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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挣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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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的作法（分析）是正确的，他之能怀疑他慷慨的真实性，对他而言乃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因为在他理想的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然而，当时他并不够慷慨，但他藉着后来记起并已渴望提出及给予帮忙而否认他具有此种可能性。正当他脑海里这么想时，很快地却又步入另一想法。当他给予帮忙时应该是出于主动的，而他已事先被请求这么做了。于是他了解了当时他觉得此种请求乃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假使他早已知道这位作家到达了，他一定会考虑去码头接他。他现在还须考虑许多相同的事件──其中他曾对要求他帮忙一事报以激怒，而且他感觉到许多事情都是负担与逼迫，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请求或建议罢了。他也想过他对于争论与指责的暴躁，他得到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且想要去支配他人。此处提及这点，是因为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支配他人的倾向。他由自身所获知只是他对逼迫与指责的过敏性。他无法忍受逼迫，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感到被束缚。而他无法忍受指责，因为他是他自己最拙劣的批评家。就此而论，我们也可以选取他怀疑自己的友善时所放弃的途径。大抵言之，他是助人的，因为他应该是助人的，而正是因为他对人性所拥有的那种相当抽象的爱。他对于每个人的态度比他所了解的还更具分裂性，因此，任何请求都使他陷入了内心的冲突：他应该答应请求而且是相当慷慨的，他也应该不允许任何人去压制他。暴躁乃是当时因无法解决而感到左右为难（情感矛盾）的一种表现。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与生活的效应，随着对他们的反应或他们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则的，虽然其程度大小有异。“应该”总会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则此种紧张程度愈大。譬如，他会觉得他仿佛始终都是用脚尖站立着的，而且因长期疲备而感受到痛苦。或者，他也许会感到莫名的障碍、紧张或被困扰。或者，要是他的“应该”与他所受教化的期望态度一致，他也许会感到这种紧张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紧张”也可能强烈得促使一个积极者的欲望从活动与义务中隐逝。
此外，由于外移作用之故，“应该”总是以一种或多种方式而促成人性关系上的忧虑障碍。在这方面最常见的乃是对于指责的过敏。因为残忍地面对自己，他不得不经历任何其他方面的指责──不管是事实或只是预期的，不论是友善的或是不友善的──正如是一种对自己的责难。当我们了解因为他落后于他自加的标准，而感到何等地憎恨自己时，我们就会更了解这种敏感的强度了。其他方面，人际关系的障碍种类乃依较占优势的“外移作用”种类而定，此种障碍可使他对别人过于吹毛求疵或残酷，或过于忧虑、过于大胆反抗，或过于顺从。
最重要的，“应该”进而会损害情感、愿望、思想或信仰的自发性──如感觉自己情感的能力，与表达情感的能力……等等。因而，充其量这种人的行为只能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某一病人为例）他只能“自由”地表达他所应该感觉的、愿望的、思考的或相信的。我们已习惯于认为我们是无法控制情感而只能控制行为的；在与他人交往中，我们能够强迫他人工作，却无法强迫任何人去喜爱他的工作。同样的，我们通常能使自己马上装出那种毫不犹豫的动作，但却无法使自己具有真实的自信感，这依然是万分真确的。若我们不需要澄明，精神分析可提供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果“应该”发出有关情感的定则，则“想像”必会挥其魔杖而使“我应该感觉到的”与“我现在感觉到的”此二者的界线消失。于是我们会意识地相信或感觉到，如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一样。
