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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教父-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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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享受与难受相伴，才是真的生活。
第四卷 风云突变 第269章 反弹琵琶
在全民抗击非典这个特殊时期，吴天放感到大学的老师都有点神经兮兮了。他们寝室里那个光头老三趁休息日跑回了家，再回来，却说要被隔离。中午看见光头老三和辅导员在宿舍楼下面大吵，但最后还是被送到学校医院做了体检。
吴天放虽然嗅不到空气中的病毒，可他却觉得身边的一些人正在制造一种叫恐慌的病毒！
后来，学校又有了新的规定，即使拿着学生证也不能自由出入学校公寓的小门。不能出去写生了，更不能随便到大街上闲逛了。吴天然只能每天通过QQ和远在山东的周一菲联系了。
他们每天早上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网站看最新公布的疫情和防治工作进展，之后他们会到各自学校的BBS上把自己知道的最新信息公布。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大家减少恐慌心理。
封校了，不准出入，但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还在继续，同吴天放一样，同宿舍的同学和朋友们的联系现在基本上都是电话、短信、QQ和邮件。
闲来没事，同宿舍的几个人都一一做了裸体模特，让大家画个够。画到最后，大家公认寝室里最丑的长发老二反而最有视觉冲击力。他长长的头发，忧郁的眼神，骨瘦如柴的身子，很有质感，也很上像。最后，大家把长发老二评为最佳模特。
吴天放说：“老二啊，我看你将来当裸体模特会很有出息，绝对比你当画家强。”
大家都起哄道：“肯定的，老二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说不定会成为中国每一裸模。第一啊！”
光头老三说：“老二，以后你就专职给我当模特算了，我出大价钱。一个小时大洋一毛。”
长发老二这时仍赤身露体地坐在凳子上，他挺了挺身子，笑了笑说：“如果让我做老五女朋友周一菲的私人裸模，我倒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说不定我一高兴，还可以免费。”
吴天放用手里的画笔在长发老二下面的老二上重重地抹了一笔说：“闭上你的臭嘴吧！”
大家除了画画，就是侃大山，主要是聊女人。结巴嘴小四后来画烦了，就整天睡大觉，也不分白天黑夜了。饿醒了，吃点饭，吃罢饭接着睡。
吴天放就对他说：“老四啊，你这个结巴嘴，现在整天睡大觉，也不和俺们说话。恐怕将来你连结巴也当不成了。”
结巴老四说：“放，放，放屁。你，你，你还觉得，觉得我，我真想当一，一辈子，结巴哩。”
吴天放说：“长此下去，我真的要恭喜你不用再结巴了。因为，你就要变成哑巴了。”
老四伸了伸舌头，又钻进了自己的被窝里。
学校不让出去，吴天放现在有了大把的时间。周一菲就给他推荐了几本书，鼓励他一定要认真地阅读。
周一菲的给他所列的书目，大概可以让他看上半年。主要的书有《梵高传》、《毕加索画传》、《西方艺术史》、《世界著名油画作品欣赏》、《中国当代油画作品赏析》、《中国书法艺术》、《林肯传》、《论语》、《易经》、《史记》、《诗经》、《唐诗三百首》、《苏东坡传》、《美的历程》、《领导艺术》、《悲惨世界》、《飘》等。吴天放想，周一菲为了给他列这一张书单，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为，她毕竟学的不是美术。同时，这些书又不仅仅限于美术，真的让她费心了。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能给周一菲一个交待，吴天放果然沉下心来读了不少书。通过读书，他发现自己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眼界开阔了，鉴赏能力提升了。功夫在诗外，他的绘画水平也在不知不觉间水涨船高。一路下来，他成了寝室里的首席画家。后来，又成了美术系里的绘画高手。就连大学校长也知道了他的名字，吴天放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明日之星。
现在虽然不能和周一菲见面，但通过QQ的不断交谈，两个人的心走的更近了。他们都下决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把心思放在治学上。
有一个关于牛顿在封校期间刻苦学习的故事，成为了这两个处于热恋当中的学子不懈苦读的精神动力。
据记载，1665年夏天的两个月间，仅伦敦死于鼠疫的人数就达到了五万，即使是乡村，有些地方活着的人都来不及埋葬死者。因为伦敦流行的那场可怕的鼠疫，剑桥大学放假了，并且一放就是两年。二十三岁的牛顿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伍尔斯托帕，那是在剑桥郡北面的林肯郡。牛顿在故乡安静地度过了1665年和1666年，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独立思考。牛顿开始了数学、力学和光学上的一系列伟大发现，他获得了解决微积分问题的一般方法，观察到太阳光的光谱分解，并提出了力学上的重要定律。假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描述正确的话，牛顿是在自己农庄的果园里，看见一只苹果坠落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多年以后，牛顿故乡的一棵苹果树被移植到剑桥三一学院的门外，供游人瞻仰。
在牛顿的同母异父妹妹的后裔保存下来的一份牛顿手稿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一切都是在1665与1666两个瘟疫年份发生的事，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处于创造的旺盛时期，我对于数学和哲学，比以后任何年代都更为用心。
两年以后，牛顿回到剑桥，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硕士和博士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名称而已），并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两年以后，他的导师巴罗主动让贤，年仅二十七岁的牛顿担任了著名的卢卡斯讲座教授。
