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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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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庇古的农业分析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分析当时影响了另一个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教历史的唐尼（R。 H。 Tawney； 1880…1962）。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作为联合国前身的一个教育顾问，一九三○与三一年间他两次到中国，勾留了几个月，凭自己的想象力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这本书十分有名，翻译后在中国洛阳纸贵。
唐尼是社会学家，其思想相当左。他的中国名著用的是庇古的经济分析，引用的事实比庇古还要马虎，论调是针对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中国的共产革命，唐尼的书受到大事宣扬。
我从来不知剥削为何物，但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间美国的卜凯（J。 L。 Buck）教授在南京大学（又称金陵大学）兴师动众，作了历史上最详尽的农业调查。这调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的农业租耕地的生产效率不比自耕地的差。事实上，租耕地的产量大约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后来卜凯教授的几个中国助手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其结论也相同。这些结论与同期的唐尼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卜凯的中国农业研究的详尽调查资料，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巨册。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购得了一册，可能是孤本了。几年前一群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到港大造访，我把该巨册送给他们，在册上陈述往事，请他们送到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不久前听到该大学将有卜凯纪念馆，而我送出的巨册会被陈列云云。
关于中国农业的事实经验，跟庇古与唐尼所说的大不相同，我会在本章的附录澄清。
（《经济解释》之六十八）
第二节：庇古的公路与奈特的响应
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话题上，庇古采用的最精彩的例子，是关于公路的使用的。且让我把这例子修改得清楚一点以飨读者。
有甲、乙两条公路，都是从A市到B市去的。甲路平坦而狭窄；乙路崎岖不平，但很宽阔。前者车行得快，后者车行得慢。驾驶的人要节省时间，会选用甲路。但多人选用甲路，挤塞就出现了。每个驾驶者用甲路，都轻微地阻慢了其它的车辆，但驾驶者只考虑自己的时间，不关心阻慢了他人。我阻你，你阻我，各顾各的时间成本，不管阻碍他人的。私人成本于是与社会成本有分离。
甲路狭窄，挤塞愈来愈甚，到了某一点有些车辆就会转用乙路了。乙路虽然崎岖，但宽阔，不会有挤塞。在均衡点上，不考虑舒适，用甲路与用乙路的驾驶时间会相同。那是说，甲路挤塞的驾驶时间会与乙路崎岖但不挤塞的驾驶时间相同。
有趣的问题来了，如果政府强迫一部分车辆从甲路转用乙路，这些车辆是完全没有损失的。这是因为乙路没有挤塞，转用乙路与有挤塞的甲路的驾驶时间相同。但一部分车辆从甲转乙，剩下来用甲路的车辆会因为减少了挤塞而得益。没有人受损，但留用甲路的得益，社会的利益显然是改进了。这改进是因为用甲路的车辆某部分不被强迫转用乙路之前，互相挤塞，各自为战，使私人的时间成本与社会的时间成本有了分离。
庇古的建议很简单。不用强迫车辆从甲转乙，但用甲路的要被抽税。他说有一个理想的税，不仅使某些车辆自动地转用乙路，而留下来交税用甲路的，私人时间成本会与社会时间成本相同。
庇古的公路例子发表于一九二○年，一九二四年奈特（F。 H。 Knight； 1885…1972）作出响应，正确精彩。奈特说庇古的公路分析完全没有错，问题是庇古的公路不是私产。如果甲路是私产，业主会选出一个「理想」的使用公路收费，与庇古的理想税收完全一样。这是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所以有分离，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庇古传统的看法，是私人成本若与社会成本有分离，是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政府要干预。奈特的响应，是没有市场（不收费）是因为没有私产，所以整个问题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不推行私产的失败。
奈特是个重要的经济学者，没有拿得诺贝尔奖怎样也说不过去（虽然他有五个学生获该奖）。他那一九二四年的鸿文是他的代表作，在重点上提出了四十六年后的高斯定律！但为什么奈特那样重要的提点，在行内被漠视了，大家还继续在社会成本的话题上吵呀吵的？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奈特的行文不容易读。他的文字虽然有千钧之力，但就是不容易读得懂。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表达不够明朗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二是悲哀的。庇古没有响应奈特的鸿文。他只是把公路的例子在跟而来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再版中删除。这删除似是逃避了。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公路的例子错了，其它类同的例子又有什么作为呢？作为是有的。其它例子把社会成本的辩论拖长了四十多年，愈吵愈烈，要到高斯一九五九年选用另一个例子才立竿见影。这是后话。
