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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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改良主义者的主要人道主义目标是考虑社会效用，并主张惩罚不应产生恐怖，而是忏悔，让人吸取教训。在英国，Ｊ。边沁和其他法律改革家把这一惩罚策略开始命名为惩罚的功利主义观。福柯指出，刑事改革设想所包含的是在人类身上实施权力的一般方法：“精神”作为权力的铭文的表面，而符号学作为工具；通过观念的控制去降服肉体⑦。这种权力形式比拷打和烙刑等公众仪式更为有效，更为经济。这样，古典思想的几种倾向（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和表象的符号学）都在新的惩罚观中联结起来了。刑事改革家如其说想要更为严厉地惩罚，不如说是为了更为普遍地惩罚，把惩罚权力深深地渗透到社会机体内部。因此，启蒙运动的乌托邦是一幅极权主义蓝图。法律改革家攻击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惩罚体制的残酷性，而是其无效性，认为ｓｕｐｌｉｃｅ在惩罚体制中反复无常和漏洞百生。

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作用“渐渐地通过精妙渠道而散布，接近人体本身、他们的肉体、姿态和所有日常行动。”

⑧

虽然，监禁也包含在权力机制中，但是，这种机制如其说建立在公开展示上，不如说建立在连续不断的监视上；它适合于具体细节，并关注其规定；它被有规则地实施，适合于个体的训练；它把臣民转变为知识对象；它并不是预先给定的个人财产，而是弥漫于大量机构中。类似于启蒙改革家们所设想的体系，教养所旨在实行罪犯的道德转换，还具有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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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道德规劝和一整套职责和禁令之上的真正先例。１７９０年，宾夕法尼亚立法机关改变了华尔耐特街监狱的内部体制：监禁、道德监护、劳动既作为教养途径，又作为监狱本身的经济来源。在那里实行一种刑罚不公开制度，尽管宣判及其理由应让所有人知道，但是刑罚却是在暗地里进行的。

⑨体现在教养院（作为模态监狱）中的惩罚策略，既偏离又符合法律改革家所设想的策略。尽管两者之间还存在根本差别：改革家的刑事体制通过把惩罚表现为由民众参与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一个公开展示（通常采取肉罚形式）而起作用，而模态监狱通过对具体行动作出规定而进行惩罚，使公开展示成为无效的，并排除民众的任何参与。

福柯对１８世纪末的情形作了总结：人们面对着三个不同但相互共存的惩罚体制：君主体制仍然起作用，君王法把惩罚当成君权的仪式。启蒙思想家和法律改革家的体制经采纳、修改和约束ｓｕｐｌｉｃｅ而起作用，在形式上，与旧制度没有什么不同。在主张改革的法学家的设想中，惩罚和程序是为了让个体重获权利主体。在模态监狱中出现的惩罚策略，把惩罚看成是压制个人的方法，尽管使用的技巧并不新颖，但却被创造性地用来惩罚犯罪，并得到最终采纳。

D　E惩罚履行的并不是惩戒功能，而是包含在超越刑事体制之外的一般权力关系网络中。这种想法贯穿于福柯分析惩罚体制的始终。惩罚并不仅仅是法律机器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政治战术，一种权力实施的技巧。

为了指导自己分析惩罚体制，福柯设定了四个条件。首先，不应该只依据其压抑效果来分析惩罚，而应把它看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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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２

同刑事体制的社会功用的结合。其次，应该把刑律史和人文科学史分析成“法律—认识论”构型的组成部分，认为刑事体系的人道化和人文科学只有在新的权力实施方式的发展框架中，才能于１８世纪末同时出现。再次，不应把惩罚目标从肉体转到“心灵”和“精神”看成是肉体的幸运，而是开始影响肉体的新的权力技巧的结果。最后，不应该象法律文献那样把惩罚方法简单分析成立法的结果，也不应该象社会学那样把它分析成社会结构的代码，而是应该把惩罚体制看成一种置于权力关系的广阔背景中的专门技巧（权力关系并不囿于法律的违犯，它既影响违法之人，又影响守法之人）。

为此，福柯并没有因把现代监狱的诞生和监禁的采纳看作是一个共同的惩罚而使自己局限于１８和１９世纪法律改革家们对ｓｕｐｌｉｃｅ的批评，以及刑事体制本身的变化，福柯还提出了惩戒技巧的渗透——这种技巧把个人组成为大单元，操作个人的活动，把个人组织成军队、学校、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机构的成员，旨在达到某些有用结果。正是从这一宽广视角出发，福柯才检验了凭着改造罪犯而去惩罚罪犯的各种设想的共同技巧。福柯论证说，尽管第一批大陆法改革家们并没有把监禁当作完全合适的惩罚，但监禁仍成了“自然的”