1701年，牛顿迁居伦敦，在以后的二十七年时间里，他没有做任何科学研究，把时间奉献给了自己缺乏创造力的神学研究。按照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三一学院院士所要求的那样，牛顿终生未婚。事实上，他与女性接触很少，除了母亲，而母亲当年几乎遗弃了他，因此母子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
有人甚至这样认为，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牛顿一生的主要工作在他学生时代躲避鼠疫的那两年时间里就已经完成了。
吴天放和周一菲在QQ聊天中说，通过牛顿的故事，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其中之一就是，他这一辈子也不准备结婚了。周一菲说，举双手赞成。吴天放说，如果那个幸运的苹果能幸运地砸到他的头上，他就绝对不会结婚。但上帝却说，这样幸运的苹果已经没了，没有办法，他也只能和某个姓周的女人结婚了。
周一菲在电脑的键盘上狠狠地敲出了这样一行字：伊甸园里还有一颗禁果，你去吃了吧。听说，这颗禁果也是一个幸运的苹果。
吴天放在电脑中回应道：这些话，都是那条美女蛇说的。上帝说蛇“必受咒诅”，从此要用肚子行走及终生吃土。
第四卷 风云突变 第270章 问责风暴
最近一段，东阳县委书记吴天然的手头上又接收了不少对各地官员的处理通报。泡…书_吧（）其中有两起是发生在山阳市的，吴天然特意对这两起通报进行了指示，并要求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学习，进一步强化责任，严防死守。
吴天然知道，用身边的人和事来开展教育，效果会格外明显。
第一起通报是：在防治非典的紧要关头，K省山阳市纪委审理一室主任、副处级干部高一太擅自接回其在重点疫区患非典的儿子，造成恶劣影响。山阳市纪委近日经研究决定：免去高一太市纪委室主任、副处级职务。
4月21日晚，高一太得知其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后，用其妻子刘某单位的轿车连夜赶往北京某高校将儿子接回山阳，并于次日晚12时许将其子送往山阳市中心医院。4月25日，经K省医疗专家组检查，确诊高一太之子为非典患者。
接到市卫生局的报告后，山阳市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此事。4月28日，山阳市纪委常委会根据调查情况，责成高一太一要严格遵守医院的隔离制度；二要写出书面检查；三要在其被解除隔离时及时向机关领导报告。但高一太对市纪委的研究意见置若罔闻，不写检查认错，且在被解除隔离后擅自回家。山阳市纪委在免去高一太的市纪委室主任的职务同时，还将查处其有关违纪问题。
第二起通报是：5月5日，因防治“非典”工作组织领导不力，中共白河县委书记周子成、中共白河县委副书记张大印同时被免除党内职务，张大印的县长职务任免按法定程序办理。
据通报，白河县太子山乡皮营行政村农民王某，４月２８日从北京一家医院打工辞职返乡后，５月１日被确诊为“非典”病例。在此期间，白河县委、县政府及县“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未能及时对王某的行动进行监控，没有对与王某接触过的人员全部采取果断的隔离措施，也没有对王某所乘坐的公交车、三轮车及乘客认真排查控制。
山阳市委的通报说，周子成作为中共白河县委书记，张大印作为中共白河县委副书记、县长和县“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面对严峻的“非典”疫情，组织领导不力，工作措施不到位，造成了“非典”防治工作的被动。经山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周子成同志中共白河县委书记职务，免去张大印同志中共白河县委副书记职务，其行政职务任免按法定程序办理。
通报要求，山阳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汲取白河县委、县政府和周子成、张大印的教训，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群防群控措施，严防死守，夺取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
白河县是吴天然的老家，周子成、张大印，他也极为熟悉。吴天然不由为周、张两人感到惋惜。同时，吴天然也对家里的父母担心起来，毕竟他们沙坪村和王某所在的太子山乡只有一河之隔。
据他的了解，周、张这两个人，特别是周子成，工作能力很强，为人也很低调，本来是下届市政府副市长的后备人选，万万没有想他居然撞到了非典的枪口上。按理说，周子成这样成熟的干部，单单从政治敏锐性这个角度来衡量，也不该犯下这种错误啊。
4月20日，那可是一个分水岭啊。在此之后，国家的问责力度越来越大，周子成难道就没有从空气中嗅到？
2003年4月20日，当高强走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时，吴天然马上意识到：事情发生变化了。
这是2003年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按照惯例，站在台上发布信息和接受记者们咨询的应该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在非典阴影笼罩的春天里，此前由官方发出来的声音是：“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却在4月11日再次将北京定为疫区。真相和谎言交织。政府对“非典”言行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是外界追逐的焦点。
虽然和很多人一样，吴天然推测会有一些变化，但一些情况仍让他感到大出意外。
代替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很快开口说话了：“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而仅仅在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非典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当晚，新华社发稿：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决定获人大通过。
