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挣扎-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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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与分析者注意到纯粹的“劳心工作”与“情感的参与”间的差异。此外，它也会引起他们对于分析那些干扰情感经验的因素感到兴趣，这些因素在程度上、强度上与种类方面都有所差异。探知这些因素是阻碍病人一切情感的感受，或只是妨碍对于特殊情感的感受，这对分析者乃是很重要的。其中最明显的乃是病人无能，或乏能冷静判断地去感受任何事物。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体谅别人的病人，当他了解他已变得令人极感厌恶，且会压制他人时，于是由于价值的判断，他顿悟了此种态度乃是错误的，他必须停止下来了。

此种反应看来像是公正地在抵抗心理症的倾向，而且想要改变它。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病人依旧陷于自负与恐惧自责的原动力中，因此，在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与体验他们个别倾向的强度之前，他们会急忙地想抹杀这些倾向。另一种病人，他禁忌自己去接受或利用他人，他发现在他过度谦虚的心境下，埋藏着一种找寻自己利益的需要；发现他如果无法在某一情况下获得什么，则他必会真的表现得相当愤愤不平；也会发现每次当他与那些比他更居优势，情况比他更好的人们相对时，他都会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有如雷光闪电般的，他迅作结论说他是极其可憎的──而且因为这样，而无法去体验及了解那些被压抑的攻击倾向。于是欲了解强迫性的“无私”与相对的“贪取”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也遭到了阻碍。

那些思索过自己，而且觉察到好多内在问题与冲突的人当会说道：“我对自己是这么的（甚至于是全盘的）了解，因此这应可帮助我更能控制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感到这么痛苦与不安。”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病情的认识会变得过于偏激或片面，而且过于肤浅与表面化；亦即它并非是刚提过的那种具有深奥广泛意义的认识。然而，假设某人已真正地体验出某些作用于自己的重要力量，而且已发觉到这些力量对他生活上的影响后，那么他对病情所有的这些了解，会是如何地帮助并解放他呢？或能帮他解放自己，而达于何种程度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会困扰他，有时则会解救他。但他们对于他的人格究竟有何影响呢？不用迟疑的，这问题似乎过于普遍而无法作一满意的回答。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估他们治疗效用的倾向。同时，因为我们极想更正确而明晰地了解治疗的原因与动力为何，所以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此种“了解”所导致的各项变化──他们的可能性与界限（缺点）。

没有一个人能不经历“再定向”作用，而能精通他的自负系统。他开始了解到，他对自己所具有的某些观念或想法乃是纯属幻想的，“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需求”就别人而言是否可能实现，他对别人的要求（除了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者之外）是不是有部分可以实现。

他开始发觉他过于以自己所没具有的特性──至少他不相信自己具有──为傲，譬如他发觉他所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并非是真正的内在自由，而是对“强制”的一种敏感罢了；他会发觉事实上他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诚信不欺，因为经由他潜意识的伪装与掩饰，他已表现得多变莫测；发觉自己虽已具有胜利或战胜的自负，但他在家中甚至于连个家长都不是；他发觉他对人们的许多爱（这使他变得何其绝妙！）都是因为他强迫性地需要被喜欢或被崇拜而产生的。