在分析中，这种现象在当假情感的伪信发生动摇时，便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病人也因此会经历过一段痛苦的但却颇具建设性的“昏乱期”。譬如有个女人，她相信她是因为她“应该”喜欢每一个人而才喜欢人，她或许会问道：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父母亲吗？或者，我真的喜欢任何人吗？那时这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一切阻碍真实情感之抒发的恐惧、猜疑与愤恨（这些还被“应该”所掩蔽着）只有当它显现在目前时方能加以解决，我说此一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求真”的开始。
自发的愿望所能被内心指使压制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引用一个病人在发现了她的“应该之暴行”后所写的信于下：
我知道我简直无法希冀任何事物，甚至于连死也不能！“生活”亦然。迄今，我想到我的困扰正是因为我无法去做事，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无法料理我自己的事情，无法接受或控制我的暴躁，无法使我自己更仁慈、不论是经由纯粹的意志力，坚忍或忧伤而来。
现在我第一次发觉到我实实在在无法感觉出任何事物。（的确是的，因为我那显著的神经过敏！）对于痛苦我知道得何其澈底──六年来我的每个毛孔一次又次地被内在的愤怒、自怜、自卑与失望所堵塞住！现在我又知道──一切都是消极的、反动的、强迫的，一切都是来自外部的欺骗；我的内心，完全空无一物。【取自一九四九年，美国精神分析杂志“真我的发现”中由卡伦·霍妮所序之“一封信”】
“虚构情感”的表现，对于那些理想的形像在于朝往良善、爱情与神圣的人最为明显。他们应该是体贴的、受欢迎的、富同情心的、慷慨的、钟情的，因此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具有所有这些特质。他们的谈吐或动作姿态一若他们就真的是善良的与钟情者一般。而且因为他们确信它，所以他们甚至于可暂时地使他人也相信。当然这些虚构的情感并不具深度支持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他们也许是相当一致的，因此自然不会被人怀疑。在《女人阁》一书中的吴夫人，只当困难发生于家中及当她遇见一位感情生活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性后，才开始怀疑她情感的真实性。
“定做的情感”其肤浅更常见于其他方式里，它们也许很容易消失。当自尊与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情”迅速地让路而变得“漠不关心”，或“愤恨”与“轻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扪心自问：“我的情感或意见何以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们只觉得有另一个使他们对人道的信仰遭到挫折的人在存着，或觉得他们未曾“真正地”去相信他。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许没有容纳强烈且活跃的情感的雅量，但是在富意识的层次上所表现的，通常是一种缺乏真实性的有力托辞。他们长久给人以虚幻而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较专门的用语来说──给人一种“骗子”的印象。突发之怒通常是唯一真正无所掩饰的情感。
在另一种极端行为中，无情与残忍的感觉也会被过分地夸张。在有些心理症患者中，其温柔、同情与自信感觉上的禁忌（taboo），就如其他人在敌意与报复方面的禁忌一样大。这些人觉得即使缺少任何亲蜜的人情他们也应该能够过活，因此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些人际关系。他们不应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相信他们无所顾虑。于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虽然较为赤贫平实但却较少扭曲。