第三节：蜜蜂惹来的争议
虽然庇古在他的巨著中提出多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例子，但奇怪地到了五十年代初期，经济学行内盛传的例子只有米尔的灯塔与庇古的工厂。这使好些学者认为有社会成本问题的情况不多，市场失败的机会不大。然而，一九五二年，英国的米德（J。 E。 Meade）提出了蜜蜂的例子，社会成本的问题又热闹起来了。
当时经济发展的学说正在兴起，社会成本的概念与发展有关连，火上加油，搞得经济学风起云涌，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社会成本问题就变为界外效应（externality）问题，数之不尽的「界外」名称目不暇给。我当时是学生，被弄得团团转。后来在一九六九年我大发牢骚，手起刀落，把界外效应杀下马来。这是后话。
米德的例子，是养蜂人的蜜蜂飞到隔邻的苹果园采蜜，不用付价给果园的主人，后者所种的果树数量就会少于花蜜可以收费的情况。这是无效率，政府应该补贴（subsidize）给果园，鼓励多植树。另一方面，蜜蜂采蜜之际，无意间把花粉传播，使果花结子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没有给钱养蜂的购买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这样，在边际上蜜蜂的饲养就过少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也是无效率，政府也应该补贴给养蜂者多饲养。
我们不难明白蜜蜂的例子发表后就立刻大名远播。蜜蜂的翻飞，衬托大自然的风和日丽，而又那样新奇，怎会不触发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另一方面，近代的经济发展学说起于一九四八年，蜜蜂的例子一九五二年出现，而在那学说中社会与私人的成本或利益的分离是个重要话题。这样，蜜蜂及其它几个例子就把经济学搞得天翻地覆。在讨论这个不幸的发展之前，我要先说一个闲话。
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有世界苹果之都之称的Wenachee市一带作了养蜂与果园的实地调查，只三个月就大功告成，于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其结论是，不仅蜂主与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它物品。我调查了不同的季节（春季需要花粉传播服务，夏季盛产花蜜）与不同的植物（服务的需求与花蜜的供应不同）。租用蜜蜂服务以每箱算，金钱租值是以花蜜回报少为高，花蜜回报多为低，而同一季节，不同用途的平均租值（服务收费加花蜜所值）大致一样。在夏天，不用服务但有花蜜回报的，租值是负值（蜂主要交租给园主，也是每箱算）。
这篇推翻米德的蜜蜂例子的文章是意外的收获。学术生涯四十年，只有这一次，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发表了一篇数十年来常被引用的文章。这可见研究的回报，也要论碰巧。我幸运过一次，但远不及高斯的音波频率研究那样幸运。这是后话。
回头说经济发展学说与蜜蜂的关系，就没有那样幸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上美国非常富有，而落后的贫穷国家所在皆是。落后之邦怎样才会有可观的经济发展，才可以不向美国乞怜，是热门的话题。洛克斯（R。 Nurkse）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落后国家积聚财富的困难》（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经济发展学说就兴起了，极盛大约十五至二十年。
这发展学说的重心问题，是政府要鼓励哪一种投资才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率。答案的一个重点，是经济发展的投资要重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而不单顾私人的成本与收益。一项私人的投资，要注意的是没有算在私人成本之内的对社会的损害，或没有算在私人收益之内的社会收益。
想当年，什么要算什么要不算是复杂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社会是个人之外，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为界外效应（externaleffects或externalities）之说。界外的话题始于马歇尔。分析成本，一家工厂的生产成本下降，可能使这工厂之外的其它厂商的成本也下降；一家工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可能使其它厂商的成本上升。这是有名的external economies与externaldis economies，不一定牵涉到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或收益有所分离。
哪一种界外效应有社会与私人的分离，哪一种没有，是令人头痛的分析。据云：技术上的界外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有分离，金钱上的界外效应（pecuniary externalities）没有。但什么算是「技术上」，什么算是「金钱上」，又吵个不休。到后来，单是技术上的界外效应就有几十种！
是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日子中高斯拦途杀出，提出了后来有口皆碑的高斯定律。
（《经济解释》之六十九）
第四节：高斯的音波频率
高斯是个幸运的大思想家。五十年代因为经济发展问题而大兴土木的界外效应争议，他没有参与，有关的文章也少读。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界外效应的话题上高斯是个旁观者。是的，有些科学上的问题，知得越少越有利。更幸运的是他无意间遇到了一个奇特的实例，使他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的问题。
