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与哲学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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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朗索瓦·勒维尔

【由文，】

作者及内容简介

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让…朗索瓦·勒维尔与他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尼泊尔俯临加德满都的山上的一个僻静处，开了一场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

和尚说：佛教提出了一种精神科学，它讨论的是幸福与痛苦的最基本的机能。从早到晚，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与我们的精神打交通，这个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会对我们的生存过程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

哲学家说：从这些谈话中我吸取了什么教训？它们给我带来什么？它们启发我产生对于作为智慧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钦佩，以及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它们也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对这种学说目前在西方具有吸引力的一些解释。这首先是因为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里填充了西方哲学的逃脱造成的一个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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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父子之间的沟通交流却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变的非同一般，一个是持怀疑论的哲学家父亲，一个是隐居山林的博士生儿子。他们通过自由的谈话，交流他们的疑问和各自对于对方的困惑。佛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今天在西方有如此多的信奉者？如何解释这样一种既古老又崭新的智慧形式的胜利？这部从人类史和思想史的一个特殊环境中产生的书将给您完整的答案！

从科学研究到精神探求

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下简称让—弗朗索瓦）——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的第一件事，这就是你和我都未曾有过写这本书的想法。这本书是一些出版者提议我们写的。他们了解你的经历和我们的亲属关系，认为我们对照交流各自的观点，将会是有趣的。因此我要确切说明的是，原先，你曾在生物学方面从事过一些杰出的高等科学研究；你曾是弗朗索瓦·雅科布①的学生之一；你曾作为研究员在巴斯德学院工作过多年；你曾在巴黎理工学院，面对包括弗朗索瓦·雅科布和其他著名生物学家在内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使你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和按惯例“非常中肯”的评语。因此，对于我们将要进行的系列谈话的兴趣就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你这样一个人，接受了欧洲的、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随后，或者是同时，转向了佛教这种起源于东方的哲学，或者说是这种宗教。确切地说，你转向它，既不是为了从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补充，也不是为一种将按西方的标准正常地进行下去的生涯找一种精神添加物，而是，放弃这个生涯，完全投身于佛教实践中。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你的心中开始萌生这个决定？”

①生于一九二零年，法国医生及生物化学家，于一九六五年与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同获诺贝尔医学奖。

马蒂厄·里卡尔（以下简称马蒂厄）——我曾经有过的科学生涯乃是对于发现的一种热情的结果。我在这之后所做的一切，丝毫也不构成对于科学研究的否决——科学研究，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令人欣喜的——而是验证的结果，即验证科学研究不能够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予我的生命以一种意义。我终于将我所体验的研究视为一种在细微事物上的无穷弥散，我考虑再也不能将我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它。

同时，这一变化也产生于一种日益增长的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起初，这种兴趣在我心中并没有清晰地得到表明，因为我接受的是完全世俗的教育，从没有进行过基督教的实践。但是，当我进入一座教堂，或是遇到一位教土时，我感受到一种从外部而来的敬畏。但我对于宗教本身是全然无知的。

再说，在青年时期，我读了一些关于各种精神传统的著作。有关于基督教、印度教、苏菲教义的，但恰恰很少有关于佛教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在六十年代，只有很少的真实可信的佛经译本。当时存在的那些论著和译本以西方在上个世纪理解佛教时所用的畸形方式，笨拙地产生反响，即认为佛教是一种鼓吹对世界无所谓的虚无主义哲学。通过我的舅父航海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我又发现了勒内·盖农①的著作。这一切引发并滋养了一种对于精神性的理智的好奇心，虽然这种好奇心并没有指向什么具体的事物。

①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五一年，法国哲学家，对于印度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主要的神秘文献进行过深人的研究。著有《东方形而上学》等书。

让—弗朗索瓦——我打断你一下，请你就勒内·盖农的著作作一点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位法国作家，他主要就哪些东方哲学写过著作？我当时读过他的书，但我对他的作品的记忆不确切。

马蒂厄——他就关于东方和西方的精神传统，关于所有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一致性，写了大约二十本书。主要有《东方和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吠檀多所说人与其变异》，他在后一部书中，解释了从人类存在者（eire　humain）直到绝对事物门’absolu）或者说是自身内部的神性的实现的演变过程。但这一切当时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理智的。

让—弗朗索瓦——在何种意义上说是理智的？

马蒂厄——这些充满意义的书籍除了带给我深刻的满足和心灵的开放外，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内心改造（transformation　interieure）。

