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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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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这样的。需求定律是指价格（或代价）与需求量这两个变量的一减一增的固定关系，有非常重要的行为约束力，若能成立经济学的解释力很了不起。问题是可以影响价格或需求量的其它变量数之不尽。这些其它变量若可让其变的愈多，需求定律的解释力愈强，但这定律就会愈为容易被事实推翻。其它变量让其变的愈少，需求定律愈安全，但解释力则愈弱。困难是在逻辑上绝对安全的少不变量，我们在观察上无从肯定其不变。以「够安全」及「可观察」这两个准则来处理，考虑到五十年代众多大师的思维，我选择的需求定律的可变或不变量是：（一）所有在需求量之外的影响价格的变量皆可变；（二）所有在价格之外的影响需求量的变量皆不可变；（三）所有因为价格之变而变的变量皆可变。这是威力无穷的需求定律的选择，可惜在逻辑上违反了需求定律的嘉芬物品还存在。
五十年代重视需求定律的大师们，到了六十年代大都是朋友，所以他们的思维我知之甚详。他们对不变量的处理与上文采用的略为不同，只是因为角度略为不同。大家都知道在这些不变量的处理下，逻辑上嘉芬物品存在。这是说，大家都知道需求定律不可以从等优曲线的分析推出来，而是要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于是，需求定律的本身就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
然而，后来我发现，逻辑上嘉芬物品只可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存在，在多人的社会中这种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不可以用作走后门或其它形式的交换或交易。价愈高我愈愿意买，而你则愈不愿意卖，交换或买卖不会有均衡点。就是我的需求曲线向上，你的向下，也不会有交易的均衡点。当年的大师们看不到这一点，似乎是受到马歇尔的供求剪刀分析所误导。剪刀分析的谬误，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七章解释过了。
没有需求定律，整个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溃不成军。要发表数学文章不会受到影响，但作为验证科学就呜呼哀哉！同学们要记：需求曲线可以向东、南、西、北，或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但与真实世界有关的经济学，要靠这曲线只从西北向东南。后者是需求定律。
离群之马
2002。 8。 1
前几天写《经济解释》，写到深不可测的餐馆侍应的小账安排，其中谈到如果行内大部分的竞争者采用某种安排，余下来的也会照样做，因为在竞争下作离群之马没有好处。重读该稿时，我发觉在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上，我自己是离群之马，很有点感慨。
不久前到西雅图几天。那里华盛顿大学的经济系有旧之会，是六、七十年代的师生旧。一九六九至八二年我在那里任职，算是主角之一。旧的时间、地点与西方经济学会的年会吻合，是老友巴赛尔（Y。 Barzel）作会长讲座的大日子，一石二鸟，长途飞机辛苦一下是值得的。
这次西雅图之行遇到不少故人，说往事，论将来，免不了谈及经济学的发展。他们知道我是搞合约、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所以话题集中在这些题材上。昔日大家走同样的路，今天很不一样。奇怪，大家老了，老人选走的方向一样：向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那方向走（《经济解释》的最后两章也会是这题材）。然而，路线的分离很大。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今天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上，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就觉得与师友的想法有分离。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二十年过去了，其间我想我的，他们想他们的，二十年后交换一下思维，其分离使我吃惊。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经济解释》翻成英语。翻译是非常头痛的工作，恐怕要几年后才有译本。
说实话，过去二十年，大家是有联络的，但我刻意地独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离，使我有离群之马的感受。当年独自思考的选择应该是对的。想想吧，天下经济学者数之不尽，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从整个学术的发展看，我的存在无足轻重。独自思考会有比较不同的贡献，赌得过。认为我的「离群」思维一定是错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对的话，贡献就比不离群的远为可取了。难怪故交听到我在写那分三卷的《经济解释》（他们早已听到），都说等看译本。
无论摄影、书法、写文章、论经济，基础上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锤百炼的基础，可以魂游四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批评我这样做。可不是吗？打好基础的目的就是为了魂游。魂游之际我不想受到外人影响，不读他人的论着。但自己知道，无论怎样魂游，我还是站在基础上。有趣的问题是：基础对，魂游会不会错？如果魂游没有错，又怎会离群呢？
三卷的《经济解释》已写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个人在经济学上的平生所得，这里回顾一下，看看与师友分离之处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学说需求》——绝大部分是传统的。与众不同，主要是与课本不同。非课本而概括性地论经济的书，没有学者问津超过五十年了。另一方面，从传统中我只选自己认为对解释行为有重要用场的，其它皆不论。
科学方法是集几家所长，加进自己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与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验证假说时，所有变量一定是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我的发明，但我的坚持比较特别，成为后来与师友分离的一个原因。
