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笔记-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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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无论老猫查出什么，都会成为我最好的政治资源，以此说不定可以改变我的政治命运。

事实证明一切都在按照我的意料发展。甚至在杨恒达得知老猫的真实身份后，诡谲地请我和老猫吃饭，老猫深知杨恒达要请客的用意，婉言谢绝了，我却不能不给杨恒达面子，反客为主，请他到河港花园会所喝酒，杨恒达欣然应允。

杨恒达之所以这么想和我一起喝酒，是因为彭国梁东窗事发以来，他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他和黄小明号称彭国梁的左右手，现在黄小明前途末卜，杨恒达也自知前程扑朔迷离，最糟糕的是以他与彭国梁的亲密关系，竟然没受到一点冲击，整个办公厅都议论纷纷，许多人私下里以为他的命运应该与黄小明差不多，这就是杨恒达的难堪。我深知杨恒达急于摆脱这种难堪，这就是他急于与我喝酒的主要原因。他以为尚小琼是我女朋友，我必知道许多与案情有关的事情，我之所以反客为主请他喝酒，的确想向他透露点有价值的消息，因为我从来都没忘记杨恒达给老领导当过五年秘书，而这一点在厅领导研究杨恒达前途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考虑的，甚至连刘市长也不能忽视杨恒达与老领导的这层关系，更何况杨恒达正在利用自己的尴尬处境千方百计地搜集案情动态，无非是和我一样想弃暗投明，向刘市长靠拢，不然他不会对许智泰为彭国梁叫屈而嗤之以鼻，更不会得知黄小明刚放出来，就迫不及待地约黄小明去西山散心。他约黄小明自以为做的很隐秘，但是黄小明毕竟是彭国梁的贴身秘书，认识他的人太多了，而他却不一定全认识，这就像彭国梁当初进大鸟笼子时以为离开东州就没有人认识他了，简直是掩耳盗铃。有一次黄金周我去黄山，在天都峰顶竟然遇上我家邻居，世界越来越小了，有一个老外甚至认为世界是平的。

只有东州市最有钱的人才能在河港花园会所消费得起，尽管是我父亲和港商联合开发的，但是我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杨恒达比我还熟悉这里的菜单，他说这里的佛跳墙纯正地道，我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罐，杨恒达一边津津有味地品着味道，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大伟，做食客要像和尚一样，‘佛闻弃禅跳墙来’，寻着香味走；做人和食客寻香味是一个道理，要寻着人味走，正所谓‘良禽择术而栖，贤臣择主而侍’。那天我去省军区大院给彭国梁送换洗的衣服，小琼亲口告诉我你是她的男朋友，我就知道平时大哥小瞧你了，其实你比大哥懂政治，早就弃暗投明了，我却浑然不知，你可能以为眼下处境最难堪的是黄小明，其实不然，黄小明再难最起码可以不用面对厅里的各种嘴脸，躲在家里眼不见心不烦，我不行，我每天必须以综合二处处长的身份坐在办公室里，必须忍受人们对我的种种猜测，大伟，大哥从政以来从来没这么难过，你是学政治学的，你给大哥分析一下，我怎么才能摆脱眼下的困境。”

杨恒达如此高抬我正是他的老道之处，他是在用哀兵必胜之计变着法儿地向我打探专案组的内情，我当然不能轻易就范，先吊吊他的胃口，让他先享受享受美味到了嘴边想吃又吃不着的滋味，等他口水都流出来的时候再给他一点，他才能回味无穷，也不至于忘了我这个提供美味的人。我知道以杨恒达的能力摆脱眼前的困境只是需要时间，我倒以为彭国梁的倒台是他千载难逢的一次机遇，我想他不会没意醒到这一点。

于是我用提醒的语气说：“杨处长，我们不是常说，挑战与机遇同在嘛，我倒觉得你现在的机遇多于挑战。”

杨恒达饶有必趣地问：“此话怎讲？”

