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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革命-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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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凯里思想的论战性著作：《凯里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65），
尽管这并不是恩格斯主要驳斥的三本书之一。恩格斯嘲笑杜林在《哲学教程》（1875）
中提出的主张，并且写道：“我们现在还不了解这一哲学许诺要向我们揭示的‘在自己
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1980，134；
1959，198）。
我们早就看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有一种用德语的同义词‘Umwalzung’
取代拉丁语的‘Revolution”一词的倾向。恩格斯差不多都用这两个词，似乎它们是可
以互换的。从他的著作看不出，同‘Revolution’一词相比，他真的偏爱‘Umwalzung’
一词。考察一下他的《自然辩证法》，就可以弄清他对这两个词的用法。《自然辩证法》
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或片断显然是在1872年至1882年这十年间写的，而且被认为包含着
他关于科学的最成熟的思想。这部著作一直没有完成，而且直到1927年才得以出版（恩
格斯1940，xiv）。开始的几段描述了15和16世纪发生的伟大变革，这是“人类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diegrosste progressive UmwalZung；”（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第7页）。当时，“自然科学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
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所以，这部著作不仅一开始就说到革命，而且在
随后的段落中，显然在可以互换的意义上使用了新的德语中的词‘Umwalzung’和比较古
老的法语词‘Revolution’。接着，恩格斯（同上8，9）比较了“革命的科学「revolu
tionare Naturwissenschaft＇”与“保守的自然”之间的显著差别。尽管恩格斯是这样
开始的，但是，恩格斯概述科学史（“导言”）的其他部分却没提到作为革命的伟大创
新。因此，康德“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同上，12），赖尔“第一
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同上，13），“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在」1842年，
是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同上，14），而在化学中则取得了“惊人迅
速的发展”（同上），等等。这一常例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居维叶，他“关于地球经历
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同上，13）。但是，恩格
斯这里很可能是指居维叶在谈到“地球经历多次的地质学革命’对使用了‘revolution’
这个实际的词，而不是说居维叶使用了无论就其内涵还是就其外延说革命的词句。
通过把《自然辩证法》中已经完成了的导言的这些开头的段落与某些初步的历史评
论（同上，162－287）作一番比较，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恩格斯对‘Umwalzung’
和‘Revolution’这两个词的用法。在这些历史札记中，当恩格斯写道“地球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die grosste Revolution」”，并且说“自然科学也就在
这一场革命中「in dieser Revolution］诞生和形成起来”而且“是彻底革命的「revo
lutionar”＇时（同上，172），他使用了‘Revolution’而不是‘Umwalzung’一词。有
人猜测，恩格斯是否因为不想如此接近地连续四次使用这个词而在他最后的草稿中把第
一个‘Revolution’改为‘Umwalzung’。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恩格斯在草稿中写的只
是‘die grosste Revolution’，而没有任何进一步限定的形容词；但在最后的草稿中，
他不仅用‘Umwalzung’代替‘Revolution’，而且还把‘diegrosste Revolution改为
die grosste progresive Umwalzung ’（同上，7）。似乎一场‘Umwalzung’是什么激
进的、根本的颠覆或彻底的变革，因此可能需要一个修饰形容词具体说明它是否一次必
定进步的变革。对于恩格斯来说，一场‘Revolution’将永远不需要一个形容词来体现
或表达其进步的特点。
《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向人们表明，在恩格斯对‘Revolution’和‘Umwalzung’
这两个词的用法之间作有意义的区分是比较困难的。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写道：“当革命
的风暴［der Orkan der Revoluttion」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
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eine stillere，aber darum nicht mindergewalt
ige Umwalzung」”（《马克思恩格斯选勒，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301页）。这一变
革「Umwalzungj就是“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
础革命化了「revolutionierten」”（同上）。像往常一样，这里的“革命”（Revolu
tion）是用来指法国大革命，而‘Umwalzung’则用于指称恩格斯经常说的‘die in－d
ustrielle Revolution’（工业革命）——虽然它的影响是用‘revolutionierten’这
个动词来描述的。而且，大约在一页之后，恩格斯（在谈到罗伯特·欧文时）曾谈论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工业革命）。马克思通常也使用这一术语。恩格斯
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曾写过资产阶级的‘Revolution’和资产阶级的‘Umwalzung’，生产
中的‘Revolution’和生产中的‘Umwalzung’（后者与前者相比，使用的频率是六比一）。
不管恩格斯著作的标题如何，《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很少提到
