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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教父-第2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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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为民连忙说：“王书记，你好，我是为民啊！”
王国英说：“毛书记，你好！”
毛为民说：“王书记，你看你回到了咱们山阳，应当来咱们自己的家，市纪委来看一看嘛！刚才我已经对国梁市长说了，我本来已经坐车往王家川赶了，可半道上机关打来电话，有一个突发事件，我又返回了市里。真是对不住啊！”
王国英说：“毛书记，哪里话，天下纪检是一家啊！”
见过父母后，王国庆和王国英当天晚上就要往省城赶。吴天然本来也想回到白河县去看一看自己的父母，但他看到王国英的行程排的很满，他就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王国英一行结束K省的活动后，他们就到了河南。
在河南，除了做一场辅导报告，省委又专门安排了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结束后，河南省委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就近的一日游。
他们这次去的地方不是少林寺，不是洛阳龙门，而是荥阳环翠峪。这个地方离郑州很近，只有40公里。
环翠峪地处浮戏山的中部，是嵩山北部的余脉。在清朝乾隆十八年的《汜水县志》中曾今记载，这里“四周青山环绕；松柏叠翠；诸山来朝；势若星拱；林黛罗列；谷峪清幽。”，所以被叫做环翠峪。
郑州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璋同志给吴天然介绍说：“这个地方不错，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都有特色。吴主任，这一次我要向你们着重推荐一种树。”
吴天然来了兴趣：“树？”
王璋说：“对，古橿树！”
吴天然说：“王书记，你说的就是橿子栎吧，我们老家也有。”
王璋说：“对，就是橿子栎。不过，我们景区的橿子栎可是世界之最啊！”
王国英一行先到环翠峪风景区抗日后方医院，他们看到医院的上方就有一棵古橿树。这棵树高12米，胸围320厘米，树冠呈伞状，东西冠幅为17米，南北冠幅为20米，此株老橿树，姿态雄伟，悠悠数百载，历尽沦桑，默默无闻掩映着医院病房，迎送着各方游人侠士，鉴别着历史巨轮前进的踪迹。
古橿树，学名青冈栎，又名青冈树、铁椆，壳斗科，青冈属古橿树对气候条件反应敏感，是因为叶中所含的叶绿素和花青素的比值变化形成的。中性喜光，幼龄稍耐侧方庇荫。喜生于微碱性或中性的石灰岩土壤上，在酸性土壤上也生长良好。深根性直根系，耐干燥，可生长于多石砾的山地。
抗日战争时期，环翠峪一带曾是我党我军根据地之一。据记载，1944年皮定均司令员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队来此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其间许多战士负伤，为了救助受伤的战士，保证队伍的战斗力，决定筹建嵩岳军分区后方医院。在为医院选址时，经过多次的考察之后，将其地址定在了三坟村这棵古橿树之下，秘密地开挖了三孔窑洞，窑洞顶部这棵古树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当年医院内分别住有轻、重伤病员和院部医护人员，治好了许多为国家流血负伤的同志。皮司令等部队的领导同志曾亲临病房探视慰问，鼓励大家好好保养身体早日康复，重返前线杀敌立功。为了医院人员的安全，当年儿童团长多次爬到这棵树上放哨，观察瞭望敌情掩护伤病员撤退，其现为后方医院的讲解员。
医院上方的这棵古橿树，为浮戏山中不多见的稀有植物，悠悠千载，迎送沧桑。古橿树是生命力十分顽强的稀有树种之一，《山海经》中曾有记载，说浮戏山环翠峪橿树生长茂盛，橿树的木质坚硬，在古代主要用来制造车轮，现在世界上的古橿树极少，而环翠峪就有三十多棵，最古老的是有着2万多年树龄的南峪古橿和王庄古橿。
后方医院的这棵古树也在这里历经几世沧桑仍树木峥嵘、枝繁叶茂，特别是它的树冠就像一把雨伞覆盖着整个院落，冠覆医院又似有掩护伤员之意，在抗日时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保护了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脱离险境，所以我们又称这棵树为“英雄树”，象征它的机智勇敢和顽强的生命力。
1996年，八路军后方医院被郑州市团委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已成为各机关单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每年有上万员党员、团员前来参观。
王国英看到这棵古树后，自然就联想到了纪检监察干，她说：古橿树“根基牢、自身硬、防腐变、乐奉献”，我们纪检监察干部也要象古橿树一样。“根基牢”就是该树根茎必深深扎于泥土石缝之中，虽然树龄在6000年以上，民间俗称“万年古橿”，但其枝叶繁茂，历经万年不倒。“自身硬”就是说橿树木材坚韧，可做车轮，古书上讲：“其木则柽松楔稷，槾柏杻橿。”古橿树没有年轮，是因为其生长缓慢，年轮叠加不显，故其木质十分坚硬。“防腐变”就是该树从不生虫，拒绝外部腐蚀能力很强。1958该树有一枝干枯，至今不腐不落。“乐奉献”就是该树不像其它数木那样一年一变化，它几千年如一日，笑看世间风云变化，像一把保护伞护佑着后方医院，默默奉献。
听了王国英的话，随行的人们都鼓起掌来。
说的好，说的好。如果纪检干部真的都像古橿树一样，那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第六卷 风云开阖 第599章 姐这一生值了
曾丽丽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了世界之大，却难于容下一个身不由己的人。她事先从山阳市纪检会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了要追查她的消息，她知道自己的事情有多大，连夜她就简单地收拾一下出走了。
出行前，她对天彪说：“彪子，姐得出去躲躲了。你也知道，姐自由惯了，姐可不想被他们关进监狱。”
吴天彪说：“姐，不走不行吗？”
曾丽丽说：“我的事有多大，我心里清楚。如果全坐实了，恐怕连命也保不住！”
吴天彪有些惊讶：“有这么严重？”
曾丽丽说：“最近这几年，经我的手挪用了大概有5个亿上下。其中有4个亿是用到了你的项目上。”
吴天彪说：“姐，咱们想办法凑钱还上吧。你出去躲，不是办法啊！”
曾丽丽说：“彪子，5个亿，拿什么还？我能不知道你手里有几个钱。不过，你放心，用到你项目上的钱，没有正规的手续，他们查不到你。”
吴天彪说：“姐，拿4个亿让你失去自由，价值太大了！”
曾丽丽说：“值，太值了！彪子啊，你以后要把事业做稳一些。在稳的前提下，再追求大。姐走以后，恐怕以后就很难再帮上你了。你要小心，在生活上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吴天彪哽咽了：“姐……”
曾丽丽拍了拍吴天彪的脸蛋说：“傻瓜，姐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些年来，姐有你陪着，姐这一生值了。”
真的要走了，两个人才发现屋里的现金并不多。找了找，只找到6万多块钱。很多富豪，如果按统计数字看，手里的钱多得惊人。其实，他们的现金并不多。因为，他们的钱都在自己的项目上。