最后，他开始怀疑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目标的确实性。也许他的自责并非纯为道德感受性的象征吧？或许他的讥诮见解或言词，并非表示他已超越一般的成见，而只是想权宜地逃脱，免于使自己与自己的信仰一致？或许将别人视为骗子并非全为凡俗的智慧（老于世故）？或许因为他欲离弃独立而致丧失良多人际关系？或许胜利或爱情并非是每件事的终极答案？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现实测验与价值测验的渐次成果。经由这些步骤，自负系统的根基就会逐渐损毁。治疗的目标乃是让病人能具有“再定向”作用，而这些步骤则都是再定向的必备条件。到目前为止，他们全是破除妄想的醒悟过程。然而，如果只有发生这些过程而无建设性的步骤同时加入，则他们亦无法而且也绝不会具有彻底而永久的解放效果。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认为分析乃是精神治疗的可能形式时，有许多人提倡分析之后必须做一综合。他们好像已承认，必需先将某些事物分离、破裂，而且，治疗者必须给病人某些价值、正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病人生活所凭依的，他所能相信的，或他所能实行的。虽然这些暗示可能会因误解分析而产生，而且也可能包含许多的错误，但他们都是由很好的直觉情感而来。事实上，这些暗示对我们的分析思考而言，远比弗洛伊德的思考更为适切，因为他并不像我们一样了解治愈的过程：为了让建设性的事物可能成长，而应放弃阻碍性的事物。古老的暗示告诉我们，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将一切责任推给了治疗者。他们不相信病人自己的建设力，而觉得治疗者应该像是一个突然介入，而能使事件改观或解围的人，以相当人为的方式而供给病人更多的积极生活方法。

我们回顾古代的医学名言，“治愈力”固存于心中与身体中，如果身心发生疾病，则医生只要帮助他除去有害的力量，便能带给他痊愈的力量。破除妄想之醒悟过程，其价值端赖是否能消弱阻碍力，而使真我的建设力有机会获得成长而定。

为了支持此种过程，分析者所应做的工作，便与分析自负系统大有不同。后者除了需有精良的技术训练外，还需广泛地了解可能具有的潜意识的错综性。而且个人还需具有发现、理解、联想的天才。为了帮助病人找寻自己，分析者也需要认识一些由经验中所获得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譬如经由梦或其他的途径，真我将会涌现出来；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方法根本就不明显。他也必须知道何时以及如何使病人的意识投注于这个过程中，但比任何这些因素还更重要的是，分析者本身必须是个具建设性的人，而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终极目标乃是在于帮助病人找回自己。

从一开始，就有许多痊愈力作用于病人。但在分析开始时，其气势通常仍是不够，且须在他们真能帮助抵抗自负系统之前，就先将他们引动起来。因此，分析者──开如就须拥有坚貌的意志；同时对分析具有积极的兴趣，这些都是有益的。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病人一定会很关心地要除却某些障碍，通常（也是不论理由为何）他亟欲改善这改善那的：他的婚姻、他与孩子相处的关系、他的性能力、他的阅读、他精神集中的能力，社交上的自然而不尴尬等等。他对于分析，甚至对于“自己”会具有智慧上的好奇；他想加深分析者的印象，而欲让其了解他原来的心意，以及他已迅速对此病情有所认识了；他会想要取悦分析者，或者做个完美的病人。而且他在分析进行中最初会很乐意，甚至很热望地与分析者协调合作，因为他期望他或分析者的能力会产生出神奇的治疗功效。譬如，他已确切地了解自己过分顺从，而且对别人的关心过分表示感激──因而，这种毛病便立刻“被治愈”了。虽然这些种类的动机并不会使他安渡分析的烦乱期，但他们却足以令他度过分析的初期，无论如何，初期大半是不会过于困信的。同时，他将学到很多关于自身的事物，而发展成更稳定的兴趣。利用这些动机对分析者而言，就如同了解动机的性质那般的需要。而且分析者也该适时决定，将这些不可靠的动机变为分析的情感或思想的对象。

分析的早期即开始引动了真我，这样的话，必将会是最具价值的，但此种尝试是否可行或有意义，就像做每件事一样，需视病人的兴趣而定。只要病人的精力还集中在强化他的自我理想化，而贬低了真我的话，那这些尝试或努力势必是无效的。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何其短少，因此一定还有许多比我们目前所想像的还更可行的方法，初期与后来的最大帮助，乃是得自于病人的梦。此地我无法开展我们对于梦的理论，但必须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的基本信条：在梦中，我们将会更接近真实的自我；不管是以心理症的或正常的方法，梦乃是代表我们正努力地在解决我们的冲突；梦中，建设力会发生作用，尽管有时在不同的状况下这些力量是几乎无法发觉的。