高斯出自伦敦经济学院，二十一岁到美国游学一年，其间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两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六年后（一九三七）发表的、四十多年后才被重视的关于企业的本质的文章。一九九一年获诺贝尔奖时，该文是被提及的二文之一。在诺奖演说中，高斯说：「在八十多岁因为二十多岁时写的文章而获奖，是奇异的感受。」
留美一年之后他回到英国任教职，研究的兴趣集中在垄断的话题上，对政府支持的垄断是他的专长。他调查过英国的邮政局的史实发展，但主要的研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专利。高斯在一九五一年转到美国的水牛大学任教职，其后转到维珍尼亚大学，最后转到芝大。没有博士衔头，到美国任教不便，他以几篇文章申请，获伦敦大学颁予科学博士，是荣誉性质的衔头。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的戴维德写介绍信，高斯在美国就找到工作了。
到了美国，高斯的研究还是广播的垄断专利。在美国，管制广播权力最大的是「联邦传播委员会」。高斯问：这庞大的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追查历史，知道这委员会的前身是「电台传播委员会」。后者的诞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东岸波士顿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一去数天，家人与海上的渔船联络，报天气、问平安等，是以无线电机传达的。问题是多艘渔船出海，好些与家人联络时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而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报出不实的天气讯息。「电台传播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要管治这混乱的情况。后来委员会的权力不断扩张，最后变成为「联邦传播委员会」，管治美国的所有传媒。
一九五九年初，高斯为音波频率混乱的问题写了《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munications mission）一文，寄到芝大的《法律经济学报》，要求发表。该学报当时的主编是戴维德。后者一读来稿，惊为天文。然而，芝大的众多高手一致认为文内最重要的一个论点错了，不修改就不应该发表。但高斯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改。戴老说众多高人说要改，高斯的响应是既然那么多高人关注，就是错了也一定是错得有趣，应该发表。书信来回几次后，戴老与高斯协议，文章发表，但高斯要在发表后到芝大澄清他坚持的观点。
音波频率的混乱，互相干扰，是难得一见的绝妙实例。看来与工厂污染邻居类同，但音波频率的互相干扰却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别。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火车损害谷稻，火车坏，农民无辜。蜜蜂采蜜不付钱，园主好，蜂主坏。河的上游污染下游，上游坏，下游无辜。永远是一坏一好，坏的要赔偿给好的或无辜的，顺理成章，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但音波频率的例子，是你干扰我，我也干扰你，没有好坏之分。不用考虑谁好谁坏、谁对谁错，音波频率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看世界。我损害你，但同时你又损害我，那应该是由谁赔偿给谁了？
高斯在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一段有趣的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对话，是一位议员在聆讯中质疑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总裁。该议员问：「广播的频率为什么不公开竞投，价高者得，使纳税人多得利益？要是政府将一块土地给你畜牧，政府是会收费的，但为什么土地收费而频率不收费？使用空间收费为什么不合理？」总裁的响应，是这观点新奇，他从来没有想过。高斯之见，是这新奇观点新于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A。 Smith），资源（频率）的使用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指导的。
完全看不见的音波或广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而其使用可在市场成交，于一九五九年提出来不仅新奇，而且有很大的感染力。我作学生时读到，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了好几晚：如果看不见、摸不的空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世界上还有什么物品不可以界定为私产呢？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是相当肯定的。
回头说芝大的众多经济学大师反对《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的一个重点，是高斯提出了另一个例子与分析。高斯说如果一块地用作种麦，又用作停车，其混乱与互相侵犯，与音波频率在空中互损一样。频率的混乱例子既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车辆停在农地上，损害了农产品，也没有好坏之分了。农地若因为种麦而不准停车，是种麦者损害了停车的人。是要谁赔偿给谁呢？
高斯的答案，是要看产权谁属。要是农地是种麦者的私产，那么要停车的大可付费给种麦者，付费够高就买了损害种麦的权利。反过来，如果地权是停车者所有，那么要种麦的大可给停车的一个租金，把车辆赶出地外。高斯之见，是停车与种麦的混乱，车停在麦田上，是因为土地不是私产的结果。这是说，混乱与互害是因为产权没有被界定为谁属。如果产权被界定了，不管谁属，市场的交易会导致土地价值最高的用途被采用，不会再有混乱的情况。在这例子之后高斯的一句结论清楚而重要：「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