吴天彪说：“姐，这些钱你先拿上。随后，你到外地办一张卡，我给你打钱！”
曾丽丽说：“我到了外面，先给你联系。以后我的手机是不能再用了，等我的手机换了，你也不能用手机给我联系。如果需要联系，你就有公用电话给我打。”
吴天彪说：“姐，我知道。你走以后，咋打算？”
曾丽丽说：“我还没有想好。估计，如果顺利的话，我会往国外跑。你也知道，咱们在瑞士银行存了3000多万，姐和你都有加拿大的投资移民签证。只要我能出境，我就会到加拿大去。”
吴天彪说：“姐，这边的事，我会全力活动，看能不能保你没事。如果活动不下来，将来我也到加拿大去。”
曾丽丽紧紧地抱了抱吴天彪，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当纪委的办案人员来找曾丽丽的时候，却发现单位和家里都找不到她的踪影。问吴天彪，吴天彪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了曾丽丽了，他也不知道曾丽丽现在去哪里了。真的，现在他真的不知道她到了哪里。
这天晚上，吴天彪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曾丽丽打来的，说她人已经到了香港。她还给吴天彪一个手机卡号和一个银行卡号。
吴天彪说：“姐，你要抓紧时间出去。这几天纪检会的人*的很急。听朋友讲，他们再找不到你，就会通过公安方面发布通缉令了。如果通缉令下来，想走就难了。”
曾丽丽说：“好的，我马上就走。这张银行卡是全球通用的，近斯你如果在资金上能周转的开的话，就往这里打上200万。”
吴天彪说：“姐，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
在中国，贪官和企业高管携款出逃的事件屡见不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近年由官方媒体曝光的腐败分子外逃或将资金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
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至于贪官的逃向，此间有专家分析，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国家。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美国，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十年。
而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一家两制”是媒体的形象称谓：一些人自己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配偶子女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早些转移，并为自己披上“救生衣”，见机行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
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
在贪官当中，像曾丽丽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根本排不上名次。不过她是商业银行的行长，因为平时是和钱打交道的，因此，她对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不亚于那些高官们。
出逃的最大官员当属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了。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
事后，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另外，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哗哗的票子。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从大学时代学电力专业，到担任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总，他用了40年的时间。
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熟悉。经人引荐，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
透过高严的目光，这位名叫杨珊的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知道又一个男人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在宴席上，杨珊频频端杯，暗送秋波，使出了浑身解数，53岁的老“帅”成为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马前卒”。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高严在云南包养了杨珊几年，确实鱼水情深。猛然调到了北京，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觉，朝思暮想、心迷神慌，根本无法做到气定神闲、坐班理事。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共享奢华。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2003年11月26日，前云南省委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而早在2002年7月，有关部门开始向秘书黄雨了解高严的问题。于是，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这些年，曾丽丽的心里并不平静。表面上她和吴天彪整天说说笑笑，打情骂俏，其实，她整天都是提心吊胆。但她实在是太爱吴天彪了，为了吴天彪，她愿意付出一切。包括铤而走险，钻国家法律的空子。
不知不觉，她已经私自吞下了5亿元的国家资金。她知道，在她的头上，就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随地就可能会要了她的命，她出事是肯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不同。
她没有想到，这个时间来的太早了。
第六卷 风云开阖 第600章 核心竞争力
