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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教父-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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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章，如确需进人，需市委、市政府、编办、财政、人事和用人单位等6部门同时盖章方可。这项政策的背景是，阜阳市行政干部严重超编。
据官方数字显示，1999年年底，阜阳市直机关超编近5成，事业单位超编近3成。安徽全省行政干部超编2。8万人，其中阜阳1。4万人。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阜阳市委市政府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23人。
阜阳市委一名干部说，那几年，涉案者着急，清白的干部也着急：或许自己有机会了。
一位官员称，对涉案人员处理的难度甚至超过了腐败案件本身：全部处理吧，牵扯面太广，伤筋动骨；不处理，民怨很大，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新一届领导班子也不愿再趟浑水，“他们可不希望大刀阔斧的处理后引火烧身，这样势必会引发许多人上访，造成新一轮卖官的嫌疑。”
直到2007年，阜阳市纪委才给这些涉案者下了结论，而形成的局面是：10年内，一些人花钱买到了官，位子还越坐越稳；更多的人在原地踏步，仕途渺茫。
阜阳一位干部对于“一下子处理这么多人会造成政府工作瘫痪”的说法嗤之以鼻：阜阳有2000多名副处级干部，200多名处级干部才占到十分之一，阜阳经济落后，但干部却多的是，远远超编呢！这位干部还说，按照目前的这个结论，这些涉案官员的行贿行为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更多人的前途也在这个结论中虚无缥缈了。
2008年4月8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阜阳市两名县级法院院长何涛、李松涛被免职。而其他涉案人员则大多吃上了定心丸。
在阜阳官场，还有一个第三板块，那就是毒奶粉事件。
在轰动一时的阜阳毒奶粉事件中，阜阳市市长刘庆强（2005年10月18日调至安徽省环保局任局长）获行政记大过处分；分管工商工作的副市长马明业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杜长平行政记过处分；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2005年8月2日，杨树新因为玩忽职守、介绍贿赂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6年）；市卫生局局长曹化之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
在阜阳，还有一个第四板块，那就是官商一体的集体崩盘。代表人物是当年在中国酒坛、商海叱咤风云的两位天王级代表，一个是双轮集团的董事长刘俊卿，一个是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在他们两个人开始发迹的时候，古井酒厂所在的亳州，双轮池酒厂所在的涡阳，当时还都属于阜阳地区。他们这两个酒业大鳄，当年也都得到过王昭耀与王怀忠的特殊关照。
王国庆深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远离商人、老板的圈子。他们这些人在你面前点头哈腰、送这送那，但都有是求于你。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把你和盘供出。他们商人，能有什么损失？你是一个官员，没了官，那就啥也不是了。
王昭耀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有的话还是真心的。比如，他说，涡阳县副县长栗某某为了个人职务安排，多次到我家里来，见我喊“王叔”，见我爱人喊“阿姨”，逢年过节给我家送钱，他最终解决了职务安排问题。
阜阳市粮油农公司经理孙某某，为争取贷款，也三番两次到我家里来，给我家送钱，他最终也解决了贷款问题。
不论是栗某某，还是孙某某，他们看中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是为了拉关系、找靠山、铺路子，是利益驱动所致。一些干部给我送钱，是为了当官，一些老板给我送钱，是为了发财。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尊重我，恰恰相反，这金钱，是毒药，是陷阱，是腐蚀剂，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
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却是真理。可很多官员在台上的时候就是认识不到。
王国庆就想，在这方面，他做理怎样？他考虑的当然不是不收受人家给他送的钱物，而是收受哪些人所送的钱物才保险，以何种方式收受才保险？
现在这个社会，在台上的官员，有几个不是问题干部，又有几个不是带病上岗？关键在于你有问题如何不被发现？或者是被发现了，又如何巧妙地让人产生误诊。大病化小，小病化了。
第九卷 风云迷离 第816章 天才与魔鬼
通过研究，王国庆认为，凡是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肯定都是天才，也就是与众不同的人。如果循规蹈矩，一老本等，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些天才人物，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因为他们不同于常人，因此在常人的眼里，他们也必是魔鬼的化身。
安徽双轮集团的老总刘俊卿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集天才与魔鬼于一身的红顶商人。