我们今天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当年作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学重镇的芝大，其代表人物会一致地反对高斯上述的分析。我认为成见是主要的困难。我种植，你把车子停在我的农作物上，怎可以不赔偿给我？当年不容易看到，我不准你损害我的农作物，是损害了你。更不容易同意的是要我赔偿给你，请你把车子驶出农地。
戴维德一字不改地发表了高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作为五九年那期的首篇，交换的是发表后高斯要到芝大澄清他的观点。高斯反对作公开讲话，所以研讨是在戴维德之家晚饭后举行。是一九六○年的春天，戴老请了当时在芝大的最优秀经济学者，名单如下：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Arnold Harberger，Reuben Kessel，Gregg Lewis，John McGee，Lloyd Mints，George Stigler，加上戴维德及高斯，共十君子。
这是不容易想象的高手云集，晚饭后在戴老家中激辩了三个小时，到最后还站不倒的只有高斯与佛利民。那是后来被公认为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辩论，大名远播。当晚在场的十君子我认识八个，得到一手的资料，曾经在New Palgrave经济学百科全书发表《高斯》时作过陈述。这里本来不应该再谈，但该辩论是重要的一页经济思想史，中国的读者是应该多知一点的。让我从几个当晚在场的人的回忆说说吧。
麦基（McGee）的回忆，是当晚饭后高斯首先问：一家工厂污染邻居，工厂要不要赔偿？或政府应不应该抽工厂的税？所有在坐的人都说要的或应该的。但高斯反对，说不一定，可能邻居应该赔偿给工厂减产。激辩开始后，高斯提出畜牧与种麦的例子（见下节），夏保加（Harberger）搬动椅子造栏杆，阻止牛群吃麦。（高斯不记得有搬椅子的事。）最后所有芝大的人都错，对的只有高斯。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把整个芝大打败，惊心动魄。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老之家时，互相对望，自言自语地说将来可以为历史作证。
史德拉的回忆略有不同。辩论到半途，佛利民突然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倒下，只有高斯一个人还站。史氏认为当晚的辩论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一个大损失。
嘉素（Kessel）在辩论前反对高斯最激烈。他的回忆是该晚回到家里，意识到高斯是史密斯后对经济体制认识得最深入的人。
高斯自己的回忆，是见所有人都反对他的观点，有点胆怯，但怎样也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所以坚持己见。后来听到佛利民的分析，清楚绝伦，才肯定自己可以安枕无忧。
我没有向佛利民问及当晚在戴老家中的大辩论。一九九一年高斯获诺贝奖时，佛老和我到瑞典观礼。高斯作演说我坐在佛老身旁。高斯进场，掌声雷动，我静静地问佛老：「这个人的诺奖你怎样看？」佛老响应道：「高斯吗？他早应在十多年前获奖了。」
戴家之战反映学术研究的可爱。芝大的夏理．庄逊（H。 Johnson）当时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过了一夜，芝大收到他的恭贺电报：「喜闻一个英国人再发现了新大陆！」芝加哥大学历来以高举私产与市场知名，反对政府干预，但辩论前他们是赞成政府干预的。高斯出自历来同情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院，但他反对干预。
（《经济解释》之七十）
第五节：高斯定律的三个版本
高斯定律有三个版本。
第一是上节提到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看，这算是一个定律（theorem），而我认为是正确的。然而，严格地说，这定律不是高斯始创的。远在十九世纪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就有了交易定律（Theorem of Exchange），不完善，我在卷一第七章作了修改。但那传统的交易定律不仅不完善，而且忽略了交易必需的局限条件。高斯定律这第一个版本的重要贡献，是把传统的交易定律加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局限：权利谁属要有界定，私有产权是也。
另一方面，这高斯定律版本，与一九二四年奈特提出的差不多完全相同。我在本章第二节谈及，奈特响应庇古的公路使用时，指出如果公路是私产，公路的业主会收费出售公路的使用权利。没有私产就不会有市场交易，奈特是说得清楚的。不幸的是，除了很少数的经济学者，奈特的大文不受重视。要是当年庇古反驳奈特，吵起来，跟参与者众，新制度经济学会早出三十多年，而我们今天的所知也会大为不同了。这可见在科学上一个模范学派（paradigm）的兴起，要讲环境，要讲时势，也要讲一点运程。
究竟「私产」为何物，我要到下一章才详述。这里先要指出的，是凡可以在市场转让或交易的物品或资产，皆私产也。中国自一九八○年开始的重要改革，曾经有不少言论反对私产，赞成市场，其中的矛盾在奈特与高斯的思维下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需要，有私产性质的可以不称作「私产」。今天在国内市场交易大行其道，不管称作什么，市场交易的物品或资产大致上都合乎私产的性质。
第二个版本也可从《联邦传播委员会》文中见到，那就是在种麦与停车的混乱例子中，若权利被界定为私产，市场的交易可使土地用作种麦，或用作停车，再没有混乱，土地的使用是按价高者得。高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于是说，有了明确的权利界定，在市场交易下资产的使用会导致最高的资产价值。
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这第二个版本算不上是定律，因为我们无从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什么才是最高的资产价值只有天晓得。严格来说，这版本是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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