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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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姥姥这个“私人教师”，因此我的国语水平比同龄人要高出一大截，所以我从小学就经常参加演讲、朗诵比赛，也常得奖。由于当时两岸的交流较少，我的国语就成为非常明显的特长，直到琼瑶拍了《婉君表妹》，戏里头的小金铭让京片子风靡一时，我才知道原来大陆的小孩都是这么说话。不过这种口音后来也为我带来不少困扰，例如，我的台语就怎么也说不好，有股外省腔，比马英九说得还糟，无意之间带的儿化音更会被人消遣。

此外，姥姥跟母亲脱口而出的北京歇后语，更让我刚到北京时着实神气了一把，有许多甚至连北京人自己都没听过，例如，天桥上耍把式——光说不练，这句大家都很熟悉了；再比如，面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这句话我就从没听其他人讲起过。

谈完了北京就得说说父亲的故乡——安徽。

对于安徽，就得先说一个小故事。在身份证上，我的籍贯是安徽省芜湖市，但原本登记的是芜湖县。小学时填数据，我很在意芜湖到底是个市还是个县，我总觉得芜湖市比较神气，在这件事上，我甚至还特别跑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了更正，因为我爸说，芜湖是个米“市”，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芜湖必须是个“市”。

此外，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的就是对大陆的整体概念了。例如，当先施百货在台北开张时，我爸就带着我们全家去光顾，他说，在上海最新潮的就是先施百货了。另外，小时候有一次脚趾甲长进了肉里，脚肿得无法走路，换作是在其他的台湾家庭，都会被送去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开刀缝线，剪去多余的趾甲，前前后后要折腾几个月。爸爸却找到了一家上海澡堂，带我去那里处理了脚趾甲，里面有一个老修脚师傅，轻轻松松十多分钟完事。澡堂是只有男人才能进的，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进去过的小女孩。

至今我仍然保留着对那个老师傅的印象，他头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手里经常提着一个照明灯。他一手拿着锉刀，要对我施行修剪，我很害怕。老先生看出了我的恐惧，一边安慰我，一边果断地进行治疗，三两下的功夫，嵌在肉里的一大片趾甲就被取了出来。

爸爸当年的战友也都是外省人，来自大陆的许多省份，讲起话来南腔北调，使我也能够听懂一些地方的方言。拿起电话，听到里面的乡音，我就能够很快判断出是哪位叔叔哪位伯伯。当然，后来到了大陆才发现，自己对方言的了解实际上还不到冰山一角。

由于生在一个外省人的家庭，又有着姥姥这样的老北京，身边所接触到的人也都是外省人，大家的语言、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有着外省人的鲜明特征。因此，我从小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台湾小孩。姥姥口中的北京城，那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皇帝紫禁城的地方，有机会我是一定要去见识的。

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的初夏实现了。

2　终于踏上“寻梦之旅”

2004年6月17日，作为台湾一家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我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国航”的班机从香港中转，到达首都机场已是傍晚七点多。当飞机的鼻轮刚刚触地的那一刻，整个机舱按照惯例震动了一下，但我心底的震动远远超过现实。我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到首都机场大楼上悬挂着书法体的红色“北京”二字，不知为什么，当时鼻子很酸，默默地流下两行清泪。

不过，等到实际生活的展开，我才发现北京跟我想象中还是大不相同！

到机场接我的是电视台雇用的采访车以及司机李师傅，听到他的口音，那叫一个亲切。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还立刻打电话给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一年多的高中同学，想要来个异乡重逢，但结果是令我意外的。

电话通了，他的口气听来也十分高兴。

我问他：见个面吧！

他说：好呀，你住哪？

我回头问师傅，喔，原来是大山子。

他听完口气有点为难地说：好远哪，今晚恐怕没法见面了。

说真的，当时真的很不高兴，想着，我大老远地跑来，再远能有多远哪，懒就说一声，干吗推托？这朋友可真不够义气。

只好问：真有那么远喔，你住哪？

他：我住中关村海淀这里。

村？这朋友混得很差呀，住在村里，可能真的很远，郊区吧，只好无奈地挂了电话。

直到将近一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中关村不是一个村，虽然不在郊区，但距离大山子是真的真的很远。如同大家所知，台湾很小，台北市更小，在台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想至多四十分钟吧，当时的我真的不知道北京原来这么大，更无法想象中关村到大山子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

