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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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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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该如何解释？父亲认为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领导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孝子贤孙。究竟是叛逆，还是孝子贤孙？她成了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切为什么？谁能说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着了。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刚回来了，手上却戴着一副手铐，铐子上还吊着一串叮当响的铁链。像是戏台上苏三起解带的那种锁链。她说：“这是怎么了？”心中一惊就急醒了。醒来听见母亲正在厨房里做早餐，铁铲敲得锅叮当响。自己便为自己解梦，这是由于声音的联想，才使自己做了这个噩梦吧？不会是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没出事儿，为什么人不来信也不来呢？到底为什么？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笼罩着她，驱也驱不散。

吃过早饭在母亲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树下看起这匆匆而过的人群来。步行的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的飞驰而过，不管奔向哪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个家，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她曾经视这个城市为自己的城市，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们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曾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这个城市里却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前后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数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离开了这个城市到外地农场改造去了。

就在这个城市里，就在这些马路上，警车日夜呼啸的黑暗年代里，她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她曾乘人不备在大街小巷里贴传单，也曾伪装成农村来的小妇人，坐上叮当响的白牌环城有轨电车，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员会署名发出的各种信件投入各个角落的邮筒里。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志们抄写的给父亲的信，当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劝他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赎罪等等。

父亲每次接到这种信件时都惊慌失措，悄悄对母亲说：“共产党怎么对我的情况了解这么清楚？连我这几天心神不安，夜里12点还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以为这是佣人中有人通了共产党，因此把一个干零活、买菜的小勤务员无缘无故辞退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写给他的。

这些信起了作用，虽然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但终究没走逃往台湾的那一条路。而且由于这些信终日惶惶不安，不久终于决心辞去官职，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解放后她参加了党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是在一个连一个的运动中，她却总是重点。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只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投错了胎。审干、镇反、肃反，都受了严格的长时间的审查，但由于原来地下党组织的那些领导人都给她写了评价很好的证明，总算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党组织的那些人，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一次以思想划分阶级的运动，他们想保也没法保了。而且他们也不能保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难逃了。

尽管她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鸣放中也只是对丈夫在“肃反”中被长期看押批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却被批判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肃反”。她曾幻想“交心”就会得到谅解和宽恕，结果却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恶”越多。终于成为劳改队伍中的一员，不是犯人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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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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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重新获得“自由”时，以前的一切被一笔勾销了。成了一个和刚参加工作勤杂人员一样级别的工作人员。可是问题却永远也不能勾销，家庭出身永远要填上“官僚”。右派帽子摘了，却成了摘帽右派。摘帽右派这顶帽子就再也没法摘了。

她离开这个出生的城市时，头上戴着光荣的革命桂冠。十几年以后回来时，脸上却刻有耻辱的“金印”，所以回来后一直在家中蜗居，没有和任何同学、地下工作同志们联系。她把心一横，过去的吴玉萍已经死了，现在的吴玉萍是另外的一个人。这样一想，倒也坦然了。

她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个字——活着。什么理想、抱负、奉献都谈不到了，这一切都不会被人承认。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都要活下去。为了他，也为了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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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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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在大街上慢慢溜达，她面带忧虑心中却怀着一线光明，希望能在大街上看见她盼望的人——白刚。走了好久她失望了。懊丧地回到家里，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上楼梯时，从楼上传来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似乎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走两步推开了房门，只见穿着一身灰色棉衣的他正在喝着热茶，头上的棉帽子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当他看见她时那双晶莹墨黑的眸子在她臃肿的腰身上一扫，幸福的红晕立刻涌上了面颊。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

整整一个下午他俩没能谈上一句想说的话。因为这间“公房”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妹妹、妹夫、奶奶、妈妈，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已是应接不暇。等到晚上他进了那几平方米的小“库房”，她挺着大肚子也挤了进去，他们才有了单独相会的空间。

地方虽小，但没有精神上的压抑，没有心灵上的束缚，从心里觉得比在盐碱滩上的劳改营里宽敞多了。她感到很幸福，他终于守候在她的身边。他们将近一年没见面了。在她怀上身孕，那应该让初做父亲的人惊喜的关键时刻，他没有在她的身边，没能共同体验那做准父母的喜悦，也没能共同经历那怀孕初期的折磨。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心中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如今当她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肚子悄声问道：“动弹吗？”她点点头。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竟落下了泪来。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太久，一旦解脱就犹如潮水冲开了闸门，一发而不可收拾。她伏在他的胸前，由流泪而饮泣，继而断断续续地哭出声来。起初还怕母亲听到，强行吞咽着哭声，后来也顾不得许多，只想把委屈都顺着眼泪倒出来。她竟边哭边诉说起来。

