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笔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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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走进了小会议室。

小会议室沙发上一共坐着六个人，我却觉得有黑压压一屋子人在对我横眉立目，很显然坐在中间的人是专案组的头儿，他的列宁头在节能灯的辉映下闪闪发光，但他凝视我的目光却令人费解地意味深长。尽管小会议室里加上我有八个人，但是刘市长介绍完我之后，这个会议室静得如同一间被人遗忘的办公室，直到宋道明尾随进来，专案组的头儿才做了自我介绍，他声称自己是专案组组长，叫邓宏昌，在他自我介绍时，我故作镇静地望着他，懵懂地感觉到，这个人是个办案的老手，别看他的列宁头光滑闪亮，像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但是我能感觉到藏在他骨子里的锋芒犀利无比。

邓宏昌向我介绍完之后，平静中透着几分威严说：“希望你认清形势，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积极协助组织搞清楚彭国梁的问题，现在我们走吧。”说着他站起身，其他人也一起站了起来，此时我才注意到六个人中有一位年轻姑娘好像在哪儿见过，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公务班的尚小琼，前些日子还经常打扫彭市长的办公室，怎么忽然之间成了专案组成员了，当然，此时的场面根本不容我多想，六个人将我围在中间分别与刘一鹤和宋道明握手道别后，簇拥着我离开了小会议室，临走前我用仇恨的目光望了宋道明一眼，他不敢和我对视，目光相撞时，他将头转到了一边。

就这样我被六个人簇拥着走出市政府办公大楼，然后被两名大汉夹在中间坐进了一辆黑色桑塔纳的后排座，巨大的压力让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犯人的感觉，一路上我都想不明白，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有一种犯罪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随着车队离市政府办公大楼越来越遥远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车上的人都一言不发，他们都挺直腰杆严肃地目视前方，无形中增加了对我的威慑，这种威慑让我确认自己大概是有罪的。任何人只要像我似的被夹在中间，大概都会产生犯罪感。这种犯罪感让我情不自禁地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自己的毛病，并且因为一时找不到而倍加恐惧。

车队围着东州城绕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原来是省军区大院，正常行驶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路上浪费一个半小时，而且到达省军医大院门前时，又停了半个小时，才缓缓驶入省军区大门。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卡夫卡笔下“法的门”的情景，“看门人扯着嗓子向乡下人吼道：‘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从这里进入，因为这道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现在我们要把门关上了。’”“这道门是专门为找准备的”，我下意识地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甚至还庆幸地想，我比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幸运多了，他直到死也没能进入“法的门”，我却没费任何周折，只是坐在车里围绕东州城转了几圈就顺顺当当地进来了，我不知道这种幸运是福还是祸。因为这道门使我的犯罪感更强烈了，正是由于这种犯罪感，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怨惧感，这种恐惧感让我表现的跟犯了罪的人更像一个罪犯。我的耳畔喋喋不休地回荡着卡夫一半笔下牧师的一句话：“对一件事物的正确理解和对同一件事物的错误理解并不完全相互排斥。”此时此刻，我终于理解了，一个人产生犯罪感并非由于他犯了罪，而是由于他被“双规”了，他被“双规”了，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犯罪感。

我被软禁在省军区招待所三楼把山的一间标准间内，邓宏昌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留下两个人就走了。看来我的确有问题，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一连想了三天，也没有人提审我，只是每两小时换两个人看着我，这三天我几乎回忆了我从政以来所有自私的行为，但是自私不等于犯罪，不发现自己的罪过是无法帮助专案组的，于是我反复检查自己的行为，就连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也不放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明白，自己不仅有罪，而且是很严重的罪过，因为彭国梁在案发前曾经交给我一个用透明胶封好的牛应纸包，他说是零花钱，让我收好放在家中，从那个包的大小看，如果是人民币，大概能有三五万，如果三五万是美元，就相当于人民币几十万，乖乖，这钱如果是赃款，我岂不成了窝藏犯。

