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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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
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
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
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
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
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
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
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
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
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
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
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
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
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
　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
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
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
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
“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
　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
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
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
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
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
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
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
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
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
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
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
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
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
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
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
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
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
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
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
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
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
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
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
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
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
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
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
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
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
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
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
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
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
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
“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
（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
（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
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
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
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
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
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
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
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
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
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
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
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
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
“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
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
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
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
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
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
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
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
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
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
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
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
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
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
（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
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
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
（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
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
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
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
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
（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
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
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
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
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
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
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
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
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而只有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换言之，他可能会设想
对既定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仅仅对执政的政权的威胁。

第十三章　18世纪的科学革命观

　　　　在18世纪初，B．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
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站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评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和科学。作
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他总结了科学院成员的思想活动，并且写作了一部关于
这个群体早年活动的历史。因此，丰特奈尔关于数学中所发生的革命的看法，对于一部
关于科学革命的历史的著作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丰特奈尔在《几何学……原理》
（1727）一书的序言中讨论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新发明（或发现）的微积分，以及伯努利、
洛必达、瓦里尼翁这些伟大数学家在将这一学科“极大地’驻前推进的过程中所使用的
几个方法。然后他说，微积分将“一种人们从前不敢对此抱任何奢望的工具”引入了数
学，而且“这是一个在几何学中几乎发生全面革命的时代”（1790，6：43）。“epoqu
e”（时代）和“revolution”（革命）这两个词的连合（conjunction）使我们确信，
丰特奈尔期望这样一个量的体系的变化将完全改变数学的状况。而且，丰特奈尔同时强
调，这场革命是“愉快的”，换言之，它对于数学科学来说是进步的或有益的，尽管伴
随着出现了几个问题。
　　　　丰特奈尔在1720年以常务秘书的身份为数学家M．罗尔写的颂词中使用了“革命”这
个术语。“革命”一词在这里的出现与罗尔本人的工作无关，而是在关于洛必达《无穷
小分析》（这是关于微积分的第一部教科书，1696年在巴黎出版，后来又分别于1715、
1720、1768年再版）一书的评论中提出来的。（丰特奈尔实际上是洛必达那本书的匿名
序言的作者，尽管他运用了一种可能使不善猜疑的读者认为它是洛必达本人文笔的风格。）
丰特奈尔认为（1792，7：67）：
　　　　那个时候，洛必达的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几乎所有数学家都开始转向新的无穷几
何学「即新的微积分」。——直到那时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数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惊
人的普遍性，证明的极其简洁，最困难的解法（解式）的精巧和速度，一种特别的、出
人意料的新奇，都引起了数学家的注意，因而，在数学王国中发生了一场非常显著的革
命。
　　　　丰特奈尔在为洛必达所写的颂词（1704）中也使用了“革命”这个概念。在这篇领
词中，丰特奈尔再一次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以及‘哪些正在成长为数学家的人们对《无
穷小分析》一书的渴望”。丰特奈尔写道，洛必达的目的“主要是造就数学家”，而且，
他满意地看到，“以前留给那些现在已近暮年、对数学感到忧虑的人们的问题，对于年
轻人来说，已经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显然，这场革命的规模将会更大，而且
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像从前发现那么多的数学家那样，发现更多的数学研究者”（1790，
6：131）。
　　　　上述在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时对“革命”一词的这两个用法与以前的情况是不同的，
因为，微积分引起了数学中的一场观念的革命，而洛必达的《无穷小分析》一书则巩固
了那场革命，并且使它的方法和成就对于数学家的职业革命化是如此有效和得心应手。
换言之，（在丰特奈尔看来）洛必达对于吸引年轻的数学家（几何学家）进行新的分析
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力量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丰特奈尔看来在“une　revolution
　presque　totale……dans　lageometrie”（几何学〔数学」中的一场几乎是全面而彻底
的革命）和“une　revolution　bien　marquee（非常显著的革命）之间作了区分，如洛必
达的书在几何学界所产生的革命（即几何学界的一场显著的革命）。
　　　　确切些说，那些研究微积分的人都从经验中体会到了丰特奈尔所描述的东西——以
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的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的工具的
这种意义通常首先展现在对分析几何学的研究中，以及后来的微积分中。在经历了17世
纪的两次伟大革命——笛卡尔和牛顿（他同莱布尼茨共同分享了荣誉）之后，数学的力
量和深奥被揭示出来。
　　　　正如丰特奈尔充分意识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就微积分的发明优先权问题曾进行过
激烈的论战。在其《几何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微积分时说：“牛顿是第一个
发现这个奇异的运算的人，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将它公之于众的人。关于莱布尼茨和牛
顿都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这个问题，我们已在1716年加以叙述和说明，而且我们在此也不
会再作重复”。
　　　　丰特奈尔使用“时代”（“它是一个几乎全面革命的时代”）表明，“革命”具有
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含义（见上文，第4章）。丰特奈尔也写道“总体的革命”或全面
的革命。在思考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变革时，“total”（总体的、完全的）和“pl
ete”（全部的，彻底的）这些词是被用来表明：革命改变了一切。然而这意味着，这样
一个用语的使用者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原来的循环的含义，因为一场全面的或总体的革命
（如在三百六十度摆动或绕轨道转满一圈时），照字义讲意味着回到出发点，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
　　　　丰特奈尔除了论及数学领域的革命外，还谈到人类事务其他领域的革命。在一篇有
名的短论——“论数学的有用性”——中，他说，历史提供了一幅“人类事务中继续革
命的景象”。这些构成了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的帝国、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盛衰和兴
亡（1760，6：69）。在他关于彼得大帝一世的颂词中，丰特奈尔专门谈到在俄国发生的
革命，以及马莫德在波斯进行的一场革命。
　　　　在18世纪初，丰特奈尔展现给我们的革命（不带有该术语的旧的循环的根源的任何
遗迹）观，是把革命看作一种被认可的科学变革的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变
革是在数学中的变革，而不是自然科学或生物科学中的变革。我未曾发现丰特奈尔谈及
笛卡尔引发了一场革命，虽然丰特奈尔坚定地相信笛卡尔哲学；在他为牛顿所写的传记
中，他也没有援引革命的概念或使用这个术语（见科恩和斯科菲尔德的著作1978，427—
—474）。我认为，对于数学中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一场革命的这个卓越的比较早的论述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无论笛卡尔还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正像牛顿和莱布尼茨的
新数学一样，到那时为止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认可。
　　　　随着18世纪的发展，牛顿在自然哲学中的革命才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而且，
最终得到几乎普遍的认可）。我所发现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革命力量的最早
的明确阐述，见于阿列克塞一克劳德·克雷洛1747年11月15日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一次
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的开场白中。克雷洛明确说：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是标志着自然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划时代的事件”。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再次注意到，
使用“时代”一词，在克雷洛断言一场牛顿式的革命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克雷洛
的陈述更加重要，因为他在其中进行陈述的那篇文章致力于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牛
顿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可能并不是精确无误或绝对正确的，而是需要修改的。
　　　　对科学革命的这两个比较早的论述都与牛顿有关，这个事实值得注意，因为，正是
牛顿在理论数学中的成就和他在万有引力力学的基础上对宇宙体系的分析实际上给科学
的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使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识到，一场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
了。我们也许可以说，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认识一场科学革命的
发生，发挥了与历温年光荣革命显然对政治革命发挥的相同的作用。
　　　　狄德罗和达朗贝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伟大的《百科全书》中，
对政治革命（在世俗的非循环的意义上的革命）以及作为几何学、天文学、地质学和钟
表学中的一个术语的“革命”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但是，对于科学中发生的革命——
与过去进行彻底决裂意义上的革命——则未作任何涉及。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必须转向
《百科全书》中由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著作增补的其他条目。在《百科全书》（1751年出
版）的“引言”中，在简短地概括近代科学的兴起，或者说与近代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
的兴起时，达朗贝引入了革命的概念。但是，该篇短论的目的是要概括出对所有知识包
括科学的～种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分析——这在他的计划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而不是描
述科学本身。
　　　　达朗贝的历史描述是从“掌玺大臣（大法官）培根”（他被置于一个前辈的位置上）
开始的，然后转向对笛卡尔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作简短的概括。尽管充分认识到牛顿自
然哲学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推翻和取代了笛卡尔的自然哲学——
但达朗贝仍然觉得需要为笛卡尔这位法国人和数学家同行说几句话。因此，他提请人们
特别注意笛卡尔（他显示了“如何摆脱经院哲学、舆论和权威的束缚的智慧”）伟大的
“反叛”。达朗贝非常清楚地知晓政治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而且他把笛卡尔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