我宴弄地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命运顶多只能影响我们一半的行为，还有一半就要靠我们自己去主宰。他认为，命运是不断变化的，而人的处事方式却总是处于固定不变的状态，所以当两者处于同步协调的时候，人们就会成功，反之，当两者背道而驰的时候，则会失败。因此，当一个从政的人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时，他就能马到成功；反之，他不能与时俱进，则必败无疑。马基雅维利将命运形象地比喻成女人，他说，命运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如果要想让她对你言听计从，就必须采用非常手段控制住她。比起一个智慧平庸、举止冷静的人，她更愿意被一个行事果敢的人征服。杨处长，我觉得你是一个一向行事果敢的人。”

杨恒达被我这番话启发得情绪兴奋，他抿了一口酒用一种似探讨又似请教的口吻说，“老弟，行事果敢是以实打实、硬碰硬的办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可操作性的好办法，行事果敢就成了莽撞。”

我明白杨恒达的心思，他仍然用老办法在套我，我将计就计地说：“《君主论》开篇就说，‘任何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认为最喜爱的东西献给君主。’杨处长，你觉得刘市长现在最需要什么？”

杨恒达会意地笑了，接下来我有分寸地向他透露了案子进展的情况，杨恒达听得如饥似渴，我之所以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方法将杨恒达最喜爱的东西有保留地献给他，是因为我断定关键时刻杨恒达会动用老领导去做刘市长的工作，请刘市长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此时杨恒达千方百计想从我嘴里套点东西，甚至第一时间去见黄小明，积极充当专案组与张佩芬之间的桥梁，无非是想多搜集点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到刘市长面前表忠心，为老领导替他说话做铺垫。我深知老领导在东州甚至清江省的分量，只要老领导开口，刘市长就不可能让杨恒达从屎窝挪到尿窝，必会提拔重用，市政府研究室的老主任即将退休，厅里的人一直私下里议论李玉民很可能回市政府研究室接任主任，这祥厅里就空出一个主管政务的副主任的位置，杨恒达觊觎这个位置很久了，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呢。当然这个位置是办公厅几位综合处处长无不梦寐以求的，但杨恒达的实力最强、机会最大，唯一不利的因素就是彭国梁案发以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些负面影响也可以转化成“出污泥而不染”的正面影响，正是居于这个判断，我才向他有分寸地兜售一些对他有用的消息，这也是相当于一种有价值的投资，我坚信早晚会获得回报。

从政与买股票很相似，总有极少数人用独到的眼光投资绩优股，而大部分人是盲从的，还有极少数人自以为很聪明却蠢得很，往往将谁都不看好的垃圾股当做宝贝，结果输个底儿掉，甚至倾家荡产，以至于把命都搭进去。在我看来，许智泰就是后者，他抱着彭国梁这只“垃圾股”当宝贝，孤注一掷，“死到临头”了还以“投资专家”自居，最近竟然伙同林永清在《内参》上连续炮制了三篇文章，为彭国梁鸣冤叫屈，搞得专案组非常被动，以致于齐秀英破釜沉舟，将彭国梁异地关押，从东州市看守所转移至昌山市看守所，至此，齐秀英与林永清彻底切断了三十年的感情。私下里，老猫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齐秀英与林永清之间的感情。案发前我就从胡占发嘴里得知彭国梁为林永清解决了一百五十平米的半跃，我告诉老猫时，她还在办公厅公务班卧底，老猫将这条信息作为重要线索反馈给了齐秀英，如今林永清在《内参》上连续炮制出三篇文章，显然是在齐秀英面前为彭国梁说情碰壁后的恼羞成怒之举，林永清为了一套房子可以置与齐秀英三十年的感情于不顾，显然伤透了齐秀英的心，齐秀英在林永清的心目中自然不如一套房子重，我断定齐秀英不会不作出反击，将彭国梁异地关押就是一个信号。

然而，许智泰不仅不收手，还公开在综合二处当着杨恒达的而大赞《内参》上的三篇文章如何伸张正义，如何主持公道，以至于杨恒达不露声色地讥讽道：“老许，你这一身侠气在综合二处太可惜了，你应该去拍武侠片，要是倒退十年去拍武侠片，说不定你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许智泰明明知道杨恒达在讥讽他，他却并不恼怒，还洋洋得意地问：“恒达，你知道如今这世上最缺什么吗？”

