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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命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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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与人格》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精神病理学理论作了间接说明，定义了歇斯底里、偏执狂、神经病、精神病之类的术语，并提到了Ｈ。杰克逊、珍妮特、克雷佩林、弗洛伊德。第二部分设法把精神疾病这个论题置于社会和历史视景中，尽管在撰写该书时业已与共产主义者决裂了，但这部分分析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并集中体现在对巴甫洛夫等苏联心理学理论的冗长说明中。
福柯认为，精神疾病的理解必须从进化发展的一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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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层次转移到精神病人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层次，理解病人的生活体验。参照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福柯依据精神疾病的意向行为分析与意向对象分析之间的区分，认为精神疾病包括两个关键因素：首先，精神疾病世界是一个私人世界；其次，由于精神疾病不能与真实世界的主体际意义相沟通，因此精神疾病患者是被抛给外部世界的。
福柯在１９５４年认为，人类生活的未来就是激进主体性的乌托邦实现，这种分析的原则和方法一开始就假定了研究对象（即人或人的存在）的绝对优先权。福柯之专注于癫狂的体验如同现象学家之专注于“返回事物本身”。
在《梦幻与存在》的导言中，福柯对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宾斯瓦格、梅洛—庞蒂和萨特等人的观点作了批判的吸收和改造。他们无疑对青年福柯产生了强大影响。福柯批判弗洛伊德的梦释法，指责弗氏仅仅注意到梦的外部标志，忽视了其内在意义。而胡塞尔则在《逻辑研究》中把作为外部标志的指示（ｉｎｄｅｘ）与作为内在意义的意味（ｓｉｇｎｉｆｉBｃａｌｉｏｎ）区分开来了。
接着福柯通过批判萨特和巴歇拉尔对梦与影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福柯并不认为影象通过与自己的客体的关系而得到限定，而是认为影象的本质是影象主体的非实现。福柯还依据海德格尔的人类学反思与本体论反思的区分来说明人类实在，即人类学反思唯一地依照意象（ｉｍBａｇｅｓ）
来对待人类实在，而本体论反思则在自由影象的层次上起作用。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或“话语实践”
（ｐｒａｌｉｑｕ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描述为福柯考古学著述的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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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２
程式。话语简而言之就是被实践着的语言。但话语分析既不受制于语言学的习惯因素，也不囿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只有在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机构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话语才易于分析。话语实践指的是专家、权威们以某种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所从事的言语行为。考古学就是分析某些话语的历史可能性，并关注话语的出现和展开条件，研究这些言语与其他言语的关系的规律性（话语构成）
以及这些话语构成所经历的变化。话语构成是福柯借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的途径，即话语是一个置于复杂的社会力量和关系领域中的经验现象。
《诊所的诞生：医学知觉考古学》（１９６３年）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１９６６年）和《知识考古学》（１９６９年）
构成了福柯考古学三部曲。
在前苏格拉底的著述中，考古学在哲学含义上意味着探究“开端”
、“基础”
（ａｒｃｈｅ）。
简单来讲，从１９５４的《精神疾病与人格》到１９６１年的《癫狂与非理性》，福柯思想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研究对象由精神疾病转到癫狂；二是开始怀疑现代“科学”心理学及其精神疾病概念，认为当时的精神病分类站不住脚。
《癫狂与非理性》的基本目标自然也就是：分析古典时代及随后的现时代癫狂的体验，并因此理解精神疾病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真正意义。
由于福柯没有强调癫狂的特殊说明，因此他撰写的是一部癫狂的概念史，而非癫狂的理论史。
但与康吉汉不同的是，福柯并不认为，在古典时代的医学和科学文献中存在着人们共同接受的癫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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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布朗肖、卢塞尔、拉康和Ｇ。杜美齐尔对《癫狂与非理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例如，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福柯认为：杜美齐尔教他以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诠释或语言形式主义的方法，去分析话语的组织，教他如何去描述话语的转换及其与机构的关系。可见，杜美齐尔对福柯的影响是深远的。
《癫狂与非理性》在福柯整个著述中占重要地位，为以后的著述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因此是福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例如，它提出了《诊所的诞生》和《监督与惩罚》（Ｓｕｒｖｅｉｌｅｒ
ｅｔ
ｐｕｎｉｒ）的中心问题。