过去的苦她已不想提了，只是今后怎么办？有了孩子，可是他们没地方可以存身，这孩子怎样才能带大？如果说过去她爬过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山梁，如今横在她面前的却是更加艰难险恶的重重大山。她不仅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单独穿越，而且在软弱无力的脊背上还要背负着另一个稚嫩的生命……

他对她的哭泣始料不及，感到茫然无措。无数个日日夜夜企盼的团聚，就是以哭作为开场白吗？他是个坚强的人，很少有落泪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哭的。哭有什么用呢？但是她的哭还是引起了他内心的伤痛。对她提出的问题——孩子怎么办，他还没有想过。他只是急于想见到她，想见到不久的将来就能看见的自己的亲骨肉。将来怎么带孩子？不是他做父亲的粗心大意或不负责任，而是他实在没法可想也无能为力。

他被牢牢地囚禁着，还不是一个自由人。虽然解除了教养，头上却仍然戴着那顶右派帽子。连妻子生孩子要请假，还需要层层批准。而且更使人感到无限屈辱的是要在探亲限定的日期中由探亲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证明他的表现，在请假单上签署意见，有无不轨行动或反动言行。这张请假单就躺在他的旅行袋里，回去销假时还要交回去。这无疑是一种枷锁，紧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枷锁，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那枷锁都会时时相随。

他是生活在这种枷锁羁绊下的人，又怎能抚养孩子负起父亲的责任？他感到一种内心的愧疚和绞心的疼痛，对她的哭泣一时竟无言劝解。静默了好一阵，才安慰她说：“别哭了，天无绝人之路，再困难我们咬紧牙关也是能克服的。这几年许多困难不是都克服了吗？我们要保护好孩子，即使我们看不到，也要让孩子看到光明的那一天。”他搂着她在她的耳边坚定地说。

这不是一句画饼充饥的空话，这的确是他的信念。自从划入另册的那一天起他就坚信，党不会长久地冤枉一个对党忠诚的人。自己的问题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她却抱悲观态度，认为领导搞错了还会认错吗？即便有那一天也太遥远了，她是看不到了。当然孩子能看到也好，在那个遥远而又不可知的年代，当她的墓上长满了野草，她的儿子或是女儿能在坟前焚烧一纸平反通知书，为一生赤诚奉献而又受尽屈辱和冤枉的妈妈送去一份迟到的安慰，妈妈这心也就舒展了。但是在九泉之下，她会知道吗？人如果有灵魂该多好啊！那样她就会栖息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飘游在天空的云朵里，俯视着大地的变化，等待着子女为她送来这最后的一纸平反通知书。

漫长的苦难岁月啊！何时才能重见光明？真是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啊！遥远的事情不再多想了，眼前才是最实际的。她只有面对现实，勇敢地挑起当母亲的重担。不依靠任何人更不能难为处境比她恶劣的心上人。于是她停止了哭泣，反过来安慰他说：“你放心，我的身体一切正常，哭两声心里痛快，不会影响孩子的。”她拉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皮上，让他摸摸孩子的小脚丫：“你摸摸，这是小脚丫儿，动得欢着呢！一会儿把肚皮蹬起一个大鼓包。摸着了吗？”他却什么也没摸着，只是幸福地憨笑。

因为地方太狭窄，一个单元里又住着三户人家，人们来回走动，这个小小储藏室虽然关紧了门，外面仍然能听见里面的动静。母亲怕人家猜疑，听见吴玉萍的抽泣声，就悄悄地在储藏室的门上拍了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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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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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他们连个说话的地方也没有啊！即便是夫妻两人在被窝里说话，也可能会被满脑袋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人偷听。虽说是娘家，但多年不回家来了就哭能不引起别人的猜疑吗？吴玉萍无奈只好告别白刚，回妈屋里去睡。