惩罚方法，因为惩罚技巧也在大量不同机构中使用以组织和锻炼个体。通过论证惩罚分析不应仅仅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福柯还指出了由惩罚履行的“非法律”功能（如教育和改良等）

，从而驳斥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刑事体系的目标是完全排除非法性或违法性，压制对法律的任何违犯。我们必须把刑事体系设想为一种意在有区别地管理非法性的机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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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排除非法性DF。刑事体系总是具有一个可忍受的“非法性”边缘，刑事体制的变化因此是可忍受和无法忍受的非法性的重组，而１８世纪末的刑事改革设想则是一个旨在废止某种先前可忍受的非法性的策略。同样，监狱并不是减少了犯罪，而是产生了一个靠犯罪而生活的阶级。这并不是监狱的失败，而是监狱的一个可怕的“效能”。

D　G（二）戒律与个体的构成福柯的目标不仅要把监狱诞生的讨论从刑事和法律改革家们狭隘的思考范围中抽取出来，重新纳入对个人施加权力的广阔背景中，而且还要表明监狱并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之上的改革设想的产物，而是产生于适合惩戒权力（ｐｏｕBｖｏｉ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ｉｒｅ）的机制。

D　H监狱成了总体的、连续的监视体制的场所。在把犯人改造为有用的社会成员时，权力以戒律（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形式作用于犯人身上。福柯想让读者注意到组织和训练个体的各种惩戒技巧。

惩戒方法在１８世纪并不新奇。

戒律并不只是出现在犯罪和惩罚的场合中。我们在早些时候的修道院、军队、工场中，也能发现这种方法。在１７和１８世纪，戒律成了一般的统治程式DI。戒律产生了理性的、有效的、技术的社会所要求的从属的、勤劳的、有用的“驯顺”肉体。肉体的驯顺这个观念并不新颖，它是基督教禁欲主义者所熟知的，只不过惩戒技巧借以起作用的规模别出心裁：肉体并不被当成一个单元，而是作为一个由独立有用的部分组成的机制。与禁欲传统不同的是，它旨在增加有用性，而非弃绝。人类肉体屈从于对之进行瓦解并重新组合其部分的权力机器。这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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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机制。它依据经济功利的观点，增加了肉体的力量；依据政治上的屈从观，减小了肉体的力量。

福柯认为，戒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在学校、兵营、医院或工场中，规章的细致性、检查的烦琐性、生活和身体最细小部分的监视，不久将为这种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神秘计算提供一个俗化内容，一个经济或技术合理性……为了控制和使用人，古典时代产生了对细节的细致监视以及对这些细小事物的政治考虑，并拥有一整套技巧、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计划和资料。无疑，现代人道主义的人诞生于这些琐事。”

D　J戒律具体体现在那作用于肉体并形成有关肉体的因素、姿态和行为的有意操纵的“强制政治学”中。人类肉体进入了权力机器，后者仔细检查前者，拆离前者，接着又恢复前者。如果权力关系始终与我们同在，那么，它们在“戒律”中的微观的、多样的监禁就是一个现代发展DK。正是权力才使自身潜入“个体的真正结构中……把自身引入个体的姿态、态度、话语、经验和日常生活中”

D　L　　　　。恰如麻风病人的放逐和癫狂病人的禁闭所表明的，从１５世纪末到１８世纪末的西方社会的政治梦想是建造一个纯净共同体，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梦想是建立一个“受戒社会”

，其铸造力量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制度：把戒律的微妙运作投射到混乱的拘禁空间中，把它与适合于权力的分析性散布法结合起来，使被排斥之人个体化，使用个体化步骤去标明排斥：惩戒权力从１９世纪开端起在精神病院、教养院、学校、少教所中就是这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的。一般来讲，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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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依据一个双重方式来实施个体控制功能：二分的方式（癫狂—心智健全、危险—安全、常态—变态）

，强制分派的方式，有差别分布的方式（他是谁；他必须在何地；他将如何被描述；他将怎样被确认；他将如何以一种个体方式而受到永远的监视等）。

戒律的贯彻必须具备四个主要条件。首先，它是由细胞组成的空间分布的艺术。它把个体所屈从于戒律的那个空间划分成自我包容的单元。修道院及其密室是其原始模式，不久传播到学校、兵营、工厂和监狱。兵营和寄宿学校被视作训练士兵和青少年的较为理想的途径。工厂工人和医院病人都成了受到监视、控制和训练的肉体。其次，进行适当活动的控制，安排学生、工人、士兵和犯人的日常活动，控制每一个肉体活动。其主要机制是源生于修道院的时间表，不久传播到学校、工场、医院和兵营。福柯详细描述了古典传统关于书写时所保持的姿态，操持武器时所保持的精确姿势，协调机器节奏运作时必须具备的肉体运动的连续方式。

再次，为了权力技巧取得重大发展，必须把肉体训练过程细分为几个阶段，这里所使用的过程就是“练习”

