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笔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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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以为常在河边走不可能不湿鞋，即便鞋不湿，鞋底也是湿的，以为要想把工作干好，就难免干一些湿鞋的事。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其思想深处折射的是一些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淡薄，群众感情淡化，只关心自己的“官位”进退，不关心百姓的冷暖安危；只对个人的得失负责，不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将“勤政、善政”与“廉政”割裂、对立起来，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窠臼。这也是彭国梁一案给东州带来的阴影，要想走出这个阴影，必须正本清源。

正因为如此，省委召开了全省党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会后齐秀英请我到她办公室坐坐，说是要送我一件纪念品。一进她办公室，她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本黑皮的笔记本，意味深长地递给我说：“留作纪念吧，放在身边可以警钟长鸣。”

我接过笔记本翻了翻，竟然是彭国梁指使胡占发以我的口气和笔迹杜撰的《公务员笔记》的副本。这原本是胡占发用以遥控彭国梁的，这是权力对人的灵魂异化的最好佐证。

我将笔记本放进公文包，颇为感慨地说：“秀英同志，谢谢你对我这份良苦用心啊，在自然生态环境治理上，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先污染后清理，常常是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政治生态环境治理上，如果我们也犯先腐败后治理的错误，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啊！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一个毁灭腐败者的过程，而是创立灵活清廉体制的过程，为此，我们应该变反腐败为防腐败，建立事先为每位公务员都注射疫苗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彭国梁这样惨痛的教训啊！否则，任何急风暴雨似的清洗腐败过程，其结局只能是刮地三尺的旧官员谢幕，敲骨吸髓的新权贵登台啊！”

齐秀英听了我的话，沉思片刻说：“彭国梁一案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的确很多，你所说的变反腐败为防腐蚊，我理解就是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但是反腐败不是用笤帚打扫房间，也不同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整治，任何激进的反腐败革命最终收获的可能是革了受损肌体的命；而任何渐进的反腐败改革，则又蕴涵着深深的危险。其实我也想通了，无论反腐败的代价有多大，这都是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硬仗。为此，我早就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不为别的，就为给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齐秀英的话虽然令人鼓舞，但也让人惆怅，我泼冷水地说：“打鬼要借助钟馗呀，钟馗是什么？还是制度，古训讲，‘八百里内不做官’，这就是制度，你从K省交流到清江省就印证了这一古训。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大坏蛋，平心而论，彭国梁为东州的改革开放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今天腐败了，并因此受到了严惩，以至于丢了性命。我们在警示教育中常常将责任推到他个人身上，说什么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没有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防线，这是不负责任的，更是在推脱责任。我开诚布公地说，这是在为僵化的体制狡辩，是没有勇气制度创新的表现，如果有好的制度，彭国梁不至于滑入腐败的深渊。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很多人似乎并来意以到这一点，有的人不腐败，但也不作为，患上了‘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短视，做维持会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是僵化体制的润滑剂，没有腐败作为润滑剂，任何市场化改革都将在旧体制的壁垒中窑息，于是便纵容腐败、放任腐败，大搞‘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还美其名曰腐败君临可以避免旧大厦的突然崩塌。照镜子的人总不能因为自己丑陋，就拒绝照镜子，甚至打碎镜子吧。”

齐秀英听了我的话，眉头紧锁地说：“一鹤同志，你的话让我想起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的一段话：‘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简直是一针见血。我一直认为，拥有足够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自信、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尺度。眼下我们的处境正如美国电影《终结者》：在所有邪恶的机器人被邪恶尚未发作的最后一个机器人终结时，谁来终结去制约它？不是每一个终结者，都有自我投身钢铁熔炉的勇气的。”

我是带着深切的沉思离开齐秀英办公室的，钻进奥迪车内，我还在思索齐秀英的最后一句话。奥迪车缓缓驶出省委大门时，我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进进出出省委大门无数次了，从未注意大门内的影壁上有“实事求是”四个鲜红的大字，今天这四个大字在夕阳的照耀下格外熠熠生辉……

