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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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见过《风月宝鉴》，又见过《红楼梦》的人，才能说是“睹新怀旧”呢，这个人就是脂砚斋。因此，“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话，就不由得不令人相信了。

如果，现在还没有发现比这批语更有力的证据，那么，二百年前的这句话还是可信的。

吴世昌对棠村序文，做过钩沉的工作，大体上还了它原有的脉络。透过这篇序文，可以看到《风月宝鉴》是百回大书。《红楼梦》就是在这个底本上改写的。经过几次增删，那些不高明的情节删掉了，光芒闪烁的情节增加了。对我们来说，如果把那个不算高明甚至写得不好的《风月宝鉴》，论证出是别人所作，把充满光辉的东西划为曹雪芹所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在没有推倒那条：“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以及未能否定棠村序文之前，“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句话还是可信的。

但这样一来，《红楼梦》里的漏洞又都无法解决了。如果《红楼梦》不出于两人之手，以曹雪芹的才能，他的思想的缜密，竟然出现不应有的漏洞，连主角的年龄也拿不准，确实说不过去。使为他辩解的人都觉得难为情。

论定《风月宝鉴》是曹雪芹叔叔所写的是可以的，因为这早就有人说过的。并且如“犹忆三十年前”等等批语也可解释了。

我们都知道，《西厢记》是在《会真记》的基础上写的，《金瓶梅》是从《水浒》的一个章节上发展来的，《死灵魂》是从别人提供的故事中写起来的。

但是，那些作品，一则早已和原来的相脱离，成为独立的作品了；二则它们有各自的思想意图。既有迥异之处，又有不可分割之处：有作者的思想。主要人物在底本上全部出现，脉络可寻，这就值得我们需要继续探索。

例如：宝玉见村姑纺线这段“闲文”，棠村认为是：宝玉闲花野景一得情趣。可是棠村不了解曹雪芹思想的所在。同回秦钟称宝玉“好人”一段，脂砚斋批说：“故特因此二三件隐事，借石之（兄）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有）无阴丘壑在焉。”这段是未及改掉的余文，竟蒙脂砚斋在这上面大作文章，可见他也不了解曹雪芹思想的所在。既然连作者的思想都不了解，就很难把著作权派在他们的名下了。这些例证还很多呢！可见《风月宝鉴》和《红楼梦》作者还是同出一个人的手笔。

《红楼梦》的不好弥补的漏洞二百年来一直被人发现，启人疑惑。由专家来探讨，得到解决，这是大好事，是应该做的。我衷心期待着在这方面能取得突破。

另外，还想补充一句：就是在《风月宝鉴》里宝玉年纪较大，在《红楼梦》里年纪变小了。但相应的别人无法变小这就使有些矛盾更加突出了……就写到这儿吧。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5月）

从《警幻仙姑赋》说到《洛神赋》

最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指出：我的谈电视剧《红楼梦》的文章中把“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作为形容秦可卿的了。而在《红楼梦》书中，这是写警幻仙姑的。读者提得很对，指出我的疏忽，由衷地感谢！

说来很有意思，关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显示出我记忆力的不济，另一方面，却透露出我潜在的一种认识。我本来打算在谈曹雪芹的美学问题时，才触及这一认识，但现在已经牵动了这个方面，就顺便地谈一谈。

《洛神赋》，又名《感甄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也是历来所公认的。李商隐在诗中说：“贾氏窥帘韩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这里的“宓妃”，说的就是“甄妃”。诗句中用的是“宓妃”，宓妃正是洛神的又一称谓。可见在这位诗人心目中，甄妃、洛神、宓妃都是一个人。甄妃临死，把自己的枕头留给曹植，这在唐代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实；历代讲解或笺注的人，也都持此说。

那么，人们对洛神加以人格化以后，《洛神赋》也就成为《感甄赋》了。这正符合曹植的心理状态。或者说，这也正是曹植潜意识的表露。《洛神赋》能够有那么浓郁的感人力量，应该说，是和这种精神错综复杂性分不开的。

