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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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历史根源。

“五月风暴”

表明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范围以外，有可能从事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斗争的参加者并非象以前那样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而是新的群体：学生、教师、职业和技术工人以及一般工人。

斗争旨在揭露现存社会的弊端，而不是推翻权威和特权。斗争发展了一个新的机构形式，不仅批判资本主义，而且还反对官僚和所有社会组织的非民主形式。斗争的焦点并非工厂，而是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因此，如其说它辩驳的是剥削，倒不如说是异化。

对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来讲，“五月风暴”

不仅与革命传统决裂，诞生了新的社会构型，而且还导致了７０年代早期大量新的抗议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监狱改革运动、生态和反核武器运动、各种地方主义运动和反精神病学运动。

同德勒泽、葛达利、卡斯托里阿迪（Ｃａｓｔｏｕｉａｄｉｓ）

、勒福尔、利奥塔、博德里拉尔、马兰OG和勒费弗尔一样，福柯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新的政治、理论格局，并没法修正自己的思想，以符合新的政治事变。

同萨特一样，福柯参加大量的政治活动，支持几个抗议运动的事业，并为《新观察》撰写政治文章，倡导对制度和意识中的权力关系发起攻击，认为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批判现在制度的运作。从此可知，统治和权力的论题凸现了。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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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年１２月２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讲，Ｄ。杜美齐尔、列维一斯特劳斯、Ｆ。布隆代尔、Ｆ。雅各布和德勒泽听了他的讲演。从此以后，福柯开始强调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了。

《话语的秩序》（Ｌ‘ｏｒｄｒｅｄ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这篇讲演介绍了他将要详细展开和讨论的“真理”和“权力”概念，它谈论对“求真意志”进行机构支持，强调知识借以在社会中被使用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福柯把他今后的研究称为作为权力形式的话语的谱系学。

如果说撕裂欧洲社会、疯狂如魔的百年宗教战争使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斯宾诺莎的《神政论》在血风腥雨的磨练中呱呱坠地，如果说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使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成了民主共和国的宣言书，那么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造就了一大批“不辱历史使命”的理论家。福柯的《监督与惩罚》（１９７５年）就是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

《监督与惩罚》考察了从１８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叶这段时期的近代监狱史、惩罚史和惩戒社会的增长史。

“权力”和“戒律”观念占据着福柯思想的中心地位。他依据“权力策略”从由统治者实施的非连续的“宏观权力”到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层面、集中注意肉体并产生有用的生产性的个体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嬗变，描述了监狱的诞生和狱吏、医生、教师、牧师、精神病专家等大量个体的技术专家的形成过程。

个体并非简单地是权力的牺牲品，而是由权力创造的，充当一种便利于权力控制肉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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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１４

与此不同，福柯的先前著作并不依照“权力”来审视个体的崛起。如在《癫狂与非理性》中，个体的崛起产生于癫狂的异化与别种语言的沉寂。在《诊所的诞生》中，正是死亡可怕地渗入知识才是个体得以确立的基础。

在《词与物》中，作为生活着的、工作着的、讲话的存在，个体是被设定为人道主义之人的那个认识型构建的最终产物。

可是，稍后，福柯对“戒律”不感兴趣了，戒律失去了中心地位。１９７６年，作为《性史》的方法论导言的第一卷《知识意志》出版了，它认为在“性”中包含了人类自己的最终秘密和真理，数百年来，主体科学的设想始终围绕性问题，这并非因为性本身的某些自然属性，而是由于权力的运作。

该书同《监督与惩罚》一样，对传统的和本质主义的权力观作了批评。

（三）

“主体”的返回然而，从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２年开始，福柯思想更是常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研究重心由“权力”转到“主体性”问题。依照他自己的看法，如其说他关注权力本身，倒不如说关注人类借以成为主体的不同模式的历史。性史首先是一种允许主体的谱系学返回和占据先前由权力结构所占据的中心地位的方法。福柯于１９８１年指出，当我研究精神病院、监狱等时，我也许太坚持统治的技巧了……在随后几年里，我情愿研究产生于自我的技巧的那些权力关系。

１９８２年初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题目就是“主体的释义学”。

《性史》卷二《快感的享用》（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２：Ｌ‘ｕｓａｇｅｄｅ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和卷三《自我的关切》（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３：Ｌｅｓｏｕｃ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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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ｓｏｉ）至迟在１９８４年６月问世，修正了卷一中的某些观点，并说明自己改变整个思考方法的原因。