从具有建设性元素的梦中，病人甚至于在分析的初期就能瞥见他所存在的世界，这是特别属于他自己的，就他的情感而言，这比他所幻想的世界更为逼真。病人因为是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之故，而改用了象征（符号）的形式，使对自己的那种怜悯感表现于梦中；有些梦显示了深深的悲伤、乡愁、渴望；在有些梦中，他奋斗求生；梦中，他梦见被关入监狱而想逃出；在梦中，他正妥善地在种植植物或发现自己处在从前所不知道的房屋里，有间空房；当然分析者必会帮他去理解这种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此外，分析者会强调病人在梦中所表示出──那些在清醒生活中所不敢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意义。于是他会提出问题（譬如），是不是病人对自己感觉到的伤感，比他意识里所装扮出来的乐观主义还不真实。

有时运用其他的方法也是可行的。病人自己会开始惊讶他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仰知道得竟是那么少。于是分析者将会鼓励此咎迷惑的情感，知道自己的愿望与信仰，的确是“天生的”──这些都存于他的天性中。因而，对于这些天生的能力之未曾发生作用，他是有理由感到惊讶的。同时，要是此种惊讶并非是自发的，那分析者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诱发出这个问题。

这些似乎都不甚重要，但此地不只获得一普遍的真理──“惊异”乃是智慧之始；更特别的是，病人了解了他与自我远离而不忘记自我，这是重要的。其影响堪与一个在极权政治下长大的年轻人，当他闻悉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后所受的影响相比较；得到的这种消息可能很快地渗透，或者是满腹怀疑地加以接受，因为民主早已不被他所信任。不过，他可能会渐渐了解他已失却某些合意的事物。

此种应时的谈论或评论有时是必需的。只当病人已对“我是谁”的问题感兴趣时，分析者才会更积极地努力设法让他了解，他是如何地不知道或不喜欢他的情感、愿望或信仰。举一例证：有个病人，当他发觉本身有一个极小的冲突时，就会大感惊讶，他惧怕会为会为此所撕裂，了惧怕因此而发疯，问题可由许多不同角度去处理。诸如：只当凡事都在理性的支配下，他才会觉得安全；或他之惧怕任何轻微的冲突，将会消弱他去反抗他所认为敌对的外在世界。藉将焦点置于真我，分析者可指出，一项冲突可能是令人震颤的，因为它的量，或因为病人本身用以对付微小冲突的真我是这般极其渺小。

在此我们可以举个病例，有位病人在两位女人中踌躇莫展。当分析进行时，愈来愈明显的，无论在何种情势下他往往都难以决定自己，不管是关于女人或思想，关于工作或生活的住所都是如此。虽然如此，可是分析者可从不同的观点来确究问题，首先，只要一般的困难不太明显，他就必须找出在个人决心中包含了些什么。当“犹疑不决”的渗透性变得更为显著时，就会揭露出病人具有意欲“拥有一切”之自负──既要拥有他的烧饼，但同时也要吃掉它，因此，他觉得还“需要选择”是种可耻的退步表现。另一方面，就真我的立场而言，分析者可能还会向病人暗示，因为病人过于远离自我，而无法知道自己的偏爱与方向，所以无法控制及决定自己。

此外，病人可能会诉怨自己的顺从态度。他经常只要别人希冀或期望他去做某事，他就会承诺而去做那些尽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根据当时的情况，问题可从许多有利点去解决：譬如，我们考虑到要他可能具有下列的心理：他之必须避免冲突、他之不会利用自己的时间、他具有了解能够胜任一切的自负。然而分析者可确实地提出问题：“你都未曾咨询过自己，有关你所希冀或认为是正当的事吗？”除了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引动真我外，病人有时会表现出更独立的思想或感觉，表现得更自我负责，对自己的实况更感兴趣，独自了解他的伪装，他的应该，他所使用的外移作用……等等迹象，而分析者将会把握机会去激励他表现此种迹象。这包含了在每次分析会谈之间，多鼓励病人作自我分析。此外，分析者将会展示或摘要地记下，此种方法对于病人人性关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他之较不惧怕他人，较不依赖他人，因而对别人更能具有亲切和善或同情慈悲的情怀。