必然地，由“内心指使”所酿成的感情画面，并不全像这两种极端一样的合理化。其产生的定则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很具同情心，因此无法逃避任何牺牲，但你也应该很残忍，这样才能达成任何复仇行动。结果一个人有时确信他是无情的，有时却是极端的仁兹。有一些人，有如此多的情感与愿望被阻止了，因此普通的情感泯灭，也由是而生。譬如他们希望在某些事物上加上一些禁忌，这些禁忌可盖住所有活跃的愿望，而且对他们之独立行事也会产生普遍的抑制。部分由于这些抑制，他们发展出普遍的要求，因为他们觉得有权使生命中的每件东西呈献在银制的大盘上。然后因此种要求遭受挫折所生的愤恨，会被“我们应该忍受生活”的这种指使所中止了。
这些普遍的“应该”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害处，比他们所造成的其他损害更少被人发觉到，实际上它是为了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完美典型所付的最高代价。情感乃是我们自己所具活力的部分；要是他们处于独裁政治下，那么在我们的基本生存中将会产生极深的不定性，它一定会不利地影响我们和我们自己内在与外在事物的关系。
我们几乎无法估计内心指使的震撼力强度有多大。实现理想化的自我的驱力在个人心内愈占优势，则“应该”就愈成为转变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当一个与真我远离的病人发现了他的“应该”的一些阻碍效应时，他仍旧完全无法考虑放弃掉这些应该，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他如此觉得──他就不会或不能做任何事。有时他会以如下的说法来表明这种关系：他以为一个人除了藉用武力外，是无法使他人做“适当”之事的，这乃是他内心感受的具体化表示（外移作用）。于是对于病人而言，如果“应该”的主观价值已根深蒂固，则只有当他体验出在他自身内存有另一自发力时，他方能免除此种主观的价值。
当我们了解“应该”的巨大强制力后，必定会提出一个问题，此问题的答案将于第五章中加以讨论：当一个人发觉他无法满足他内心的指使时，他会有何反应呢？先简短地暗示此一答案吧：他会因此而开始憎恨并轻视他自己。事实上，我们并无法完全了解“应该”此一压力所具有的震撼力，除非我们知道它们与自恨彼此相混合的程度。此种震撼力乃是惩罚性的自恨之恶兆；此种自恨潜伏在“应该”的背后，而且使“应该”变为一种真正的恐惧政权。
第四章 心理症的自负
为了让自己安逸地生活于理想的形象下，心理症患者在想像中建立起“自负系统”，以从中寻取生活的价值。然而，在“现实”的作祟下，自负与自恨却形影不离……它们正是同一过程的两面。
虽然心理症患者费尽苦心，努力以求完美，同时对已得到的完美深具信心，但他们仍未得到自己冒险所求之物：自信与自尊。即使在想像中自己如神一般，但他还是缺乏天真的牧羊人所具有的纯朴自信。即将提升的地位，可能获得的名誉使他
实地感到自己是不为人所需要、易被伤害，而且需要不断地证实他的价值。只要他支配了权势，具有影响力，而且被赞美与敬重所扶持时，那他便可能会感到坚强而有意义。但这种兴奋的感觉，当他在陌生的场合中失去扶持时、在他遭遇失败时、或当他独处时都甚易崩溃。
让我们观察在心理症的发展中，“自信”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为了自信心的发展，小孩需要外界的帮助。他需要温暖、感到受欢迎、照顾、保护，以及受到信任的环境、行为的鼓励、建设性的惩罚。给予这些因素，则他可发展出对人的“基本信赖”，利用冯鹿·拉塞（Marie Rasey）精选的术语而言，这包含了对他人及自我的信赖。但如果有伤害性的影响并发时，必然就会阻止了小孩个性的发展，这些因素及其一般的影响我已于第一章中讨论过，此地我想多加说明使他特别难于获得适当的“自我评价”的理由何在。盲目的崇拜也许会使他觉得极有意义，他也许会因此而感到为人所需要、被喜欢及被赏识，但这并非由于他自己，而只是由于他满足了他父母亲对崇拜、特权或权力的需要所致。一种力求至善的坚决纪律，或许会使他因无法达成这些需求而产生自卑感。譬如，在学校的恶劣行为或坏成绩会因此遭受到严厉的惩戒，而善行与良好成绩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趋于自主与独立的行动可能被嘲弄。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普遍缺乏真正的温暖与兴趣，带给他一种可耻与不被爱的感觉──或始终让他觉得除非改造自己，否则什么都是一文不值的。