当这个大杂院一样的楼房安静下来之后，在夜的沉寂中听到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吴玉萍辗转不能入睡，只是睁大眼睛望着在昏暗中泛着微光的白色天花板心潮起伏。她多希望天花板是一挂幕布啊！传说中不是说静夜中神灵会守护着善良的人们吗？哪位神灵能在这幕布上勾画出一幅图画，勾画出她的未来，或给她一些启示？漫长的黑夜啊，何时才能破晓重见光明？

蒙眬中真像是看见了一幅图，那是一栋别墅式的房子，门外开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鲜花丛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孩笑逐颜开。就在这似梦非梦中她突然感到腹部一阵抽搐，一阵疼痛，把她惊醒。她便赶紧披上衣服去厕所，只感到一股热流从下身排出。仔细一看便池里有一团殷红。坏了，是要早产吗？她连忙把白刚叫醒。家里人也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了。夜已深，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租汽车，娘说十字路口上有时有三轮车。白刚连忙披上棉大衣跑了出去。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找到了一辆三轮车，拉着白刚和吴玉萍驶向医院。

长街冷寂无声，几盏昏黄的街灯照出三轮车拖长的影子。都说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窗户纸，这半生中的第一次能够顺利闯过去吗？两个人都忧心忡忡，但谁也不愿点破。医院的铁门紧闭像是一副冰冷的面孔，门旁的两盏白炽灯，仿佛是半睁着的眼睛。

吴玉萍留在妇产科内检查，白刚焦急地在门外等候，奇怪的是听不到产妇应该发出的呻吟声。穿白大褂的大夫终于走出来了，白刚连忙迎上前去，还没等他说话，大夫便冷冷地说：“产妇需要做剖腹手术！”

六十年代剖腹产还很少，人们认为这是个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凶多吉少，白刚只觉得头上“轰”的一下，响了一个炸雷。白刚近乎哀求地说：“不做不行吗？”大夫说：“不行！产妇已经三十多岁属高龄初产，又是早‘破水’，胎儿头部太大宫缩无力，不做手术孩子会有生命危险。”白刚精神十分紧张地说：“做手术，大人会不会有危险？”大夫沉吟了一下，缓缓地说：“这很难说。谁也不能作没问题的保证。一般来说危险不大。但也不能排除万一……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吴玉萍的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保大人！”

白刚却说：“大人我要，孩子我也要！”文人小说下载

大夫愣怔了一下，觉得和这个倔人也说不清道理，便回身到医务室拿来了一张动手术的协议书，扔给了白刚说：“签字吧！”

吴玉萍痛苦地在铺着白单子的床上躺着，对外面的谈话一无所知，但从医生进进出出的行动中，从大夫护士的神情中，她发觉是出了什么事情。吴玉萍还没意识到是做手术，因为她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她只是担心孩子是否健康，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大夫又重新回来了，从门后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吴玉萍的面前，缓缓说道：“你的孩子头太大，现在还没正常进入骨盆，需要做手术，不然会有危险的。”吴玉萍说：“那就快做吧！”她听到做手术也感到很突然，但她很快清醒过来，觉得要来的事情就快点来吧！她结婚十几年才盼来了这一个孩子，无论如何要保住他。

无影灯银白色的光辉，照射在雪亮的刀子、剪子上，更显出这些器械的冰冷无情。两位大夫，一男一女分别站立在手术台的两旁。吴玉萍躺在手术台上，面前垂下一道白色布幔，正好遮住了手术现场。她只能看到天花板上悬挂着的巨大的葵花似的无影灯，听到清脆的刀子剪子的碰撞声，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夫告诉她，为了安全是半身麻醉，如果疼痛，就忍着点儿别紧张。此时此刻，她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愉悦。她也想到手术会不会出问题，甚至会不会突然在手术的过程中意外地死去。但她不怕，那些过去的日子，比死还可怕的日子她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活着也并不比死幸福多少。只要这个小生命能够给白刚留下来，如果需要她以死来交换，她也心甘情愿。

她欠他的太多太多，但她没有办法偿还。悔恨没有用，她没法将在运动中违心说过的假话纠正过来。她的假话也是因为别人的假话引起的。当时她想反正几个人都说了假话，先承认了避过了运动的锋芒再说，运动过后是会弄清的。但白刚嫉恶如仇，面对那些假话义愤填膺，坚决不承认，而且痛斥这些假话的导演者、运动的主持人，这样他就作为省直机关对抗政治运动的典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比他们每一个人的处理都严重得多。正是他们那些假话把白刚这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拖入了可怕的深渊。