·13·

横：命运

44。我升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了

从政以来，我第一次陷入两难的境地。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透过车窗，感觉路两边鳞次栉比的大厦和模糊怪异的树木像无数獠牙、利爪和尖嘴包围着我，使我内心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连不时闪过的霓虹灯也像啐出的唾沫，喷溅在车的挡风玻璃上。“什么也挡不住欲望！”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官场犹如—个巨大的子宫，只是她不孕育生命，只孕育欲望。”赵忠向我提供的信息其实我早就察觉到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罢了。当初老领导之所以同意我跟彭国梁，而没有将我交给老市长，就是因为老市长即将届满去市人大，而彭国梁是东州政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老领导认为我跟他前途无量。

然而自从我跟上彭国梁以后，我才发现尽管他拥有政治家的素养，但他更拥有毁掉这些素养的致命劣根。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走上常务副市长的岗位，完全得益于政治素养，但是高处不胜寒，随着地位越来越显赫，难以抑制的劣根性很可能将他置于众目瞪睽之下，从而让雪亮的眼睛看清他面具下的赌徒嘴脸。赵忠的信息足以证明，眼下他的面具已经被刘一鹤撕下来，彭国梁借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即将全部暴露出来。我是综合二处处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他一旦东窗事发，我怎么办？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卫。我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刘一鹤通过赵忠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当然也可能是赵忠假借刘市长的名义，赵忠在综合二处当过处长，与刘一鹤是世交，对刘一鹤忠心耿耿，更是深知官场上的云诡波谲。刘一鹤是一个信仰坚定、视野宽广的人，不屑于蝇营狗苟，多年来却苦于彭国梁的明枪暗箭，他骨子里不可能同情彭国梁的东窗事发，但是他深知彭国梁与老领导的关系，一旦老领导同情彭国梁，出面说活，那么很可能冻僵了的蛇会死而复活。赵忠请我吃饭，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一旦彭国梁东窗事发，我只要做好老领导的工作，就可以调到综合一处当处长，这究竟是不是刘市长的意思，我拿捏不准，但是不管这是不是刘市长的意图，我都应该向刘一鹤靠拢，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彭国梁注定是一棵朽木了，我必须换一片林子。但是综合一处处长的位置对我来说太小家子气了，我曾经是老领导的秘书，按理说离开老领导时，就应该直接解决副局级实职，但是彭国梁显然是想通过我遥控老领导，辜负了老领导的期望。我已经是综合二处处长了，用综合一处处长诱惑我，这显然不是刘市长的意图，只能是赵忠为了帮刘一鹤拔出眼中钉、肉中刺而抛给我的一根稻草。不过赵忠这根稻草犹如武林高手惯用的飞针，刺痛了我的神经，他提醒我，彭国梁一旦东窗事发我必须陷入两难困境，公开投向刘一鹤，一些人会骂我卖主求荣；抱残守缺则是死路一条。命运已经向我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高傲而自负，我心中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多年的从政经验告拆我，少数服从多数，谁拥有大多数人，谁在政坛上就是强者，刘一鹤显然做到了，他将跷跷板一头压进了大地，另一头被撅到了高空，彭国梁眼看着就要摔下去，我不能和他一起摔下去，我怎么办？我只能推他一把，踹他一脚，让他彻底摔下去，我要将跷跷板变成独木桥爬向刘一鹤，为什么是爬而不是径直走过上呢？必须爬过去，而且从独木桥的背面爬过去。这样做目标最小，人们在不经意间会发现，我已经是刘一鹤的人了。到那时候，没有人再敢嚼舌头议论我是卖主求荣，而是刮目相看我弃暗投明的义举，并且换上一副满脸堆笑的面具。为什么是面具？而不是面孔？在官场上，这些人早就失去了面孔，他们只有面具或者类似于面具的脸。置身于这种环境中，保护自己最高超的技巧就是透过这些面具看清真实的表情。