我一向认为曹雪芹“师楚”。我对“楚”还有另外的看法。同时，我以为宋玉的“创造美学”，也被曹雪芹有所继承，这里就不去谈它了，还是来说警幻仙姑、秦可卿、贾宝玉这段关系吧。

长话短说：形容警幻仙姑的那段赋，姑且名它为《仙姑赋》。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位引来的仙姬写的《仙姬赋》。而这位仙姬被人格化了之后，不也正是秦可卿吗？

警幻仙姑引出她的妹妹来，这位妹妹名儿叫做可卿。宝玉睡在侄媳妇的床上，在梦中失声叫出：“可卿救我！”这时，秦可卿听见宝玉唤她的“小名儿”（乳名），因纳闷道：“我的小名儿，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梦中叫出来。”这乳名可卿的不是别人，而是警幻仙姑化出来的。书中这位仙姬着墨不多，但对她倒作起赋来。仙姑教宝玉云雨之事，即由仙姬来身体力行，可见仙姑是虚，仙姬是实，权衡虚实，这赋不正是形容仙姬的吗？而幻境中的仙姬不正是现实中的秦可卿吗？

我的潜在的认识流露出来，也正落在这一点上面。

曹雪芹惯会运用叠影法。我们在现在的影视镜头中，经常碰到这种手法，已成为司空见惯了。但在二百多年前，用这种叠影法进行文字创造，无疑是个大发明。曹雪芹对曹植的《洛神赋》，必然是很熟的，也许这是他触动灵感的契机。

（原载《解放日报》，1987年11月8日）

曹雪芹和《女才子书》1

曹雪芹“博学强识，疏通知远”，从《红楼梦》里，可以窥知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研究曹雪芹者，都认为他得力于“杂学”。

《红楼梦》对文化的继承是多方面的，几乎牵扯到所有的姐妹艺术。《红楼梦》问世后，便有人指出它是“反《金瓶梅》”。为曹雪芹写评语的脂砚斋，曾经透露《红楼梦》与《金瓶梅》及《女仙外史》有关的一些消息。但对这项研究工作，不管从纵的方面，还是从横的方面来说，都仅仅是个开始。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论文中，曾指出《金瓶梅》这部明代长篇小说，对《红楼梦》有直接的影响。孙逊和陈诏同志，也认为《红楼梦》“首先在题材上继承了《金瓶梅》所新辟的境域，继承了它所深化了的现实主义传统”。并说：“《金瓶梅》只是一部骇人听闻的封建阶级的罪行录，而《红楼梦》才是一首无比深沉优美的从生活中抽出的诗。”

专家们、评论家们，对《红楼梦》和中国长篇小说的继承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可喜的工作。但《红楼梦》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关系，还没有触及到。

现在，就我个人的看法，略谈一些《红楼梦》和《女才子书》中间的关系。

《女才子书》作者，自署“鸳湖烟水散人”。钟斐序文中，说作者是徐秋涛。从书中内证，可知徐秋涛是吴人，平生未曾离吴，写书的地方是泖上（松江）之蜃阁。据林辰考证，成书约在顺治十六年。其中还有一段公案，尚待解决：徐秋涛是否如他自己所说，写成《女才子书》即搁笔，未写其他作品？他如此说是否故作“狡猾”，施展障眼法？又如《赛花铃》、《梦月楼情史》等书，是否也出自他的手笔？这些问题一时都很难作出结论。

我以为：《女才子书》是受《唐才子传》的启发而写的。《唐才子传》是元代西域诗人辛文房撰写的唐诗人传记。传成凡二百七十八人，又附录一百二十家。见于正史的，只有百人，其余都是由他采集得来。妓女、道士等也收入。不过《唐才子传》是小传性的，《女才子书》则是以小说笔法来写的。

