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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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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样的推论及验证可以搞得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学上的美。需求定律的惊人解释力，在这本书内我会不厌其详地示范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这里要申述的，是附加的情况可多可少，千变万化。在科学方法上，附加的情况叫作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有时我们可以说，假若「甲」与「乙」的出现，或「甲」或「乙」的出现，会导致「丙」的出现。我们又或可以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与「丙」的出现，或「乙」或「丙」的出现。这些可变的观察（variables）可多可少，可以同时出现，或在几个或多个可能的观察上，其中之一或二或三会出现。这些都符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的规格。但无论验证时所牵涉的现象怎样多，一个限制是必需的。
假若我们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或「丙」或「丁」或「戊」……等等的出现，好象永无止境似的，那么这个含意就不能被否定或推翻了。严谨地说，这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所谓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情况。有现象限制因而肯定，也从而达到可能被否定的含意，叫作均衡（equilibrium）。
上述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理念，与传统上大谈均衡理论的经济学者所用的不同。我认为在基础上他们是错了的。经济学传统上所说的「均衡」，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物理学的均衡，是指一个钟摆在止动时会停在中间，或一只鸡蛋在地上滚动后达到了一个不动的静止点，又或是一件不停的物体进入了一条轨道，有了规律。这种「均衡」是一些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经济学的「均衡」是另一回事。例如，经济学者说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相交点是均衡点。但世上没有需求曲线或供应曲线——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工具。那是说，没有经济学者，这些概念不会存在。同样，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或「非均衡」也只是概念，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不是现象或事实，是不可以观察到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高斯（R。 H。 Coase）和我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旅程中他和我辩论关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他认为「均衡」与「非均衡」皆是空中楼阁，是废物，应该取缔。我同意空中楼阁的观点，但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在经济学上既然那样流行，作为概念我倒可以挽救一下。
我向高斯指出「非均衡」可以解作因为被推断的现象没有限制，理论就缺少了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均衡」则是指因为有限制而达到可以验证的理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无限制」与「有限制」的区别了。高斯当时同意这阐释可以挽救在经济学上应该是废物的「均衡」与「非均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明白而又同意这理念的经济学者，似乎不及两掌之数。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就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是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或」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越简单，就越有说服力。天才的科学家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得令人折服。
（《经济解释》之六）
第七节：理论的真实性
因为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以理论解释现象，在某程度上一定是抽象的。抽象的思想并非事实。这引起不少人认为理论与真实（reality）脱了节，只是夸夸其谈，空泛之极，是没有用途的。「真实主义」（realism）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在今天，这争论已有定案，但我们还是应该澄清的。
「真实」有多种意义；若不搞清楚是哪方面的，争论就永无止境了。抽象的思想当然不是事实，要说「理论」并非真实是可以的。但有解释力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牵涉到事实验证那方面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有其真实性的。有好些理论，我们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例如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中的多种理论），所以怎样说也不过是一些「游戏」，与真实世界无关。
但有解释力的理论的非真实性，起码有四种意义，其中三种很肤浅。第一，理论本身必定有抽象的成分。说它非真实，当然是对的。但说它非真实而没有解释力，却是错了。因为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没有抽象的思想，本领再高也解释不了世上的事。第二，所有事实或观察的描述，一定要简化——这简化使事实变得非「真实」了。这是平平无奇的吹毛求疵的观点。以一个苹果为例吧。假若我们真的要详尽而全面地描述一个苹果是怎样的物品，我们穷举世的纸张也不可能办到。单是描述苹果的色素及形状——姑勿论其味道或所含的维他命——就难以丝毫不差！在吹毛求疵的需求下，天下间没有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然而，以这种办法来批评科学的考证——这种人有的是——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种非真实，也是由简化而起。世界很复杂；简化的假设（与思想上的抽象假设不同）是必需的。但这个简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处理；取消这个简化不会影响效果，无关宏旨，所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说假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其实不止此数，所以非真实），他们互相贸易会带来什么效果，等等。将两个国家改为三个或四个，其效果大致上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将二改为三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样，要研究这些特别的问题，二与三之别就不能置之不理，但另一些简化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种「非真实」，就不肤浅了。前文所提及过的附加的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当然会因简化而变为不真实，但我们决不能视之为空中楼阁，当作是思想上的抽象而与真实的世界脱离了的。验证条件的假设一定要有可寻，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例如，作化学实验时需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清洁是一个验证条件），我们不能用一枝骯脏的试管而假设它是清洁的。