这两年为彭国梁服务的同时，我也没少研究他的从政技巧，尽管他对别人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但对自己的自律能力并不强，否则也不可能沉迷于赌台。

不过，我发现有一招是极其高明的，他一向蓄意藏身在阴影中，极善躲在暗处，他不喜欢别人窥察他的眼神、窥测他的意图，相反，在暗处他却可以看清一切。只可惜他不甘于躲在暗处，做幕后政治家是暂时的，他躲在幕后是伺机到前台成为主角。这是他犯下的致命错误，这一点刘一鹤比他高明多了，在刘一鹤眼里，只有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潜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已经成为东州市市长，但他仍然将附在权力上的花架子视若粪土。正因为如此，彭国梁一直不是刘一鹤的对手，面对真正的政治家，政客只能沦为权术的职业赌徒。彭国梁在与刘一鹤的较量中，屡战屡败，只能将愤懑发泄在赌台上。

我从他们之间的较量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水远不能做激情澎湃的人，否则只能与激情同归于尽。要善于等待、善于观察、善于自律，自律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出任何风头都可能毁掉一切，因此必须将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隐匿起来。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对欧见贝想入非非，但从来未让想法飞出过脑袋。最优秀的从政性格就是无性格，为此，决不能受制于信仰，必须躲避任何光线，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作天然的暗室，用惊人的沉着远远避开任何不利的情势，等着顺风再去弄潮，永不追随思想，只追随时势，因为时势是英雄的制造者。

此时此刻，残留在我身上的全部真实只有存在，存在是什么？就是独木桥。在独木桥上尽管有千军万马，但是人们能看见的只有自己，为了这个存在，我必须躲到内心深处，直到而目全非，直到一切重新得到创造。既然站在了桥上，那么一切就都属于独木桥，没有人能理解独木桥的意义，能理解独木桥的只是独木桥。为了这个意义，需要所有的脑细胞，需要所有的面具，需要所有的影子，需要所有的阴谋。

赵忠请我吃饭仅仅一周时问，“大地震”就爆发了。那天上午，彭国梁来得很晚，我去他办公室请示工作时，他无精打采地正在整理文件，废弃的文件在办公桌上足足有三大摞，每摞都有一米高，他心不在焉地一份一份地往碎纸机里塞，我谨慎地问：“彭市长，明天上午市建委搞一个棚户区改造工程交钥匙典礼，想请您参加，您看……”

彭国梁头也不抬地说：“恒达，我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是让他们请刘市长吧。”

我点点头便离开了，在走廊里刚好碰上了黄小明，我见他腋下兜着一本书，便好趣地问：“小明，研究什么经典呢？”

黄小明惆帐地一笑说：“去资料室找了一本《史记》，想琢磨琢磨汉武帝和司马迁到底谁更伟大。”

从政之人谁不崇拜汉武大帝，司马迁再伟大也不过是个文人。不过，黄小明猛然冒出这种想法倒让我颇为不解，为了套出黄小明的真实想法，我抛砖引玉地说：“司马迁怎么可能与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相提并论，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文化形态的定格、政治制度的奠定影响之大，在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

黄小明听了我的话却不屑地反驳道：“杨处长，你这是在夸刘彻‘罢黜百家、独善儒术’的做法吧？以我看来这种思想上的独裁比政治制度上的独裁对民族生机的扼杀更令人发指。陈胜、吴广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武帝不过是皇权专制的独裁者，天下是刘家的，皇帝是他的工作，干好是他的职责，有什么可炫耀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之重就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做墨，以心灵为纸，完成了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更是他做出的‘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司马迁之笔是千古无二的，而汉武帝虽为千古之帝，但绝非无二。更何况《史记》不仅是一部光照千古的史书，更是一部毫不忌讳皇家体面的‘谤史’，在那个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能有这样的勇气写出重于泰山的‘谤史’，非有大无畏的精神不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歌功颂德者，缺的就是批判精神。我们为什么缺少批判精神？就是以为前有专制社会开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专制社会末期的大清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整整扼杀了一个民族的生机。”