福柯日益关注主体的自身构成，似乎他与人道主义者的争论已转向对话了。实际上，并没有迹象表明福柯的态度改变了，福柯对主体主义的态度并不温和。返回主体并不是返回先验的无历史的主体，而是历史中的主体。实际上，福柯自始自终都是反主体主义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现在从事的是现代主体的释义学。

依据刊在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７日《世界报》上的医学简报，福柯于６月２５日下午１时１刻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死于因急性败血症引起的神经性并发症。过早地为自己朝气蓬勃的思想历程划上了句号。

福柯逝世后，著名学者Ｐ。维尼在《世界报》上宣称福柯的研究工作是本世纪思想中最重要的事件，这难免是过誉之论，但无疑也说出了福柯对当代思想的重要影响。维尼起先认为福柯简单地是一位比其他哲学家更有能力发现并实现我们的理想的哲学家而已，只是后来才理解了这项事业的较为庞大。在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２０世纪中，福柯的创造性在于他不把我们的限定性当作寻求确实性的基础。批评家Ｄ。

霍伊在《伦敦书评》上认为，福柯的去世标志着法国哲学又一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哲学家Ｇ。德勒泽在其著作《福柯传》（１９８６年）出版前几天的一次会谈中，直言不讳：“福柯思想似乎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

，坦认“这个世纪是福柯的世纪”。

这一评论较为恰当，因为福柯已被公认为战后法国继萨特以后思想舞台上最为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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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４

福柯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把目光聚焦在普遍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鄙弃的但相当重要的边缘问题和卑微现象（如癫狂、犯罪、性倒错等）

，而且还在于他独辟蹊径地对普通主题（知识、权力、主体）作了与众不同的条分屡析，从而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和摄动的影响，为后半个世纪的思想研究设定了研究方向和计划。无论是考古学，还是谱系学，福柯都旨在努力检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从沉寂思考中解放出来，进行别种思考，以引起事物的变化。

福柯具有敏锐的理论洞察力。

早在“五月风暴”

以前，他就具有关于权力的无所不在的直觉和关于传统政治学的脆弱性的直觉，他的高瞻远瞩的非凡预见力奠定了他在法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重要地位。

世人给予了福柯应有的礼遇。法国首相和文化部长对福柯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几乎世界上主要的新闻报刊都报道和刊登了福柯逝世的消息。

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康吉汉在巴黎主持召开了由１００多名学者参加的为期三天的国际福柯会议。所有这一些都证明了福柯影响的宽广范围和重要程度。

福柯在１９８１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指出，他研究了西方文化中人类借以成为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方式。主体之客体化的第一个方式是“科学分类”

，它把人类限定为能讲话、从事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它构成了福柯最有争议但也最为人所接受的《词与物》的核心内容。它表明了：生命、劳动和语言的话语如何被构建为学科；它们如何以此方式达到了高度的内在自律的连贯；这些生命、劳动和语言科学如何在某几个关节点突然发生变化。第二个方式是“区分实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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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癫狂与非理性》、《诊所的诞生》和《监督与惩罚》这三部书的主题。例如麻风病人在中世纪被隔离开来；穷人、疯人和流浪者于１６５６年被禁闭在巴黎总医院；１９世纪法国疾病的分类以及相联系的诊所医学实践；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现代精神病学的崛起以及进入医院、监狱和诊所中；现代欧洲社会中性偏向的医学化、特征化和规范化。第三个方式是“主体化”

，主要在《性史》卷二、卷三中论述，它代表着福柯思想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如果说在前两个方式中，人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受约束的地位，那么在第三个方式中，主体化则是人自身的构成过程，人在其中是积极主动的。

本文标题“主体的命运”包含双重意蕴。一是指福柯对待主体的态度的演变过程。

一般说来，在５０和６０年代初，他批判作为理性主义的主体，具有存在主义特征；在６０和７０年代与存在主义决裂，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在８０年代倡导人类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当然他对历史有特殊的理解。二是指在福柯所考察的三种主体的客体化模式中，主体是怎样受到不同对待的，即作为“知识主体”

、“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

，付出了什么代价。

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交错重叠之处。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的含义，兼顾福柯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并结合福柯思想的整体结构，本文各章安排如下。本文把“主体的客体化”的第二个模式中的疯人与理性人的区分实践分列出来，单独成章，即本文第二章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福柯捍卫癫狂（一种非中心形式）的本真性，反对理性主义宣称（笛卡尔主义）。

