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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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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多尔诺，Ｔ。
、伦弗克尔—布伦斯威克，Ｅ。
、莱文森，Ｏ。
和桑福德，Ｎ。
：《权力主义者》，纽约，１９５０；基尔希特，Ｊ。
Ｐ。
和迪林内，Ｒ。
Ｃ。
：《权力主义的各个方面：调查与论析》，列克星敦，美国肯塔基州，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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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尔诺等人借助投射测验对两组属于两个极端——最权力主义和最不权力主义——的人进行了临床检查，得出结论认为，两者在自我意识的特点上也有很大差别。
“非权力主义者（宽容的人）”乐于也能够认识自己的消极倾向和冲动（如恐惧、软弱、被动、损人利己的感情等）。而“权力主义者”则相反，不能够很好地将这种倾向和冲动整合于自己的自我意识，因此——基于防御反应！——就意识不到它们！
“权力主义者”
的努力目标主要是取得表面成功、威信和物质利益，而很少考虑个人的、私人的感情和真正有所作为的满足。由于不讲真正的个人和感情关系，再加上把世界看成威胁性的和敌对的，“权力主义者”
就只能或者力图自己掌握权力，或者企图把拥有权力的人拉到自己一边。
“权力主义个人”
类型说的提出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倾向性。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极不牢固的。在社会学方面，“权力主义者”这一概念的主要弊病是，对于有着明显的社会性质（民族和种族偏见、反民主主义等等）的意识形态取向，这个概念企图把它作为人格缺陷的表现从个体意识“内部”
引导出来①。
某些个人特点固然可以使个人对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感受力，这些思想的内容却不能从心理内部过程得出。种族主义者不一定有神经病或精神病。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对黑人的偏见甚于明尼苏达州的居民，这
①参见拙著：《偏见心理学（论民族偏见的社会心理根源）
》，载《新世界》，１９６６年第９期；安德烈耶娃，。
Ｍ。
、博戈莫洛娃，Ｈ。
和彼得罗夫Z斯卡娅，Ａ。
：《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第１７５—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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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密西西比州有更多的精神病人，而是因为种族主义在这里成了社会心理分不开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应从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心理原因来解释。
把“权力主义综合症”视为纯属自我防御现象的心理分析学解释也引起不少的异议。权力主义可能只是更具有一般性的认知特征——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教条主义意识是一种“封闭意识”
，它拒绝接受与早先形成的信念相矛盾的信息。
它的特点是眼界狭窄，使个人把周围世界理解成非黑即白，把世界看作不变的、永远固定的东西。世界的“物化”当然也会扩大到自己的“自我”上，“自我”的活动性和可变性与被奉为理想的规范标准的稳定性相比，似乎成了一个缺点。但是认知上的权力主义可能不仅是“意识封闭性”的结果，而也是较低的教育、文化程度加上劳动及社会活动中自主性不够的结果。在这方面占第一位的又是宏观社会条件——阶级压迫和劳动异化等等。
对从众性的实验调查由于脱离开这些因素，得出了十分矛盾的结果。
不同的作者对从众与模仿、暗示、赞同需要、妥协和随俗等等现象的相互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至于反思的“自我”
，则尽管已经了解到从众性和自尊心之间存在着微弱的反向联系（从众性较高，自尊心就较低）
，但是个人的某些其它特点和个人的行为、特别是权力主义与从众性的相互关系，心理学家们认为还是悬而未决的。
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心理范畴的不确定和不一致。阿希等人的实验安排建立在个体和群体的抽象对立基础上，只允许有两种类型的表现——从众和不从众。个人在实验中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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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方式即说一个“不”字来肯定自己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一批苏联心理学家在彼得罗夫斯基领导下进行了多年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不用任意冒充的群体，而拿由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等等联合起来的现实集体中的人的相互关系来说，那么冲突的解决办法就可以不仅是个体服从群体（从众性）或者保持原有立场（独立性）
，而且可以是个人自觉地接受群体的规范和标准，这正是社会主义劳动集体内部相互关系的典型特点。除了群体内部的引导（即个体无冲突地接受、掌握群体意见）和从众性（个体与群体的意见分歧通过向群体压力让步来解决）以外，还存在着集体主义的自我确定，即个人自觉地接受集体的基本价值观，甚至准备抵制多数人不符合这种价值观的意见来捍卫这种价值观。
心理学家奥博杜罗瓦娅作了一系列实验，她先了解了被试小组的学生们的价值取向，然后又以假设群体的名义向他们提供与这种价值观相矛盾的看法。仿佛制造了一架“心理离心机”
，用以看出哪些人能够在群体压力条件下捍卫群体（及他们自己）
最初采取而又似乎背离的那一立场，以及哪些人屈从压力，背离了最初的选择。这一实验证明，集体主义自我确定的力量既取决于个人总的、早已形成的价值取向，又取决于群体的团结程度及其成员参加共同活动的程度和集体价值取向的一致程度。