想到这儿，我愈发紧张起来，但转念想起孔于曾经说过：“假如他爹偷了人家的羊，他去不去举报呢，假如觉得一定要去，就很不孝啊。”连孔子都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直在其中矣”，我与彭国梁虽非父子，但情若手足，我若将这包东西交出去，虽与孝无关，但与‘义”有关，既然连孔圣人都提倡“亲亲相隐”，我怎么能做落井下石、揭发出卖领导的事。其实“亲亲相隐”就是西方三大法系提倡的“容忍制”，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我私下里认为，亲人不招供，就判窝藏罪，这是最无人性的。我虽不是彭国梁的亲人，但我是他的贴身秘书，相当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基本符合“亲亲相隐”的范围，为此，我打定主意坚决不干揭发出卖的事。

这么一想，我的恐惧感渐渐消失了，乱麻一般的心绪反而异常平静了。尽管如此，我已经一个星期没见天日了，每天躺在床上，半梦、半醒地回顾自己从政的历程，几乎找遍了自己的行为举止的细枝未节。想来想去自己的问题只是有那个包，我反复思索，彭国梁为什么会在案发前给我那个包呢？思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通，彭国梁在案发前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是想一旦自己出不来了，家里的财产必然被没收，他将所谓的“零花钱”交给我是想为儿子留一笔钱啊！如此一想，我更觉得自己责任之重大。但是我也深知，能不能保住这笔钱，不全取决于我，更取决于彭国梁自己能不能守口如瓶。同时我也在想，如果这笔钱来路不明，彭国梁顶不住了，一口将我咬出来怎么办。这么一想，我心里又紧张起来。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做犹大，宁可彭国梁负我，我绝不先负他。

此时此刻，夕阳强烈地照在玻璃窗上，我的梦很快就被黑暗淹没了。我知道我注定是一个罪人，即使下不了地狱，在但丁的《神曲》里可能也要打入炼狱，反正是上不了天堂了。好在维吉尔与但丁到达炼狱山脚下时，看见了蔚监明净的晴空，看见了出现在东方天空的启明星，还看见了远方大海的颤动；清晨时分，他们来到地上乐园时，不仅有茂密苍翠的圣林、芬芳馥郁的繁花、清澈见底的溪流，还有拂面的和风、清脆的鸟鸣，有如此赏心悦目的美景，即使不上天堂又何妨，何况地上乐园内有两条同源的河，一条名叫勒特河，灵魂喝了河水，就忘记了生前犯过的罪；一条名叫欧诺埃河，灵魂喝了河水，就记起生前所行的善。喝完河水后，灵魂获得了新生，就能飞升到天国。回顾我从政以束的经历，只可惜我不曾犯过：骄傲、忌妒、愤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等七种大罪，好在但丁将这七种罪都归为“爱”的问题上的失误，包括“爱”的对象错误，“爱”善不足，“爱”尘世的物质享受太过，比较这三种“爱”的错误，我也勉强可以算做“爱”的对象错误吧。何况但丁笔下的地上乐园，其实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前所在的伊甸乐团，能在伊甸乐园磨炼灵魂，炼狱山再高，我也有勇气登上去。

星期一早饭后，邓宏昌和尚小琼来了，一进门，邓宏昌就问我反省得怎么样了？我说该想的都想了。他说那就谈谈吧。我问先谈什么，他说，先谈谈你自己吧。我就把从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讲了一遍。我一边讲，尚小琼一边做笔录。讲完后，邓宏昌沉思片刻淡然一笑，说我“还没反省到灵魂，表面上是在检查自己，实际上是在表扬自己。冲我的态度就应该继续反省”。我说：“别介，我都反省一个星期了，我的确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大曝光。”邓宏昌不屑地问：“既然如此，就没检查出一点问题来？”别看邓宏昌坐在我对面，表情平和，不紧不慢的态度俨然领导找下属淡心，但是我却感到他问的每一句话都有种至高无上的气势，以至于他们一开口，我就从内心怯懦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我才本能地将事先准备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美化自己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更是为了维护尊严。但是我看出来了，我越如此，邓宏昌越以为我已经在内心屈服了，任何一个在他们面前硬充强者的人，都是怯懦之极的表现，这是自动哄骗在本能地起作用，我却暗自以为哀兵必胜，我总不能将缺点说成罪过吧，更不能没罪为自己编罪，至于那件“亲亲相隐”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开口的，因为放弃什么，我也不能放弃人性。