在经济学上，验证条件通常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经济学并无「没有局限条件」的理论，正如其它科学理论，都一定有验证条件的——否则就没有解释力了。假若我们说，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局限条件，可勉强称为一个假设），「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要替这个含意作验证，我们一定要在交易费用微不足道的真实情况下入手。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假设」不能与真实世界脱离。这也是说，除了无可避免的简化，验证条件大致上一定要真实。
我们于是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以抽象思想为起点的科学理论，「非真实」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不能自作解释。「不可能太详尽而具体」与「简化」——这些都是可以容许的。但验证条件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却是犯了大忌。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世事如棋局局新，要花上三几年方能在一些局限条件上得到一点基本的认识，是很普通的事。时光只解催人老，所以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往往要肯定问题的重要性，才敢将精力孤注一掷。
理论真实性的问题，在经济学于五、六十年代的方法大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尴尬的谬误。那就是，假若我们说，若「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我们跟可以说：「没有乙就没有甲。」但却不可以说：「没有甲就没有乙。」这后者的谬误，我们在前文是谈过的。在那次大辩论中，不少经济学者忽略了这个逻辑学上的第一课，忘记了没有甲并没有说乙会怎样。那位调查波士顿运输公司的仁兄，认为「甲」这个假设非真实，就大做文章说「乙」会怎样。这种低能分析本来是不值得响应的，但科学的进步有点莫名其妙，众多学者的响应却引起了大有裨益的辩论。
第八节：结论
假若一些读者认为这一章有些地方不容易明白，不应耿耿于怀。科学方法论牵涉到哲学上的逻辑学与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上最湛深的学问了。虽然我曾拜于高手之门下，但所知不多，而要深入浅出地写，不一定辞能达意。科学方法论本来精辟之极，但逻辑学的高手之间不一定互相同意，而科学的成就往往与此学问无关。不懂科学方法论的科学高手屈指难算；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的高手很少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逻辑学往往走向象牙塔的极端，其高妙处令人拜服，但要达到精辟之境，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严谨哲学逻辑的角度看，我知的是粗枝大叶——我钻研这学问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科学的方法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抽象理论与真实世界的转接中的实证方法。这方面我知得比较多。本章的内容，是合并了哲学逻辑与实证转接，所以与一般书本上所谈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说到底，有实用性的科学，还是要走出象牙塔之外。
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对科学辩证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本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它主义——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在前文说过，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它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经济解释》之七；第一章完）
第二章：从自私说起
任何辩论都必然有一个起点，科学当然不会例外。假若我们在起点上就有争议，那么科学就难以成事了。所以在任何科学发展中，参与的人都遵守一个大家不言自明的规则：凡指明是基础假设（postulate），或是公理（axiom），大家都不在这基础上争论。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衷心同意这些假设或公理；是否认同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意不在起点上有所争议。科学辩证的规则是：「且不要反对我在理论上必须有的起点，让我从这起点以逻辑推出一套理论，有了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有了内容，到那时，你要反对才有所依凭的。事实上，假若可以验证的含意被事实无情地推翻了，那我就不能不考虑我的基础假设是错了的。」
说起来，那些所谓不容许有争议的基础假设或公理，可能近于无稽，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如，在数学上一个重要假设是这样说的：「假若一加一等于一个数字，这数字叫作二；又假若二加一等于另一个数字，这数字叫作三
……」听起来，这真的有点傻气。但假若没有这个基础的假设，我们是无从知道一至二之间不可能有另一个数字。要是我们在这基础上有纷争，互不让步，那么数学的理论又怎能发展呢？举另一个例子。在几何学上，一条直线的定义是两点之间的最近距离。这看来是近于令人难以接受的，但还远不及「一点」的基础假设来得抽象，彷佛说笑话似的。几何学指明：「一点是不可以量度的！」一点既不能量度，那又怎会有可以量度的直线呢？但基于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起点，几何学使人类在古代建造了金字塔（虽然这些基础假设当时尚未搞清楚），在今天建造了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我们的结论是：近于无稽的基础假设，可能导致令人叹为观止的学问。
第一节：个人作决策
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individual）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是说，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说什么宏观经济，社会福利，或什么政府策划，都一定要以个体或个人为分析单位。
经济学没有以集体为起点的理论。无论观点是怎样的「宏」，不管在分析中基本的起点有没有提及，若非基于「个人」为起点的，都不是可取的经济理论。这是说，高手分析宏观经济，脑子里必然以个人为起点。当然，以集体或整个社会为起点的经济理论有的是，但这些是低手之作。在香港及中国经济学者的言论中，往往有人说什么宏观比微观重要等等。那些言论，都是一些在经济学上没有基础的人才会说的。宏观是以个人为单位加起来的。宏观与微观之别，只不过是组合的或大或小罢了。在现代的经济学中，宏观与微观之别，已不按组合的程度，而是按重视货币与否为依归。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是不论男女，无分长幼，也不管某些人的神经是否有毛病。不管某甲是天才，某乙是蠢材，我们都一视同仁地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而「个人」者，是任何有观察力的人都可以鉴辨的。同样重要的是，凡是一个基础上的假设，是不能朝令夕改的。「个人」的假设亦不例外。我们不可以将一些问题以个人为起点，而另一些问题却以集体为起点。当然，好些问题是关乎集体而非个人的，但分析那集体问题时，还是要由个人为起点的。