《诊所的诞生》中的医院体系的发展以及《监督与惩罚》中监狱处理犯人的方法，都在《癫狂与非理性》中已具雏形。同样，《词与物》就是《癫狂与非理性》的历史设想的历史普遍化和推广应用，即凭着参照癫狂的精神病学的考古学，通过分析关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古典看法到现代见解的过渡，来构建一种所有现代人文科学的普遍考古学。
１９６２年，《精神疾病与人格》第二版问世，重新取名为《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第一部分基本上原封不动，但第二部分作了根本性变动，符合《癫狂与非理性》的观点。其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它们都是理解精神无序的特殊新方法，但同《癫狂与非理性》类似，后者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范畴。其次，重心由心理学对象（精神疾病）转到心理学本身，质问现代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即精神疾病代表精神病人的内在缺陷，同时探寻真正的心理学。最后，鉴于第一版本把进化发展、个体史和存在主义人类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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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１３
些有关精神疾病的各种理解当作“神秘说明”
，并认为精神疾病的真正说明将在历史中发现。而在第二版，福柯并不把存在主义人类学当作“神秘说明”
，并认为避免神秘说明的关键是为精神疾病的不同方面提供本体论形式。
在４０和５０年代的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主体哲学，它在法国的重要形式是萨特存在主义和梅洛—庞蒂现象学，尤其是前者强调个体性、意识和自由选择。因此，福柯年轻时主要受到主体哲学的熏陶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回忆说：“如同我们整整一代人一样，现象学派……以及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造就了我。就我们时代的所有那些人而言，我相信在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５年之间，我体验到一种初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事实上已经使我们发生深刻分化的转变……换言之，我们重新检验胡塞尔观点：即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意义……并且从１９５５年起，我们主要献身于分析意义出现的形式条件。”
D J 分析意义出现的形式条件也就是研究无意识的知觉形式，这就要求拒斥从笛卡尔到萨特的所有意识哲学。福柯由提出激进人道主义想法进而炮制出后来的“屈从”
（ａｓｕｊｅｌｉｓｅｍｅｎｔ）观念，这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还有直接的个人原因。前者无非指当时很多知名的法国思想家偏离植根于现象学的自由，如萨特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梅洛—庞蒂的立场则从现象学向结构主义靠拢。个人原因主要指，从１９５４年起，因在法国个人生活的自由极其有限，福柯先后到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等国授课讲学，设法寻求自由。但结果使福柯失望，他发现自由是虚幻的，存在的只有压抑和束博而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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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与萨特的“绝对自由”很不相同，福柯宣称：人并不始于自由，而是始于界线，不可逾越的界线，如果界线限制我们的自由，那么界线的违犯就是自由的表露DK。（二）反主体哲学阶段到６０年代，法国哲学发生了变化。萨特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并没有带来存在主义复兴，相反，标志着存在主义在法国失势。尽管胡塞尔所究仍然继续进行，但人们对现象学的兴趣减退了。由于阿尔都塞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继续流行。而跚跚来迟的弗洛伊德研究则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意识哲学转到无意识现象的研究。那时，人们的哲学兴趣具体体现在６０年代起统治法国思想的“结构主义研究”中。
福柯拒斥先验论、主体的首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从而与各种意识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发生冲突。在６０年代，福柯公开对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各种人道主义和意识哲学表示敌意。这个时期福柯的主要著作有《诊所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
在笛卡尔看来，人类主体能把自身当作自己的客体，这个事实就是确实可靠知识的开端。但对福柯来说，如同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简单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应该抛弃起基础作用的主体，因为笛卡尔哲学强调绝对意识的最高地位，并致命地忽视了结构主义所追求的那个无意识的确定性。因此，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哲学成了结构主义攻击的对象。
在１９６６年《词与物》出版后与Ｍ。莎坡萨尔关于自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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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３
年代以来哲学思想的重要趋向的晤谈中，福柯评论说：“大约在１５年前，人们突然地、明显地失去了理性……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
我们把萨特一代体验为确实是鼓舞人心的和宽宏大量的一代，这一代人具有生活、政治和生存的热情……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别的某物，即另一种热情：对概念和我们所称的“体系”
表示出来的热情……凭着体系，有必要理解关系系统，这些关系独立于由它们联结起来的事物而保持和转换它们自身……一个没有主体的无名体系……‘我’已经被破除了（查看现代文学）。“
D L 福柯紧接着指出，我们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意识，无同一性理论，而非人，来取代神的。