就这样，在一问一答中我找到了一种狡黠而奇特的快感。尽管这种快感在邓宏昌看来，是一种可笑的恐惧。邓宏昌似乎很了解我，并未在我身上纠缠太多时间，他的主攻目标仍然是彭国梁，从他的问话中我能感觉到，这一个星期，他从彭国梁嘴里并未得到什么货真价实的东西，我在彭国梁、温华坚、陈实和胡占发这几个人中年龄最小，这是欺负我年轻，想拿我当突破口啊！我的确知道彭国梁境外豪赌的事，也知道他其它一些违纪违法的事，但从未参与过，每次他去香港，都把我一个人留在深圳，我所知道的不过是从他所接触的所谓外商朋友的嘴里听到的，往往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说实在的，给彭国梁当秘书之前，我对他是高山仰止的；跟上他之后，我就后悔了，怪自己升官心切，没听我哥的劝阻，终于落到今天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更让我痛心的是跟上一位鸡鸣狗盗之徒。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将毁之一旦，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对彭国梁就痛恨不已，不仅对我不负责任，更对不起他的父母妻儿，简直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然而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我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他挑泡。自从我被塞进黑色桑塔纳轿车，我就打定主意不害任何人，哪怕他十恶不赦，也是他的事，我的一切责任都必须从人性出发，做到日后心安理得。反正我又没做亏心事，连鬼叫门都不怕，就更不怕人叫门了！

很显然，邓宏昌根本不屑我的小聪明，他只是想从我的话语中捕捉到蛛丝马迹找到破绽，他让我谈谈彭国梁。我刚刚夸了几句彭国梁的政绩，就被他制止了，看来彭国梁和我一样估计也自我表扬了一番，邓宏昌只让我谈彭国梁的问题，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如果我积极配合组织，组织上可以根据我的表现让我回家反省；如果我耍滑头，就只能继续留在这儿反省。我当然盼着能早一点回家了，我突然失踪了，我老婆孩子一定急坏了，特别是我妈，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但愿我哥和我嫂子别告诉我妈。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呀，别看专案组将我们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搞得神神秘秘的，把我们塞进车里后车队不直接到军区大院，还七拐八拐地转了两个来小时，企图将我们转迷糊，其实这年头越是秘密得不能再秘密的事，越是满世界都知道。我估计此时此刻，彭国梁东窗事发早就成了东州城街谈巷议的核心了，当然人们议论到彭国梁的同时，也少不了针砭几句他的秘书，既然跟着彭国梁一起搂了进来，谁还会怀疑你是无罪的？不光不会怀疑你无罪，还会认为你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不用问不用审马上拉出去枪毙，一点都不会冤枉你！我总觉得现在人们的日子好过了，仇视的东西却增多了，什么仇富心理、仇贵心理，当然人们更仇视贪官，正所谓恨屋及乌，我当然就成了房屋上的乌鸦了。

跟邓宏昌看似平和的谈话，其实我们心里一直在斗智斗勇，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思考，我终于有了一个主意，既可以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又可以不伤及我不愿意伤及的人，这就是将邓宏昌的注意力引到温华坚、陈实身上，我大谈对这两个人的不良印象，但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些事，谈得义愤填膺，却没涉及什么实质问题，就这样苦熬了二三个小时，一上午就过去了。