张、孟两人免职的消息立刻成了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形象为之改观。胡舒立女士在《财经》杂志撰文：在2003年中国人抗击非典的这场历史性战役中，4月20日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天开始，随着卫生部与北京市两位主管官员的去职，中国各地的疫情公布做到了公开、准确、全面和及时，防治非典进入了全线动员的新阶段。
而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掀起问责风暴的开端。
根据吴天然后来的了解，卫生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长孟学农既是最早深陷非典泥潭中的两位高官，也是在问责风暴中首先被拉下马的官员。
2003年3月份，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之后，由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名的28位各部委负责人开始履新，其中，63岁的上海市南汇县人张文康在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职位上连任。他表决心说：“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新一届政府将给中国带来更多憧憬。正如1月份刚刚当选北京市长的孟学农在记者见面会上庄严承诺：“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
但非典的蔓延却为此定下了悲情基调。
最早发现于广东的非典型肺炎，在2月初春节期间变得沸沸扬扬。2月11日，广东官方正式面见媒体公布真相，承认广东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此后，广东和全国各地的媒体曾对此次不明肺炎引起的风波广泛报道，香港媒体亦有大幅刊登。
从3月下旬到4月初，身在北京的人们或多或少半带悠闲地同情着广东人和香港人，而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上还是网络、短信等真假难辨、不知虚实的传闻。关于“非典”的报道，曾在2月集中于广东之后逐渐降温。人们普遍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早在3月6日，也就是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尽管网上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言之凿凿并指出了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但由有关部门发出的声音中，仍被斥之为谣言。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在3月26日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
真相被掩盖，使得在这个春天里，死亡是个秘密。但谎言仍在继续，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他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
也是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康还郑重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曾经做过医生的张文康，面对中外记者，拿着有关资料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介绍了北京的疫情：“12个病例，死亡3例。”
此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也表示，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不过国际上的反应并不像官方的表态这样轻松。原定于4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峰会已经推迟；英国滚石乐队在京演唱计划也已取消。
此时，非典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根据北京《财经》杂志的备忘录：到4月底，在中国的版图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
吴天然当然明白，中央处理官员决不是最终目标。2003年这场问责风暴，由酝酿到爆发，彰显了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
当北京非典病例的真实情况披露后，4月11日，北京被世卫重新定为疫区。此后，政府表态发生了变化，从“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变为“决定打一场硬仗”。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来到广东疾控中心，用到了一个词———“揪心”。温家宝总理在短短几天内分别下到北京佑安医院等一线阵地，看望医务人员。一切都预示着，非典防治工作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政府也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前段时间政策上的不当之处，并切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以弥补受损的形象，并力争将其可能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由此再回到4月20日下午这场新闻发布会，高强大幅修正了北京市的疫情统计数据，并承认了此前数据的不当之处。不难看出，此次问责风暴的要义在于：找出应当负责的人并且让其负责。
此后，仅在非典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处理几个失职官员，显然不是新一届政府所愿。非典问责后，政府开始摸索建设突发事件机制的经验。