（ｅｘｅｒｃｉｃｅ）。它长期来是一个宗教实践，是为了获得拯救而整理尘世时间的一种方法。后来，它渐渐改变了方向，用来节约生命时间，并通过累积时间的调节对人实施权力。因已成为肉体和持续时间的政治技术的一个因素，“练习”并不终致一种超越；而是引起了从未达到其界限的屈从DM。这样，“练习”成了军队和学校中的“肉体的政治技术”的一个有效工具。最后，为了联结种种力量，戒律安排了战术。个体肉体成了能被置放、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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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肉体相结合的一个因素。军事精神如其说关注战士的勇敢或力量，倒不如说关注他在整体策略中是否精确地履行了赋予他的作用。这种力量的联结需要一个精确的、经济的命令体系。这种程序也体现在工厂和学校中。

但是，惩戒社会并不只是依照形式控制和规定而起作用，它还使用符合行为之审视的“微观刑罚”

：“工场、学校、军队受制于一整套有关时间（延迟、缺失、任务的中止）

、活动（疏忽、粗心、热情的缺乏）

、行为（粗鲁、傲慢）

、话语（饶舌、蛮横）

、肉体（‘不合适’的态度、不正规的姿势、肮脏）

、性征（不洁、猥亵）等的微观刑罚。同时，通过惩罚，采纳了一系列精妙步骤，从轻微的肉体惩罚到小小的剥夺和细小的羞辱……每个主体都发现自身处于可惩罚的、进行惩罚的普遍性当中“

D　N　　　　。总之，以上四种惩戒程序一起创造了惩戒社会的材料，即“驯顺的肉体”

，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理性的、总体上有效的、总体上控制的社会的梦想。因此，福柯并不赞成观念史家们通常把完美社会的梦想归于１８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而是认为还存在一个社会的军事梦想；它的基本参照，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架机器上细致地屈从的机器齿轮；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永久的强制；不是基本权利，而是无限渐进的训练；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O　E　　　　戒律“制造了”人体；正是专门的权力技巧才能把个体视作既是权力实施的对象，又是权力实施的工具。

在福柯看来，权力的这一惩戒技术首先体现在学校、工厂、医院、兵营、监狱之类机构的运作和组织中，因为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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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通常处于半封闭领域内的个体的空间分布。这种组织在１８世纪末起先依照“图表”而进行，它在《监督与惩罚》中成了“权力的技巧和知识的程序”

，几乎是一个强加在事物和人身上的有意阴谋，而不是福柯先前所说的知识的无意识存在方式。

戒律程序还导致了一种革命的线性的时间观。

惩戒技巧借以起作用的主导途径有三个，其中“监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ａｎｃｅ）是第一个主要的途径，连续的、等级的监视强化了惩戒权力，Ｊ。边沁的圆形监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是其典范。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是边沁在１８世纪末用来命名他设计的理想监狱的名字，他屡次设法把这个理想推销给英国政府，但起初没有什么成功。它是一座犯人居住在其四周单人牢房里的环形建筑，被环形单人牢房群困绕的是一个高耸的中央了望塔，每个牢房都设有两扇窗户，以让光线照进去，一扇朝外，一扇面对了望塔。

了望塔本身点缀着能看见每个牢房的许多窗户，这些窗户都装有百叶帘，犯人看不到监视者。由于不知道何时被监视，犯人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感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于是，具有高效连续监视功能的透明牢房取代了黑暗破旧的土牢。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使得一种新的基本上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成为可能，由于不存在建筑学和几何学这样的物理工具，所以它直接作用于个人，并提供精神控制精神的权力。

O　F　　　　“不需要武装、肉体暴力或物质约束，只需要凝视。这种凝视关切地进行监视，使每个人都感到它的份量。”

O　G　　　　在敞视式社会里，监禁成了普遍武器，这表明福柯对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描述远非为了说明一种权力实施，而是它不仅集中体现了《监督与惩罚》的论证，而且还总结了福柯早从《癫狂与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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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开始进行的、把权力的中央集权化和日益有效性的论题与由道德化取代公开暴力这一论题结合起来的对现代社会所作的分析。

戒律借以起作用的第二个途径是“规范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监视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否定的，即阻止违法，而且还考虑那作出区分并把被观察之人个体化的判定、估价和等级。

戒律通过判定行为规范以及修正任何对之的偏离而进行，靠“规范化判定”

（如好坏等的道德评判）繁荣起来。在古典时代末，监视与规范化一起成了“巨大的权力工具”

，惩戒权力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每个个体都符合某个“规范”或规范性观念，都成为统一的因而是可操纵的对象。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化判定”

，体现在学校和工厂中就是对标准的坚持，体现在现代医院中就是对一般健康规范的关注。我们处于一个由“牧师—法官”

、“医生—法官”

