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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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发展”（见李比希，1874）。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现在关于大气中气体的性质的思
想的确立是几千年来成百上千人努力的结果。这也许是对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或
“增长观”的最早的正式描述之一。
　　　　当然，如李比希在另一篇论文中认识到的，伟大的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对于科学的
进步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表明这样一些贡献的精确性质，他拿一个圆周运动作类比。他
说，这个运动是变化着的半径的循环。他说（同上，273），“进步或发展是一个圆周运
动，在这个运动中，半径变长，而且，假若我们的知识视野要开阔一些的话，那么，任
何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思想必然要由现存的思想来补充”。他这样解释这个过程：“从
伟人们的最有影响的成就中去掉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思想，总会剩下某些其他人所
没有的东西——通常只是一种新思想的一小部分，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个人才
成其为伟人。”对科学的这个特殊看法拒绝靠革命而发展的概念。但是，李比希在一个
“自传提纲”（1891，36；1891a，277）写道，“通过贝采利乌斯，H．罗斯、密切利希、
马格努斯和维勒这个学派，有机化学中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
　　　　在反复再版并很有影响的一本《19世纪欧洲思想史》（初版于1903年）中，历史学
家J．T．默茨他自己归入到拒绝主要根据革命来看待那个时期的19世纪的那些学生之列。
默茨拒绝“把19世纪的思想看作根本上革命的思想”，因为“破坏的工作就其比较早的
和比较激烈的阶段而言，属于上述时代”，属于一个“被正确地称之为一个革命的世纪
的时期”（1896，1：77…78）。在随后几页，默获探讨了“革命精神”的破坏性特点。
所以，他说，“破坏工作的确仍在进行之中；在这个建设的或重建的工作中间，我们仍
要目睹革命精神的作用”。作为“这些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例证，他指向了“在康德哲
学和在其进一步发展中蜕变为一种肤浅的唯物主义和一种绝望的怀疑论的唯心主义学派
中产生和形成的新思想”。
　　　　默茨如此沉湎于革命和破坏的相同意义，以致他甚至公开宣称他的目的在于“把思
想看作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所以，尽管他承认，“没有一个时代像我
们这个时代拥有如此丰富的彼此竞争和广泛交锋的理论，如此荡涤旧的观念，如此破坏
许多时代以来一直固守的原则（p．80），但是，他依然强调（“把我的注意力和我的叙
述集中在”）“在这个世纪中涌现出来的卓越的和建设性的思想”（p．81）：“如此建
设性的思想是那些能量守恒和消耗的思想；海损原则，统计学和概率学说；科学和哲学
达尔文和斯宾塞科学和哲学中的进化论思想；个人主义和个性学说，以及洛采关于“价
值世界的独特观点。”所以，默茨对这一主题的发展只在很少地方运用了科学中（或哲
学中）革命的概念，甚至作为一个隐喻来使用，无论怎样都是木奇怪的。我们因此可以
赋予他在谈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时使用“革命的”这个形容词的做法以特殊的重要性。
奇怪的是，当默茨在他的叙述中提到麦克斯韦时，他忘记了他原来曾经把革命与破坏等
同起来，而且似乎是在他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意义上使用“革命的”这个词来表示具有
特殊效能的激进的创新。
　　　　默茨生动地描述了一种我已经提到过的现象：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关于的许多言论，表达了也许并不代表一种认真而充分地展开的而且一贯采取的哲学立场的
观点。所以。虽然默茨在他的的《19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中把革命等同于破坏；但在
第2卷，在专门论述科学的两卷的第2卷中，又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和更普遍的意义上采用
了革命的概念。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并不是默茨把科学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例证。
默茨认为，除之“达尔文所提出的见解”外，科学中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像“能量的思
想”这样对“一般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强大的作用和影响。此后，默茨（1903，2：136
…137）指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表”，教科书“必须重写”，“必须用更正确的
术语修正和重新表述既成的理论”，“必须用新发明的方法着手解决若干时代以来一直
潜伏着的问题”。他说，“把自然看作是能量转换的运动场”的这些结果，应该看作是
“科学思想领域中的革命”。但是，在他随后对这些发展的描述中，“革命”这个词和
概念显然是找不到的。
　　　　尽管利昂·埃里拉和其他人认为科学是一个持久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不管是革命
的还是进化的），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愈益壮大的思想运动，它认为科学是有限的，
而且在某些领域是几近完成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似乎都持这一观点，虽然化学家和天
文学家也都表达了这一观点（见巴达士，1972）。关于科学的圆满性的这个含义的设想，
是麦克斯韦在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卡文迪什教授的就职演说（1890，2：244）中提出来
的，即“在几年之后，留给科学家们的唯一工作将是把＇大的物理常数的＇这些量度推进
到另一位小数”。麦克斯韦本人一直在发挥这个观点，可能只是抵制它，但是L．巴达土
（1972）指出，这个观点可能比通常人们所设想的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自然
科学家中间是如此。
　　　　关于这个“下一位小数”集合的一个经常被引据的例子是A。A．迈克尔逊，他以测定
光速和参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而闻名。在芝加哥大学1898－1899周年大事表中，他发表
了他就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的忘我精神发表的演说的一个摘要，有一部分是这
样说的（引自巴达士，1972，52）：“尽管我们从来都不敢有把握地断言物理学的未来
没有甚至比过去的那些人物更令人惊叹的非凡人物，但是，绝大多数主要的基本的原则
似乎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未来的真理要在第六位
小数中寻找”。迈克尔逊的同事R．A．密立根认为（1950，23－24），这位著名的物理
学家就是开尔文勋爵。密立根说，迈克尔逊后来可能“为这句话而深深地自责”；但是
迈克尔逊在不止一个场合重复过这个说法。1903年，他在《光波及其应用》一书中说：
　　　　在测量科学中如何运用极限值呢？简单和一般说来，答案似乎是：在所有未来的发
现中，大部分发现都必定在这个范围之中。物理学比较重要的基本规律和事实都已被发
现，而且这些规律和事实现在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起来，以致由于新发现的原故而取代
它们是极其不可能的。不过，人们发现，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规律来说，有许多明显的例
外，而且，当观察达到一定局限，也就是说，当实验的环境达到能够考察极端的情况时，
尤其如此。这样的考察可以肯定不会推翻规律，而是将发现其作用产生明显例外的事实
和规律。
　　　　1897年，在伦敦出版了查尔斯·埃默森·柯里写的一本书《电和磁的理论》。我不
知柯里为何人（他的名字并未出现于《国民传记辞典》和《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在
《世界科学名人录》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书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而作者显然
是相当有些名气的，从而有幸请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作序。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学科，除去电学和磁学外，在科学目前的状态下，都可以被看作是
结束了的，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在它们当中只发生了某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后来因
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当出名的两位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现出对
物理学之未来的悲观主义。1875年，普朗克曾为在古典语文学、音乐和物理学这些学科
中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而感到为难。他不顾菲利普·J．G．冯·乔利的劝告，选择了物
理学。乔利教授曾经告诉他，在那一学科中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迈斯纳1951，75）。密
立根（195O，269—270）说，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社会科学的新的“活的”领域
刚刚在开辟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同学“继续讥笑他坚守一种像物理学这样的‘已经完成
的’而且是‘死的学科’”。
　　　　19世纪有关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个历史，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写成一本书。三
位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我们将在稍后一章中探讨。但是，我们将首先转向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即达尔文
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达尔文的革命使进化这个概念广为流传，这个概念对于削
弱一些科学家对存在科学革命的确信最终起了促进作用。

第十九章　达尔文的革命

　　　　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
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
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
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
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
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
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
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
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
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
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