在卷首，辛文房交待：他认为“天下英奇，所见略似，人心相去，苦已不多”。因而希望别人在他成书以后，也能广收博采，“庶乎作九京于长梦，咏一代之清风。后来奋飞可畏，扬激百世之下，犹期赏音也”！用这话，描绘出他写书的动机和目的，还对后来者寄予希望。

“赏音”也就是心灵共感的意思。千年之下，“赏音”对促进写作还是很有魅力的。不难看到，唤起徐秋涛写《女才子书》，“赏音”也不失为一个因素。辛文房曾提到过“上汉仙侣，幽闺绮思”等篇，要“别总论之”，而刻行诸本，人们发现，其中“隐逸仙释及名媛诸传，仍依时次”。这也很可能触动徐秋涛，按辛文房的体例，要为自身所处的时代名媛“别总论之”具体化。他出示给钟斐时曾说：“这是我的近作《名媛集》……”足可说明这一点。

至于“体例”，确乎是和《唐才子传》也几乎一脉相承的。这就不去说它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某些关系，这只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女才子首卷》，作者道：“余夙负情痴，颇酣红梦。虽凄凉罗袂，缘悭贾午之香；而品列金钗，花吐文通之颖。仍近世所闻，得十二女子，无惭闺秀，足抒芳毫……”

徐秋涛，以“情痴”自命，以“红梦”自许，又以“梦亦可凭”自况。但他明白告诉读者，他品列金钗，十二女子，是他亲闻，不是亲历。这和那些自命风流，卖弄几首艳诗俚曲的“说部”，有极大的不同处。可惜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太少，一时很难对他的思想、成就作进一步的探讨。

《女才子凡例四则》很可能是徐秋涛自拟的，说这书“足使香闺梦寂，可醒闲愁”，“以轶事幽踪，点次成编”。这与曹雪芹的自叙，说“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以一玩”的口气，颇为相似。本来这种平常文字，人云亦云，谁都可能随手拈来，但和“金钗十二”、“梦亦可凭”等联系起来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徐秋涛说他年轻时，曾乘白云，到了高山“园峤”，蹑而窥之，则从琼楼桂殿看到玉函金筒之文，乃袖之而归。当即《女才子书》了。

人闻此说，未免既妄且诞。但作者自云：“顾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岂今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不犹之乎遐想仙境，而十洲三岛，有必不能已者。回念当时，激昂青云，一种迈往之志恍在春风一梦中耳。”如今“弦冷高山，子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尘容于圜阓之中，遂为吴侬面目”。于是援笔作书，“乃得为风月主人，烟花总管，检点金钗，品题罗袖”。

《红楼梦》缘起青埂峰下一块女娲补天遗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抄下来便是一部《石头记》。又曾数次改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都是它的别名。而《女才子书》也曾有过《闺秀佳话》、《美》、《情史续传》等几个书名。这能说是一种巧合吗？

两书都想使闺阁昭传，又都着眼一个“情”字。在这方面，他们都有相通相承的蛛丝马迹供我们索寻。《女才子书》对“闺阁名媛，已经载之史传者，虽美弗录，唯以轶事幽踪，点次成编”。并称“稗史至今日，滥觞已极，唯以唐人笔墨，另施面目。海内巨眼，自应赏鉴”。“以雕虫余技而谱是书，特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慨耳”。他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能和曹雪芹相比，由于未能平步青云，拘拘于“辕下驹”的命运，驱使他用艺术来发泄自己的思想感情，用小说寄托胸中块垒，这创作动机，便和曹雪芹有相同的地方。

《女才子书》作者自称为“情痴”，“然于桃叶之下，未尝涉迹”。在这里，他表明自己的“情”，不是卑俗的“情”，所歌颂的“情”，则是和“才、识”联结在一起的。他对于红拂、文君的行为，极口称赞。分析他们“行杈私匹，固难与道学言，即歆慕之者，亦不过重其情而已矣，而不知其奔也，以才识而佐其情也”。这些论点，不难看出他思想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在卷八《郝湘娥》中，记湘娥咏《虞美人》诗：

