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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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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律道德”
将道德决定转归个人内心。它包括：五Ａ，即人在少年时期认识到道德规则的相对性和条件性，要求这些规则具有逻辑根据，认为功用原则便是这样的根据。在五Ｂ阶段，相对主义被承认某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最高法则存在所代替。只有在此以后（第六阶段）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原则，遵守这些原则的保证是自己的良心，不论外部情况如何，不论有什么理智考虑。科尔伯格在后来的著作中又提出一个更高阶段——第七阶段的存在问题，这时道德价值由更为普遍的哲学公设得出。但是他认为，只有很少人能达到这一阶段。科尔伯格认为，个人达到智能发展的一定水平，是相应的道德意识水平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充足前提，而所有发展阶段的循序性则是普遍适用的。
对科尔伯格理论的经验检验方法是，向各种年龄阶段的被试提出一系列各种复杂程度的假设道德情境。例如这样一种：“一个女人因患癌症而生命垂危。
有一种新药能挽救她的生命，但药店老板索价两千美元——这是实际价值的十倍。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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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丈夫试图向朋友们借钱，但他只筹集到要价的一半。他再次要求药店老板减价或赊账把药卖给他。对方拒绝了。于是丈夫在绝望中捣毁了药房，抢走了药。
他有权利这样做吗？
为什么？“
对答案的评价与其说是根据被试如何解决提出的抉择难题，不如说是根据他的论据的性质和论断的多面性等等。
解决的方法须与被试的年龄和智能相比。除了一系列年龄比较研究外，还进行了十五年的纵向调查，跟踪观察了５０名１０岁—１５岁的美国男孩子，直到他们２５岁—３０岁时的道德发展。在土耳其还进行过为期较短的六年纵向调查。
这项工作的结果总的来说证明了个体的道德意识水平与他的年龄及智能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规律性联系。处于“前道德”水平的儿童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减少。少年期的典型特点是根据关系人的意见行事或者遵守形式规则（“习惯道德”）。青年期开始逐渐向“自律道德”过渡，但这种过渡大大落后于抽象思维的发展：在科尔伯格所调查的十六岁以上的青年中，百分之六十已经掌握了形式程序的逻辑，但只有百分之十理解到道德是相互制约的规则，或者有了定型的道德原则系统。
苏联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道德意识水平和智能水平之间的联系。例如，通过未成年违法者和没有越轨行为的同龄人的动机范围比较，证明违法者的道德发展水平要低得多。
“对于许多违法者来说，羞耻只是害怕惩罚与受到他人指责时的反感的‘合成’，或者只是所谓‘惩罚羞耻’，而不是‘犯罪羞耻’。
这种羞耻引起的不是真正的悔悟，而只是对犯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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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憾——遗憾作案的失败“
①。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动机中表现出的是对惩罚的恐惧和在别人面前感到羞耻，但过失感却未得到发展。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总的智能落后有关：据博奇卡廖娃的统计材料，１６岁—１７岁违法者的智商水平还达不到４—５年级学生的智商水平。
但是，个人道德意识水平的发展同个人的行为有什么联系呢？在思维层次上，个人道德发展的标志是他作出判断的明晰性和概括性，而在行为层次上则是他的现实行为，行为的一贯性，抵御诱惑和不受情况环境影响的能力等等。
实验研究表明，儿童道德判断的成熟程度和他在一系列假定冲突情境中的表现有关，在这些假定情境中，儿童应当决定他是否要进行欺骗、引起别人的痛苦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等等。
道德意识水平较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少倾向于从众行为。
在道德意识发展的较高阶段上，道德意识和个人行为的联系比低级阶段上更密切，而预先对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则会对行为选择发生积极影响。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发表道德判断的成熟性同青年的现实表现有直接的联系，已为苏联道德教育及自我教育研究所证明②。青年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和辩论不仅预示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在青年中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知识宣传的
①博奇卡廖娃，。。
：《少年违法者动机范围心理特征》，载《儿童少年动Z机研究》一书，莫斯科，１９７２，第２９８页。
②见鲁温斯基，。。
和阿列特，。。
：《中学生的自我教育》，莫斯科，P U l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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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意义。
但是，道德发展的认知前提不能脱离个人形成的总过程及其生命世界来考察。因此，在评价研究个人道德发展和智能发展相互关系的实验材料时，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一发展的具体社会条件以及情境特点，人对所面临的道德抉择理解程度如何，需要进行的选择对他有什么个人意义，最后，还有他的个人特点和先前的道德经验。