有时，病人几乎不需任何鼓励，因为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样较为自由，也更具生活力。有时他会具有贬低上述方法所具重要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因为它往往是代表病人“恐惧真我”的表现。此外，分析者也会提出有关如何使病人更自发、自作决定、或变得更为积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先着手了解与“病人有勇气去变为他自己”有关的因素为何。

当病人开始具有一些可资立足的坚定立场后，他将会更能与他的冲突格斗。这并非意味着冲突直到现在才已显而易见，其实分析者早已发觉到它们，甚至于病人也已觉察到他们所表现的症候。关于其他的心理症问题，也都仍具有此种现象：欲从心理症问题所引起的各项行为或表现，而了解心理症问题，这乃是一循行渐进的过程，而研究此种问题亦在分析中进行。但如果“远离自我”的程度仍未缩减，则病人必无法感觉到此种冲突乃是他自己的，而企求尽力去解决它们。就如我们已知的，有许多因素参与其中，而使“了解冲突”变为一种破裂的感受，这些因素中以“脱离自我”最为显著。理解此种关系最简单的方法乃是考虑人际间的一种冲突，假定某人与两个人──父母或两个女人──关系相当密切，而这两人正力图反向影响他，那么，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仰了解得愈少，他便愈易于被它们来回地支配，而且在过程进行中他可能会整个瓦解或精神错乱。但，反之，他愈坚固地根植于他自己，则他愈不会因此种反向影响而受到磨损或伤害。

病人用以渐渐了解自己冲突的方式，彼此间差异甚大。他们可能了解了有关特殊场合的分裂情感──诸如对父母或配偶的双重矛盾情感──或了解了有关性行为或思想＊的矛盾态度。譬如有位病人，他了解他虽不喜欢他妈妈，但却需对她挚诚。仿佛他已知道了一种冲突，即使只是关于一位特别的人而已。但事实上，这乃是他了解冲突的方法：一方面他觉得对不起妈妈，因为她是个受难型的人，她总是不快乐；另一方面他却又很恨她，因为她强制要求独一无二的挚诚。对他这种人而言，这两种都是最可理解的反应。其次，他所认为是爱或同情之事变得更为清楚；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儿子，而且应该能带给她快乐与满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有“罪恶感”，而倍加殷勤地去弥补。这种“应该”（如同以下即将显现的）并非只限于这种情况而已；生活中不管处于那种场合，她都应该是绝对完美的。他的冲突的另一成分于是涌现而出，他也是一种相当脱俗孤立的人，他要求不受人的困扰，或期望他做某事，而且憎恨每种困扰、期望他的人。此地所提到的这种发展程序，乃是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的情势（妈妈的性格）”到“了解在特殊关系中他自己的冲突”，最后再到认出存在于他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它系存于他的心中，所以是作用在他的整个生活面上。

其他病人，起初可能只是瞥见他们生活哲理中的矛盾而已。譬如，自谦型的人，也许会突然地发现他过于轻视别人，或者他反对必须“和善”待人。或者，他可能短暂地认出自己对于特权具有过度的要求，虽然最初这些要求并未让他注意到这乃是一种矛盾（冲突更不待言），但他会渐渐了解这些要求的确与他之过分谦虚，及他之喜爱每个人互相矛盾。于是他会暂时地体验出一种冲突，诸如当他强迫性的助人行为未获得“爱”的回报时，他会盲目地愤怒自己当了“受骗者”。他变得完全不解人事──同时“感受”也沉没了。其次，他对自负与利益的禁忌态度，变得更为明显，而且显得相当固执与无理，因此他开始对它感到惊异。在他仁慈、神圣的自负渐受破毁后，他开始发觉自己正在羡慕他人；发现他对自利的贪得无厌，或他之吝于施舍。在他内心起变化的过程里，有部分可被描述为“渐渐滋长以熟悉存于他自身的矛盾倾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单独就可用来说明因发觉矛盾的倾向而感震惊的态度，会渐趋于和缓方式的理由。就动力的变化而言，更重要的乃是在整个分析过程进行中他的成长是何其茁壮，因此他渐渐能在根本上毫不动摇地去面对这些倾向──同时也因此能够解决它们。