莫笑重瞳霸业湮，

汉家遗迹已无存。

宁知不及原头草，

直到于今唤美人。

这和《红楼梦》六十四回中，黛玉写的《五美吟》中咏虞姬诗来对看：

肠断乌骓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饮剑何如楚帐中？

两诗都是歌颂虞姬不单重情，而且有胆有识，胜过项羽、黥布、彭越等“须眉人物”千万倍。

湘娥的诗，不能即断为徐秋涛的手笔，但他欣赏她的见解，是无可置疑的。通过这些，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徐秋涛愿做风月主人，绝不是为了玩弄女性；愿做烟花总管，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欲”。他提倡爱情要以才识做基础，所以他为自己的书定名为《女才子书》。他认为配得上“美人”称号的，也不能单以貌做唯一标准，必须有内在的东西，才能进入他所评选的美人行列。他在《郑玉姬》中，借王百彀之口，为“美人定案”的标准：“夫所谓美人者，有情、有才、有韵，三者缺一不可，而岂一端之美，足称绝色”！

从这方面，也看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是融会不少前人的作品，以为己用。并且根据他的认识，重新作出适当的估价，才能超迈前人。

当然，如果仅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红楼梦》和《女才子书》，两者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作者思想的影响和发展，来加以考察。

钓鳌叟对《女才子书》卷九《王琰》的评论说：“自世风日下，而贤能才节往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能发这种议论，→文¤人··书·¤·屋←能写这样的小说，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徐秋涛还有个观点，认为史家异口同声说，因为西施而使吴国倾覆，因为昭君而杀画工。这都是为亡国解嘲罢了。后来曹雪芹把这思想大大发挥，并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颇处”。

对妇女问题，明代李贽，最称卓识，他为妇女讲道，士绅诬告他男女混杂，有乖礼法。有司以此定他为“淫僧”。这不但压服不了他，他反而大声疾呼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站在卓文君这边，认为“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他为卓文君辩护，而自己却为人所诬，投狱而死，但他视死如归，至死不悔。

徐秋涛借幻庵评语，表现出同样的见解，认为：“荀奉倩谓：妇人，才智不足论，当以色为主。此语陋甚！”他评点古来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卓文君、崔莺莺、关盼盼、步飞烟、霍小玉、朱淑贞”等人，都名列“同榜”。这些人都是触犯道学家尊严的，都是名教的罪人。而徐秋涛对她们寄以“思慕之情”。他认为：“古来名妓，有足当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古来婢妾，有可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这对《红楼梦》中宝玉“家乡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是否也有某些影响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关联吧？

徐秋涛借友人月邻之口，来评《女才子书》道：“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虽云十二，天下美人，尽在是编矣。”这可以说是该书的结语。他把妇女的品格，分为三种。依他看来，贤、智为上，胆、识次之，情、韵又其次。“兼是数者，而又才色并绝，斯则希世而不能一见，所谓圣之时也。”

就这点来说，对曹雪芹也不无影响。《红楼梦》中，称紫鹃为慧，湘云为憨，探春为敏，平儿为俏，晴雯为勇，尤三姐为情，香菱为呆，迎春为懦，宝玉为情。在未写完的稿中，对黛玉的判词，则是“情情”，也是以才情等做标准来划分明。不过，我认为徐秋涛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贤、智列为第一等，而对才、智的内涵成分，因袭的观念又占了很重的比例。曹雪芹则把比重放在情、韵上面，把贤、智也给以更复杂的内容，如许袭人为贤，以宝钗为智。对贤、智有他独特的评价，决不把贤、智奉为最高标准。道学的贤，他更是深恶痛绝。和徐秋涛的标准也大大不同。徐秋涛的贤，譬如包括“不妒”之类的内容，还未曾摆脱旧思想的羁绊。曹雪芹则和他相反。写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话柄。可是黛玉的个性，也正在这里突出得最鲜明。