黄小明一番宏论说得我瞠口结舌，自从我到综合二处任处长以来，尽管他给我的印象是心思缜密、出口厚重，却从未有过如此激烈的言辞。我有预感，黄小明的反常决不是空穴来风，大有贬政扬史之意，这不像—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说的话。以我对黄小明的了解，他应该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追求地位的本能，黄小明是绝顶聪明之人，不会看不清彭国梁目前的处境，莫非他已经有了激流勇退的打算？当初黄小明与朱大伟争着给彭国梁当秘书，两个人暗中没少较心计，黄小明虽然凭借才气和城府赢了朱大伟，但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挤上了一条贼船，想必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黄小明的身份和我不一样，那可是贴身秘书，怕是有激流勇退之心没有激流勇退之命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想不到朱大伟才不如黄小明，但是命却比黄小明幸运得多。反思黄小明刚才一番话，再想一想自己如今的两难处境，我暗下决心，永远跻身于胜利者之列，绝不做失败者。

昨夜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早晨起床后还心有余悸。我梦见自己拿着把铁锹夜半时分孤零零一个人来到一片乱坟岗子，见坟就挖，挖得速度极快。挖出一具骷髅说不是，便接着挖，又挖出一具骷髅还说不是，也不知挖了多少座坟，终于挖出了一具尚未腐烂的尸体，死灰般的面孔看上去约有叫十五六岁的年龄，我刚挖出尸体的死灰脸，他的眼睛就睁开了，放出两道光，我顿时毛骨悚然地跳开，只见尸体张开腐烂发臭的嘴巴说：“恒达，你怎么才来，我都快闷死了！”声音耳熟极了，我壮着胆子问：“你是谁？为什么躺在这里？”那张腐烂的臭嘴说：“恒达，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彭国梁啊！不是刘一鹤让你把我埋在这儿的吗？我知道是刘一鹤逼着你害我的，你是我的人，不可能见死不救，快挖，快救我出去。”我大惊失色地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便跪在地上往外挖，挖着挖着，尸体不耐烦了，张着腐烂的臭嘴说：“恒达，这得挖到什么时候，干脆把你的心给我吧，只要一颗心我就能活了。”说完他伸出利爪一般的枯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口，利爪已经插入胸膛，心脏血淋淋地被他抓住了，我痛苦到了极点，想放声大叫却怎么也动弹不得，猛然我被推了一把，终于挣脱了，才发现是我老婆在推我：“恒达，是不是魇着了？”我点点头，浑身已经惊出一身细汗。

我早晨起来，肚子里憋着屎就到书房找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按照弗济伊德的解释，我这种梦或者是的一天清醒时分的遗留物，或者是这个清醒时刻的思想流动把潜意识中的一个愿望激励起来，或者是此两种情况的偶合。潜意识的愿望和白天的遗留物关联起来，并且产生转移作用，这也许在白天的过程中已经产生。总之，梦代表一种愿望的满足，痛苦不堪的梦也不例外。我被弗洛伊德的解释给搞糊涂了，从坟墓里挖出已经死掉的彭国梁怎么可能是我的愿望？再说彭国梁活得好好的，在我的梦里怎么就被埋在坟里了呢？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过，梦有时候是反的，这么一想，我的心本能地一紧，莫非昨天晚上彭国梁出事了？

我早饭也没吃，便急匆匆地开车去了单位。路过彭国梁办公室时，我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条封条交叉着贴在彭国梁办公室的门上，上面写着“清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封”，盖着大红戳，两幅交叉的封条就像在死刑犯名字上打的红叉，就在我无所适从之际被路过的李玉民一把拽进了办公室。