由此可见，科尔伯格的认知发生模型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局限性。即使为了在纯认识过程中运用某一法则，也不仅应该掌握相应的思维程序，而还要善于正确地评价需要解决的课题，确定这一法则适用于课题。
在解决总是和某种价值系统相关的道德课题时，社会个人因素特别重要。
在这方面科尔伯格的方法也有明显的漏洞。
例如，他所提出的许多待决假定抉择（如抢药是否有理）只在一定的资产阶级观念范围内才有意义（在这里就是人的生命和私有财产的比较价值问题）。
苏联青少年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人道主义的教育，不会理解这样的抉择。而实际能够打动少年的道德抉择又常常和实验主持者要求他们解决的问题对不上号。最后，还必须把人有能力看出道德问题和有能力自主解决或提出这种问题区别开来。
不同的道德意识水平不仅能说明发展的阶段，而且能说明不同的个人类型。例如，形式伦理观念，亦即把道德规范与实现这些规范的具体条件分开和无条件地遵守规则而不论其后果如何的定势，不仅是道德发展的一定阶段，而且是同一定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相关联的特殊生活取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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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抉择的解决总是和某种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道德抉择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要看这项抉择与他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加拿大心理学家勒文曾要求一组大学生解决上面说到的科尔伯格抉择，把它列为三种方案。
第一种情况是决定抢药的是与被试没有关系的人（象科尔伯格的试验中那样）
，第二种情况是抢药者是他的好朋友，第三种情况是他的母亲。被试的智力发展和道德发展水平并不因此改变，而解决方式却有十分重大的不同。问题涉及关系密切的人时，按关系密切的人的意见确定回答的人数（第三阶段）增加了，以维护秩序、遵守形式规则为宗旨的回答（第四阶段）减少了。而据科尔伯格的说法，遵守形式规则的取向却是出现在遵照关系人意见的取向之后的。
这里和其它情况下一样，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不取消先前的阶段，而是把它包括进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从属部分：对社会承担义务的发达意识不会取消对亲密者的特殊责任，一般地从他人考虑（一般规则）的方针并不排除对具体他人的意见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等等。
道德动机总是多层次的，而个体借以达到一定道德意识水平的心理过程也不等于确定个人如何、何地、何时运用自己的道德定势并体现在行为中的过程（即使在纯认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和运用也有不同的前提条件）。
儿童的道德判断在没有变成个人信念之前，可能和他的行为互不相关，他按照不同的规律来对自己和别人作出判断。
但是道德意识的形成不能脱离社会行为、现实活动来看，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不仅有道德概念，而且有感情、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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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道德面貌的其它无意识成分。个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他如何理解面临的问题，而且取决于他对这样那样的行动的心理准备。
道德立场在行为中被揭示，也由行为构成，在这当中，各类冲突性的环境在知识、信念和活动的统一性的确立上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写道：“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
①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麻烦的人既不知道自己的“自我”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信奉的思想和原则中他真正看重的是哪些。
任何年龄阶段的人在他们过去未曾遇到过的困难情况下如何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新的问题这样那样地和人的过去经验相吻合，这一经验越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它的影响就越大。个人亲自参与过的情境在心理上要比他从旁观察过的、特别是仅仅听说过或读到过的情境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现实行为常常和他们在想象的情境中、例如在心理学实验中的行为大不相同。
苏联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儿童道德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儿童自己的“自我”形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雅各布松的假定，自由的、伦理上正确的选择要求：一、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标准，体现为善恶概念的具体形式；二、把作为完整个人的人，而不仅是把作为个别行为的人与这些标准进行比较；三、与标准的比较应由本人进行；四、个人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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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标准都采取适宜的态度①。
对６岁—７岁儿童进行的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由别人证实一个儿童符合反面标准，或者如果一个儿童不对自己进行全面评定，而只是对自己的部分行动进行评定，或者如果一个儿童本人对这两种标准不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道德上的反而行为就不会改变。
