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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鉴定辨伪-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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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５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三、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１、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２、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Ｓ〃形纹、绞丝纹等，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３、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来自：华夏收藏网
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
瓷器鉴定是一门新的学科，文物考古工作者四十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发掘了很多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尤其是纪年墓出土的瓷器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典型的标本和样板。陶瓷鉴定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器物学。国内一些大学目前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为陶瓷鉴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根据自己四十年研究陶瓷的亲身体会与经验，摸索出从以下五个方面鉴定瓷器，即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这五方面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鉴定便有误差。五方面联系起来看，对瓷器的年代、产地的判断，其可靠系数就比较大。下面谈谈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 造型及纹饰
造型与纹饰二者密不可分，是鉴定瓷器的关键问题，抓住这两方面鉴定的可靠系数即可达85％，一般来讲，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在某个时期有些器物则例外。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份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瓷、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帖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槅，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过如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稍大一点是吴、西晋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者，是装稻谷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了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臂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的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于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却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风格。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发展起来，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靠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装饰西晋晚期出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薰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像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得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动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三）宋、辽、金、元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越窑六瓣棱形壶，周身分六等分，通体刻划双复线莲花瓣，与其它窑不一样，是越窑宋代早期常见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见于越窑，以后龙泉窑、景德镇窑，河北、河南的磁州窑系诸窑都烧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较短，以后逐渐向长演变。北宋早期越窑盛行刻划莲瓣纹，此装饰在浙江其他瓷窑如宁波、鄞县窑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纪年铭文，证明它是北宋比较流行的纹饰。越窑青釉执壶，上刻有莲瓣纹，过去定为五代，从近十年墓葬出土情况看，五代墓没有出土过这类器物，却出在北宋早期墓中，由此证明是北宋早期的，过去一些图录中把细线划花的器物定为五代，从墓葬出土情况看，也属北宋早期的产品。
注子、注碗，原来是金属器，用于温酒。北宋时期，青白瓷注子、注碗出现。据出土资料统计，国内南北各地出土了几十套，出土范围北至辽宁，南到浙江、江西，浙江海宁县就出土了几十套，都是景德镇的产品。注子多配以坐狮形盖，壶身有圆形、瓜棱形，多花口，碗里心一般刮釉，使注子放上不致于滑动，稳定性好。除青白瓷以外，陕西耀州窑亦发现青釉圆形注碗。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釉中含铁量高一些，故大多数青白瓷釉发青。日本、韩国出土的这类青白瓷数量很多。青白瓷梅瓶，口向外折，短颈。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梅瓶相比，景德镇瓶口部外折部分较薄，而北方瓶口外折部分较厚，形成了南北方梅瓶不同的造型风格，青白瓷经常采用的装饰是刻花篦划或篦点纹。湖田窑青白瓷釉色好，底足露胎中心呈黑、褐色，具有湖田窑的特色。
北方磁州窑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为深灰色，有的是土黄色或褐色。剔花执壶，河南登封窑出土过局部标本，可能是登封窑的产品。这类剔花壶、瓶北方河南、河北出土很多，完整器物大多流落到日本，国内反而少见。磁州窑系剔花枕，为不规则的八方形，中间菱形开光，两边花叶纹，通气孔在右侧。传世这类风格的器物见到有30多件，是一个窑的产品，窑址还未发现，估计是山西烧造的。30多件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
黑釉剔花罐，过去定为磁州窑，现在证实是山西窑烧造的。山西雁北的大同、怀仁、浑源等窑都有这类标本。
白釉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他窑未见，磁州窑窑址出土过这类标本。到元代，绿釉下改为画花，菲律宾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窑的绿釉画花器物。
磁州窑白釉划花，花纹以外的地子为篦划纹。篦划纹是用六或七齿工具划出的复线。此纹饰北方使用比较普遍，磁州的观台、彭城，河南禹县扒村，山东淄博等窑都采用这种纹饰，纹样内容丰富。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为此窑的中档商品，黑花上再划花纹，属高档商品。由于磁州窑属民间瓷窑，所以纹饰往往一挥而就，线条自由奔放。龙纹瓶，龙体削瘦，龙首像狮子，嘴、眼传神，三爪有力，艺术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画冬景寒鸦，有宋人画意。梅瓶，造型美，纹饰很精。
珍珠地六管瓶，珍珠地是仿金银器纹饰，上面还有绿彩，是磁州窑系产品，估计河南烧造的可能性大。
定窑印花龙纹盘，这类标本遗址出土很多，是北宋后期哲宗、徽宗使用的宫廷用瓷。有的底部刻“尚食局”三字，是宋代御膳房使用的。定窑为民间烧制的瓷器数量很大，印花纹饰亦很精美，从纹饰上看不出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就一般瓷窑而言，其产品都有一个从初期简单草率，到以后逐渐复杂、精美的发展过程。而定窑印花水平一开始就很高，定州不仅出瓷，也出缂丝。缂丝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窑印花是借鉴缂丝完整的图案纹饰，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唐宋瓷器向同期工艺品种借鉴的例子有很多，如青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窑有五处，同时烧青瓷、白瓷，到北宋，青瓷、白瓷突然不见了，出现青白瓷，这也违背一般瓷窑的发展规律。一个窑的瓷器品种有一个继续发展，逐步衰落的过程。景德镇宋代一改前朝的青瓷、白瓷品种，而烧青白瓷，究其原因，是借鉴了同期的玉器工艺。宋代流行青白玉，那是上层社会宫廷、达官使用的，平民绝无条件问津。为适应民间需要，景德镇仿青白玉效果，大量烧制青白瓷。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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