杨恒达不以为然地说：“洗耳恭听。”

许智泰振聋发聩地说了一个“人”字，然后哼着小曲迈着方步开门而去。欧贝贝被许智泰的滑稽逗得咯咯直笑，我和杨恒达却谁也没笑出来。

杨恒达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由于他最近频繁出入刘市长办公童，再加上李玉民要调走，厅里有政治嗅觉的人私下里开始议论杨恒达要接任李玉民，正如亚里斯多德所断言的，“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这种动物性是混沌的、无原则的、盲从的、利益的，因而也是势利的。杨恒达很了解这些动物性，因而因势利导，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迎来了市委组织部的考核小组。

每核小组先是在厅里副处级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投票摸底，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这种投票每年都搞无数次，但从未公开过结果。紧接着是找综合处事的工作人员谈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综合二处全体成员，想不到考核小组谈话之前，许智泰竟然私下里做我和欧贝贝工作，让我俩像当年收拾赵忠一样再来一次“政变”，许智泰义愤填膺地骂杨恒达是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这种人不配得到升迁，还说只要综合二处没有人说他好，杨恒达的“黄梁梦”就不一定得逞。我见欧贝贝支支吾吾的，知道她一方面心情很复杂，另一方面她是谁也不想得罪，但我有预感，欧贝贝不可能按许智泰说的去做。我这个人从不逆潮流而动，更何况我很快就要接替宋道明给刘市长当秘书，我虽然现在身在综合二处，但是我的心早就属于刘市长了，这次杨恒达即将升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是刘市长的意思，哪是综合二处几个小人物和几句坏话就能说黄的？许智泰蠢就蠢在不懂得顺势而为，当年通过“政变”搞走赵忠是顺势而为，当时真正的策划者是黄小明，今天许智泰想故伎重演，却忘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没等许智泰说完，我就旗帜鲜明地告诉他，我不同意这么做，也劝他别做，我列举了一大堆杨恒达对他的好，他不爱听，气哼哼地摔门而去。

结果考核小组走后第二天，杨恒达就知道了处内每个人当着考核小组都说了些什么，见许智泰不在，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大伟，你得通过小琼向专案组反映反映，除恶务尽啊，对腐败分子不能手软，对腐败分子的帮凶也不能手软啊！对那些助纠为虐又自称大侠的混蛋，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呢？”杨恒达的话让我有些不寒而栗，很显然，许智泰已经深深地得罪了杨恒达，以至于杨恒达当着我和欧贝贝的而公开诅咒他。

不过还真让杨恒达说着了，有一天快下班前，专案组打电话到综合二处找许智泰，我把电话递给许智泰，他接完电话后急匆匆地走了’，我赶紧给老猫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老猫让我保密，说是许智泰和张佩芬、林承清一起分别被“双规”了，我问她“双规”的理由，她说是干扰办案。我顿时想到了黄小明，我想黄小明肯定还不知道张佩芬被“双规”了，应该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黄小明，让他心里有个准备。自从彭国梁案发后，张佩芬为了救老公，不惜一切代价，不可能放过黄小明，期间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会不会再次牵涉到黄小明？正好处里没人，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黄小明的手机。

由于黄小明出事后，我面对他心里发虚，一直没跟他联系过，因此黄小明接我电话时口气不冷不热的，我先表白自己虽然一直没给他打电话，但心里一直惦记他，他只是淡淡一笑，当我将张佩芬、许智泰和林永清被“双规”的消息告诉他后，黄小叫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谢谢你大伟，该发生的总要发生的。”黄小明的语气透着悲凉，我用鼓励的语气说：“小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黄小明深沉地说：“放心吧，大伟，孟德斯鸠说，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经过这场劫难，我不再是那个受命运愚弄的傻瓜，过去我们如同磨盘也如同杵臼一样地工作，不过是将谷粒磨碎制成白粉，毫无创造可言，尼采一再嘲笑这样的工作为‘面包烤箱’，大伟，一个人孤独久了最向往的是创造，只有创造能消除平庸。”