接着，就是一路上的东张西望，这一望也望出了许多疑惑。

到处映入眼帘的是当时在北京卖得很热门的“水煮鱼”。水煮鱼？真奇怪，这水煮的鱼有什么好吃，干吗每家餐馆都卖，还当做招牌菜挂在门口，水煮的鱼也能当宝似的！直到一周以后我自己吃了所谓的水煮鱼，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原来真的不能望文生义。我很庆幸当时没开口询问，水煮鱼那个味道可真棒，让我有段时间疯狂迷恋。

在这为期一个月的驻点期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让我这个自诩为北京人的台湾女子着实长了一回见识。

首先我真的见识了北京的大。到了北京的第一个白天，因为没有什么事，我就自己打车出去闲逛，走到大街上，心想去哪里呢？想到我弟很多年前陪着我妈回北京探亲，回来总说王府井，就叫了车，说去王府井，一上车便被师傅身边的铁板给吸引住了！

我问：师傅，为什么要装铁板把自己包住呀？

师傅懒洋洋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怕抢钱！

在往后一个月的时光里，这个曾令我好奇的铁板勾破了我无数双丝袜，而这铁板更挡住了空调吹出的冷风，让我受尽折磨。

接着就是前往王府井的路上。在这里我还是要啰唆地强调一句，我是住在大山子，而我不知道王府井到底在哪里，至于会有多长车程对当时的我而言，那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而且别忘了，我是从很小的台北刚到很大很大的北京。

刚开始，我好奇地东张西望，接着，困了，睡着了！

忽然醒来，看看窗外，啊，还没到喔！不过看到了台湾人都知道的秀水，又是一阵好奇，然后又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又起来，还没到？？？这师傅是绕路了吧？心中如此困惑，但又不敢说，只好问：师傅，王府井有这么远吗？

师傅大概听出了我这话的意思，就很不客气地说：您刚才是从东四环外上的车，王府井那可是在市中心呢！

好吧，四环听起来的确有点远，就当你没绕路吧，我心中这么想着。

终于到了这王府井，说真的，我没想到这里真的有井，更没想到原来这里不是什么景点，而是一个可逛街、购物，还有着东方新天地商店街等现代化建筑的地方。我随着许多观光客到那井边照了个相，还到了东华门夜市看到烤蝎子、蚕蛹和海星，很恐怖，一样没吃！

话说有天晚上，因为想家睡不着，百无聊赖中起身打开电视，看到一部年代久远的黑白战争电视剧。剧里面塑造得最坏的一个人是一名国民党员，他在村子里奸淫掳掠，丧尽天良，还勾结日本人欺压村民，活生生一个十恶不赦的形象。

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因为在我小时候看过的战争电视剧里面，村子里最坏的都是共产党员，衣服扣子永远扣不好，帽子斜歪着，上面肯定有颗红星，永远都是猥琐的样子，眼睛色迷迷，还肯定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奸诈样。到这里全反过来了，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好有意思的反差。

3　恋上平安大街

当然，来到北京，必不可少的肯定是寻找那个姥姥口中深具北京色彩的胡同。

我姓宫，加上我对北京的深刻依恋，再配合每个女生都有过的公主梦，我始终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一个不知道住在哪个胡同大户里的格格。否则姥姥口中的景象，为什么在我眼前是看得到的，一定是因为我上辈子见过！

怀抱着这个不知真假的梦，我首先找到了什刹海，那一幢一幢的老宅子，老大爷老大妈悠闲地散着步，身后总是有一只小狗摇摇晃晃地跟着，还可以看到有人在大树下吊嗓子，原本只在姥姥口中能听到的口音，在此连个小孩都能脱口而出，所有这一切如梦似幻！