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里对媒体如是阐述他的施政理念：“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事后证实，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吴天然在自己的笔记中写到，这些同志是因失职和违反党纪政纪被处理的。但是，被免职只是失去了领导职务，他们还可以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问题的关键是，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改正错误的前提是自我反思，吸取教训。那么，我们应当从这些同志的被免职中“明白”些什么呢？
不适应新时期党和人民对领导者的高标准、严要求就得离职。时代在发展，社会进步，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共产党的官不好当了。过去，只要不违法犯罪、严重失职渎职，到手的“乌纱帽”可以高枕无忧地一直戴下去，直至退休。小小的失职、失责、失误算什么，对地位似乎没有太大的“威胁”。现在不行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志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忠实实践。如果不牢记在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而是满足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状态，恐怕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既已如此，就休怪党和人民“不客气”了。
实践“三个代表”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是不行的。实践“三个代表”不是一句空话，要有艰苦细致的工作，实实在在的工夫。领导掌握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必须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养成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时刻把高于一切的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把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防治“非典”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常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防治非典指挥部综合信息组负责人竟擅离工作岗位长达5个小时，与个体老板等人在大酒店吃饭，随后又到歌厅唱歌，市防治非典指挥部多次电话与其联系，都没有联系上。其他一些官员也存在严重的擅离职守、临阵脱逃等现象。这都是对党和人民利益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被免职乃咎由自取。
缺乏过硬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迟早要被淘汰。这次被免职的部分官员，有的是对“非典”的常识和巨大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准备不充分，行动迟缓；还有的则是在防治“非典”工作中组织管理不力，协调指挥不当，采取措施滞后。应该说，这不是“德”的问题，而是“才”的欠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不仅要廉政，而且要勤政，而勤政的基础是知识的丰富、才能的高强和思维的敏捷与对事物反映判断的准确性。这些，要靠平时日积月累，通过加强学习和有意识的自我锻炼来逐步提高。没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较强的组织管理才能，是难以胜任领导职务的。要切实履行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各级领导同志对此要引起重视。
吴天然在最后写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承认和改正过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部分领导干部虽然在防治“非典”工作中被免职，但毕竟属“违章违纪”行为，以后的路还要走下去。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只要深刻反思过去的行为，吸取这次“失马”的教训，继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和人民工作，说不定会“因祸得福”，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吴天然对问责制度拍手叫好，但问责工作的日趋完善肯定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表要走。只有坚持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不动摇，才能收到真正的实效。
吴天然也在考虑，是不是近期就出台一个《东阳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来时常敲打敲打一些干部那略显松懈的神经。
第四卷 风云突变 第271章 非典下的上海滩
因为有急事，吴天然必须要到上海一趟。王聪聪对他的上海之行甚为担心，毕竟这可是非常时期啊。为了让王聪聪放心，吴天然便记了较为详细的札记，准备回来后，让王聪聪阅读。下面就是吴天然杞记中的一些片段。
飞机停稳后，上来几个戴口罩的工作人员，拿着体温枪对着每个人的额头测温度，全机四百人左右不到十分钟就测完了。我是头一次到浦东机场，机场主建筑果然气派不凡，设计也颇有新意。我只是不明白大厅和登机室为什么要盖那么高。一走出飞机，就看见一个警示牌，“本机场已经消毒”，两个美国游客立刻在那里留影，大概是想回去给朋友看，表示自己没有感染ＳＡＲＳ。
大家都填了一张表，还要写上地址、电话。我们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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