另一方面，病人或许会发觉存在于自身的冲突，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冲突的外形仍是何其模糊，意义仍是何其暖昧，所以这种冲突依旧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会谈及存在理性与情感间的冲突，或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说法是不易了解的，因为爱情与工作并不互相矛盾，理性与情感也并非不能和谐共存的。分析者无论如何必无法直接去解决此种冲突，他只能知道某些冲突必定正作用在这些范围内，于是他紧记着这种冲突，而力图逐渐理解病人自己所涉及到的问题。另一方面，病人最初可能并不觉得它是一种个人的冲突，而只能将它与既存的情势联想在一块。譬如，女人们可能因传统的环境所致，而产生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他们或许会指出，事实上一个女人是难以将职业与身为妻子、母亲的职责合而为一的。他们会逐渐了解到在这方面他们已具有了冲突，而且比现存的外在困难还更为重要。长话短说：虽然他们在职业上会表现出“心理症的野心”与“求胜利的需要”的一切标记，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却会倾向于病态的依赖性。前者的那些倾向通常都会被压抑着，但仍活跃得足以做为衡量工作成果或成就的标准。就理论而言，他们已努力欲将自谦的倾向贯注在爱情的生活中，而将夸张的驱力表现于工作上。然而，实际上这种绝对的分法是不可行的。在分析中会变得更明显的是，为求胜利的驱力也会作用于爱情的关系中，而克己的倾向也会发生于他的职业上──结果使他们与日俱地变得闷闷不乐。

病人也会坦然地陈述一些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或“价值观”中极为显著的矛盾。他们最初会显示他们自己是何其亲切与明理，过度顺从，甚至何其卑屈。于是为求权力与威望的驱力会变得十分惹人注意，譬如，会表现出渴求社会上的名望，或征服女人，而带有虐待狂与冷酷无情的潜伏情绪。有时他们会表示相信自己乃是无法忍受怨恨的，但有时──未受矛盾困扰──却具有相当野蛮的报复之怒。或者，一方面，他们希冀能由分析中获得一种不为任何情感所阻碍的报复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具有隐士般脱俗孤立的亮节，然而他们全然不知这些态度、驱力或信仰彼此已构成了冲突，而一直自傲能够比那些遵循“美德的窄径”之徒，具有更广泛的情感或信仰，“间隔化”于是达于极点。但分析者无法直接地处理它，因为他们之需要维持这种“碎裂作用”，使他们大大地降低真理与价值的知觉，舍弃真实的证据并逃避任何自我的责任。于是自谦驱力与夸张驱力的意义与威力也渐渐变得显著可知，然而单只有这样仍是一无助益的，除非能更进一步地分析他们的“逃避”心理与潜意识的“欺骗”心理。这需要再进一层地分析他们夸张的与倔强的外移作用，分析他们之只在想像中去完全他们的“应该”，以及研究他们那种用以找寻并相信某一脆弱的理由，以抵抗自责的保护智巧。（譬如因为“我已竭尽全力，我病了，我被太多的烦恼所困扰，我不知道，我孤立无助，情况已见好转，”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带给了他内心的安宁，但也同时随着生活的进展而消减了他们的道德情操，因此让他们更无法面对他们的自恨与冲突。虽然这些问题需要长期持续的分析（使其说出实情），但病人也会因此逐渐地变得坚强，而敢去感受这些冲突，并与之格斗。

总而言之，由于冲突所具有的那种“破裂性”，使冲突在分析初期变得模糊不表。假设这些冲突都已完全被了解了，也只是关于某一特殊的情势而已──或者说，这些冲突可能只以极模糊、极普遍（非特殊的）的形式而被发觉。它们也许会暂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