不过，我还是不觉得这样就是北京，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到了平安大街。

这里有电车，有着我认定拥有北京元素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胡同，还有段琪瑞时期的政府建筑、皇城根遗址、各种北京小吃，还有许多许多的人力三轮车。这才是北京应有的样子，我心中不止一遍地告诉自己。而此后我对平安大街的情感是很独特的，有一阵子上班时我甚至天天打车特意经过这里，就是为了去想象我是个格格，重游旧地，我深爱着这条街。

自从2004年来到北京，我就非常喜欢平安大街，包括位于大街上的后海，包括周边的东四北大街。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虽然上班的地点坐地铁可达。但我总是会找借口，不去坐地铁，选择打车，每每都会要求师傅走平安大街。有些师傅人好，提醒我走那条路绕路，但我总会笑着说，我爱那条街。心里想着，为了经过那条街，我愿意多花几块钱。

每当经过平安大街，我便会摇下车窗，看着街景，让风迎面吹来，听着MP3里大提琴低沉却悠扬的乐音，将音量开得很大很大。似乎一切都变成电影，音乐就是电影配乐。看着街上的人骑着自行车，也有大妈大爷在路边悠闲散步，或是遛着宠物狗，配合街旁的古老胡同，在我心里，我觉得，这才是北京。

对于这种莫名的迷恋，我开始幻想起来，或许前世我是个格格，就住在这条街的哪个胡同里。前世格格今世百转千回回到老家，依恋之情油然而生。

前世今生之说过于缥缈，对于一个台妹而言，我所有胡同的记忆都来自我的姥姥。犹记得她会跟我说很多她北京老家的事，像是穿街走巷的叫卖人，一大早或是傍晚，扯着嗓子叫卖，每个字吐得清清楚楚，声音久久不散，原本只是想象，后来在郭德纲的相声段子里获得证实。

犹记某年深秋之际，信步于什刹海湖边上，两旁树木叶已落尽，一片萧瑟之景，几个北京老太太、老爷爷，有一搭没一搭地操着标准京腔聊天，身边跟着好几条京巴，那个场景虽平凡，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或许城市的喧嚣与发展，早就将这北京的传统场景远远抛诸脑后，但是在一个胡同台妹的眼里，却是如此珍贵新奇又有着几许熟悉感。

平安大街上还有一家坐落于老胡同的证券公司，门上匾额写着证券公司的名字，每天将近九点时，都会有一群人在门口等着开门。现代化的金融游戏，却在古代场景中出现，这就是北京的可爱之处，古与今的交错。

其实心里很明白，我恋上的或许不是平安大街，而是儿时姥姥给我的北京印象。北京在我心里就该像平安大街上的种种，也许我真是前世格格，在这里，一切都与我的前世记忆相呼应。某天，一位好友听着我诉说对平安大街的眷恋，她说，或许有一天我不在北京了，但她每回经过平安大街都会记得曾有个女子如此热恋着这里。

工作地点就快要更换了，将来似乎也没什么借口再经过平安大街，除非刻意前来，但我已将这条街拟人化，在这段时间里，跟这条街，在马友友的大提琴声中，谈了一场恋爱。

当然，我也去了南池子。走在那条幽静且改建过的小道上，我不断地幻想着，姥姥从这里走过、母亲曾在那里流连。我曾经坐在一个四合院的门口，等待着穿街走巷叫卖的小贩，可惜我并没等到。

我也试图从南池子的宅子向四周探望，是不是真如姥姥所说，可以抬头看见紫禁城。真的，她没骗我，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我的姥姥跟母亲是不是跟我看的角度相同！我想起了末代皇帝溥仪，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末代皇帝住在城里头，而我姥姥以及许多北京居民就住在城外头。我想象着军阀割据、战争动荡，我姥姥住在这里那是什么景象？害怕吗？

其实，姥姥口中的那栋宅子早就没了，这也是在我到南池子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我根本无法想象那栋我母亲出生的四合院是什么样子，只能凭着周围还留存的宅子去臆测，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我总觉得我脑海中的那个就是那栋老宅！

我也去了天桥，当然，街头艺人早就不复存在，只能从郭德纲相声中的模仿去想象。北京的旧火车站，就在正阳门旁边的那栋老建筑，我在想，姥姥带着母亲等几个孩子，是不是就从这个现在看起来小得不得了的火车站，匆匆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北平，而这一去就是六十多年！