安徽涡阳。老子故里，道德之乡。曾以“全国白酒厂五强之一”著称于业界的国家大型一档企业安徽高炉酒厂就在涡阳县高炉镇。在安徽乃至中国整个白酒界，安徽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涡阳人曾以有刘俊卿这样的“能人”而激动和骄傲过，刘也一度成为双轮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安徽乃至中国白酒界，刘俊卿一度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后来身罩涡阳县委副书记，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安徽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等“政治光环”，而在于他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才干，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小酒厂打造成国家大型企业，并且成功地闯进了中国白酒业的前五强。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俊卿，就没有高炉酒厂的今天。”尽管刘已经“落马”，但一位退休职工回忆起刘与高炉酒厂“荣辱与共”的历史时仍唏嘘不已。
1949年9月，涡阳县政府按照当时的阜阳行署“全区各县各办一酒厂”的指示，将位于该县高炉镇的作坊式私营企业“广和槽坊”改建为“公营高炉槽坊”，并于1950年再次改名为“国营高炉酒厂”。从此，历经多年风雨的小酒厂曾推出过“高炉双轮池”、“海马回春酒”、“高炉陈酿”等名酒，但生意总是不死不活。
据刘俊卿自己讲，１９９３年，高炉酒厂还是一个县级小型企业，形势的确不太好，酒卖不掉，工人发不出工资。（涡阳）县委县政府为了救活这个厂子，把我从县印刷厂经理的位子上派过去，我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我对酒厂有感情，我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酒厂。我是在酒厂长大的，我父亲是１９５０年进厂的老工人，我１９７５年参加工作以后也在酒厂。另一方面，我认为在酒厂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能够创造更大的业绩。因为越是这样的企业，越是困难的地方，就越能创造出更好的业绩。
那时候酒厂职工住的还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破草房，如果厂子垮了，老人、孩子都吃什么呢？所以，我有一种责任感，觉得一定要干好。于是，我带领大家跑市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地带，跑了好多地方。当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销售员之歌》，其中有这么两句：“蚊虫的叮咬算得了什么？冷水干粮也能精神焕发！”这两句话其实也就是当时酒厂员工共同创业的真实写照。
１９９２年企业才上缴税收２００万元，我去了后，经过六七个月的努力，到年底就上缴了１７００万元。接下来，１９９４年是３０００多万，１９９５年是６０００多万，１９９６年将近一个亿，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也都在一个亿以上，企业规模连续扩大，经济效益连年翻番。
的确，是刘俊卿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小厂的命运。
一位与刘相当熟稔的人士称，刘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爱读老子的著作，“满腹经纶”，但干事“说一不二”，“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是他的基本经营思想。“花拳绣腿顶个屁用？”刘在多种场合说。
刘调来的当年，就把积压的600多吨白酒售完，实现利税2800万元，实现利润增长9倍多，跻身“全国五百强”行列。
接下来的几年刘俊卿更是春风得意。销售收入和利税年年翻番，1995年名列安徽全省企业第二；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9。3亿元，创利税将近3亿元。而固定资产也由1992年的3600万元猛增到1996年的将近3亿元，稳居中国白酒业前八强，堪称业界“黑马”。
1995年11月，以高炉酒厂为核心企业的双轮集团挂牌运行。随后，双轮集团连“吃”带投资新厂，资产再度膨胀。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开始成型。至今，双轮集团下属有六个子公司：安徽高炉酒厂、安徽双轮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双轮（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双轮包装）、安徽双轮（集团）彩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双轮矿泉饮料公司和中美合资黑博饮料公司。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酒厂“超常规、大幅度、跳跃式”发展，一时被称为“双轮奇迹”。
从2000年到2001年，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影响，加上白酒税收政策的调整，双轮集团80％的产品卖不出去。“这是双轮集团最难熬的日子。”
刘俊卿随即提出了把企业由利税大户转变成利润大户的“利税观”，紧接着又在白酒界提出了有名的“321”工程（三个调整、二个降低、一个提高）。双轮集团再度闯过难关。
“那时候在高炉酒厂上班，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上述老职工黯然神情中流露出几分兴奋。
随着高炉酒厂的迅猛发展，刘俊卿的各种名誉也接踵而来：“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轻工行业重教企业家、安徽省劳动模范。从１９９６年３月起，刘俊卿还先后任涡阳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任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直至２００４年３月被免职。
“我虽然是商场上的佼佼者，自己却没有战胜自己。”正如刘俊卿后来对办案人员说的那样，在企业由衰而盛的过程中，他通过收受和索取贿赂，为自己“攒”下了４０００余万元之巨的庞大家财，从而“创”下了安徽省职务犯罪总金额之最。