邓宏昌和尚小琼走后，我从看我的两个人嘴里得知，尚小琼的男朋友也在东州市政府办公厅，刚好是为彭国梁服务的综合二处，我赶紧问叫什么名字，他们两个告诉我叫朱夫伟，其实我问叫什么名字很愚蠢，综合二处没结婚的只有朱大伟，得知朱大伟与尚小琼的这层关系之后，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几天我跟看我的几个人早就混熟了，我从他们嘴里得知向小琼是省纪委六室的主任科员，之所以到东州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班工作，完全是为了寻找杜撰《公务员笔记》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早在一年多以前，刚好是我接任胡占发前后，省纪委就盯上了彭国梁，这说明朱大伟那时候就得知这个消息了，尚小琼是他的女朋友，在省纪委工作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调到东州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班给领导打扫房间了？尽管尚小琼碍于纪律，对朱大伟保密，以朱大伟的性格，也必须刨根问底，因此我断定他早在一年前就知道齐秀英要对彭国梁下手了。怪不得一开始为了给彭国梁当秘书跟我争得不亦乐乎的，后来突然不争了，一副拱手相让的嘴脸，再后来与宋道明又搅到了一起，敢情朱大伟有内线，早就向刘一鹤示好，弃暗投明了，这可真是局中有局，步步为营啊！我自视德才兼备，又善运城府，想不到还没等到大展宏图的机会，就因为跟错了人而毁于一旦，这真是一步走错步步都错啊！

接下来的几天朱大伟的事一直困扰着我，越想越追悔莫及。由于我跟彭国梁的时间不长，又没跟彭国梁出过境，专案组又找我谈了两次话后，终于解除了对我的“双规”。

离开前，邓宏昌又给我上了半个小时的政治课，主要是阐述目前东州政治形势的复杂性，要求我出去后，对在省军区大院听到看到和经历的一切都要守口如瓶，一是为我个人安全考虑，二是为了避免与彭有关的人干扰办案，三是不想影响东州市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总之，这是政治纪律，一旦发现从我嘴里没有保守住秘密，将立即请我重新进来。考虑到我是彭国梁“双规”案中第一个走出省军区人院的人，一旦回到市政府必然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因此专案组已经给我请了假，在彭国梁一案未了结之前，我可以在家休息，但必须随叫随到，并且不能随便出省，当然出境就更不允许了。

邓老昌的政清课上完之后，派专车送我回了家，一进家门我就想起了裴多菲的那首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皆可抛。”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久久萦绕存我的脑海里：我要辞职！但究竟为什么辞职？我一时还想不明白真正的理由，只是恨不得马上摆脱彭国梁一案的纠缠，躲得这些是非远远的。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前面还不知有多少令人焦头烂额的事等着我，我下意识地安慰自己，既然赶上了，就坦然而对吧，谁过一辈子还没有个七灾八难的。

我茫然地点上一支烟，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脑袋里空空荡荡的，当我抬头茫然看见我老婆墙上的艺术照时，我才意识到老婆得不到我的消息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了，应该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没想到，我老婆接到我的电话后并没像我想象的那么焦急，相反倒很冷静，老婆接到我的电话当然很高兴，她告诉我，我出事的当天晚上，不少朋友往家里打电话，打探消息，我老婆刚听到消息的时候也像惊弓之鸟似的，不知所措，可是她给我哥打了电话以后，心情平静了许多，当时我哥异常冷静，坚信我没事，让我老婆放宽心。自从我父亲死后，我哥就成了我们全家的主心骨，山东老家的传统是长儿如父，我哥一方面嘱咐我老婆别将我出事的消息告诉我妈，一方面利用关系打探我的消息，因此我老婆早就知道我被关进了省军区大院招待所。我老婆一提到我妈，我的眼眶就湿了。尽管我老婆和我哥、我嫂子对我的事守口如瓶，但是我妈还是从左邻右舍听到了，半个月来老人家的心一直为我揪着，生怕我跟着彭国梁做了什么不轨之事，一宿好觉也没睡过，我赶紧告诉我老婆我打车上单位接她，然后一起去看我妈。