卷一与众不同的，是「量」的阐释。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到了卷二、卷三，这「量」的阐释使上述的分离越来越大了。市场需求的分析本来也与众不同，但我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稿分析过，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离。
卷二——《供应的行为》——大部分也是传统的。租值的理念我综合了前贤之见，但推得比较尽。上头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下了注的、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众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众所忘记了的。传统的竞争市场的理念，所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都知道有问题，只是没有人手起刀落。我于是想，你们不斩让我来斩吧。
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引进不是我的发明，但因为比较新，不算是传统。我的发明，是所有关于这些费用的分析，都是以街头巷尾的实例现象为出发点：解释了实例，然后把假说一般化。没有什么政府统计数字。结果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隐瞒讯息、讨价还价等分析，皆与他家不同。
积少成多，与传统的分离卷二比卷一来得大而明显。无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逻辑划下来的路，把首两卷的基础带到卷三去。读者以为卷三的分离会是怎样呢？让我说说吧。
卷三——《制度的选择》——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大约有十年的良好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卸责（shirking）与恐吓的学说兴起，跟是机会主义，再跟是博弈理论——都是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是「卸责」的始作俑者，但否决了这条路，而据说「卸责」触发了机会主义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经济的都搞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但某程度的影响在所难免。只有我在香港独自思考，独自魂游，思维的发展是纯从六十年代的基础演进的。
首两卷已有分离，但大致上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经济自七十年代就开始与我分道扬镳，如今加进首两卷的分离，我被视作离群之马是肯定的吧。
科学上的观点分离是不会持久的。价值观的分离可以持久。但没有价值观的分析，迟早会会合在一起。往往是迟多于早，我能见到这会合的机会不大。今天与老友们的分离，其将来的会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双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线或观点的机会不大。我说过了，《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经济学论着。
还是寄望于后辈青年吧。西方的年青经济学者，今天忙于搞数学经济与博弈理论，重于技术。但《经济解释》的原文是中语。中国攻读经济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术分析拿去了一半，余下来的一半，总有一天精英云集。他们懂得取舍。
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2002。 8。 8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六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三十年前固执了。七十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六个月前在美国与佛利民（M。 Friedman）相聚，年近九十（现在是九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佛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话题上，我的感受是佛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说同意，不同意说不同意，要多想说要多想。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二十世纪的佛利民。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得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忙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一九六四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现象在手引不起他的兴趣。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五十七岁，我三十一。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真理的追寻，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得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国内同学以电邮问经济的天天有，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响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就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六十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生活的。
在七十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我有保留。这些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天索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青经济理论家共享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是证定理（theorem）的，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它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经济学可以不用数，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显浅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数学与经济
