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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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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多数婴儿都不断奶。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上断奶。中等阶级的母亲常有人照此实行，但还远未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喂奶极符合日本人的感情。他们认为那是母亲的最大快乐。逐渐采用新习惯的人们把缩短哺乳期看成是母亲为孩子幸福而忍受的牺牲。他们同意新规定，认为“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并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他们说：“她说没办法让孩子断奶，没那回事”，“那是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是为了她自己快乐”。由于这种态度，八个月断奶的习惯当然不可能普及。另外还有一个断奶晚的实际原因。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幼儿吃特别食品的习惯。断奶的孩子应喂以稀粥，但大部分是从吃母奶一下子就转到吃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的饮食中不包括牛奶。另外他们也不为婴儿准备特殊蔬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理由怀疑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婴儿一般在能够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在这以前，吃饭时母亲抱着婴儿坐在全家饭桌旁喂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吃的食物量增多。这时，有些孩子还是要吃母奶，喂养就成了问题。对于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断奶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理解。母亲不时地给他们吃点心，让他们不要恋奶。母亲有时在奶头上涂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亲都嘲弄幼儿说，如果要吃奶，那就还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话你嘿。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两岁、三岁，甚至四岁还玩妈妈奶头的孩子一发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走进来，就会突然放开奶头，装出没那回事的样子。
用这种讥笑的办法敦促孩子早点成人，不只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任何场合都用这些方法。例如当男孩哭鼻子时，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个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等等。或者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且说：“我要这个小宝宝，我就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宝宝，你都长大了，还尽淘气。”这时，她自己的孩子就会飞跑到妈妈跟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乐意，我不乐意！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的话。”当一二岁的孩子吵闹或不认真听话时，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给我把这孩子带走，我们家里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起这个角色，并开始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于是孩子哭喊着向母亲求救，就像疯了一般。母亲看到嘲笑已完全达到目的，就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并要求仍在抽泣的孩子发誓，今后再也不调皮。这种小型滑稽剧有时也演给五六岁孩子看。
嘲弄还有别的形式。母亲走到父亲的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万分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就说：“爸爸不像你，不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乱跑。”于是，孩子顿着脚说：“你撒谎，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玩笑开够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不仅用这种办法嘲弄男孩，也同样嘲弄女孩。
这种经验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仍然留有阴影。
这种嘲弄之所以会在二至五岁的孩子心灵中引起更大的恐慌，是因为家庭确实是安全与自在的天堂。父亲与母亲之间，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母亲或祖母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她们都鞠躬如仪地侍候父亲、崇拜父亲。家庭等级制中的座次十分明确。孩子们知道，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但是，一个孩子在他一生中的幼儿期间则受到家庭内所有人的娇宠，男孩子尤其如此。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永远是一个什么愿望都答应满足的人。一个三岁男孩可以向母亲发泄无名怒火。他对父亲绝不表示任何反抗，却可以对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发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郁愤。当然，所有的男孩不一定都脾气暴躁。但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脾气暴躁是三岁到六岁孩子的通病。幼儿一个劲地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极尽粗暴之能事，最后，把母亲珍惜的发髻弄乱。母亲是女人。而他，即使只有三岁也毫无疑问是个男子。他甚至以粗暴发泄、无端攻击为乐。
孩子对父亲，他只能表现尊敬。对孩子而言，父亲是等级制上高层次的代表。用日本人的常用术语来说，就是“为了训练”，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日本的父亲几乎比西方任何国家的父亲都较少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给妇女。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只是用眼神示意或者只是讲几句训诫的话。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很不常见，孩子们都立刻听从。在工余时间他会给孩子做点玩具。在孩子早已学会走路后，父亲才有时也抱抱孩子，背着他来回走动（母亲当然也抱）。对这段年龄的幼儿，日本的父亲有时也做些育儿的工作，而美国的父亲一般都委托给孩子母亲。
孩子可以对祖父母纵情撒娇，虽然祖父母同时又是受尊敬的对象，祖父母并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角色。虽然也有的祖父母因对幼儿教育松弛不满，自己来承担教养角色，但这毕竟会产生一大堆矛盾。祖母通常一天到晚守在孩子旁边。而且，在日本家庭里，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极为普遍。从孩子的角度看，他可以获得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孙子来抑制儿媳。年轻的母亲要讨取婆婆的欢心，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因此，不管祖父母怎样娇纵孙子，媳妇也不能提出异议。常常是，妈妈说不能再给糖果吃了，祖母却马上又给，还要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给的点心没有毒。”在许多家庭里，祖母给孩子的东西都是母亲弄不到的，她也比母亲有更多的闲暇陪孩子玩耍。