让—弗朗索瓦——那么你是在多大岁数时读这些书的，

马蒂厄——嗅……将近十五岁的时候。我当时还读了拉马纳·马哈尔什的一些谈话录。这是一位印度哲人，人们说他已经达到了对精神的最终本质，即非二元性（non－dualite）的内在认识。但是，启动我对佛教兴趣的，是在一九六六年……

让—弗朗索瓦——那时你二十岁。

马蒂厄——我那时还在理工学院，刚要进入巴斯德学院，就在那个时候，我在电影剪辑课上，看了一位朋友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关于那些西藏大师的电影。阿尔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与一位出色的通译作了两次旅行，深入到那些大师的隐秘生活，并拍摄了他们的生活。这些电影是非常感人的。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也从大吉岭①回来，他在那里遇到了几位这些哲人。那时我刚刚结束学期合格考试，在投入研究之前，有六个月的假期。我想要进行一次大的旅行。那是“嬉皮士”的时代，他们驾驶着双马力的雪铁龙汽车或是靠招手搭车而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上通向印度的道路。我当时还被武术吸引，想要去日本。

①印度城市，为锡金、西藏、不丹和印度的交易市场。于一八一六年被英国人设立为印度孟加拉邦的首府。

但是看了阿尔诺和弗雷德里克·勒布瓦耶带回的图像，听了这些朋友的话，听到他们对在喜马拉雅山所遇的一切的描述……这一切使我决定到那里去，而不是去别处。

让—弗朗索瓦——那么，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

马蒂厄——有多部，《西藏人的使命》和《安详之地喜马拉雅山》（包括《智慧的子孙》和《瑜伽信奉者之湖》），共四个小时。人们在这些电影里长时间地看着这些精神大师……他们的外貌，他们说话、教育人的方式。这是一种活的、非常能给人以启发的证明。

让—弗朗索瓦——这些电影在电视上转播了吗？

马蒂厄——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即被转播了多次，最近又以录像带的形式重新出版。这是一些不同寻常的资料。

在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无先例的事实是，西藏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在修会里，他们是和尚、尼姑、洞穴中的隐修士、在寺院里教学的学者。精神实践在那里无可争议地是存在的首要目的，就是世俗的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日常活动，不论多么不可缺少，与精神生活相比，都是次要的。整个文化就这样被集中在精神生活中。

让—弗朗索瓦——我同意你的看法……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你说它们使你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亲身感受。你能不能分析并区形容一下这种感受？

马蒂厄——我当时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看到一些人，他们自身即是他们传授的事物的图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引人注目。我当时还不能明确地把握为什么，但是最使我震动的，是他们符合我们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而这样一类人，人们在西方显然已几乎再找不到了。这是我想像出的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①，或是古代的伟大哲人的图像。这幅图像在当时对我来说已变成了一纸空文：我不能去与苏格拉底相会，去听柏拉图的一番谈话，去坐在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的脚下！而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仿佛是智慧的活的榜样。于是我对自己说：“如果有可能在人类方面达到完善，那一定就是如此。”

①即圣弗朗切斯戈，旧译为圣方济各，意大利教士，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创立者。于一一八一年或一一八二年生于意大利之阿西西城，一二二六年卒。被后人尊为意大利的主保圣人。

让—弗朗索瓦——关于你下的定义，我刚才正要对你说，强调古代哲学的特征……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这几乎是老生常谈。对于古代的哲学家而言，哲学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知识传授，一种理论，一种对于世界或生命的解释。它是一种存在方式（maniere　d'etre）。他的哲学，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他们的生存中实现它，至少是和他们在自己的谈话中使之理论化一样。在这些西藏人身上，一开始就打动你的，乃是一种接近（approche），这种接近与西方哲学的那些起源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罗马帝国结束时，哲学家们在一大群重要人物身边扮演着亲信、精神主人、指导者、道德安慰、有益的伴侣等角色，尤其是在马尔克·奥莱尔①的时代，也就是厄内斯特·勒南所称的“哲学家朝代”。这就是曾经存在于西方的一种态度：不满足于传授，而是通过自己存在的方式本身，自己成为所传授的事物的反映。这事情被说了，在实践中，这是不是被尽可能完善地实现了，就是另一个问题……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也与一些宗教面貌相近。古代的哲学在作为一种个人幸福的形式的同时，最经常地包含了这种特点。人们在伊壁鸠鲁派学者那里也发现这一点（尽管在现代习惯中，“伊壁鸠鲁派学者”使人想到一种对于一切精神方面的无所谓）。那时总是有这种双重的必要性，即制定一种学说，同时，自己又是这种学说的化身（incarnation）。在古代哲学的阶段，并不存在一种相比于东方来说是根本性的差异。