自觉的集体主义自我确定表面上可能显得与从众相似，但实际上与它根本对立。自主性在这里不是从反面表现为没有依赖性，而是从正面表现为忠于早已选定的价值观、高度的社会投入和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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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西指出，美国学者对从众性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薄弱方面。他指出，不论这些学者的主观打算如何，作为他们出发点的“社会影响”功能模型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的①。
这个模型把“群体”
说成为一种统一和稳态的东西，把社会影响说成为分配不均的和主要是支持、巩固社会监督和社会一致的东西。而现实的社会群体和集体却大部分是性质不同的，在群体和集体中是有意见分歧和利害等等斗争的。
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和适用的。阶级对立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普遍一致和没有冲突。任何新的东西都不可能不经过斗争而确立起来。在一个把关系建立在民主的、真正集体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集体中，每一个成员不论地位高低，都是影响的潜在来源和接受者。这种影响的方向可能是支持现有规范，也可能是根据新的要求和共同活动的任务改变这些规范。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冲突局面的产生和解决，而且这里的主要因素不是数学多数的影响，而是群体中某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他们的积极程度，他们能够说服动摇分子的程度）
，这些人的创新要求和主动要求是有根据的，符合该集体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的。
所以，对任何具体集体的活动进行社会道德评价，重要的不仅是这一集体的团结水平及其思想基础，而且还有道德气候——它的前提就是讲民主，讲自我批评，以保证能够无阻碍地提出、讨论以及获得赞成后有效地贯彻新的思想和倡
①莫斯科维西，Ｓ。
：《社会影响和社会变化》，纽约—洛杉矶，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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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团体（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特别是如果涉及直接的、当前的利益时，并不总是一致的。团体利己主义一点也不比个人利己主义好。
团体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表现不仅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策原则相矛盾，不符合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且常常带来直接危害，给经济的有计划和有效率的发展带来比例失调或其它损害。
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举行的历次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中，一再强调必须坚决杜绝这类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
团体成员行为的个人动机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实验令人信服地表明，“和大家一样”
、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愿望并不象美国学者认为的那样普遍。这种定势与同样重要的个人希望保持并认识自身独特性的要求相矛盾。因此，对于个体与团体的分歧，反应也有各种不同。有的人虽然认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却又力求迎合别人（从众性）
，有的人立足于共存思想，力争使自己的意见象大多数人的意见一样被承认为合法和合乎规范（规范化原则）
，还有的人则与大多数人公开冲突，力争改变一般环境，根据自己的思想来改造它（革新原则）。
原则上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所有这三种标准行事，亦即根据自己在具体环境中的定势来采取行动。对个人行为的社会道德评价不取决于他是与集体“一起前进”还是与集体“背道而驰”
，而取决于他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反映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般社会伦理原则。
“独立还是从众”
的抉择只是在消极地解释它的情况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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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许个体有所建树和创造的时候才是不可解决的。
实际上，这是自主和参与的积极辩证关系的一种表现。
两个概念都有积极的社会道德价值，它们都是以“我”
和“我们”既互相区分又相互渗透为前提。自主指的是独立性，摆脱外部强迫，善于并希望靠自己的智慧来生活，保卫自己，等等。但是这一概念所指的个体自律，实际上是通过参与即个体参加某一社会整体来实现的①。这不仅仅是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而且还是深刻的个人加入即与共，个体因此而意识到自己既是集体的一部分，同时对外又是它的责任代表，对内又是自律的活动主体。
后一种情况从揭示非个体化现象的实质来说特别重要。
早在１９世纪的社会心理学中就已指出，在人群中个体常常失去自我控制、理性和批判态度，比较容易屈服于不理智的冲动和暗示等等。在此基础上，勒邦和塔特不合理地把“人群”和“群众”等同起来，得出了十分反动的结论，这些结论后来得到现代资产阶级“群众社会”
理论的响应。
但是，心理学上的非个体化是什么呢？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迪纳的定义，非个体化过程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一定的群体环境因素封锁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