黄小叫的话深探刺痛了我，因为只有升华了的灵魂才会感到孤独，一颗平庸的灵魂，并没有值得划入理解的内涵，便谈不上孤独，也不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孤独。我还无法理解黄小明所谓的孤独，更不知道他向往的创造是什么，但我知道孤独与寂寞是两个概念，孤独一定是灵魂性的，是充实的，而寂寞只是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得，甚至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得，我空虚过，更寂寞过，但从未孤独过，因为按照黄小明套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只有活得像个人才配孤独，如此说来，我竟然是一个不配孤独的人，这难免让我心里酸溜溜的。

不过挂断黄小明的电话，我还是有一种无比轻松的感觉，因为我从黄小明接电话的语气能听出来，他的孤独之中有一份潜藏着的恐惧，我不知道他的恐惧是什么，但他在第一时间听到张佩芬被双规的消息后，就为应对恐惧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时间或许也就避免了命运的再度捉弄，这让我有一种救人于水火的愉快。当然我还是对黄小明以孤独者自居的傲慢而酸溜溜的。仿佛今后他的人生没有意义，他也会创造出意义来，而我的人生中令人羡慕的灿烂的阳光一下子变成了烤箱里的热气，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若不是黄小明在玫瑰花丛之下看到了隐藏的坟墓，不会说得这么透彻的，看来苦难使人有先见之明的，我庆幸黄小明成为了自己，正如培根所言，“一个人知道些什么，他就是什么……”，或许不是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管他呢，反正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借助笔下的艾伯特说：“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尽管每个人面临选择时，有无数种可能性，但是我不可能像“彭冣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可以选择所有可能性，我只能选择一种，也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这就是给刘市长当秘书。不过，我还是很敬佩黄小明身上那种被尼采称之为酒神精神的东西，很有点像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性格：“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样的性格已经脱离了“常道”，而是“非常道”，“常道”往往是有形的，“非常道”往往是无形的，正所谓“无形胜有形”，正如肉体是有形的，灵魂是无形的一样。一个人没有非常的人生是委难参悟“非常道”的，黄小明给我的感觉是正处于脱离“常道”而进入“非常道”之前。

之所以这么说，国因为张佩芬等人被“双规”一个星期后，我就通过老猫知道了黄小明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是什么。我感觉正是由于我提前将张佩芬等人被“双规”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及时应对，没让恐惧转化成炸弹，否则，非步许智泰后尘不可。老猫告诉我，连邓宏昌都没想到黄小明会为彭国梁藏了五万美元，要不是张佩芬被“双规”后从她的皮包内发现一本像“潘多拉盒子”式的笔记本，里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每次张佩芬见黄小明的谈话，谁都不会想到黄小明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要为彭国梁的儿子留下这笔钱，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及时告诉黄小明张佩芬等人被“双规”了，他现在一定还装作没什么事似的窝藏着那笔钱，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黄小明聪明绝顶，张佩芬被“双规”后，专案组第一次找他，他就判断出了是什么事，及时交出了那笔钱，排除了压在他心头的定时炸弹。老猫跟我说起这件事后，我将黄小明的仗义与许智泰的仗义做了个比较，我觉得黄小明的仗义才是真仗义，完全是按良知在做事，而许智泰所谓的“仗义”不过是个幌子，据他自己向专案组交代，自己在单位一直不顺心，特别希望巴结上大领导为自己说话，好改变改变工作环境。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彭国梁虽然东窗事发了，但是他多年经营的关系网还在，他为张佩芬跑东跑西，就是想通过跑腿巴结上一些大领导。老猫告诉我时，我觉得许智泰说的是实话，他是想通过彭国梁的案子投机押宝，不然不会收张佩芬五万块钱辛苦费，只可惜他那点可怜的“坏心眼儿”却变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认为，人类是病态的动物。正因为如此，赫索格才写下“我的坐命并非痼疾，而是一种长期的康复过程”的话，其实病症就是伪装起来的权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病态的权欲而已。在权欲的支配下，即使不是病人，也要像患者一样生活，这就是病态。任何权欲强的人都有卖弄自己的欲望，这就是痼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自称自己是个“意志薄弱、满怀希望的大傻瓜”的赫索格教授才在涂鸦式的笔记上写道：“每个公民的生命正在变成一笔生意。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对人的生命的意义最坏的解释。人的生命不是生意。”但生活却变成了生意，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过生活体现出来的。应该说每个公民的生命正在变成一种投资，这是资本时代的必然结果。既然是投资就难免有风险，许智泰由于将投资变成了投机，彻底输了；黄小明由于坚守投资，因此尽管暂时亏了，还有翻本的机会。而我和杨恒达都是投资的大赢家，只有欧贝贝尚在观望，这就是综合二处目前的“大盘”。最先涨停的是杨恒达，人家不仅善于投资短线，而且是投资中长线的高手。

