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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命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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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他们头脑中的一切，而是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机构秩序。问题并不是把真理从每个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真理本身早已是权力）
，而是使真理的权力偏离它目前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霸权形式。
因此，很有必要依据“真理”和“权力”
（而非“科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WG。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４日与德勒泽的对话中，福柯就描述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命运。每当事实变得不容置疑时，每当只允许说皇帝的新装漂亮时，知识分子就会遭到排斥和迫害。以那些被封住口不准说出真理的人们的名义，知识分子却要向那些仍需弄明白真理的人们谈真理：知识分子是良心、意识和雄辩WH。紧接着，福柯指出，在“五月风暴”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他们很有知识，没有幻觉；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有知识，能确实地表达自己。然而，有一种权力制度却阻碍、禁止并消弱这种群众知识，它不仅存在于明显的审查权中，而且难以捉摸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网络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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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本身就是这一权力体系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为了表达集体性的僵化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争前列或旁观，而是参加斗争去反对种种把他们转变成“知识”
、“意识”
和“话语”
等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的权力形式WI。在发表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解放报》上的会谈中，福柯又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塑造工人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存在）
，而是允许这种意识进入信息系统（而非生产系统）
，并参与流通。在镜子作为透射工具的含义上，知识分子象镜子那样起作用。知识分子的知识总是部分地相关于工人的知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理论并不表达、说明或用来应用于实践，理论就是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符合的可能性。
而福柯把历史事件区分为三个特殊秩序：话语、社会和机构实践以及具体体现在社会领域内的种种影响，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符合的关系，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原则。
福柯同意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是一个局部的和地区的并非总体化的实践。这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揭露和摧毁最为隐蔽和阴险的权力。德勒泽回答说，正是这样，理论确实象个工具箱，为了任何有用的目的而随意使用工具。与权力正好相反，理论并不总体化，理论本质上反对权力，理论是一个增殖工具，并且也使自身增殖WJ。福柯后来在《权力和策略》中，也采纳了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作为一个工具箱”意味着：首先，被构建的理论并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工具，并相关于权力关系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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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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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逻辑和权力关系周围的斗争的逻辑。其次，只有在对特定境遇进行反思（它的某些方面必然是历史的）
的基础上，才能一步步贯彻这种研究。
W K 在《肉体权力》中，福柯指出，知C识分子不再起顾问的作用。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分析工具，在目前，这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作用WL。在《牢房的折磨》中，福柯进一步认为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工具箱。如果人们想打开它们，那就使用一个句子、一个想法、一种分析，作为一个旋凿或一个扳钳，以便摧毁、消弱和破坏权力体系。而在《关于工具箱：Ｍ。福柯》中，福柯把自己描述为“工具的销售者，处方的提供者，症状的记录者、计划的制作者和测量员以及武器的制造者。”
W M还是回到两种知识分子的话题，看一看萨特和福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具有什么观点。二战后几年内（１９４——１９４７年）
，人们普遍期望社会进步和革命，期望民主重建和复兴。
在法国，以萨特、梅洛—庞蒂和西蒙。德。波伏瓦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对此抱乐观态度，并且充分确信自己能对社会自由的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在塑造西方社会的政治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４０年代中叶，萨特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在１９４７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后来收集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是１８世纪含义上使用“文学”这个词的，即包括哲学、历史和文学。依据二战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和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渴求，萨特重新考虑了写作的本性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知识分子为战争所吞没，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哲学和美学的真空中写作和思考，而是要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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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成行动，这样的知识分子算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并不简单地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能影响和改变世界”
，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用《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术语作出了论证：写作是一种行动，行动揭示了存在。
萨特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只与某些阶级集团打成一片，站在这些集团的立场上来审视和把握种种问题，如巴尔扎克代表君主主义，福娄拜代表资本主义，左拉代表民主主义。而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则捍卫一切利益。萨特对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解符合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
作家是全人类的代言人，是人类自由和价值的伟大代表。
介入政治事件的作家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实事求是地估价听众，估价那些理解力较差的集团（工人、农民、基督徒等）
，以便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其次，寻求影响实际读者的途径和大众媒介，要把分散的、志向不同的听众转变成公众、读者、听众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作为公众，听众才能从被动和孤立转变成主动和团体的政治有生力量。最后，把精神共同体转变成真正的共同体。作家创造了公众，知识分子塑造了革命大众，观念塑造了现实，这就是普遍知识分子的基本假定。从萨特用来谈论他与公众的关系的短语中，我们就能看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力：“知识分子牵着读者的手，直到他们能看见为止”