非个体化的人在心理上失去对自身作为个别个体的意识，不能
①参见萨姆索诺夫，Ｐ。
Ｍ。
：《作为心理学范畴的参与》，载《全苏第四次心理学会代表大会文集》一书，梯比利斯，１９７１，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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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自己的行为①。助长这一点的可能有各种因素——与群体过分密切的认同；匿名；丧失责任感，或确切些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情感激动；失去时间感；感觉负担过重（大声喧哗，音乐，强烈的、迅速变换的视觉感受）
；强烈的性欲；在酒精和麻醉剂等影响下意识水平下降，等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个体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和考虑社会评价的水平下降，结果，以过失感、羞耻感和恐惧感为基础的自我监督放松，做出在正常情况下往往得到抑制的行动（如侵犯行为）的阈限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变得情绪冲动，一般抑制刺激的影响减弱，行动难以停止；记忆力衰退并出现知觉扭曲；对一定团体的依恋感加强，对比较疏远的其它参照团体感觉更为迟钝；总而言之，个体失去外在和内在的自我监督，不再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
与身边一切事物癫狂地融为一体，忘却其它一切、包括自己的“自我”
，这在情感上可能是非常愉快的。某些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种状态是人唯一能够达到的“真正的存在”。但是，在群体行为、社会行为的背景上说，非个体化是非常危险的。它常常引起肆意侵扰、惨无人道、破坏文物以及其它反社会行为的滋长。而且，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忘乎所以，亦即使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他所具有的、但在其它条件下有意克制的残忍。个体自我意识水平的下降可以说是等于让个人听任外部影响的摆布，而这种影响的力量
①迪纳，Ｅ。
：《非个体化：团体成员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的丧失》，载保罗斯，Ｐ。编：《团体影响心理学》一书，希尔斯代尔，纽约州。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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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向则取决于此人所信任的群体，特别是它的领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集体主义绝不意味着排斥本人的个性。通过“我们”来说明“我”
，总是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我们”的范围有多大？这可能是直接的基本隶属群体（家庭、班级、劳动集体、社会组织）
，也可能是比较一般的参照群体或者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人民、国家、人类。由各种“我们”的相互关系和等级，决定了社会道德自我评价的规模、理想的性质以及反思的“自我”的本身内容。个体的社会“大我”越广泛，个体对具体的、局部的群体的自主性就越大，因为他是在更广泛的价值范围内接受这个群体的指示的。
第二，对“我们”和自己的“我”的相互关系是如何考虑的，这里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因素深刻程度如何？社会主义社会使“我的”和“我们的”这两个概念大大接近了。一位英国作家敏锐地发现，苏联人和英国人对同一些事物的说法不同。例如在布拉茨克，人们对他说：“我们要在这里盖房子”
，或者“我们要办新工厂”
，或者“我们将建筑新水坝”。
而在英国老是只能听到：“听说，明年他们将在那块地皮上开始建筑”。如果问一个诺丁汉工人：“朋友，你们在这里建设什么？”
，他就会回答：“他们想建一个发电站”
，“他们又在为机关盖新房了”。而在苏联，大家都说：“我们建设”
，不论他是作家、市苏维埃副主席、拳击选手、出租汽车司机、大学生，还是在发电站室内铺地板的女工。
这种参与国家和社会事业的感觉，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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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道德心理方面。但是，是否所有人常说“我们”都有个人积极意义呢？假如一个拳击选手说：“我们建设”
，那就意味着建设工程对他来说不是无所谓的。但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亲自参加了建设。
“我们”这个语式是靠不住的。
牛角上的苍蝇也可以说：“我们耕地了。”真正的参与必须要投入，而如果没有个人自律，这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每日生活和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生动现实。
实践渗透着集体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个体总要先掌握一定的行为规则，然后才认识这些规则并确立自主对待这些规则的态度。
马卡连柯说的正是这一点，他写道，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作为整体的集体，“对个人做工作的最现实的形式是把个人保持在集体中，保持得要让这一个人认为，他处在集体中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愿的，第二，要让集体自愿地容纳这一个人。集体是个人的教育者”
①。
但是马卡连柯极力强调，苏维埃纪律作为克服、斗争和前进的纪律，与建立在禁止制度上的抑制性纪律（这不许做，那不许做！）
相对立。
任何社会和集体都不能没有禁止和限制。
但抑制性纪律本身无助于培养社会的积极、自主的成员。它只会使一些人养成驯服性和从众主义，并引起另一些人盲目的个人主义抗议，——不仅反对各种强制性规范，而且反对集体精神本身。苏共中央六月全会（１９８３）把加强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的任务不仅同行政监督相联系，而且首先同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主人翁感联系起来，这不是没有