但是在以下情况下儿童就会向道德上正面的行为转变：一、儿童自己断定自己符合反面标准；二、这时受到评价的不仅是一定的行动，而且是作为发展中的个人的儿童本身；三、儿童自己对这些标准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
在苏博茨基作的有趣实验中，对教育４岁—７岁儿童的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一种是宽容的利他主义的、鼓励对同伴持无私态度的方法，另一种是建立在相互交换原则基础上的实用主义方法。结果在前一种情况下，儿童的内心道德动力（良心）形成得更快，在第二种情况下，有道德的行为常常只是在有直接鼓励或者有所谓“监视人”——成年人或大孩子在场时才会做②。
换句话说，道德“自我”的确立与作为活动主体的个人的其它方面，都是按照同样的形成规律发生的：作为个人对行为和现象的态度的必要前提，一定的自主程度也是确立道德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十分重要的条件。正是这个原因，列宁
①参见雅各布松，。
Ｃ。
：《行为伦理调节心理机制的确立》，载《个人形成Z和发展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８１，第３２０—３３７页。
②参见苏博茨基，Ｅ。
Ｂ。
：《学龄前儿童道德行为探源》，载《莫斯科大学学报》，心理学分册，１９７８年第３期，第１３—２５页；同上作者：《儿童道德行为的形成》，载《心理学问题》，１９７９年第３期，第４７—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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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如果不养成独立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培养公民感情，男性儿童可以成长为中年和老年的男人，但他不会成为男子汉，或者至少不会成为正直高尚的男子汉。
目光和利益的狭隘反映在性格和意志上：‘目光有多宽，决定就有多宽’“
①。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作为个人建立自我评价系统的基础的社会道德选择具有何种程度的稳定性和彻底性？
一般来说，个人的整个稳定性与他的道德理想的稳定性和宽广度有密切的联系②。
缺乏长远、长期的目标或者这种目标的调节作用微弱，正如这种目标的狭隘和受利己需要和利益限制一样，使个人没有一个可靠的计数系统，一个既是个人内在的、又是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计数系统。
个体只有在牢固确立自己的世界观立场以后，才能获得稳定的道德“自我”。这一立场不仅不随情境的变化而动摇，而且不以个体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站在这里并且不能不这样”。
但是道德等级的稳定化和自己的“自我”同良心的融合并不能取消具体道德选择问题。甚至法院的判决也不仅仅是把刑事法典的有关条款机械地套用于行为。在作出道德决定时更不能这样自动地行事。儿童“良心方式”的确立是从善恶的两极分化开始的。但成年人的生命世界并不是只有黑白两色。好与坏的对立交织着许多别的东西：现实的和不现实
①《列宁全集》，俄文版，第２９卷，第５９１页。
②丘德诺夫斯基，Ｂ。。
：《个人的道德稳定性》，莫斯科，１９８１。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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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实践的和理论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虽然道德决定总是在某些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但它们的直接目标仍是一定情境下的具体行为。个人自我选择是通过行为反复选择实现的，其中每一个行为个别地看都可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种个人自我选择在自由与责任的主观辩证法中又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
选择与责任
要做人，首先就得承担责任。
圣埃克苏佩利
从理论上说，作为伦理问题，道德选择要求没有利己的个人考虑，并鲜明地表现出“自我”的积极性、自主性和主体性。但在现实生活中，道德选择是和十分实际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中做什么、怎样做，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主体的具体责任尺度是什么。
责任从完成某种社会要求或道德要求的角度说明人格。
但是这个概念是多方面的①。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有这样几个向量：从集体责任到个体责任；从外部责任到内部责任即心理责任；从向后看的责任（对过去负责、过失）到向前看的责任（对将来负责、职责）。
确定责任的性质可以从外部即从社会来看，也可以从内
①详见穆兹德巴耶夫，Ｋ。
：《责任心理学》，列宁格勒，１９８３，第１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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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即从自己的“自我”来看。就向承担责任的个体提出的要求的内容而言，责任在内外两方面也可能没有区别（例如，认真劳动同时既是社会职责又是道德义务）。
但是，外部责任是以社会、集体为社会监督和定性的主体，而内部责任则是以个人本身为社会监督和定性的主体。
从自我意识的观点来看，这个主体的区别——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对谁负责——是十分重要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涉及的是职责，而后一种情况下涉及的是道德义务。
问题的客体方面也同样重要——个体对别人或自己本身为什么东西负责。