因此，福柯认为萨特哲学犯了最大的错误，萨特犯了把知识建立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之上的最基本过错，而正是这一“我”的破除才使得存在主义站不住脚。
对于福柯的批评，在《答复结构主义》一文中，萨特则认为“福柯给予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一种折衷主义的综合，在其中，罗比—格利里、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被系统地用来证明历史反思的不可能性……这个任务就是提出新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再次能构筑起反对马克思的最新堡垒”
，主体的消失之所以需要，仅仅是为了怀疑历史。
福柯在１９６８年３月《文学半月刊》中答复了萨特的陈述，认为自己的著作的目标就是设法揭示出主宰知识的无意识规则。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立场使得历史反思成为不可能了，而是要摧毁连续性历史的神话。最后，福柯继续否定自己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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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对马克思的资产阶级代表，并注意到在自己先前卷入法共期间，萨特本人也被共产主义者视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
D M萨特和福柯在理论对象这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萨特认为主要问题是主体性，即人类怎样在不断进行的历史总体化中确认并实现他们的自由，关注抵抗统治压迫的种种条件。但福柯却选择客观性作为研究领域，排除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可能性。抵抗和与之相关的主体性方式并非严重问题，因为对统治的反抗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
其实，他们两人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他们对待人道主义哲学的不同态度，萨特捍卫人道主义，而福柯拒斥人道主义。
福柯宣称说，人道主义“妄求解决自己不能提出的问题”
，幸福、艺术创造、实在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福柯认为，正是人心才是抽象的，正是我们的研究才想把人与人的科学、人的发明、人的具体世界连结起来DN。尽管存在以上纷争，但萨特和福柯都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质疑了作为实在之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的笛卡尔理性主体概念。
福柯在与劳来特会谈时概括地说，现象学受到三方面的批评OE。结构主义取代现象学，并与马克思主义联姻。后期梅洛—庞蒂在有些讲演中开始谈论法国人感到陌生的Ｆ。索绪尔，语言问题提出来了。因此，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不能说明由语言学类型的结构所产生的意义结果，在这种说明中，现象学含义上的主体并不传达意义。
第二个方面来自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因为无意识并不能在任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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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３
象学讨论中得到反映，当语言问题开始提出来时，拉康评论说：无论你做什么，无意识从未被归结为现象学主体所敏感的那个意义授予的结果。实际上，拉康提的问题完全与语言学问题相对应。由此，现象学主体再次受到质疑。对现象学进行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尼采的影响。现象学的、超历史的主体能说明理性的历史吗？尼采对此持否定态度。
《议所的诞生》与《癫狂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别有：首先，前者关于肉体疾病的概念史，后者则是精神疾病的历史。其次，前者的范围较后者狭窄，只是颇为简洁地论及了与１９世纪相比照的古典疾病观，主要集中于《癫狂与非理性》中一般拘禁体系的崩溃以及癫狂之人、犯人和病人的开始隔离的历史时期，亦即解剖—诊所医学取代古老的分类医学的那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忽视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情况。
最后，前者比后者更加雄心勃勃，在后者福柯设法改变传统的癫狂知觉，但并不改变我们思考过去的传统方法，而前者凭着把空间概念引入有关过去的时间知觉中，创造了一种复杂的四维历史。
《诊所的诞生》反对医学史中的通常假定，即强调观察只是肇始于诊所的诞生。在福柯看来，诊所并不代表观察的发现，而是代表由“种类医学”所支持的、并在１８世纪未经历剧烈变化的那个特殊观察方式。这个变化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假想关系的变化，即视见和描述与在病人身上找出疾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疾病仅仅是其症状的名字，在明显的症状以外不再有任何本质。二是病症研究与尸体解剖之间的密切整合，以及解剖的对象由尸体的器官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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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尸体的组织，医学训练有素的“凝视”
，作为所有医学知识的来源，把症状转变成符号，以对应于尸体解剖中发现的一切。
不同于“种类医学”
，作为诊所医学第一阶段的“症状医学”把疾病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不变实体，其基本知觉编码是符号之语言学结构和个案的统计学结构。但是“症状医学”并不持久，它很快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医学知识，即“组织医学”或“解剖—诊所医学”了。通过一系列变换，触摸成了主要的知觉形式，医学凝视也从躯体的表面深入到躯体之不可见的、沉寂的内部。于是，Ｆ。比夏（Ｂｉｃｈａｔ）的病理解剖学时代降临了。福柯据此逆转了传统的医学阐释。依照传统说法，正是理性战胜宗教才产生了验尸实践、诊所的确立和现代经验医学的诞生。但是，福柯坚持认为，１８世纪期间宗教并没有阻拦尸检实践，尸体研究是件普通的事，认为现代解剖学是新的医学知识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福柯自己的观点来衡量，《诊所的诞生》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它不能把诊所知识与其相关的非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贯彻到底，即使这些关系得到了讨论，福柯也不能清楚地说明话语因素与非话语因素是如何相关的。二是虽然它为康吉汉的概念史的哲学讨论提供了历史背景，但由于它局限于概念史，于是不能展开医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体系之间的关连。