放下电话，我又给我哥打的手机，报了平安。我哥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说晚上给我压压惊。从电话里，我听出来我哥充满了对我的自信，但是即使我老婆也不知道，我心里一直有一块石头压着，就是彭国梁案发前给我的那个包，我背着我老婆将那个包藏在了厨房靠近水池子的橱柜里了，尽管我顺利地走出了省军区大院招待所，但是搞不好因为这个包我可能还得回去，但是我打定一个主意，一定要保管好这个包，将来给大嫂一个交代，也不枉我与彭国梁缘分一场。

晚上吃饭时，我哥看出来我有心事，趁我老婆和我嫂子一起去洗手间时，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有什么事千万不要瞒他，我一再表示什么事都没有，我哥将信将疑地和我干了杯中酒。

由于我的手机被专案组暂时没收了，刚好为我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创造了条件，我老婆要重新给我配一部手机，我没同意，我告诉她，我巴不得谁也找不到我呢，非常时期越低调越好。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躲在我妈家看闲书，我老婆下班后也回我妈家，她白天上班时，我嘱咐我老婆只要在办公室，就把手机关了，有事用办公电话联系。没想到张佩芬得知我出来的消息后，一天之内给我老婆发了几十个短信，没办法，我只好给她回了电话，她约我在静夜思茶楼见面，为了慎重起见，我告诉了我哥，我哥怕有意外说开车送我去。

我等我哥时，猛然想到这两天读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艾伯特对余淮说：“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冣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就选择了见到张佩芬后的所有可能性，她见我要知道什么？她可能让我为她做什么？她是一个人来见我吗？她来时会不会被专案组跟踪了？我一个可能接一个可能地问自己，每个可能都犹如一团迷雾，我只当要与张佩芬要下一盘棋，在办公厅下棋高手是朱大伟，尽管我的棋技不如朱大伟，但我喜欢下残局。给彭国梁当了一年多的秘书，我深知张佩芬是一个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女人，在这样的女人身上存在着所有可能性，她可以让你任何一种结局都发生。

去静夜思茶楼的路上，我哥和我议论起王朝权，我万万想不到王朝权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卧底警察，更想不到彭国梁、温华坚、陈实等人会栽在他的手里，正如博尔赫斯所言：“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毫无疑问，彭国梁的命运成了王朝权的瞬间，尽管到现在他也没有大御大悟。还是我哥说的颇有哲理，他说每个人都处于间谍的角色，为了苟活于世，要么窃取，要么出卖，如此而已。只是不知欧贝贝是王朝权的瞬间，还是王朝权是欧贝贝的瞬间。这让我想起《日出》里的女主角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是他们的，我要睡觉了。”若把王朝权比作太阳的话，太阳升起来了，却不是欧见贝的，我不知道欧贝贝会做何感想，只觉得欧贝贝并不会安睡，因为欧贝贝是个有梦的人，生活在梦里的人，醒就是睡。

我走进静夜思茶楼时，张佩芬坐在茶桌前正不停地接手机，而且是三部手机轮着接。我静静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才走过去，因为是下午，又不是周末，茶楼内几乎没有客人，张佩芬又是个大嗓门的女人，我理解她为什么一下子多了两个手机，而且三个号码都是新的，看来她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了，但是她不知道也不可能意识到在炮火中即使你是只雄鹰，也会被击落的，何况你只是只蚊子呢？

我一直认为多数人都视沉重的肉体为灵魂的家园，他们视权势为信仰，无不希望借助权势打扮成蛟龙或者凤凰，最终都摆脱不了狐假虎威的命运，更何况僧多粥少，能得到这种机会的人也是极少数。张佩芬是得到这种机会的人，但是由于过分崇拜权势，她极可能误认为自己就是凤凰。我在官场上混了十年了，深知一个人一旦走进这样的误区很难自拔，最后的结果就是害人害己。因此坐在她对面时，尽管我的表情很丰富，但是心里却加了十分的小心。

张佩芬说的第一句话是“老弟，让你受苦了！”就这么一句，不管张佩芬是否发自内心，我听了以后都百感交集。接下来的淡话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想通过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