人的任何行动总要卷入无穷无尽的因果联系系统。人是否应为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及其对别人命运的间接影响负责，虽然他并不希望、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这种后果和影响？刑事法律责任只限于蓄意或因过失犯下的法定危害社会行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道德责任则没有这样严格的限制①。
道德力量和人的个人限度首先是由他的责任感决定的，不仅是对自己，而且包括对别人的责任感。放弃责任等于放弃自由和向外部力量投降。
“如果我为了替自己辩护，把自己
①关于与其它伦理学范畴有关的道德责任的基础问题，参见德罗布尼获基，Ｏ。。
：《道德概念历史评析》，莫斯科，１９７４；同上作者：《道德问Z题》，莫斯科，１９７；季塔连科，Ａ。。
：《道德意识结构》，臭斯科，１９７４；U克鲁托夫，Ｈ。
：《行为道德》，莫斯科，１９７；《道德选择》，莫斯科，１９８０；巴克什坦诺夫斯基，Ｂ。。
：《个人道德选择：抉择与决定》，莫斯U科，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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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１７３
的不幸解释为命运不好，那我便使自己屈从于厄运。如果我把不幸归罪于变化，我便使自己屈从于变化。但如果我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我就以此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的可能性。我能够影响同我密不可分的东西的命运，我是人的共性的组成部分“
①，圣埃克苏佩利这样写道。这是不是夸大其词呢？
难道自愿投降和因伤被围是一回事吗？
“舍我其谁”
的公式在道德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能把它从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吗？履行自己的直接职责即非任何别人所承担，有时也是非任何别人所可能履行或有权履行的职责，这是一回事。而自愿分担别人的担子则又是一回事。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越俎代府。如果“有权利就有责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
集体主义原则要求经常、全面地互相帮助，但是并不取消分工以及职责和责任的划分。我能够、也应该帮助市政当局在自然灾害后清扫积雪，但并没有义务经常代替清洁工、锅炉工或者菜窖职工的工作。
“舍我其谁？”的问题就这种情况来说是不存在的；“其人”谁属，这是明摆着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对一切”负责，那就意味着人们以及他们的职责都是无人称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不负具体责任。
责任人人有份的原则如果不加上权利和职责的协调和隶属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大家都无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自己的责任程度与自己的实际可能性及自由度相比较。
①《圣埃克苏佩利文集》，莫斯科，１９６４，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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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自 我 论
个人责任的尺度同对作出和实现决定大政方针性质的贡献成正比。
管理机制越民主，积极参加管理的人范围越宽泛，人们的责任感就越强。但是首长和下级，指挥员和战士的责任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同。要善于区分他是行动的唯一或主要主体，还是集体活动的平等参加者，抑或执行别人意志的一般代理人，这是个体的实际社会活动及适当的责任定性的必要条件。
心理学家穆兹德巴耶夫研究了５４０名列宁格勒工人劳动责任意识的决定因素和效果以后，得出结论说，他们对履行本职责任比履行非本职责任的责任意识更强，对提供最终结果的责任比对完成部分职能的责任认识更深。同时，工作进程较多受到监督的人，责任心水平也较低。初看起来这一结论似乎是反常的。但它完全符合其它实验统计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经常的密切监督总是对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及其劳动态度产生不良影响，因为这减少了个人的自主程度。
所以，“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好地担负生产职责，这样一种能使他们得到充分自主性的劳动组织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独立的工段工作，有可能自己选择完成任务的方法，必须自己核算劳动结果”
①。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扩大工业生产联合体（企业）在制订计划和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及加强它们对工作结果的责任的补充措施》的决议肯定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这一因素还在劳动集体法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作业队承包制的方法是把外部的社会监督转变为自
①穆兹德巴耶夫，Ｋ。
：《责任心理学》，第１７—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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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３７３
我监督的有效手段，这一方法已在我国工业和建筑行业中广泛推行。
但是劳动者的现实表现，以及他对自己完成生产职责的责任认识，同责任感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他的个人特征有很大关系。
虽然社会责任心不是固定的个人特性，它的表现标准和方法随着年龄、具体活动范围以及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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