除了姥姥与母亲给我的印象，当然还有来自媒体的画面。

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住处看到马车，一匹高头大马拉着小车，上面装满了各种水果。这种景象，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台北长大的citygirl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电视和书里的东西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我激动地掏出相机，上前跟马车合影。

每回坐着采访车出门采访，必定会经过霄云桥的红绿灯，一对中年夫妇常年穿梭在人群中卖报纸。我经常花一块钱买一份《新京报》来看，我几乎忘记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新京报》，记忆中是因为它卖得最贵，我对里面的文章风格也较为习惯，因此，几乎天天都在这里花一块钱买《新京报》来看，也算是该报早期的忠实读者之一了。

每回采访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我都会仔细端详。在台湾的电视上，与共产党有关的报道，都会以天安门和新华门的图片作为背景，所以很熟悉。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个地方就是政权的象征，然而亲眼看到，心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是感觉到这两个地方穿绿色军装的人太多，那时，对于解放军、武警以及保安的服装都是分不清的。

老实说，在面对各种场合的军人的时候，我心里最开始是很发怵的。记得有一次我迷路了，正好经过一个门口站有武警的机关前面，因为附近没有人，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路。那武警还没等我走近就非常威严且坚决地挥手示意，要我不准靠近，真是吓死我了。我只好站得远远地用喊叫的声量问路，后来匆匆离去时就怕他知道我是台湾记者把我抓回去盘问。

至于天安门，在我第一次驻点的时光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前去，只是在最后一天晚上，我跟一群朋友在什刹海那里的酒吧狂欢后，采访车师傅执意来接我回去。我拗不过他，只好麻烦他在深夜里多跑一趟，上了车，忽然想起这次没去天安门，隔天一大早就走，于是很犹疑地要求李师傅经过天安门，他也爽快，车子一掉头就往那走。

深夜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安全人员外没有任何人，车在毛主席像前遇上了红绿灯，车子停了下来，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我打开了车门，用脚踏了一下，然后很快速地关上车门对师傅说：嗯，这趟也算到过天安门了。

4　饮食上的北京标记

北京食物，肯定也是第一趟北京之行必须要有的行程。

记忆中，姥姥对北京的黄瓜始终念念不忘。每回姥姥做炸酱面时，一边切着黄瓜丝一边跟我说，北平的黄瓜又大又脆又甜！因为我不爱吃黄瓜，对于她每次的唠叨始终觉得，这东西再怎么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姥姥干吗每次都念叨？直到我亲身到了北京，看到胖胖圆圆的黄瓜，以及一口咬下去时的清甜，那一刻我什么都懂了，北京的黄瓜真的很好吃，连榨成汁都有着台湾黄瓜很难有的天然甜味。

类似的食物还有水蜜桃。我个人认为，台湾水果是全世界最好的水果了，但水蜜桃却只有香味没有甜味。即便如此，可能是受姥姥的影响，我很喜欢捧着卖价昂贵的水蜜桃（台湾因为地处亚热带，水蜜桃仅在山上有，蒋经国时期，由退辅会在高山上尝试种植，因其产量小，故价钱昂贵，通常是论颗卖），嗅着香味一口一口品尝。到了北京，当我第一次看到小水果摊上堆积如山的水蜜桃，价格如此便宜，真是难以相信。顺手买几颗尝尝，不到人民币十块钱，这样的价格在台湾恐怕连一颗都买不上，我迫不及待连洗都不洗，擦干净皮就吃，那个清爽的甜、水分充足，让我很难忘。在北京已经住了五年的我，现在对水蜜桃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新鲜感，不过每每看到这桃子，就会想起每回母亲买水蜜桃给姥姥，她总是很珍贵地收起来的场景。