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
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
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
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
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
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
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
威克。这个颇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
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
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
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
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
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
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
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
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
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
《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19．1），
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
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
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
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
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
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
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
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
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
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
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
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
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
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
《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
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
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
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
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
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
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
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
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
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
·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
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
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
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
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
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
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
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
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
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
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
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
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
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
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
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
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
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当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贝尔一直在主持会议。研究林奈学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
“贝尔显然不怎么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关于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
命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的开始”（盖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为重要
的是，贝尔意识到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学正在为革命作准备。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史中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贝尔以主席身
份所作总结的一个直接回答。
　　　　达尔文革命的早期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清楚地展示了从早期思想基础的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的发展阶段。
达尔文在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1831—1836）期间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
尤其是他对化石的研究以及对“现存的动物在形式上与已灭绝的物种有紧密联系这一自
然法则的确认”；但是，如恩斯特·迈尔（1982，395）坚持认为的，“在1831年参加比
格尔号环球旅行的达尔文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了”。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表明
（同上书，408－409；萨洛韦，1983），达尔文在刚开始环球旅行时并没有成为一个进
化论者。他的这个转变发生在1837年，那时，他公开了他的第一个关于“物种的演变”
的笔记。
　　　　达尔文是慢慢得出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的。1844年，他写出了一篇长达230页手写稿
的论文（达尔文，1958），它包含着后来写就的《物种起源》的基本内容。因此，考虑
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选择理论，而且在大约20年的时间末以任何形式公开他的思想，我们
很难说达尔文在1837年变成了一个进化论者。简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
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非公开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论著中
的革命的公开阶段是另一个15年之后的事情，那时（1858），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给
他的论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立见解。
　　　　从不公开的革命到公开的理论革命这个转变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达尔文投
入到这个转变之中正是他写作1844年论文的时候。1844年7月5日，他写给妻子一封信，
信中说，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物种理论”的“草稿”。他请求，万一他“突然死去”，
她“花四百英镑让它出版”，同时专门指出，赖尔将是把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编
辑（“如果他乐于承担的话”），而且，如果赖尔不能如愿的话，那么福布斯、亨斯罗、
胡克和斯特里克兰都可以完成这一嘱托。达尔文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他们这些人
“谁都不愿”接受这个嘱托的话，她要设法找到一个编辑，并且告诉她“如果找一个编
辑有什么困难的话”，如何处置这部书稿。
　　　　正如人们都十分熟悉的，达尔文进化论最初是以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论文的形式发
表出来的。在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请求转交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论文之后，达尔
文发现它是“异常美妙和有趣的”。实际上，这篇使达尔文感到震惊的论文包含着加文
·德·比尔爵士所说（1965，148）的“对达尔文本人关于物种靠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
的简洁的但却完美的表述”。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敬的本能就是隐瞒他自己的著作，发表
华莱士的短文。但是，最后经过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瑚克——他们都是达尔文的朋友，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科学和真理的朋友——的劝说，他同意把华莱士写的论文，
与达尔文未发表的1844年论文的摘要，连同达尔文1857年写给哈佛大学爱沙·葛雷的信
的摘录，同时一起发表出来。其中包含着达尔文一直在写作的那部著作的“简短的大纲”。
这些书信，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