此外，因早期众多不恰当的因素而形成的心理症发展会消弱他的生存重心。他会因此变成与自我疏远（脱离）而且感到被分割了似的，他的自我理想化乃是一种企图，它是用以补救“为了提升心目中的自我，以超越他自己或别人”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损害。于是就如“魔鬼协定”此一故事中所述的，他在想像中有时是确实地获得了所有的荣誉，但他所得到的并非自信，而是其价值颇受怀疑的一项辉煌礼物：心理症的自负。这两样，感觉上看来都极其相像，以致大部分人对他们的差异常发生不可理解的混淆。例如在韦伯斯特（Webster）旧版本上的定义是：自负乃是基于真实或想像的自我尊重而产生的。区别就在于真实的与想象的优点之间，但他们却都被称为“自我尊重”，仿佛此种差异乃是无关紧要的。
“混淆”也是因大部分病人将“自信”认为虽无来源，但却最为大家所渴求的一种神秘特质而产生的。他们期望分析者利用某些方法，而将它缓缓灌输到他们心中，这纯粹只是逻辑的推论。这使我们想起了一部卡通，其中有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打了勇气之针；而后他们长成平常体形的五倍大，勇敢而充满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病人所不知道的（以及因焦虑而变成真的不了解）乃是个人所具有的优点与自信感间的严密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比下面所述者更为明确，即一个人的金融状况乃取决于他的财产，他的积蓄，或他的谋生能力，如果这些因素都满足了，那这个人将会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另举一例，鱼夫的信赖乃甚于下列这些实质的因素：拥有良好型态的船只，拥有改良的渔具，具有有关天气与水性的知识，以及具有强壮的体力。
个人的优点乃因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而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如西方文化，系包含有下列这些性质或象征：有自主的信念且依此行事，有因开发我们的机智而生的自恃与自我负责，对自我的资产能予以真实的评价，有强大的力气以及坦率的情感，有建立与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因素完善作用的结果可以主观地表现出自信的感觉，若他们无法健全地作用，则自信必会因之动摇。
同样地，正常的自负也以坚实的品行为基础，它也许确实是对特殊成就的一种最高信仰；就如，觉得以道德勇气的行为为傲或以做好一件工作为傲；或者，它也许是我们对于自己本身的价值那种更广泛的感觉，或更高贵文雅的感觉。
就心理症的自负对于“伤害”的极端敏感性而论，我们认为这乃是“正常的自负”的极端发展。它们的主要差异乃在于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上。心理症的自负较为空幻，且完全以不同的因素为根据，这些因素是属于或支持个人自我荣誉化的叙述。这些因此可能是外来的资产──威望的价值──或者也可能包含了个人所独自具有的品行与能力。
在“心理症的自负”的种类中，“威望价值”的自负似乎是最接近正常的。譬如在我们的传统下，一般人都以拥有迷人的女孩、来自于有声望的家庭、生于本地──南方人或新英格兰人、属于享有威望的政治或专业团体、谒见过显要人物、众望所归、拥有好的汽车或技巧而引以为傲。
这种自负乃是心理症中最不典型的。对于具有大量心理困扰的多数人而言，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与他在正常人之中所代表的并无相异之处；对于其他人而言，若真具有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有些人却大受此种威望价值的心理症自负所禁锢，或者这种自负对某些人而言乃是甚为重要的，以致他们的生活老在自负中打转，而将大部分的精力耗费在受自负的奴役上。对于这些人，参加拥有威望的团体及加入著名的专业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事。当然，他们的兴奋活动藉
全被“合理化”了。任何能自然增加这种威望的事物都能引起他们衷心的喜悦；如果他用以增加个人威望的团体遭到任何失败，或团体本身的威望发生消减，都会激起自负伤损的反应，这些我们都即将加以讨论到。例如，如果某人家族中有一人不成器或有智力缺陷，则他会觉得对他的自负而言这乃是一大打击，这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的亲戚关系背后。又如，有很多女人宁可不上餐馆与戏院，却不可没有护花使者伴随着出游。