、“教育家—法官”

、“‘社会工人’—法官”组成的社会里，普遍的规范统治正是建立在它们之上，每个人的肉体、姿态、行为、举止、倾向和成就都受制于这一统治。

O　H　　　　而且规范化判定已经渗入到法律审判本身中。规范化判定会导向教养（而非惩罚）所具有的效果是：模糊惩罚、治愈和疗理之间的界限。这是现代惩戒社会的关键特征。

刑事机构不知不觉地与从事教育、训练、治疗等机构并在一起了。现代社会的所有个体化机制开始集中注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并且当清醒、正常、守法和成年的个人被个体化时，总是参照那些他自身具有的有关癫狂、疾病、罪行和幼稚的秘密因素。这就再次重复了《癫狂与非理性》的论题：疯人成了１９世纪人的异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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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判定”和“等级的监视”在戒律的第三个途径“检查”

（ｅｘａｍｅｎ）中尤为明显，在检查中，权力和知识相互交叉以形成一个允许限定、分类和惩罚的标准化监视。检查引入了一整套机制，这种机制把某种知识构成与某种权力实施联系在一起了。

O　I　　　　在别的任何地方，知识和权力的重叠都没有这里完美和清晰，特殊的知识构成与特殊的权力实施相联系，在戒律所使用的所有控制策略中，最有特点、最广泛应用且其形式和表现最为多样化的，正是检查。于是，同其他两个途径相比较，检查处于戒律的核心地位。如同《诊所的诞生》指出的，在古典时代，医学检查变得十分重要，它的特征也随着医生开始寻找不同事物而变化。

但是，《监督与惩罚》则认为，虽然在１７世纪早期，检查在法国医院里是迅速的、不规则的和不频繁的，但在１８世纪后期，医生把病人置于一个几乎永久检查的境地，检查成了医生的实践，医院成了不同知识形式的生产场所。于是，福柯的兴趣从早期的话语（作为不同知识形式的结构中的主要决定因素）转到机构实践（它决定了医学知识的特征，并把医学知识的场所从权威的书籍转到用来被检查的身体）。

权力通过检查这一技巧把它的客体置于客体化机制中，检查是这一客体化的礼仪。

检查产生了有关个体的特殊发展、性情和能力的知识，个体第一次以记录、档案、图表的形式而被客体化。这些惩戒证明和技巧的结果是每个个体都成了个案。鉴于在欧洲封建体制下，具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最为个体化，有关国王的著述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描述都要频繁，但在惩戒体制下，权力变得更加无个性。结果，最没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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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而最为个体化：“孩子比成人要个体化，病人比健康人要个体化，疯人和违法者比正常人和守法者要个体化。”

O　J　　　　这就是说，由等级监视和规范化判定产生的这种个体性并不具有当个体性与权力联系时由个体性授予的那种优势。

福柯承认，个体不仅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示的虚构原子，而且个体还是由人们称之为“戒律”的这种专门的权力技术制造的一个实在。

O　K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基本上生产了经严密组织的、孤独的和自我控制的臣民。于是，权力不再否定地是压抑或审查的，而是肯定地生产了个体、知识、客体领域和实在本身。

在福柯看来，戒律是一种训练形式，一组监视技术，一种产生知识的途径，而监狱是最典型的惩戒机构。惩戒权力的目的是增进个人的效用，把个人转变成顺从的臣民。福柯虽然把现代社会描述为一个惩戒社会，但他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总是成功地产生温驯和顺从的臣民，结果总是有悖于目的。

在论述１９世纪上半叶的监狱的诞生时，福柯对监狱的失败作了评论，认为一开始监狱从未成功地产生温顺的臣民，它既不是为了排除冒犯，也不能排除犯罪，而是为了区分冒犯、分配冒犯、使用冒犯，从而成功地产生了过失和少年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监狱并没有失败。关键在于从何种角度来审视监狱。

正是由于从独特的视角审视监狱，福柯才认为，监狱的功能依赖于有关个人分离及形成等级的政治—道德技巧，使犯人们着手工作的道德和经济技巧，以及规范和治愈的技巧。

福柯提议把监狱看成具有四个因素的构型。

首先，是监禁的惩罚组分，即剥夺自由。

其次，是监狱的戒律向度。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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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在监狱和罪犯周围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最后，监狱的排除罪行而非再生罪衍的功能。现代社会明显是一个具有“密集形式或散布形式”

的监禁网络，监狱本质上恰恰是其纯粹形式。由于社会的监禁结构，所以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利不断熔为一体。在１９世纪初，监狱与其他惩戒机构的关系是：监狱采用了在监禁、军队和某些拘禁机构中得以部署的惩戒技巧，反过来，监狱又有助于其他社会机构普及惩戒技巧。

福柯问道：“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后者又都类似监狱，这奇怪吗？”

O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