“主体的客体化”的第一个模式“科学分类”成了本文的第三章“反人类学主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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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４

（上）

：人——知识的产物“。

第二个模式中的犯人与守法者的区分实践成了本文的第四章“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这两章表明，通过证明科学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真理植根于政治的土壤，福柯质问了中心化的、权威的、科学的主体，并削弱了其超越的客体性的宣称。科学话语远非中性的真理陈述，而是完全牵涉于统治的实践中。把中央主体分散在产生了“权力技术”的话语—实践中，这一策略一直续存到《性史》卷一《知识意志》。根据福柯的“知识、权力和主体”三位一体原则（因为人是知识的产物，是知识—权力的产物）

，本文第五章为“伦理主体的自身构建”。

最后一章“人类主体：社会历史的产物”则是总结性的，从“人性”

、“权力”

、“历史”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论题入手，剖析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指出福柯的理论缺陷。

注　释：①Ｍ。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６页。

②梅洛—庞蒂：《感觉与非感觉》，纳热尔，１９４８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③Ｌ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ｅｓ。

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８日—７月５日。这是福柯生前最后一次会谈。时间是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９日。

④Ｇ。劳来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谈》，载《目的》（Ｔｅｌｏｓ）１９８３年春季，总第５５期，第１９８页，２０３—２０４页。

⑤《监狱交谈：与Ｍ。福柯的会谈》，载《激进哲学》１９７７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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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第１６期，第１５页。

⑥Ｌｅｓｍｏｔｓｌｅｓｃｈｏｓｅ。

ｕｎｅ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

Ｇａ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６６年。第３５３页。

⑦Ｓ。伊杰赛林：《福柯与海德格尔》，载《人与世界》，１９８６年第１９期。

⑧Ｐｉｅ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法兰西学院及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教授。

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淡》，第１９８页。

Ｇ。格延：《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剑桥大学出版社，D　E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１９页。

Ｇ。格廷：《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第５２—５３页。

D　FＧ。格廷：《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第３２—３４页。

D　GＧ。格廷：《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第５４页。

D　HＬ‘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ｕｓａｖｏｉｒ，Ｇａ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９年，第２８页。

D　IＰ。克鲁索：《与Ｍ。福柯的会谈》，时间是１９６７年，载《与列D　J维—斯特劳斯、福柯和拉康交谈》，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９年，第９１—１３１页。

Ｌａｆｏｉｅ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ｄ’ｏｅｕｖｒｅ载ＬａＴａｂｌｅＲｏｎｄｅ１９６，１９６４年D　K　P５月，第１１—２１页。

Ｍ。

Ｃｈａｐｓａｌ：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载ｌａＱｕｉｎｚａｉｅｌｉｔéｒａｉｒｅ５，１９６６年５D　L　P月１６日，第１４—１５页；还请参见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ｒéｐｏｎｄàＳａｒｔｒｅ，载ＬａPＱｕｉｎ－ｚａ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ｉｒｅ４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１５日，第２２页，该文不经福柯允许而发表，在下一期上刊登了福柯的批评信，他斥责所刊文章是对原始会谈的曲解，表明自己对萨特的著作和政治行动表示很大敬意，不愿把自己与萨特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学者的谦虚。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ｒéｐｏｎｇàＳａｒｔｒｅ，第２１页。

D　M　PＣｈａｐｓａｌ：Ｅｎｔｒｅｔｅｉｎ，第１５页。

D　N　P《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谈》，第１９７—１９O　E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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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４

Ｌ‘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ｕｓａｖｏｉｒ，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O　F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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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

哈贝马斯认为，《癫狂与非理性》的副标题《古典时代的癫狂史》①表明了该书是对理性的某种批判，正是由于它拥有把理性与癫狂看作是互补的这种哲学兴趣，因此，它并不仅仅是一项精神病学史的研究。也就是说，福柯从哲学高度挖掘到了在这种精神病史研究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认识论”

动机和癫狂在各个时期的命运。

《癫狂与非理性》提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区分在１７世纪期间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问题，它对癫狂经验作了历史理解，从而检验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１８世纪末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条件，并分析了古典拘禁体制的衰落和疯人院的诞生过程，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时代以及当代）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相互对话、理性独白的发展过程及社会经济原因。为了更好地理解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福柯努力超越由精神病的心理学概念带来的局限性，并寻求种种决定各种癫狂形式的历史条件。福柯始终感兴趣的是把理性构建起来并把它应用于人类个体以便人类个体成为可能的知识对象的种种社会力量和制度。一般来讲，福柯所说的“非理性之人”包括癫疯之人、乞丐、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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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９４