不少批评家认为《诊所的诞生》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于是在１９７２年修订本中，福柯删除了某些结构主义术语，用“话语”取代了“语言”
，把“所指的结构分析”变成了一种话语分析。而话语的原子是陈述，陈述与所陈述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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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３
系，并非能指与所指、句子与其意义、命题与其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那时，“结构”和“能指”之类用语足以使一个人打上“结构主义者”的印记。
于是，福柯千方百计地、小心谨慎地排除和避免使用这些术语。
《诊所的诞生》不仅为许多有关医学史的论文所引用，而且还是非医学读者感兴趣的，因为它不仅赋予医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基础作用，而且还规定了新医学和当代浪漫运动对视个性与死亡为一体的观念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们只有把死亡当成医学经验的先验体现时，才能废除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律法（禁止把科学话语应用到个体上面）。
西方人在自己眼里就能把自身构成为科学对象，于是从非理性的体验中产生了心理学，从死亡之整合进医学思想中诞生了作为个体之科学的医学。一般讲，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性体验与死亡体验密切联系：从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到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再到弗洛伊德的人，无不如此。因此，医学显现为所有人的科学的基础科学。由于医学关注人之成为实证知识的客体和主体，因此，这不仅使得医学获得了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重要性，而且还蕴含了“限定性”
结构的变化。
对古典思想来说，限定性内容仅仅是无限性的否定，但对１８世纪末的思想来说，人类学结构既发挥着界线的批判作用，又发挥着源始之基础作用。
这一变化成了实证医学的哲学条件。
于是，《诊所的诞生》简单涉及了《词与物》的重要内容。
那本使福柯一举成为畅销书作者的扛鼎之作《词与物》初版于１９６６年，四个月内销出二万册。迄今已印刷十多万册，这是少有的事情。该书的出版引起广泛注意，并被译成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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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利文（１９６７）
、西班牙文、葡萄牙文（１９６８）
、英文（１９７０）
、德文（１９７１）
、荷兰文（１９７３）等多种文字。在译成英文时，书名由《词与物》改为《物之序》。
《世界报》、《费加罗报》、《文学半月刊》等都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德勒泽也在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新观察》上撰文，认为“这是一部有关新思想的伟大作品”。而萨特则认为，这部书并不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而是地质学。该书有关经济学、语言学和生物学等人文科学起源的历史，并因其宣称“人之死”和“人道主义的终结”而闻名于世。当他发出“人之死”这个呼声时，他无疑把萨特包括进他所蔑视的人道主义者中了。
有人因该书而把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福柯称为结构主义运动的“四大金刚”。笔者以为这一称呼是不恰当的。
为了答复别人对他的方法的众多询问，反思《癫狂与非理性》和《诊所的诞生》等早期文本，为知识的分析提供一个概念框架，福柯于１９６９年出版了《知识考古学》。该书提供了一种宣称能废除传统观念史学科的某些流弊的编史方法论。福柯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思想史从对令人憎恨的主体的超验的屈从（ｓｕｊé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ａｌｅ）中解放出来，他的目标是在无始无终的、不断变化的间断性中去分析历史，认为历史的展开无需超验的主体形式。最终消除历史的所有超验的自我陶醉OF。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剥夺主体统治权作出变化或创造历史的“独一无二的和瞬间的权力”
，认为考古学是一种排除了人类主体的基础作用的思想史的方法。
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改变了一切，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独立进行权力分析的新气氛。风暴过后，福柯重新界定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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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３
了自己的方法，研究重点从话语分析转到非话语（机构）分析，从知识转到知识—权力，从考古学转到谱系学。谱系学能以特殊方式，依据那些能表明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的话语和非话语实践的产生条件，让人们理解这些问题。谱系学努力洞察话语的深度以鉴别话语的历史根源。
“五月风暴”
表明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范围以外，有可能从事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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