“他是天才与魔鬼的化身。”一位高炉酒厂的老职工这样评价刘俊卿，在很多人的眼里，刘俊卿是那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性格豪爽的草莽企业家。“一天甚至要喝两斤白酒，不要下酒菜。”
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有企业当家人”，没有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倒下，最终却跌进了自己苦心挖掘的陷阱。但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刘俊卿又是一个心细得令人难以琢磨的“怪人”，他甚至经常注意到办公桌上的什么材料是否有人动过的蛛丝马迹。
令人震惊的是，拥有如此巨额资产的国有大型企业，却是在一个家族及其“铁杆亲信”的牢牢控制之下。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是刘俊卿。
随着刘俊卿落马，刘在酒厂的家族势力迅速瓦解。刘的种种问题也渐渐暴露。“刘在党员干部中开创了建国以来安徽省的三个第一：受贿和财产来源不明数字最大、组织要求查办最细、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刘俊卿是高炉镇人，有兄妹六人，刘排行老二。在刘俊卿东窗事发后，昔日在当地风光无比的家族成员，都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刘俊卿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刘俊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刘的妻子张兆侠以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刘俊卿的五弟刘平，原是高炉酒厂保卫科长、武装部长，在“刘俊卿窝案”中他第一个被抓，2004年9月被法院以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六弟刘峰，原是双轮集团副总经理和双轮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妹夫王某原是高炉酒厂副总经理、纪委书记，2005年5月17日被法院以非法持枪罪判刑3年。张兆侠的弟弟张兆光，原系高炉酒厂机修车间副主任，被法院以非法持枪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张兆侠的另一个弟弟张兆明，原是高炉酒厂车队队长，2004年8月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刑8年。
双轮集团的许多职工说，当时刘俊卿就是厂里的“土皇帝”，他的话一度是“圣旨”。企业“内阁”也在刘俊卿及其兄弟密不透风的把持之下。刘俊卿的一些亲戚和“铁杆亲信”跻身企业的中层干部，成为企业“内阁”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当时集团领导开会，虽从场面上看还不完全像家庭聚会，但刘俊卿的家庭聚会却比集团的党委会更具权威和效率，很多事情是刘俊卿在家里饭桌上议一下，后在集团党委会上走形式通过而已。”双轮集团一位领导对记者说，在刘俊卿的亲属们走马上任之际，企业的内部监督便宣告全部失灵。
“当时双轮集团有党委，可党委其他成员不了解任何有关经营的核心情况，想监督却口说无凭。正直的党委成员所能做的，就是协调开会，出出黑板报，给职工念念文件，读读报纸。”双轮集团现任党委书记周金生说。
一手遮天之下，刘俊卿对与其意见不合的集团中层干部，不仅公开训斥，而且在酒桌上动手殴打。刘俊卿当副总经理的弟弟多次殴打居民，甚至牵着大狼犬在街上耀武扬威，当地群众敢怒却不敢言。他的另一弟弟组建的集团保安队，多达100余人，比一个公安分局规模还要大，装备还要好。集团老职工说，这支队伍，对有意见的职工来说，是一种“无言”的威慑。
据知情人讲，国企负责人是一种拥有特殊权力的领导干部群，他们集“财权”和“人权”于一身。“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办事一挥手”，拥有绝对权威的一些国企老总们往往能轻而易举地摧毁企业内部的党委、党员和群众监督体系，从而肆无忌惮地蚕食或鲸吞公共财产。
第九卷 风云迷离 第817章 人生拐点
通过研究，王国庆认为，凡是由绿变红、由红到紫、由紫而黄（败）的风云人物，必有一个大同小异的人生拐点。
在刘俊卿案发后，不论是从外地调任的新干部，还是涡阳本地工作多年的干部，都说：刘俊卿是个罕见的经济能人。
多年前，高炉酒厂就如同遍地开花的小酒厂一样，卖点小酒，挣点小钱，温饱无忧，发财无望，既不会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也不会让职工无钱养家。然而，刘俊卿很快就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了。1993年6月底，刘俊卿从县印刷厂调任高炉酒厂任厂长。一位涡阳县老干部向记者回忆说：当年，酒厂上交财政从200万元一举跃升至1700多万元；第二年3500多万元；第三年7000万元；第四年便突破亿元……
连续多年，酒厂是涡阳县无可争议的第一利税大户，并占据县财政的70％。有人说，在酒厂鼎盛时期，每10个涡阳县城人，就有3个人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每10个干部的工资，有7个人要靠酒厂的效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式酒厂，一下变成当时安徽省排名第二，中国白酒业排名第八的企业。各种个人荣誉接踵而至：“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领导大会小会表扬个不停，全县经济工作会差不多快成酒厂经验总结会。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大谈刘俊卿的先进事迹。
知情人讲，刘俊卿与当地官员来往密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一步步打通。”
据说，刘俊卿与王怀忠的关系也不一般，“好到深夜可以喝茶”。在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刘王相逢，爱开玩笑的王怀忠戏言：“俊卿，你的名字很有诗意。我的名字就很难听，人家都叫我‘坏种’。”
知情人透露，近四五年内，检举刘俊卿的信像雪花般投递到各级纪检机关，但刘俊卿仍安若磐石。而在王怀忠落马后，据说也曾查到刘。纪检部门只是把刘叫去核实情况，仍没有动刘。