许智泰被“双规”后不久，杨恒达升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任命就下来了，由于新任常务副市长竞争十分激烈，迟迟不能定夺，因此综合二处新任处长也无法确定，只好仍然由杨恒达兼任。只是不坐在综合二处了，而是有了自己既气派又敞亮的办公室。处里只剩下我和欧贝贝，由于肖主任一再嘱咐我在没当上刘市长的秘书前不能出任何差错，我只好每天坐在处里看棋谱。中午别的处的同事来找我下棋，经常围着一堆人观棋，一些嘴把不住门的人对一些人和事评头品足，以前我跟着议论几句，现在是一句也不跟着掺和，心无旁骛地下棋。欧贝贝看在眼里，时不时地刺激我几句：“大伟，你是不是有点太沉住气了，我可听说光厅里想给刘市长当秘书的人就有二十多个，个个都有背景，你这么干等着，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欧贝贝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这段时间的确等得我心里有些发毛。我父亲常说，做生意有一个原则，要先倒满杯子，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先把杯子倒满。他的意思是不给对手任何机会，我相信我做到了这一点。别看有那么多竞争者，但是我的杯子已经倒满，而且就放在刘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不相信有人敢到刘市长办公室将杯子换掉，因为刘市长从来都不是象棋盘上毫无主见的“将”，他在我心里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我记得西方一位政治家说过，“诚实的政治家若被收买，他就会保持被收买的样子。”在政治中，除了诚实，还有什么是正义的？因此，我坚信刘市长的诚实，因为我不仅得到过他的承诺，而且我坚信我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世界安慰着自己、鼓励着自已，但是宋道明一直也没有要离开办公厅的迹象，我甚至怀疑莫非刘市长不换秘书了？就在我对自己的前程焦虑不安之际，春风得意的杨恒达带给我和欧贝贝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黄小明辞职了。

那天杨恒达走进综合二处时，手里还拿着黄小明的辞职报告，他说他刚在走廊里遇上黄小明，说是邓宏昌和尚小琼陪着黄小明到办公室取彭国梁的护照。

欧贝贝开玩笑地说“大伟，心上人来了，你不过去看看？”

杨恒达也笑着说：“他们仨已经走了。”

我知道老猫是在工作，她不可能利用工作时间来综合二处看我，何况她的室主任邓宏昌也在。我更震惊的是黄小明辞职的事，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黄小明毅然决然地不要了，说明他一定找到了他的创造点。说白了，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怎么优越都是“常道”，黄小明一定是看破了“常道”，犹如看破红尘一样，然而寻找“非常道”谈何容易！很显然，黄小明想置于死地而后生。

很快，黄小明辞职的事成为机关干部私下里议论的焦点，特别是在厅里引起一片哗然，甚至比许智泰被“双规”更令人震动。因为眼下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硕士、博士生，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是千军万马地考公务员，人家挤破脑袋往里钻，黄小明却像丢一双破鞋一样说扔就扔了，即便是绐彭国梁当秘书，受到一些负面影响，那也只是唾手可得的副局级暂时没戏了，在办公厅综合处当个处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一点我和肖主任下棋时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