽然受到各种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不失一个革命者的本色。正是在这种特殊严酷的环境中，他们的一些特殊经历，才益发张扬了正义坚强、宁折不屈的高贵品质，呼唤着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在小说第二部的结尾部分，这些当年的囚徒，终于获得了公正的对待，纷纷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主人公白刚，还传奇般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当了省委书记。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正在前进发展，被颠倒的一切又颠倒了过来，正义战胜了邪恶，理智代替了愚昧；还预示着在尚未完成的小说的第三部里，这些在炼狱中经过烈火的冶炼、卤水中煎熬的人物，必将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事业中，各自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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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历史的审视执著的追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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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矣！那些在极左思潮的影响驱使下，黑白不分，人妖混淆、良知泯灭、道德沦丧的日子，毕竟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惑、许多艰难在伴随着我们，许多新出现的弊端，仍然残留着过去的影子。不清除历史遗留下的这些影子和残骸，我们就无法顺利行进。昨天和今天不会截然两断，只有敢于正视过去，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巨痛，才会痛定思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翻开长达数十万字的小说，回溯小说曲曲折折的修改过程，我对白石、冯以平同志的决心和毅力，益发增加了崇敬之情。他们是以对待党的事业的忠诚，才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了种种障碍，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的。那些椎心泣血的记忆，对于他们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如果不能把要说、应说的话抒写出来，他们就会感到是对历史以及党和人民的失职。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时，有过这样两句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白石、冯以平同志的这部长篇，从酝酿到构思，再到修改完成，又何止十年！可以说，他们是用整个生命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没有坚强的信念在支撑他们，他们就不会有如此顽强、如此执著的追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已经完成，第三部还在等待他们继续奋斗。我相信，这必将是一部更加波澜壮阔的煌煌大著。追求是无止境的。白石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冯以平同志也已年过古稀了。我祝他们在善自珍摄的前提下，再接再厉，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谱新篇，再结硕果。

是为序。

2004年12月下旬－2005年元旦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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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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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是坐长途公共汽车由几个同志“陪伴”着去那个神秘的鬼地方的。这种“陪伴”使他产生幻想，以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知道对他的处理很重，但也无非是弄到一个地方去劳动。只要换个地方就比原机关好。他在这个机关工作了十年，实在让人伤心。劳动并不可怕。到农村劳动正可以深入生活，把他爱好的文学创作拾掇起来。他是文学系的研究生，一直想当个作家。不能工作就写些东西。但他心中还潜藏着一个更大的希望：离开机关就可以申诉告状了，他相信党中央很快会正确处理的。他坚信自己没有错误，是机关不讲理错误地处理了他。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沾边儿呢！所以，虽是重处理，他却毫不悲观，一路上还给“陪伴”他的人讲《三国》，说《红楼》。

“陪伴”他的人也乐得他傻乎乎地高兴。因为只要他不自杀、不逃跑，“平安”地把他送到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务。只是他们心里说：大祸临头了他还不觉。真是“望乡台上打哇哇——不知死的货”。民间有个传说，阴间有个望乡台，人死以后鬼魂被小鬼用铁链子牵着，在这个台子上还可以看见阳世间家里的情况，这台一过便进入地狱了。到了地狱门口还穷乐和，这不是不知死的货吗？

只是白刚不是被小鬼而是被朋友押送到“地狱”的。朋友？是的，他们是朋友。白刚与他们友好相处，已经十来年了。不仅是朋友，在他们眼里，白刚还是长者，因为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已是机关里一个部门的实际当家人了。当年是他从全省几所有名的中学里，把他们选拔到机关来的。眼前这个温原，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另一个也仅仅是高中二年级，一下子到了省级机关，自然一切都是生疏的。白刚生活上对他们体贴入微，工作上一点点地帮他们；他们对他很感激，但更多的是敬仰。因为日本统治这个省会城市的时候，他就在大学里搞地下工作。国民党来了蹲过监狱，以后又到解放区。经过战争，搞过土改，还在解放区大学里读研究生。所以他们都把他看作老大哥、老革命。而一夜之间他竟成了敌人。竟由他们把他押送到一个可怕的地方。

公共汽车的窗外是一片寒冷萧瑟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这使他想到妻子吴玉萍，不知她被送到什么地方。离开省城时只知道她的处分是监督劳动，却不知去哪里。自己也是劳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问过却没人告诉他。

公共汽车到站了，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夜，一大早又坐上了雇的大马车。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一无所知。从押送人与车夫的谈话中他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到达。这辆不大的胶轮车上，拉着他的行李、皮箱和柳条箱，车尾放着喂牲口的草笸箩，还要坐四个人，已是满满当当的了。他们让他坐在车当中他那个大行李上，他谦让了一下才就了座。这是大车上最好的位置——“软座”，行李后面的皮箱恰好可当靠背，坐累了还可以躺一躺。那三个人两边各坐一个，另一个人则坐在车后边的笸箩里。白刚看到车尾巴上颠簸得很厉害，坐在笸箩里腿也不能舒展，便以大哥哥的身份说：“坐那里边多难受啊！到里边来！”回答却说：“这里挺舒服！”他心里很奇怪：那里怎么会舒服呢？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