我懵懂地问；“李主任，发生了什么事了？”

李玉民长叹道：“恒达，昨天晚上，彭市长被省纪委‘双规’了。”

尽管我有预感，赵忠也曾请我吃饭向我透露过，但是当真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瞠目结舌地问：“那黄小明呢？”

黄小明是李玉民的老部下，两个人都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老人，几乎是一起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的，本以为李玉民会极力关照黄小明，但是李玉民这个人眼睛里似乎只有领导，根本没有下属，因此，虽然两个人都来自研究室，但是黄小明并没有借上李玉民什么力。

不过，此时李玉民似乎对黄小明的命运很是担心，他惆怅地说：“小明昨天晚上被一起带走了，一起被‘双规’的还有温华坚、陈实和胡占发。”

我不解地问：“昨天晚上彭市长应该宴请国家某部委领导，总不会在酒桌上就把人带走吧。”

李玉民冷哼一声说：“这些人都是被钓鱼者钓来的，你知道谁是钓鱼者吗？”

我好奇地问：“谁？”

李正民露出不屑的表情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是宋道明奉专案组之命钓的鱼。”

我从未见识过“双规”，的确想不到专案组会用这种方式抓人，宋道明不仅仅是刘市长的秘书，还兼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而且宋道明一向看不上李玉民身上的酸秀才劲儿，正因为如此，李玉民对宋道明很不满意，今天他一把将我拽进他的办公室，看来主要就是为了告诉我宋道明在彭国梁一案中充当了一个小丑的角色，完全是为了借机败坏宋道明的名声。其实，宋道明也是身不由己，要是组织上让你李玉民充当钓渔者，怕是你还巴不得呢！

离开李玉民的办公室，我不禁为黄小明的命运担心起来，想起昨天在走廊里遇上他，我们关于司马迁和汉武帝究竟谁伟大的讨论，我猛然醒悟，其实那时黄小明就看清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他是想借《史记》激励自己呀。宫刑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这次黄小明跟着彭国梁一起栽了，以后的命运难以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公务员的黄小明死了，作为市长秘书的黄小明也死了，获得“新生”的司马迁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那么黄小明的“新生”在哪里？

记得我和我的小舅子起去成都，在杜甫草堂，他拒绝与杜甫的塑像合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生意人，崇拜的是陶朱公，杜甫虽然是诗圣，但一生穷困潦倒，生意人与他合影怕沾上晦气。我当时骂他一派胡言，就你这么个小老板也配与诗圣合影。司马迁无疑是史圣，杜甫一生都在谋求做官，论骨气怕是要比太史公略逊一筹。当然，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也是一心“以求亲媚于主上”的。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境地，自然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此时此刻，黄小明若惊弓之鸟，被软禁在小屋内，怕是尚未来得及考虑司马迁的感喟和智慧，一定是绞尽脑汁琢磨着如何从地狱里尽快进出来，黄小明是一定能够逃出来的，因为他跟随彭国梁的时间不长，陷得不会太深，但是逃出来怕是比在里面还要难受！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光是大贪官的秘书的黑锅怕是就要背一辈子。何况世人多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为乐趣。官场上人与人之间这点情分多以利益为纽带。树倒了，猢狲自然一哄而散，仅心灵深处的那份孤独就能将人煎熬得生不如死，想一想都让人后怕！

谁都知道我和黄小明是彭国梁的左右手，黄小明栽了，我该怎么办。思来想去都觉得应该尽快离开综合二处，但是即便是刘一鹤安排我当综合一处处长，我也不甘以，因为以我的资历和能力，早就应该解决副局级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彭国梁一案当成自己仕途之路上的一块跳板，我早就看上了李玉民的位置，我应该利用彭国梁出事的机会赶走李玉民，夺了他的交椅。但是怎么个夺法，我还得琢磨琢磨，当然这件事要想办成，关键还在刘一鹤，好在我有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