①即马可·奥勒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生于公元一二一年，卒于一八○年，罗马帝国安托尼努斯王朝皇帝，自公元一六一年起在位。统治期间，对威胁罗马帝国的蛮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以斯多葛派的智慧。节俭和对哲学与文学的强烈兴趣而著称。著有以希腊文写作的《自省录》。

马蒂厄——差不多是如此，只是西藏的大师们并不试图制定一种学说，而是要成为一种千年传统的忠诚而完备的保管者。不管怎样，证实仍然存在着一种活的、可到达的、像美好事物的橱窗一样提供给人们的传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在书本中进行了一番知识旅行之后，我现在可以从事一种真正的旅行。

让—弗朗索瓦——原谅我打断你……哪些美好事物？你领会了这个学说中的什么东西？自己成为一种学说的化身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种学说有一些价值！

马蒂厄——我那时对于佛教没有任何概念，仅仅看见这些哲人——虽然只是通过一部电影所能够透露出的那一点点东西——就使我预感到一种有着深刻启发意义的完善。这是一种通过对比而看到的希望的源泉。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①，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例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②；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弗朗索瓦·雅科布，我遇到一些来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大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的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在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是……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和技艺的能力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骄傲自大。所有的或好或坏的结合，都是可能的。

①为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的前妻，她在儿子的影响下，归依佛教，成为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

②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六六年。

让—弗朗索瓦——另外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你还热爱过音乐、大文学、照相术、鸟类学。你在二十二岁时写了一本关于动物迁徙的书，在你生活的一整段时期里，你曾强烈地投身于音乐。

马蒂厄——是的……我遇见过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另外一些伟大的音乐家。我有机会与那些在西方激起人们崇拜的人站在一起，有机会能够进行一些幻想，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向往这一切？我是不是想要变得像他们那样？”我当时有着那种不吃过饱的感觉，因为尽管我崇拜，我却不能不察觉，这些人在特殊的领域里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导致最简单的人的完善，如利他主义、仁慈、忠诚。相反，这些电影，这些照片，使我发现了更多的东西，它将我拉向这些西藏大师；他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是他们传授的东西的映象。于是，我出发去发现……

这种同样的解扣①也在另一个朋友身上发生了。克里斯蒂安·布吕雅，他当时正在准备师范学校的会考，他从广播里听到一套广播节目的最后几句话，阿尔诺·戴雅尔丹在这套节目中大致这样说道：“我相信最后的一批伟大哲人，精神性的活的榜样，就是现在这群居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的西藏大师。”就在这同一时刻，他也下决心要进行这次旅行。

①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机械学上的词“解扣”，本意是指解开机件上相互关联的钩或扣，这里则是形象地比喻与西方传统的脱钩。

于是，我就搭乘非常便宜的飞机出发去印度。我当时实际上不会说英语！你一直认为我学习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比英语困难的语言更为重要，你对我说，对英语的初步学习将会是极容易的。这得到了证实……但在那时我已经忘了德语和其他的外语。我带着一本小辞典和一册阿西米勒教程①到了德里，费了极大的劲才找到我的路线，买到一张去大吉岭的火车票，终于看到了喜马拉雅山最美丽的山峰。我有一位耶稣会神甫的地址，勒布瓦耶博士曾将一笔钱交托给他，以供给一位西藏大师的生活需求，这位大师就是几年前到达印度的康玉尔仁波钦②。他当时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和家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带着他从西藏带来的所有书籍。恰巧在我到达的次日，这位大师的儿子来领取这笔小小的每月津贴。正是康玉尔仁波钦的儿子将我带到了他父亲的身边。在三个星期里，我只是简单地面对着他……这令人映象非常深刻。他当时七十岁。他背朝着一扇窗坐着，窗外展开着一片云海……我终日面对着他坐着，我觉得我是在做人们所说的“沉思”（mediter），也就是说我在他面前简单地冥想。我接受了一些教导，但差不多是什么都没有。他的儿子说英语，而我几乎不说英语。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给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宁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开启我的心灵。