哥哥和姐姐都奉命要宠爱弟妹。日本幼儿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会充分地感到被“夺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时常亲昵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新宝宝诞生之前，母亲会告诉孩子：这次，你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宝宝了，以后你就不是跟妈妈睡觉，而是跟爸爸睡了，而且把这说成似乎是一种特权。孩子对为新宝宝出生做的各种准备很感兴趣。新婴儿出生时，孩子通常都衷心感到激动和喜悦，但这种激动和喜悦很快会消失，一切都是早就预料到的，并不觉得特别难受。失宠的幼儿总想把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对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于是母亲回答说：“不，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让我们大家都来喜欢他吧。小宝宝爱宝宝，你得帮妈妈照顾小宝宝，好吗？”这种场面有时会反复持续相当时间，母亲对此似乎也不介意。在多子女家庭会自动出现一种调节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伙伴，老大会照顾老三，老二则照顾老四。弟妹们也是与隔一个次序的兄姐亲密。直到七八岁之前，男女差别对这种安排关系不大。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亲友都给孩子们送布娃娃及其他玩具，有的自己做，有的是买的。穷人们则几乎都是不花钱，自己做。幼儿用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游戏，如摆家家、当新娘、过节日等等。游戏之前先辩论：大人是怎么做的？有时争论不止，就请母亲裁决。孩子吵架母亲就说：“贵人度量大”，劝大孩子忍让。常用的话是：“吃亏者占便宜”，意思是，你先把玩具让给小孩子，过一会儿，他玩腻了，又想玩别的，这玩具还是你的。母亲这个意思，三岁的孩子都能很快领悟。或者，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让大孩子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有乐趣。在日本人生活中，这种“吃亏者占便宜”的原则，即使在成年以后，也受到广泛尊重。
日本人训育孩子，除训诫与嘲弄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手段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甚至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之一。随着孩子接近学龄，就会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暴躁、极不听话、喜欢吵闹，无法管束，母亲就把他们带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求神佛给治疗吧”。多数场合相当于一次愉快的郊游。施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与孩子严肃谈话，问孩子的生日和他的坏毛病。然后退至后屋祈祷，再回来宣布病已治好。有时则说，孩子淘气是因为肚子里有虫子。于是，他给孩子做祓，清除虫子，然后让他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短时有效”。也被认为是“良药”。把一种盛满干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点火燃烧，叫做“灸”。其斑痕留在身上一辈子。艾灸是东亚一带古老的流行疗法。日本也有这种传统，用它来治疗各种疾患。艾灸还可以治脾气暴躁和固执己见。六七岁的小孩就是如此接受母亲或祖母的“治疗”。难治之症甚至要治二次。但很少需要用三次来“治”孩子淘气的。艾灸并不是惩罚，不是美国人说的“你这么干，我可要揍你！”那是惩罚。但艾灸的苦痛远甚于挨打，孩子们于是懂得，不能淘气，否则要受惩罚。
除了上述对付调皮孩子的各种办法以外，还有很多习惯，培养孩子具有必要的身体技能。他们十分强调教师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动作，孩子则必须老老实实地模仿。两岁之前，父亲就让孩子盘腿端坐，两腿盘起来，脚背贴着地板。刚开始时孩子很难做到不仰面朝天。尤其是，端坐的要领之一是强调身子要稳定，不能乱动，不能改变姿势。日本人说，掌握端坐的诀窍就是全身放松，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被动性要靠父亲亲手按着摆正孩子的腿。不仅坐的姿势要学，睡觉的姿势也要学。日本妇女重视睡姿优美，其严肃性犹如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承认，曾把裸浴列为陋习，在此以前，日本人并不以公开裸浴为羞，但却特别重视妇女的睡姿。男孩怎么睡都没关系，女孩则必须双脚并紧，直身而睡。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早期规则之一。如同其他几乎所有的规则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上层阶级比对下层阶级更严格。杉本夫人（钺子）谈及她自身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自我记事时起，我晚上总是小心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不论在什么场合，即使睡觉时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睡觉可以四肢叉开，呈‘大’字形，手足乱放。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谨慎，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的精神。”（5）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要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教授传统的书法时也是老师把着小孩的手教。这是为了让孩子“体会感受”。在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还不认字之前，就让他们体会那种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运笔方法。在近代大班教学中，这种教授法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但仍时有所闻。行礼、用箸、射箭以及背枕头以代替背婴儿，都是手把手地教孩子运指并把身体摆正。
除上层阶级外，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乐。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小小的游戏集团。甚至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也在行人拥挤的街头，车辆出入的地方自由玩乐。他们是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或者站在旁边听大人说话，或者玩踢石子和橡皮球。他们聚集在村社玩耍嬉戏，氏神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后的头二三年内，男孩与女孩一起结伴玩。但多数是同性之间最亲近，特别是同年龄的孩子最易结为密友。这样的同年集团，特别是在农村，可以持续终生，其持续性超过其他集团。在须惠村，上了年纪的人，“随着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龄人的集会便成为人生的真正乐趣。须惠村俗话说：‘同龄比老婆还要近。’”（6）
这种学龄前的儿童集团相互之间毫无拘束。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有许多游戏是毫不害臊地干一些猥亵事情。孩子们有性的知识，是因为大人随便谈论，也由于日本家庭居室狭窄。而且，母亲逗孩子、给孩子洗澡时，也常常指戳生殖器，尤其是男孩的阴茎。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不责备孩子的性游戏。手淫也不认为是危险的事情。伙伴之间随便相互揭丑（若是大人，这种揭丑会是侮辱），相互炫耀（若是大人这种自炫会引起耻辱感）。而对孩子，日本人却平静地笑着说：“孩子是不知什么叫羞耻的”，并补充说：“因而他们才如此幸福。”这就是幼儿与成人之间的鸿沟。因为，如果说哪位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骂那个人死不要脸。
这种年龄的孩子们常常互相议论对方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特别炫耀自己的父亲。如说：“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都是他们经常的话题。甚至为夸耀各自的父亲而打架。这类行动，在美国人看来都是不值得介意的事情。而在日本，孩子们自己这类说法与他们耳闻的完全两样。大人都谦称自己家是“敝宅”，尊称邻居的家为“府上”；称自己的家庭为“寒舍”，称邻居家庭为“贵府”。日本人都承认，幼儿期的数年间，从形成游伴到小学三年级，亦即大约直到九岁左右，是强烈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他们有时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炫耀自己，贬低别人。总之，孩子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知道这些话不能说，于是，他们就静静地等着，不问就不张口，再也不炫耀了。