为什么「个人」是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所有取决或选择都是由个人作主的。集体的取决，是由个人的取决集合而成。那是说，即使一个人在极权的政制下失却了自由——被形势所迫而没有自由——这个人还是作了不自由的选择。换句话说，天下间没有绝对的不自由，也没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是一定有局限的约束，而这选择是由个人作主的。
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作决定，作取舍。所谓决定者，选择是也。这其中有一个并不浅显的哲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我们说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假设人会作选择。究竟在事实上人的任何行为是否因选择而起，抑或是漫无目的、盲目而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贯地遵守这个假设或公理。
「人会作选择」是经济学上的「惯例」（convention）。这惯例与其它自然科学的不同。解释物体的现象时，物理学家不会说物体的行为是物体自己选择的结果。在原则上，假若物理学要说物体自作选择，也无不可，但物理学家没有这样做。重要的是任何科学都有其固定不变的起点，而这起点是不容争议的。经济学的「个人作选择」的假设，接受的人多了，所有的经济问题就成了选择的问题。经济学内最重要的一门理论——价格理论（Price Theory）——被称为选择理论（Choice Theory），是有其因。
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推测的。比较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作出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第二节：理论要约束行为
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同样重要的是，要将行为作推测，科学就一定要将行为加上约束。假若行为完全没有约束，忽左忽右，像无定向的风那样地吹，任何推测都不会错，那么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推翻了。
行为一定要有约束，比如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向左而不会向右；这样，行为才可以被推断，被解释。当然，指明是向右的，但也可能会向左。有解释力的理论，是可能会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这一点，在第一章内我解释过了。约束行为会增加理论被推翻的可能性。约束越多，行为的推断就一定越精确，但如此一来，被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任何奇妙的科学都是玩一种冒险的游戏。约束行为的基本假设，对行为的约束力越大越妙，但决不可伸展到被推翻的领域中。因此，科学高手会胆大心细，作大胆的假设，细心的体会，把约束的武断推到仅仅不被推翻的边沿去。
第三节：自私是一个约束
说人会一贯地作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经济学的第一个假设
——已是一个约束。但这样说还须补充：由于约束力尚嫌不足，因而我们要加上其它重要的约束。这里要谈的第二个基础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却无关宏旨：重要的不是人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的。然而问题来了，假若我们说欺骗、捐钱……等等都是自私的行为，岂不是任何行为都可被「自私」解释了，以致不能被事实或任何行为推翻？说是约束行为，但到头来却毫无约束，那又怎能自圆其说呢？这问题问得好。答案是：假若我们随意说任何行为都是自私，像套套逻辑那样不可能错的，那么这自私的假设就会变得没有内容，空空如也，没有用场。但假若我能指明一些局限条件，用以指定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因自私而作其某种选择，而这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某一种行为的必然转变，那又另作别论了。
例如，无缘无故的捐钱，帮助朋友，与自私扯不上关系，是解释不了的。但假若我们说，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捐钱的费用比较低，或利益比较高，那么捐钱的行为就比较多。这样，自私这个假设就变得大有用场。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十多年前，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到香港来，一举而得捐款港元五千万。但我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本领。要是捐钱的人纯是为捐钱而捐钱，那么姑且不谈我儿子的不济，他们又何必隆重其事，何不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将支票寄到慈善机构去？又或说，「无名氏」的捐者有的是。但在捐款可免税的情形下，为什么会增加捐钱的行为？「恻隐之心」这句话是怎样来的？相信「好有好报」的「因果」之说从何而起？
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人会相信「因果报应」，会谈仁义道德？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人会有较大的恻隐之心？怎样的情况下人会为名而乐善好施？我很欣赏像邵逸夫那样的人，对教育的捐助不遗余力——将一所大学的建筑物命名为「邵逸夫堂」是应该而适合的。说邵氏的捐钱是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毫无贬低之意；要是我有他的财富，我不会像他那样慷慨。但假若我们放弃了自私的假设，经济学没有其它途径可以解释邵逸夫捐钱去大学，不是随便而是有选择性的。行为并非漫无目的；捐钱的行为不能例外。
假若我们容许例外的存在，那么任何难以解释的事都可作例外来处理，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或行为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下来，溃不成军，什么解释力也没有。
困难的所在，并非自私这个假设是对还是错，而是要怎样指出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图私利会引致欺骗与捐钱的不同行为的并存。我在第一章内说过，局限条件的审核与界定，是经济学上最费心思的事。很多关于人的行为，我们在今天还没有满意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什么也有好答案的科学是会寿终正寝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局限条件的认识不足。 （《经济解释》之八）
第四节：人的自私本质
从经济思想史那方面看，「自私」成为一个基础假设是十九世纪末期、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在这个新的范畴内，数学的微积分被广泛地引用，提出了「边际」（Marginalism）的分析，「极大化」（Maximization）与「极小化」（Minimization）的概念就被广泛地接受了。人的行为以满足私欲为原则，就成了「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或争取最小费用——这个假设。简化地称之为「自私」，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学术渐趋科学化，行内的有道之士就将「自私」作为一个客观的假设了。这样，人的本质究竟是否真的自私就变得无关重要。当然，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分不开价值观与科学的辨证，使感情与分析有了混淆，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以价值观或主观的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连在一起，经济学也可以达到精湛之境，令人拜服的。像史密斯（A。 Smith）、李嘉图（D。 Ric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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