李贽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皆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把这种观点借来，用在分析《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涛也有这种认识。他们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也大都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徐秋涛的笔墨未曾放开，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开。可是，表现在曹雪芹身上，就不仅是放开，而是超迈前人，独步古今了。

我们知道，曹雪芹可以称得上杂学家。本来中国古代思想分类上，就有“杂家”这一流派。明清之际，“杂学”这一门，又极突出。曹雪芹的“杂学”实际上是和“时文”对举的，并不能用字面来测度它。那样就会造成错觉，以为驳杂不纯就是杂学。杂学家既是对抗时文的，当然也必然无意科举了。他们的精力也必然转向另一方面，用各种知识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徐秋涛大概是个落第举子，紫袍朝服对他已经无缘，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后，以香草美人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在明末清初，苏杭一带，纺织业甲冠全国，市民思想正在抬头，对徐秋涛亦必有所推动。当时，汤显祖的剧目颇为盛行。小青这个人物，是汤显祖引为知音的，名流学士，浩如烟海，而汤显祖独瞩目于小青。徐秋涛说：“情之一字，能使人死，即不死，亦使人痴，大都闺阁尤甚。”小青并非情死，而是以死向旧礼教抛掷了投枪。因为杜丽娘是想象中的人物，而冯小青则是现实中人物。《女才子书》把小青列为第一，表现了作者的卓越才识，否则也就写不出《女才子书》了。书目次第，是他自己拟定的。后来的版本，有的把郝湘娥放在首位，看来也绝非作者本意。

无独有偶，小青在曹雪芹心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和脂砚一点儿都未曾回避《红楼梦》曾直接受到《牡丹亭》的影响这个事实。

曹雪芹和徐秋涛对冯小青的态度，得到一个交点，也就是他们在“赏音”方面，起了共鸣。

在对小青的评价上，徐秋涛认为：“千百年来，艳女、才女、怨女未有一人如小青者。”他把小青的遭遇，比作屈原，说：“冯生之前身似楚怀王，妒妇之前身似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姬病日苦，益明妆靓衣，又似当年汩罗将沉，犹餐英而纫蕙也。……三闾求之于世人，不得，而索之于云中之湘君。湘君女子也，因想轮结还现女子身而为小青。……”

他把小青比作云中君，使我们不能不想起晴雯来。晴雯的嵌字格，又恰巧有个“青”字。宝玉对晴雯之死，也是把她的遭遇比之于屈原、贾谊，而使晴雯化为芙蓉女神，将和日月同辉！

《女才子书》作者对妇女充满同情，他把封建桎梏下女性的身世，有意和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对男人主宰的世界着实看穿，才执意作书，写出“吴侬面目”，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画像。他用“十年”写成《女才子书》，也是为“结一天极想于无何有之乡”。至于个人“虽既蓬头挛耳，踯躅泥犁，可以无憾”。全然不怕伧父含讥屠沽起诮。“当将若辈置于烟涛孤岛之间”，“而使排激澎湃之声以移彼之冥悟”。这种愤世疾俗的“宣言”，振聋发聩的气势，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应使《女才子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

目前，我还没有掌握曹雪芹读过《女才子书》的直接材料，仅从内证发现一些有关联的印证。曹雪芹会看到很多前人的作品，但他无须向读者交待他曾看过什么人的作品，受过什么人的影响。不过，就我看了《女才子书》的感受来说，总甩不开它们有某些继承关系的联想，这就引起我非要把这点出来不可。我想不妨再举一例，以做本文的结束。

小青临死之前，召画师为自己写照。写毕：“揽镜细视曰：‘得吾形似矣，犹未尽我神也。’故置之。画师遂又凝神极巧，重写一图。小青又注目熟视曰：‘神是矣，而丰态未流动也，得非见我目端手庄故尔。’矜持如此，乃令置之。复命捉笔于旁，而自与老妪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捡书帙，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想会。须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