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孩子们是在家里学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一般说来，孩子有组织地接触宗教只是在民族节日或祭日，同其他参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洒的祓灾水。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也大都是在特别祭祀日。经常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经验常常得自以家庭佛坛和神龛为中心而举行的家庭祭祀。特别突出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那里供着鲜花、香火及某种树枝。每天还要供奉食品。家庭中的年长者要向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一切大事，每天跪拜。傍晚要点上小小的油灯。人们常说，不愿意在外面宿夜，因为离开家里这一套祭告，心里不踏实。神龛是一个简单的棚架，供奉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之类，也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供品。厨房里还有被烟熏黑的灶神，窗户和墙壁上贴着许多护符。这些护符都是保证全家安全的。村里的镇守神殿同样是安全的地方，因为有大慈大悲的众神镇守。母亲们喜欢让孩子到安全的神殿内玩耍，孩子们的经验中没有害怕神的说法，也没有必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意之类。众神受人礼拜，又转而赐福人间。他们不是当权者。
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训练，把他们纳入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在这以前，孩子学习控制身体。如果太淘气，就“治疗”他的淘气，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受到的是和蔼的规劝，有时受点嘲笑。但他可以任意行事，包括对母亲粗暴。他的小自我中心得到助长，刚开始上学没有什么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校。而且，男女老师对孩子都很喜爱，与孩子平等相待。不过，家庭和学校都一再嘱告他们不要使自己陷入“难堪”。孩子年龄尚小，不知道“羞耻”，但却必须教导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有个故事里的男孩，本来没有狼，竟瞎喊“狼来了！狼来了！”来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人们就会不相信你。那确实是很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确实如此，在这段期间，家里年长者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渐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根据“对社会的义理”而生活这种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左右时，以忠义献身的故事形式（即前文所引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答主恩的感人故事）而提倡的义务，才开始变成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对孩子说，“如此下去，世人会耻笑你”。规则很多，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规则与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把个人意志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义务。他必须自我抑制，必须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债务”，并逐渐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打算还清恩债，就必须谨慎处世。
这种地位的变化把幼儿期的嘲弄以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传导给正在成长的少年男孩。到了八九岁，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里人真正的排斥、打击。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有不逊的举动，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的人便不理睬他。假如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那就意味着“侮辱了家庭名声”，全家人都会批评指责他。我认识的两位日本人在十岁以前曾经两次遭到父亲逐出家门，又因为羞耻，也不敢到亲戚家去。他们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处罚。当时，这两个人都只好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经母亲调解才得以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里“谨慎”，即“悔过”，专心致志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之，家里人都把这个男孩看做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遭到了社会的非难，全家人就反对他。他违背了“对社会的义理”，就别指望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就疏远他，他必须赔不是并发誓不再犯，否则伙伴们就不理他。
正如杰佛里·格拉所论述：“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从社会学角度看来，上述种种约束达到了极不寻常的程度。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活动的大多数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均一致起而袒护。只要他继续得到本集团的赞同，在必要时或者在遭到袭击时，他坚信能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而敢于与本集团以外所有的人对抗。在日本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不赞成或加以非难，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或直到撤销这一非难。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赞同的重要地位也许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7）
在这段年龄以前，女孩子的教育与男孩子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在细微末节上有点差异。女孩子在家里比兄弟受的约束要多些，事情也要多做些，虽然小男孩有时也得看护婴儿。在接受赠礼和关怀时，女孩子总得屈居末位。她们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是，从亚洲少女来说，她们有惊人的自由。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与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而且常常毫不服输。她在幼儿期也“不知耻”。从六岁起到九岁，她们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大致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男女分班，男孩子们逐渐重视新建立的男性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据说这种年龄的少女动辄忧郁寡欢，不喜外出，难于教育。日本的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因被男童排挤而结束。此后，多少年，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将永远持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男孩子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之时，还不能说已懂得日本男子应负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义在憎恶受辱”。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然而，“对名分的义理”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其规定，从而把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制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少年（其人数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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