①《马卡连柯全集》，莫斯科，１９５０，第２卷，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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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
培养多方面的、创造性的个性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又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对个性的尊重，所有个人都一个面孔，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精神，而民主就成了纯形式的机制。
从众性有时使人觉得好象只是一种不完善、不成熟的集体主义规范。但实际上它和个人主义都出自同样的社会心理根源：两者的基础都是（往往不自觉地）把集体看成某种外部力量。只是后者企图和这种力量作斗争，而前者企图消极地服从它。
有时候人们说：“集体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反对集体的人就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对此并不能无条件地表示同意。
有时候集体也可能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心理方面。我们来深思一下，“集体不可能犯错误”这一论断是什么意思。我的集体——这是我的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断言集体无过错时，我也以此断言了自己本身的无过错。这一公式背后，可能还掩盖着这样的想法：“集体并不是我，我不能对集体的决定负责”。从众主义者是冷漠的个人主义者，力图将自己活动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永远和集体在一起”
，只是因为这样他可以平静一些，既不需要斗争，也不需要动脑子。正如一个讽刺作家所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那样有助于内心的平静。但这种平静是对集体和对自己本人的一种背叛。
让我们拿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来说。正在召开共青团会议。会场里有一百人。我是其中之一。正在讨论某个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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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假如要由我单独决定自己的一个同志的命运，我会感到非常为难。
大概，我会长时间怀疑，从各个方面分析问题，掂量着应该“赞成”还是“反对”。我还需要补充材料，甚至在作出决定以后，我还会考虑它的可能后果。
但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有一百个人。
于是我从自己身上卸下了责任，不去考虑，甚至不很注意倾听问题的实质。
我简单地依靠大多数：“大家看得更清楚”。但其他９９人中每一个都可能指靠其余９９人，其中也包括我。结果一致通过了决定，对此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承担道德责任。如果后来发现决定不正确，大家都会心安理得地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我们相信了其他人”。
但在不想知道的、漠不关心的人和知道但不敢说的胆小鬼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个人不负道德责任的集体决定实际上是集体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
一位列宁格勒工程师、大工厂的车间主任，谈到自己挑选干部的原则时说得好：“只能依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①。培养人们的自主性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任务。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阶级对抗消失了，但存在着新与旧的斗争，仍会产生困难和矛盾。及时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交换意见，直接和公开讨论所有尖锐问题。为作出正确决定所必需的全面性，只有在总结大量的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其中每一种观点都说明了某一个方面。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该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地解决问题的前提。首创精神、尖锐性、自主性，这
①卡夫托林，Ｂ。
：《认真的浪漫主义者》，载《真理报》，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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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就是人们身上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东西。他说，我们需要的人，是确实“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人，他们不怕“承认任何困难”
，也不怕“为达到自己庄严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①。
但是，为了使人们在群众中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仅必须有以一整套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而且需要一定的内部的、动机的前提，其中包括信任自己以及自己的理智，充分感觉到自己的长处和自尊。
自尊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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