前不久，吴天然为东阳县委书记宋长江争取到了一个参加中央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的难得机会。在学习班长，宋长江学得很投入，也真心实意地和其它地方的同行们交流心得。他那瘦弱的身材和旺盛的精力给党校的师生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听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找他们这一批县委书记做节目时，大家都一直推荐宋长江出面。宋长江本来是要坚决拒绝的，可党校的老师说，他必须代表大家接受采访，并且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记者：宋书记，您参加这次中央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宋长江：这次学习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通过学习我们对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所作的一系列决策的领会更全面更深刻，贯彻将更自觉更坚定；另一方面，面对当前形势，使我们更增强了一定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难、一定要把县内的事情做好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中央党校有关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形势报告、讲座分析透彻解读权威，信息量大而新，对解放思想、拓宽思维很有帮助。
三、通过学习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提高了战略思维、科学决策、危机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四、中央党校举办的培训班为县委书记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在培训班学习期间，我们相互交流探讨，学到了不少经验。
记者：《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农村工作的许多重大任务直接明确到了县级。县委书记是推动县域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您将如何来承担和落实这一政策？
宋长江：首先是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全面准确把握《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实质。其次，结合东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已经将明年定为农村改革发展突破年，重点将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农业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重点突破，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同时又是矛盾凸现期。处理矛盾化解冲突，是县委书记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您是如何来处理干群关系、协调这些基层矛盾的？
宋长江：要处理好干群关系，抓好党的建设是关键，尤其是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只要理念对、思路清、作风硬、措施实，就会形成风清气正发展快、政通人和事业兴的良好局面。
要实现以上目标，需要不断增强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要有谋划科学发展的能力，让群众跟着干；二是要有与群众沟通的能力，让群众听得进；三是要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能力，把群众当朋友；四是要有公正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让群众心里服；五是要有拒腐防变的能力，让群众信得过。
记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说：“（县委书记）要锤炼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工作中自觉贴近农民、关心农民，维护农民利益”，对此您怎么理解？
宋长江：作为党在一县执政的带头人和形象的具体代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县委书记的天职，而抓科学发展就是履行这一天职的最好体现。
我认为，发展是改善民生的最好途径，而科学发展就是最好的改善民生。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在于“以人为本”，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总体要求，我们结合古蔺实际提出了全力实施“孩子、房子、车子、票子、菜篮子”工程，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全县群众真正享受科学发展带来的实惠，从而凝聚共识、汇聚民智、集中民力，进一推动科学发展。
农民的利益涉及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也涉及到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既要考虑农民的短期利益，更要考虑长远利益。例如：在修路、修学校、修水库时，涉及到农民搬迁的问题，有的农民可能觉得自己眼前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处理好当期利益和长远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好群众合法合情合理的诉求。
记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县委书记培训班上说，“一个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很不容易，在这个岗位上追求什么很值得认真思考。”您能不能说说，在这个岗位上您追求的是什么？
宋长江：民富县强社会和谐就是我的追求。民不富则心不安，县不强则心不甘。
记者：网友在网上寄望县委书记：少摆官架少讲官话，多问民生多谋发展，期盼出现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如果请您给自己打分，您会打多少分？您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让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县委书记？
宋长江：我是考生，东阳的老百姓是考官，应该由他们来打分。谈到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让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县委书记，我认为第一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第二要为民、务实、清廉；第三要抓好发展，强县富民，保一方平安。
记者：您到东阳县任县委书记2年多来，对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体会最深的是什么？东阳是一个山区县，发展基础并不好，在这个地方任县委书记挑战是不是比较大？您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
宋长江：“民为国之邦，县为国之基”，说明县委书记岗位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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