①指法国阿西米勒（Assimil）公司出版的外语教程，一般为外语与法语对照，由浅入深。

②仁波钦为藏语rinpotche的译音，意为珍宝、珍贵之物。后用来作为对人的尊称。

接着，我继续我的旅行。我去到喀什米尔。在印度我病倒了，得了伤寒，于是我只得返回……在大马士革转飞机时，我下了飞机，我对自己说不看看所有这些国家实在太愚蠢了，因而我又由铁路和公路继续旅行。我看到了伟大的神圣苏菲伊本·阿拉比①的陵墓、十字军骑士的城堡、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我靠招手搭车结束旅行，到达图尔努的修道院。在那里我进入安静空旷的修道院的清新气氛中，而在修道院外，度完八月休假回返的汽车则堵塞着街道。从那里，我疲倦地坐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于是乎便发生了一种巨大的身体上的动荡和一种巨大的内在的发现。只是在从印度回来之后——当时是我在巴斯德学院的第一年——我认识到了与我师傅相会的重要性。我不断地回想他的品质。我意识到这里有一种适宜于启发我的生命并赋予它以意义的真实，尽管那时我还不能表达这种真实。

①伊斯兰教苏菲派神学家。一一六五年生于西班牙穆尔西亚，一二四○年卒于大马士革。深入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说，试图通过神秘主义来解答久已存在的“定命论”与“意志自由论”、“善’与“恶”、“真主的统一性”与“宇宙万物多样性”等争论的命题。将神秘主义发展为有系统的“泛神论”思想，将客观事物和人的自由意志都视为“真主”的本质和属性的表现。创导“一元论”学说。一生主要从事研究神学和教学，著作甚多，影响最大者有《麦加的默示》及《格言集》。

让—弗朗索瓦——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一重大的变化（modificatlon）——我用“变化”这个词是为了不过早地使用“归依”（conversion）一词——并不是由一种对佛教经典本身的知识的、教义的、哲学的了解的深入引发的，而是，主要地、并且最初是由一种人身的交往引发的。

马蒂厄——完全正确。研究只是最近才有的。

让—弗朗索瓦——在那个时候，有许多西方青年，欧洲的、美洲的，到印度来往寻觅？

马蒂厄——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之前的一年。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在找寻某种不同的东西，吸食大麻……一些人追逐精神研究，拜访印度教徒的隐修地（ashrams）；另一些人勘探喜马拉雅山。所有的人都在向左、向右地找。他们经常交流想法和消息：“我在某个地方遇到某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锡金看到某处奇妙的风景……我在贝纳莱斯遇到某个音乐大师，在印度南方遇到某个瑜伽大师。”等等。那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怀疑一切事物，人们通过前去会见大师，通过在整整一两年时间里学习印度的古典音乐和舞蹈，而探测——不仅是在书本中，而且是在现实中——在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向人们提供的一切……

让—弗朗索瓦——那么，在这些找寻一种新的精神性的西方青年中，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去了大吉岭？

马蒂厄——在那个时代，非常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许有几十人。后来，随着时间过去，对于西藏师傅及他们的教育的兴趣日益增大。在一九七一年，第一批西藏师傅到西方旅行——到法国、到美国。渐渐地，有数百，然后是数千西方人与他们在一起学习研究。这些西方人中的许多人在喜马拉雅山上、在西藏大师的身边度过好多年，或是定期地来与他们会面。

我们回到你先前提出的问题上来。我的兴趣并不是建立在对佛教的研究上。不论是在我第一次旅行时还是在随后的两三次旅行时，我的兴趣都不是这样的。为了重新会见我的师傅，我回到印度。当然，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一些基本的精神教导，但从未接受过一种有系统的关于佛教的教导。他对我说：“在佛教中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但应当避免在一种纯粹理论或书本的研究中迷失方向；人们在这种研究中有可能会忘记精神实践，而精神实践乃是佛教和所有内心改造的中心。”然而，面对着他，我直觉地发现了师生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一，也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与师傅的精神和谐一致。人们称这是“将自己的精神与师傅的精神相混合”；因为师傅的精神就是“认识”，而我们的精神则是混乱。因而，就要通过这种“精神联合”，从混乱过渡到认识。这一纯粹沉思的过程构成了西藏佛教实践的关键点之一。

让—弗朗索瓦——那么，你所称的认识，乃是……对一种宗教教义的初步学习。

马蒂厄——不，这是内心改造的结果。在佛教中，人们所称的认识，乃是对于现象世界（monde　phenomenal）的本质、对于精神本质的澄清（dlucidation）。我们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最终，并且尤其是，一种对于绝对真理的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