虽然她说完就后悔了，立即向组织上说明真相，但回报是更严厉的批斗。以后她又多次向上级领导机关申诉，但所有的申诉都石沉大海。看到白刚的巨大劫难，她内心中经受着最大的折磨。不过白刚并不怨恨她，或者说他已经原谅了她那一时的软弱。他深知要顶住那种追逼、批斗、污辱和折磨，是多么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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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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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谅了她，她却总也没法原谅自己。为了摆脱内心的痛苦，她曾经用自杀来解脱。算她命大因为被人及时察觉紧急抢救而没能命归黄泉。这以后的十几年，她的生命是在外界歧视和自我谴责中经受着双重的煎熬度过的。这样活着真是太苦、太累了。她渴望解脱，甚至不惜长眠……

痛心的往事在一瞬间凝缩成两行晶莹的泪水，这泪水成了涓涓细流，无声地坠落在雪白的枕巾上。恰在这时，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从布幔那边传了过来。一位护士举着赤裸裸、湿漉漉的婴儿走了过来给她看一眼，告诉她：“是个八斤重的男孩！”她马上破涕为笑，喜悦像晨光驱散了暗夜的阴霾：“啊！是个儿子，我们有儿子了。”

吴玉萍眼巴巴地看着护士把孩子推向婴儿室，她仍然躺在床上经受着痛苦。这时麻药的劲已经不大了，每缝一针她都感到刺心的疼痛。“什么时候才能缝完啊！”吴玉萍焦急地问道。大夫说：“快完了，忍耐一点吧！”让护士给吴玉萍打针安定剂好好休息。护士拿着针管过来时，吴玉萍抬腕看表，多事而又好心的护士，上前一把把表给摘了下来：“把表给我，越看越着急，给你打一针好好睡一觉。”

这时在过道里的白刚和吴玉萍的母亲还不知道一点消息，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小护士走过来顺手将手表递给了白刚就匆匆离去了，因为她手上还端着白瓷盘子急着去换药取药。白刚追过去想问问情况，那护士却已经轻盈地转身进了一个房间，房门上贴着“非本院人员不准入内”，他只有扫兴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白刚手里拿着吴玉萍的手表，心里却塞着一团迷雾。难道是吴玉萍出了意外？护士不肯马上说明？先把遗物送出来？想到这里，白刚的眼泪忽地涌上眼眶。但因吴玉萍母亲在一旁，又怕引起老人的疑虑，只好轻轻擦了眼泪。吴玉萍的母亲见这半天没有动静心中也很不安。嘴里叨念着：“千万保佑大人啊！孩子没了可以再要，大人可别出差错啊！”

白刚明白岳母的话是针对他说的。因为大夫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曾向大夫吼叫大人、孩子我全要。

嘭的一声响，手术室的门被撞开了，接着出现的是一张白色被单蒙罩着的铁床，上面躺着无声的吴玉萍，由于手术失血过多她的脸蜡黄蜡黄像死人一样。母亲一看以为她去世了，猛地扑上去哭了起来。护士用手一挡喊道：“老太太，你干什么？她睡着了让她好好休息。”

像做了一场噩梦，昏睡了半天的吴玉萍终于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吊着玻璃瓶的白色铁架子，药水一滴滴进入体内，她感到生命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娘！生了个男孩，丑极了。”她用微弱的声音向母亲也是向白刚报告。娘笑了：“傻孩子！刚生下来的孩子哪有好看的？用奶一催，满月就是一个又白又胖的俊小子。”吴玉萍笑了，深情地望了望白刚，她没有向他说什么，但那眼神已经告诉了他：“我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了，我们有了儿子，是你的也是我的。”她好像由此还了一笔债，长期以来存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歉意、遗憾都一起消失了。

白刚在吴玉萍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回劳教所了。临行前恋恋不舍，几次吻别小儿子，弄得孩子哇哇哭叫。婴儿啼哭无泪，泪水却在两个大人的心中暗暗流淌。

虽然剖腹产给了72天的产假，但日月匆匆，一晃而过，返回机关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前面等待他们母子的又是什么呢？她想也不敢想，只有硬着头皮回去，回到那个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