、“我们必须提醒他们”
、“让我们教会他们”
、“让我们引导他们”等等。
萨特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所有个体在本体论上都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实际上是自由的。其次，他没有从认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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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验证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最后，由于民众力量从来没有机会发表言论，因此人们从未知晓知识分子的见解是否正确。
类似萨特，福柯也把知识与权力、知识分子与意志联系起来了，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反对萨特般的普遍知识分子，以赞成特殊知识分子。具体说来就是把分析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境遇中（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实践中与听众密切结合起来，话语蕴函于行动）
，只揭示特殊境遇所固有的统治样式，而不是塑造一个“开放社会”。
福柯把两种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福柯的方法能用来识别存在主义知识分子定义中所固有的困难，它以尼采般的方式消弱了有关真理、写作和哲学家的传统的西方社会的假定，它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福柯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在区分普遍和特殊知识分子时，福柯并没有分析使得特殊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他并没有提及在整个社会（工厂、医院、政府部门、军队等）中传播知识分子作用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福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持一种多元论：如果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总体化理论，而专注于限定机构的边界，那么看来政治抗议也必须局限于个别问题、局部事件。为了支持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我们必须抛弃一般的社会变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散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拒斥普通政治学。显然多元论与无政府主义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陈述本身就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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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他的特殊知识分子的理论是有关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论。
由于否认一般理论是可能的，或一般理论是真正革命性的，福柯就不言自明地使某个境遇总体化了。
萨特通常认为权力是邪恶。福柯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权力不是邪恶，权力是策略计谋，在爱情、教育等实践中，我们要避免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武断的、无益的、专横的权威带来的统治结果。
笔者以为，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都必须首先解决知识分子的合法性问题。所谓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是指知识分子要依据那些验证了特殊活动的原则进行思考。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不仅他们自己的活动需要合法化，而且所有社会角色的活动都要合法化，那么，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危机就避免了，知识分子就能阐述自己的思想怎样能有助于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标。然而，由于福柯坚持所有的检验原则都同样可疑，认为任何合法性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加剧了合法性危机。
在这点上，罗蒂和德里达也持同样的看法并产生了类似的结果。罗蒂认为，依照社会实践所处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或理论规范，社会实践无需合法化。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人类活动只是一组早已确立起来的相当有限的可能性中的“游戏”而已。
四、权力决定论
依据福柯的权力分析，就个体偏离社会的规范、准则而言，惩戒技术的目标是规范化，即在分散个体的同时，又使自己的客体个体化。通过规范化过程，权力在社会领域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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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个体，规范化是权力关系的关键，权力关系创造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人们。但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权力是如何产生个体的。权力产生了个体，创造了人，人是知识—权力的产物。由于认为并不存在高高在上的、处于中央地位的、发号施令的主体，由于坚持权力的确实、生产和肯定特征，福柯因此反对现代性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这种主体主义依据颁布法律的绝对主体来设想权力，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个人对权力的反应，什么时候人们接受或拒斥权力的强制性的问题。
在权力研究中，福柯不仅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模式WN、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不仅不满于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
X E ，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诚如德勒泽所言，福柯实施的理论革命不仅针对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而且还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赋予国家（作为权力机构）的那种理论特权形成了它自己关于指导性的、中央化的着手征服国家权力的政党的实际想法，福柯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实践，另一种策略团体XF。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一个“稠密网络”
，抵抗似乎并不产生变化，而是相同的重复。因此，福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以下看法：权力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存在着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由于缺乏任何可供选择的乌托邦，由于没有向人们提供一种改变“永恒的、反复的、惰性的和自我重新生产的权力”的途径，从而把人们引向绝望的境地，因此，福柯的权力理论具有悲观主义的色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处于国家机构内，而是渗入较为纤细的渠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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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为模糊，因为每个人都支配和处理某种权力。福柯对阶级意识、阶级利益、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形态所言甚少，因为他并不相信阶级，并不相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结构。
福柯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分析总是包含“阶级斗争”
的问题，却很少注意这个短语中的“斗争”这个词。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坚持“军事”问题（军队作为国家、武装叛乱、革命战争的工具）
，但当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时，他们主要限于匡定阶级及其界限和成员，却从未具体地注意斗争的本性XG。福柯为我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侧重点以及与自己的权力分析的差异。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对有关阶级、国家和革命的一般问题作出科学的答复。