经此一役，刘俊卿变得更为气壮。知情人透露，2003年，在一次会上，刘放言：“你们扛着大旗，都不能摆平我。中纪委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但是，刘俊卿最终还是失算了。
刘俊卿在任职的后期，终日借酒消愁，有时甚至从中午一直喝到次日凌晨。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并出现亏损，昔日的王牌企业，落到了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职工的养老保险也无法凑齐，职工上访不断。
安徽省当地的一位白酒界老总惋惜地说，从酒界巨匠到阶下囚，刘俊卿的堕落着实让人心痛。
王国庆注意到，刘俊卿的堕落由他的心理失衡开始。
前几年，尽管刘俊卿把高炉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在几年前的一次县政府召开的“全县企业家表彰大会”后，刘俊卿“再次贪杯了”，在饭桌上醉意朦胧地大谈自己的“创业心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趁刘俊卿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发问：“请问刘总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刘俊卿顿时“酒意全醒”，“满面通红”，甩袖而去。
该知情人士慨叹，“这让刘俊卿时常难以舒怀，心灵上的天平开始倾斜。”
面对企业蒸蒸日上，刘俊卿却心理失衡了。刘俊卿认为，没有他，就没有双轮集团的今天，也就没有那些供货商、经销商的巨额效益，收点钱、拿点礼，就像礼尚往来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后到底收了多少钱，收了哪些人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刘俊卿本人都说不清楚。他大肆收受工程承包商、材料供应商、产品经销商所送的钱物，同时长期包养*。
下面是王国庆看到的一份记者在狱中对刘俊卿的采访片断。
《廉政周刊》：个人待遇怎么样？有奖金吗？
刘：我的工资一年不到１万元，但政府每年都会给一定奖励，我这１０年的奖励加起来大概有２００万元左右。
《廉政周刊》：这个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
刘：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政府给我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干部，甚至比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党委是对得起我的。
《廉政周刊》：你认为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成比例吗？
刘：不成比例。但是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现状看，这个标准是不低的。
《廉政周刊》：和与你打交道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比呢？
刘：这些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双轮集团发了财，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他们的能力不如我，这是肯定的。
《廉政周刊》：但是靠着你，他们都很快成了千万富翁。
刘：对，有好多个千万富翁。
《廉政周刊》：所以要给你送钱作为回报？
刘：这些原料供应商都是个体的，他们看到酒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了。不过，他们要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板，也许不会给我送钱，或者送的金额也很少。
《廉政周刊》：原料供应商什么时候开始送钱的？
刘：１９９４年春节，有个别客户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钱。随着企业的发展，客户的业务也在发展，于是他们就利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两大节日，以这个名义来给我送钱。
《廉政周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钱？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刘：收了１０万元钱。起初也是比较有顾虑的，怕以后有事，但又侥幸认为能避免。那时的确存在侥幸心理。
《廉政周刊》：这些人为什么向你行贿？
刘：一个是要发展业务，另外一个希望资金周转得快一些。
《廉政周刊》：从来不拒绝吗？
刘：一般不会拒绝。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周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刘：你让他赚那些钱干啥？他已经赚得够多了！
《廉政周刊》：有索贿的情况吗？什么情况下会索贿？
刘：索贿现象也有，都是在一起办事，觉得关系不错，就提出来了。
《廉政周刊》：不会是因为缺钱吧？
刘：缺钱是不缺钱，但我不管钱，一般都交给我妻子张兆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张兆侠要钱能方便吗？不方便。
《廉政周刊》：跟这些有业务往来的人提出要钱不怕被拒绝？
刘：他们不会拒绝，因为都是长期客户，他们要依靠我，有求于我。
《廉政周刊》：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频频收钱，甚至索要？
刘：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认为钱多了将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总以为财富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想积累点资金将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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