2002。 8。 15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试成绩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后，他认识了戴维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与史德拉（G。 J。 Stigler）。这三位大师像我一样，十分欣赏该年青人的良材美质。史德拉要请他到芝加哥大学去，作博士后的训练，尤其是多学点数学。
该青年问史德拉：「数学对经济真的是那样重要吗？」史老响应道：「只有疯子才会提出这问题。想想吧，当今之世，不用数学而还能在经济学站得住脚的只有高斯、艾智仁与张五常三个人。你认为自己可以挤进去吗？」
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到这几年在国内的多次讲话中，学生问得最多就是这个问题：数学对经济是重要吗？每次被问及，我总是想起史老当年的话，但不能借用他的幽默作响应。数学对经济重要，但不是史老说得那样重要。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用数而达顶级的成就。撇开自己不谈，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不用数的远不止高斯与艾智仁（其实艾老间中用，很懂得用，但不多用）。
数学对经济的重要性不容易解说。因人而异，也因情况而异，没有肯定性的答案。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今天的经济学与四十年前的很不一样。今天，懂经济学与懂经济学课程是两回事。是的，今天好些名大学的研究院，没有相当数学基础的学生根本不能上课，或上课而听不懂，老师指定的读物读不通。另一方面，一些年青学者对我说，文章若不是满纸方程式的没有学报收容。这后者我有保留，因为与我同辈的并不认为文章有发表的困难，而数学的成分不需要增加。
无可置疑，后一辈的经济学者发表的文章，内里的数学成分比老一辈的多了很多。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学的知识并没有明显的长进。这两年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元老说起的。那就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时，有新意、有内容的经济思想百花齐放，能人辈出，但自八十年代起，新意衰歇，内容空洞，以致后一辈的转向多用数学，吹毛求疵地证实老一辈的观点或批评老一辈的错失，又或把老一辈的脚注发挥一下。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年青一辈的思想内容不足，要以数学方程式来加以掩饰。
八二年起我自己身在香港，没有亲历其境地体会到这个数学代替内容的发展，故不能多说。但传统上，科学发展起伏不一是常有的现象。以经济学而言，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热闹了半个世纪，其后就再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要不是佛利民（M。 Friedman）等人在五十年代开始大搞科学方法与货币理论，而六十年代又有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参进，经济学可能早就变得怪诞不经。
（二）六十年代自己还玩一点数学时，一些行内朋友说没有方程式他们不能想经济学的问题。我和另一些朋友正相反，想时不用数学，想通了才考虑用不用数学印证。这是奇怪的分离，很难说哪种想法比较可取。二十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作主讲，阿罗（K。 Arrow）是评论者。结束后一起喝咖啡，他把一张满是方程式的纸交给我，说是我讲话的内容！阿罗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数学经济天才，我说得多快他的方程式就写得多快。要不是见到他表演神功，我不容易相信有内容的学问是可用方程式思想的。
想想吧，数学的本身没有内容，以方程式想经济，内容是要由想者加进去的。阿罗的惊人本领，是把内容加进方程式来想而速度不比我慢！令人沮丧。当时我想，经济要有内容，如果没有阿罗的本领，就不应搞数学经济了。
有趣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我想不到有哪一篇重要的经济学文章是满纸方程式的。就是阿罗与森穆逊（P。 A。 Samuelson）获诺贝尔奖的文献，方程式也不多。
（三）无论数学用得怎样精彩、湛深，其内容如果不能清楚地以浅白的文字语言说出来的，都不是可取的经济学。这里还可以补充：凡是用上模糊不清的术语的分析，皆不可取。很不幸，这类经济分析今天触目皆是。
我自己的习惯，是思想时不用数（三十岁前后少用，今天不用），但用很多例子。推出了结论，再回头反复思量，要花一段长时日。自己感到满意后才考虑用不用数加以印证。通常的经验，是如果能用文字写出来而还感满意的话，以数学证实为对差不多是必然的。这是说，想得通透以数印证是多此一举。但在想得不够通透的情况下，数学的用场不小。数学证不出来的往往有问题；数学证明是错的，错。不幸的是，数学证明是对的不一定对。
（四）一般来说，数学于经济的用场有二。其一是上述的：想不通可以试用数学协助推理。这点在细微而曲折的问题上尤其重要。一九七三年我为了想不出一个琐碎但可能重要的蜜蜂传播花粉的经济规律，转用数学推理，推不出，请了一位数学专家协助，也推不出。（两年前整理自己的平生论着，竟然找到当年没有发表过的失败文稿，明年结集成书时会放进去，希望将来有人能推出应有的规律。）
其二是有些经济分析非常复杂，所谓有理说不清，而数学可以大幅度地简化。是的，数学用得好很有艺术性，漂亮得很。我当年自觉没有这种天分而选走较有把握的文字路线。这选择主要不是用不用数或懂不懂数的决定，而是没有信心能一贯地以数学把分析简化。想不到，今天的发展是以数学把问题复杂化。
关于数学与经济，结论只有两点。第一点是经济推理可以完全不用数，虽然边际分析的理念要掌握。这方面数学的协助用途我说过了。因人而异，有些人的推理能力比较弱，数的帮助大一点；有些人的数学天分比较高，以数学简化问题令人心折。第二点是不管数学用得如何湛深，其内容一定要通过以浅白文字表达出来这一关。算得上是数学家的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 Marshall），过了这一关就把数学分析放进脚注内。三十年前我的文字经济分析也做过一重数学「手续」的，但方程式很笨拙，连脚注也不好意思放进去。
如释重负
2002。 9。 26
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写完了。还没有登完，是写完。刚好一百期，不是刻意安排这个整数的。过年过节停了几期，刚好是两年时间。共三十多万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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