所有这些看来与人类学家所告诉我们的有关某些所谓的原始人的行为相似，他们个人主要是而且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份子。于是自负并不只笼罩于个人的事件上，而且遍及机关与团体的活动。虽然这些过程看来似乎是相同的，但他们之间仍有其主要的差异点存在，这即是：心理症患者基本上与团体无关，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没有团体的“归属感”，而只藉着团体来增加自己的威望。
虽然一个人或许会为想像与追求威望而耗尽身躯，虽然在他心目中他随威望而浮沉，但是通常这并不会清楚地被认为是个该被分析的心理障碍问题，这乃是因为它发生得极其普遍，同时也因为它看来就酷似一种传统的型式，或者由于分析者本身也无法免于此病所致。它是一种疾病，有时甚至于可以毁灭一个人，因为它使人变成一个投机者，因而破坏了个人的完整性。它绝非是正常的，相反地，它代表一种严重的障碍，事实上，它只会发生于那些与自我极其疏远而深受自负广泛笼罩的人们身上。
此外，心理症的自负散布于个人在想象中所独具有的“特性”上，以及所有那些属于他的特殊理想影像的人。在这方面心理症自负的特性变得更为显著了，心理症患者并不以他生而为人而自傲。当我们知道他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我们就不会因他的自负遮掩了他的困难与缺点而感到惊奇了。他甚至于多半不以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为傲，他也许只模糊地觉察到它们；他也可能会真的否定它们。即使他真的认出自己的某些优点，但这些对他而言也不具重要性。譬如，如果分析者吸引他注意他工作上的优越能力，或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性格，或者指出──纵使他具有困难──他也必能写出一本好书，病人也许会真实地或装模作样地耸耸肩，好像漠不关心似地将赞美轻率地置之度外。他特别不赞赏一切劳而无获的作法。譬如，他宁愿放弃为求深究烦恼根源的真诚努力，虽然他曾经真诚地努力过试图继续分析自我。
文学家易卜生笔下的比尔·基特（Peer Gynt）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他并不特别强调他自己有很多的资产、有高超的智慧、有冒险的精神以及坚强的生活力。他却以他所没有的一件事──“他是真正的他自己”为傲。事实上，在他的意念中他并非他自己而是他理想化的自我，它具有无限的“自由”与无限的权力。总之，他已将无界限的“自我中心”奉为最高尚的生活哲理。
在我们的病人中有很多像比尔·金特这类的人，他们渴望能造就自己成为圣人、成为指挥者，而且享有绝对的宁静……等等幻想；但只要他们与这些估价稍有偏差，他们就会觉得仿佛失去了“个性”一般，不管“想像”应用于那方面，它本身必会具有无上的价值，因为它能使得它的挑夫（想像者）轻视与事实有关的娼妓及行人。病人当然不会谈及“真实所在”，而只会含糊地说出“实况”。譬如有个病人，他的要求便相当崇高，因此，他期望别人都能够帮忙他，最初他对“要求”所持的立场相当明确而坚定，认为这乃是荒谬甚至是堕落的。但隔天他又恢复了他的自负：认为“要求”才真是“宏伟的精神杰作”。不合理的要求的真正意义已经淹没了，而想像中的自负取胜了。
更常见的，自负并非特别附属于想像，而是附属于所有的精神过程：智力、理性、和意志力。心理症患者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无限力量，毕竟只是“心思之力”而已，并不足为奇，他将被它所迷惑而且引以为傲。理想化的形象乃是他想像的产物，但绝非是在夜里作梦才会产生的。智力与想像（大都在潜意识里）不断地作用着，他们经由合理化、辩护、外移作用以及冲突意念之和解，以维持个人的虚构世界──简言之，即寻求方法以使事情的发展表现与原来不同。一个人与他自己愈疏远，则他的意念愈变得极度现实，（一个人离开了我的思想就不复存在；我离开我的思想，我也不复存在）就像Shalott夫人一样，除非是经由镜子，否则她是无法直接望见现实中自己的真面貌的。更正确地说：在镜子中她只看见她对于自己以及对于世人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智力方面或主宰思想的自负并不只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追求的人，而常会发生在所有心理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心理症患者“自觉有权要求”的能力与特权，也会表现出这种自负。譬如，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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