至于糖炒栗子，对我而言那更可说是人间美味了。栗子也算是北方食物，在我小时候，卖糖炒栗子的摊，很不容易找到，而且炒出的栗子都很小，皮肉粘在一起，很难剥开，价钱也很贵。每到冬天，遇见卖糖炒栗子的，妈妈总会买上一小包，放在她大外套的口袋里，边走边分给我和弟弟吃，我俩嘴馋地努力剥着皮，但很辛苦才能吃到一点少少的栗子肉，然后便迫不及待向妈妈要第二颗。在我心里，妈妈的大外套口袋像是宝物袋，那个炒出来的糖焦味更是具有致命吸引力，冬天里糖炒栗子就是我暖烘烘的记忆。所以在北京，每到冬天，即便糖炒栗子已经没有那么稀奇，但我还是会买上一包，也像我妈那样放几颗在大衣口袋里，复习着小时候记忆中的甜美与快乐。

糖葫芦是我对北京印象中必不可少的。不过，北京的糖葫芦还真让我大开眼界，那么大一串。台北也有糖葫芦，但都是小巧的个头，而且台北的糖葫芦用料上也没有北京这么广泛，红果、香蕉、圣女果、猕猴桃、瓜子、橘子、苹果，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没有不能拿来做糖葫芦的。

稻香村也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文〃）姥姥会经（〃人〃）常提起稻（〃书〃）香村这家（〃屋〃）老字号的糕点店，各种糕点的名字如数家珍，那个时候我就对这家百年老店十分向往。除了对稻香村店里的南派糕点情有独钟外，北京的一些小吃也让我产生了兴趣，比如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之类。

在北京的饭店吃饭，做选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多道菜都能堆起尖来，菜量很大，我又经常一个人吃饭，点菜就成了困扰。翻开菜谱，价钱都还算便宜，看到这道菜想点，看到那道菜也想点，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肯定吃不了那么多，只好忍痛放弃几个。

不过说到这，倒要说个我台湾朋友的笑话了。我的摄像也是我好朋友的小翁，是个地道的台湾小孩，但不像我对北京有这么深厚的理解，有回我跟他去餐厅吃饭，他看着菜单忽然很讶异地跟我说，大陆人真了不起，花生还能切成丝喔？我听完当场哈哈大笑！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台湾，土豆指的是花生，而在大陆，土豆指的是马铃薯。

在北京，豆汁可是一定要尝尝的。虽然我知道那玩意儿味道很怪，但到底有多怪非常朦胧，直到有回跟朋友在餐厅点了一碗。我端起碗，屏住呼吸，喝了一小口，放下，接着用一种气定神闲的口吻对朋友说，好啦，喝过了，就这样吧！心里其实想，喔，天哪，太诡异的味道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在北京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名吃，比如保定名吃驴肉火烧。驴肉这玩意，是我爸告诉我的，他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不过，我倒是从来不好奇，只知道在北京可以吃到驴肉。但是弟弟就曾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吃到过。

那是弟弟回大陆探亲的时候，觉得桌上有一锅红烧牛肉特别美味，肉质细嫩，因此吃了不少。席间有人问弟弟，知不知道是什么肉。当他们告诉弟弟是驴肉的时候，弟弟的筷子上夹着一大块驴肉，正要一口咬下去，听了他们的答案，就说什么也咬不下去了。不过弟弟性格挺变通，想想已经吃了那么多，最后还是把那一筷子的驴肉，稀里糊涂一口咬了下去。

还有一种紫铜火锅，就是中间有烟囱可以加炭的那一种，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可能这一代的大陆年轻人也有不少没有见到过。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姥姥专门找寻有紫铜火锅的饭店。到北京后，我也专程去找到了这种传统的火锅。台湾流行吃酸菜白肉火锅，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酸菜是东北的特产，居然能够在台湾流行起来，颇感意外。

5　“年轻人的未来在大陆”

除了这些传统与回忆，其实还有更多原因让我决定必须到大陆来看一看。

在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旅游之初，父亲就极力想带我一起回安徽老家探亲，始终被我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比如要准备高考什么的。实在逼急了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我不要去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大陆那么可怕，没有抽水马桶，又贫穷落后，我不要去。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

后来想想，当年对于大陆和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完全是因为幼时受到的教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效应，使少年人叛逆而易怒的心里不自主地抗拒，其认知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自然都是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