人、流浪汉、懒汉等。如果说理性是获得正确判断和行为的能力，那么“非理性”就是理性的反面，即缺少理性的特征。

这就是古典时代对“非理性”的理解。

“人类必然会发疯，以至于不疯便等于癫狂的另一种形式”

，在《癫狂与非理性》的第一版序言中，福柯引用帕斯卡的话作为自己论述癫狂本性和历史的开场白。他必须撰写的正是癫狂的这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即不疯的历史，心智健全的历史，甚至理性的历史。这另一种形式在至高无上的理性行为中，把理性与癫狂置于相互对立的境地。

作为理性的批判者，福柯在谈论“癫狂”时，并不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的，他没有对“癫狂”下定义，他拒绝把“癫狂”

看成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认为它不是一个“物”

，而是一个功能。

它之所以对福柯有用，正是由于它是非医学的，它为每个人所用并适合于每个时期。

“癫狂”也不是疾病，在中世纪只有少数形式的癫狂受到医学治疗，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虽认为癫狂与众不同，但并不认为它是由疾病引起的，只有在理性时代的大约１４０年间，癫狂才被看成一种疾病。然而，癫狂被分类为“精神疾病”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

为了撰写这另一种形式，为了探求作为理性语言基础的理性与癫狂之间对抗的基础，福柯设法在历史上回溯到理性与癫狂是浑然一体的经验的零点，在那里，理性与癫狂并不在相互排斥的对抗中明显地对立起来。福柯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终极真理的便利，也决不受制于可能的有关癫狂的先入之见，决不人云亦云。

这里所说的“零点”并不象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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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那样是文艺复兴时期，而是中世纪，尽管福柯通常提到有关癫狂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经验”。

第一节　癫狂的历史命运

当福柯谈论癫狂“经验”时，他并不指一个时代的人们意识到其他时代所没有注意到的有关癫疯之人的某些内在特征，而是指一个时代考察癫狂的独特方法以及把癫狂构建为一个思考对象的方式。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癫狂的不同经验，实际上具体体现了癫狂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形式所经历的坎坷命运。福柯的考察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代和现时代这三个阶段。＇奇＋书＋网＇

福柯指出，希腊人与一种他们称之为傲慢的东西有关，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但是希腊的逻各斯没有反对命题②。

然而自中世纪开端以来，人们开始拥有癫狂的经验，欧洲人一直与他们笼统地称谓的癫狂、痴呆和精神错乱有关，反对命题开始出现。倘若理性充满一切，世界成了纯而不杂的理性世界，那么理性的高深、专制就无从体现，以后的理性主义时代也就无从谈起。无论如何，理性与癫狂的联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独创方面，这种联系早在Ｈ。博什之前就已经伴随着西方文化，并且在尼采和阿尔托之后还将长期紧随西方文化。

对这种联系追根溯源，也就是挖掘西方文化的根基。

中世纪时，癫狂既与人类堕落的禁忌知识相联系，又与基督救赎的神圣癫狂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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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１５

从中世纪鼎盛期到十字军东征末期，麻风病肆虐整个欧洲的大小城市，麻风病院也纷纷建立。然而，中世纪末，麻风病渐渐在西方世界消失，庆贺麻风病的绝迹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人们感谢上帝把他们的城市从病患中拯救出来。用福柯的话说，麻风病奇异地销声匿迹的原因有二：一是隔离措施的自发结果，二是十字军东征后中断了东方传染病源的结果。因此，麻风病的绝迹并非晦涩难解的医学实践长期探索的效果。

福柯指出：“毋容置疑，比麻风存在得更为长久，并且在麻风病院撤空后数年将继续存在的是依附于麻风病人身上的价值和意象；这是麻风病人受排斥的意义，以及由这一坚决和可怕的人物组成的社会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在它的周围标出一条神圣的界限，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它排除掉。”

③

麻风病的绝迹对福柯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拘禁基础的变换以及社会发现适合于用拘禁方法加以控制的人群的变换，但它遗留下某些形式的组织结构、社会净化和排斥的习俗，“排斥的模式会再次出现，二、三百年后极其相似。

穷人、流浪汉、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扮演麻风病人所放弃的角色。“

④因此，中世纪的排斥形式将续存到仍然与精神康复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的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去了。在确立起主题的连续性即排斥的精神价值以后，福柯接下去描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