大车在坑坑洼洼的土道上颠簸，起初使人精神紧张，不知什么时候会把你颠到什么地方去，磕碰到哪里。时间长了神经也就麻木了，这种颠簸便成了催眠术，摇晃得使你昏昏欲睡。他终于睡着了。可能是车辙里有个大坑，车猛然一颠，他醒了，还没睁开眼睛，却听见温原小声说：“他没发觉吧？”另一个说：“谁知道呢？小心点，还是给你吧，转移个地方好。”他很奇怪，这是说什么？他偷偷地睁开一点眼睛，惊奇地发现温原正在接过一支手枪。“啊！手枪，是对付我的。难道你们真的以为需要用这个对付我吗？”他又合上了眼睛，却再也睡不着了，他困惑不解。他们竟然带上了手枪，就是我这几个好朋友，如果认为必要，比如说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或是认为我要逃跑，他们就可以对我开枪，就可以打死我。这当然是领导的主意，可是这些领导，对他都是了解的啊！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他又想到在大车上让他坐在这个中心位置，也不是对他的照顾，而是三人成犄角之势，前面是车夫，他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也是以押送犯人的办法对待他了。这时他才知道坐在后面笸箩里的人为什么“挺舒服”了。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同志，是朋友，为什么现在竟用枪来对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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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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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共产党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毛主席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那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给了他这种信念。

195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运动一开始，白刚起初是惊讶，有点不相信，但是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机关内一次次的学习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怀疑、惊讶而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检讨归检讨，心中却一清如水。因为反革命一词和他绝对不沾边。所以这种检讨是轻松的、愉快的，学习中还说说笑笑，毫无防人之心。随着报上陆续公布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他在学习中曾说这个人我见过，是个有名的诗人，诗写得很好，在解放区他找过我们的一个同学，想不到他也是个反革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十几天，主持学习的领导全业兴同志，笑眯眯地问他那个同学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不久，学习转成了“运动”，扩大了反的对象，不仅反胡风，而且变成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运动。令人诧异的是，白刚竟然成了“肃反”的重点。让他交待他谈到的那个胡风分子和跟那个同学的关系，还有和另一个在全国作协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接着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办公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记、诗歌小说草稿和一些笔记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还真经得住审查，那么多东西中竟找不出有严重问题的话来，和那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那种无限上纲的年代，要整你问题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追问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几句话，他说写的什么早忘记了。他问写的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他。僵局持续了好几天，全业兴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话：“你反对文艺写工农兵，这思想有没有？”他一直因为自己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法写工农兵而苦恼，怎么会反对写工农兵呢？当然不能承认。全业兴说：“你不要顽固不化，我们一再追问这个问题，是有证据的。‘不能写工农兵！’这句话是你写的，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吗？”全业兴龇出了一排黑牙笑了，声音也缓和下来，表现了十分与人为善的样子劝说道：“你好好想想吧！领导没根据，是不会批判你的，机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批判别人，单单批判你们几个？”白刚也迷惑了，看来领导是有根有据的。可是我没这种思想怎么能写出这种话来，他没有立即回答。

大家气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刚仍然没有说话。全业兴两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稳操胜券的样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里倒背着手走起溜来。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白刚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红皮的漂亮笔记本。白刚眼睛一亮，认出来了，是他的笔记本，那还是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时的纪念品。他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开会，他找过他大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白刚谈了自己的苦恼：做学校工作，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很少接触工农兵，没法创作。当时他正是把毛主席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写工农兵，当作天经地义的。他的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那时一直是禁区，老师、理论界权威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有启发，便记在了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正是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青年学生的小说。对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引起了怀疑，可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家喊声的间歇中，白刚突然喊起来了：“不会是只有一句话，前后一定还有话。”

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业兴身上。全业兴停住了悠然的脚步，愤怒地说：“没话怎么样，有话又怎么样？不能写工农兵这几个字是你写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前后有话那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白刚犹犹豫豫地背出了这段话。

全业兴没有因为揭露了他的断章取义而尴尬，反而胜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对！对！你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可见你是铭刻在心，当作座右铭的。这意思不是仍然说你不要写工农兵，去写知识分子吗？毛主席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要深入生活，胡风也没公开反对，但他说‘到处有生活’，这一句话就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处有生活’，那还深入生活干什么，也不用深入工农兵了，实际上也就不必去写工农兵了。你写的这几句话比胡风说的那句话更直截了当，更露骨。干脆就明确主张去写知识分子。你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领导这一分析，就等于定了调子，在那种运动里，谁也不敢和领导唱反调，于是开始了更激烈的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刚如实交待了他和老师谈话的详细经过，谁知道这造成了另一个批斗的高潮。

一天深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机关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机关的全体领导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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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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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一开始，还是让他交待那几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白刚说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新情况。全业兴说：我让你再讲一遍。白刚又详细交待了一遍。他认为大家又会喊起来说他不老实。可是意外的却没有一个人打断他，显然这是事先开了会，有了新的斗争策略。

沉寂了片刻，全业兴才面带讥讽地说：“和以前交待的一个字不差，看起来你都背熟了，还是你那个老师谈的。你的老师是全国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是他说的，那就没错了。你和这位老师关系怎么样？”

白刚想不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证明，但他还是要讲真话：“我们关系很好！”

全业兴等待的就是这句话。他会心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在大会议室里不停地走动，一边走动一边把他那得意的笑容向大家显示：大家等着看好戏吧！一会儿就让这个顽固分子“入瓮”。然后又微笑着凑到白刚眼前和和气气地说：“你这位老师不会害你吧？”

白刚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越来越觉得这提问是有来头的，要把他引到一个什么圈套里。可是他觉得老师是个正直的人，故意害他？那不可能，所以作了坚定的回答：“不会。”

“他不会说瞎话吧？”全业兴又轻轻说了一句。虽然白刚越来越觉得问题的蹊跷，在运动中什么反常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也只能照直回答了：“不会。”

全业兴沉默了一会儿，会场也鸦雀无声。斗争会上出现这种场面，是十分少有的。然后全业兴来到白刚面前，歪着头，戏谑地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