在本质上，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个经济实体，阶级的产生完全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则是阶级产生的直接原因。阶级是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们的共同体。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阶级斗争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间的对抗和冲突。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的更替的直接推动力。马克思主义不仅充分肯定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而且还特别重视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归纳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三种，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即先进阶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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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生气勃勃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福柯对特殊的权力机构作了唯物主义分析，因此部分地相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析。因为它通过规范化过程来探讨个体化过程，即个体性的确立过程，剖析了个体性通过针对人类身心的权力—知识关系的网络而借以被构成的种种过程。然而，福柯的分析焦点是权力实施的机制和影响，认为其形式多种多样，权力关系深深植根于社会网络，而非经济条件。虽然福柯并不否认种种反对权力的局部斗争可能相关于反对经济剥削的斗争，但他坚持认为不能依据资本主义剥削和生产关系来说明权力实施及其机制。这就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权力的实体性植根于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性，国家渗入其他权力关系中。
在阶级分化和斗争的情形中，权力基础的形式就是剥削。
因此，这两种立场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福柯认为，简单依据国家、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去构想权力关系及其机制，是行不通的。
虽然福柯并不认为权力关系的理解可以独立于经济过程和生产关系，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他抱怨马克思主义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例如，强迫犯人在监狱里劳动的做法，并没有任何真正合适的经济原因。对于福柯的这一怨言，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设问：既然福柯可以指责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一切，最终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样指责福柯从权力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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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最终把一切都归结为权力。
第三节 批判“技术主义”
——从斯宾格勒到福柯
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表象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作为在场（Ｓｅｉｅｎｄｈｅｉｔ）的样式，都是“在者之在”即“在”本身的实例，是形而上学XH发展史上几个重大里程碑。而现代技术正是形而上学传统连贯发展的结果，技术这个名称在含义上与形而上学的完成这个名称相契合，形而上学及其现代技术不仅仅是近代的现象，也不仅仅是是１９世纪的产物XI，在从古希腊开始的形而上学史中考察技术及其本质，是合适的。
只有近代形而上学才是以人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现代技术的基础，因为形而上学就是人对待自然、人对待人的一种认识，形而上学一开始就把“在者”当作某种与人相对立、外在于人、并与人相反的东西，也即把所有在者都客体化了。
现代技术也如此，人作为主体而出现，人把自己当作客体的创造者。
海德格尔认为，机器技术等同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现代技术的主要含义就是指现时代把万物揭示为原料。
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深受德国思想传统的熏陶。如果说康德的“理性批判”是为了发现使人类知识和行为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那么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则试图揭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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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在者”体验为原料的可能性之必要条件。尽管海德格尔拒斥黑格尔的看法，即历史是朝着绝对自我意识的渐进发展，但他们都设法揭示西方人所由抛入的标志各个历史时代的那种概念的和本体论的运动本性。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运动肇始于柏拉图，在技术时代臻于顶峰。在技术时代，某物“存在”意味着某物成为技术体系的原料。
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与斯宾格勒和Ｅ。荣格尔的技术批判更是一脉相承。
二战后，海德格尔在《何谓思》中指出，今天人们之所以再次倾心于同意斯宾格勒有关“西方的没落”的命题，是因为他的命题受到了尼采所说的“废墟在增加”的启迪。废墟指的是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地球的荒芜、战争的毁灭、神祗的遗逃和世界的黑暗。
深受叔本华、尼采和达尔文思想影响的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技术控制倾向及随后的西方的没落都相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斗争的循环。然而，海德格尔认为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缺乏历史感，西方的没落的发生，并非他所说的生物学原因，而是形而上学的精神原因。而且，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象斯宾格勒等人所说的始于近期，而是始于２５００年前在柏拉图那儿升起的形而上学曙光；世界的没落可归因于人们把动物活动提升到“最高价值”的地位，而不是由于失落这种本能活动。尽管有以上歧异，但他们还是有些共同看法。斯宾格勒把现代技术视作浮士德精神，即权力意志的现代表现形式。浮士德式人物总是把大自然转变为原料的积聚，现代社会成了一架攫取、占有、吞并和制服的机器，甚至人类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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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主人变成了机器技术的奴隶。
海德格尔也同样认为，水电站耸立在莱因河的激流中……在有关电能的程序控制的连锁过程的背景中，甚至莱因河本身也显得是我们所控制的事物……同时，技术体系也控制了人类。
恰如荣格尔在可怕的技术竞争中窥见了在所有事物中起作用的最终的权力意志一样，海德格尔在技术时代的令人可怕的在者之毫无意义中领悟到了在者之自我遮蔽之在。全面自动化消灭了所有差别，万物被归结为工业生产的同样无差别的原料。海德格尔后来的想法，即在技术时代人类被“座架”
（Ｇｅｓｔｅｌ）所“挑起”
（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ｄｅｒｎ，或译“挑战”）
，被迫把自身及其他在者当作全面自动化的“置存”
（Ｂｅｓｔａｎｄ）
，类似于荣格尔的这一看法：工人的“塑造”
（Ｇｅｓｔａｌｔ）迫使人类把自身和地球机动化为用来增进全面控制的技术体系的置存。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荣格尔的“塑造”在人类当中铸造了机器的、钢铁般的权力以及在一切生命中起作用的权力意志的能量，因而陷入了尼采的形而上学，跳不出对“在”
进行形而上学理解的樊笼。
海德格尔指出，传统哲学对问题“什么是技术？”给出了两个肤浅的答案：一说技术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二说技术是人类活动XJ。用手段和人类活动来定义技术（甚至现代技术）
就是一种对技术的工具主义定义。这一定义尽管正确，但仍不充分，仍没有从本质上揭示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强调，技术是一个有关习惯、风俗和技能的背景，只有在这个背景下，客体才显得有用。
现代技术产生了一个“置存”世界，“置存”就是供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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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体，指万物赖以就位和料理（Ｂｅｓｔｅ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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