科学中的革命，而且，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种关于科学是如何进步的充分展开的首尾一
贯的理论。在整个这本书中，在谈到科学时，“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只出现过
两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二版的序言（1885）中。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谈到“把大量积
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53页）。恩格斯在该书第三部分讨论
生产时，又一次使用了“革命”（Revolution）这一概念。他说，“大工业的技术基础
是革命的”。恩格斯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在那段
话中讨论了“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根据恩格斯的概括，科学丰富了“现代工
业的技术基础”——“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
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同上，333…334）。人们可能会注意
到，在这第二个例子中，提到的只是科学的革命化影响，而不是科学中的革命。
在第二版序言中，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那段文字之前的一段文字中，在说到“自然科
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时，恩格斯使用了‘Umwalzungsprozess’这个
词——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在把‘Revolution’和‘Umwalzung’用于说明变革的过程而
非传统的政治革命时，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同上，53）。此后，在嘲弄杜林时，恩
格斯（同上，261—262）使用动词‘Umwalzen’来描述所谓“科学的‘更加深刻的基础
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
以做到的了”，而且认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律，我们就对整个
动物学实行了变革”。
因此，我们很难断定科学革命的概念，即使是名符其实地表达的科学革命的概念，
对于恩格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甚至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中的“伟大发现”和取得的进
步的片段——它在恩格斯已出版的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
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被删去了——也没有提到“革命”「无论是‘Revoluti
on’还是‘Umwalzung’」，而且，恩格斯在谈到达尔文对生物学思想的伟大调整和改造
的许多著作中，也没有使用革命的术语或概念。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
言中）论述拉瓦锡时，没有提到“化学革命”这个短语。不过，马克思显然在科学的许
多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关注有关科学史的问题（参见R．S．科恩1978，134－135）。
我们以上所作的引证以及其他一些论述都证明，恩格斯充分认识到科学的革命力量。
有许多例证都表明他已经意识到，科学中实际上发生了革命，而且对于科学革命有许多
重要的见识。例如，他认识到，科学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引起专门术语的革命（尽管他
一直未能就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但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他曾对关于科学进步的理论
或革命过程进行过认真思考，或者就这一主题写过哪怕连续两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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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弗洛伊德的革命
过去一个世纪所发生的三次最伟大的思想革命是与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
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达尔文的革命从根本上重建了自然科学，
并且在进化论生物学的狭小的范围之外，尤其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
思主义由于其思想和政治的结果，而成为社会科学中（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一种
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对许多人来说，弗
洛伊德的革命是不明确的，因为就它的重要地位，人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是科学吗？或者，它是社会科学吗？或者，它甚至根本不是科学？
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革命的文献卷帙浩繁，而且是相当混乱和彼此
矛盾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学派不断从弗洛伊德确立的正统的核
心中分化出来造成的。精神分析已经引起了一些哲学家或科学家连续不断的强烈批评：
他们关注使不能忍受弗洛伊德对性的问题的公开讨论的男男女女保持谨慎和规矩的方法。
这些接连不断的强烈的批评或抨击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深远影响的一个标志。
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外，在分析和评价这场革命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其中有不少问题是由于目前无法获得许多原始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如弗洛伊德与威廉·
弗利斯的全部通信）造成的。这些文献将对弗洛伊德理论，尤其是他的有争议的诱好理
论（参见下文论述）——这是精神分析革命中的一个插曲，一些人认为它削弱了精神分
析学和精神分析疗法的正确性的基础——的发展阶段作出重要的历史的阐释。只能到21
世纪，当弗洛伊德的档案全部公开并且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学术审查的时候，我们才能
够批判地评估弗洛伊德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这一个或其他的插曲或事件以及精神分析运动
的其他成员对这些思想的运用。
弗洛伊德的革命与本书中描述的所有其他科学中的革命不同，因为精神分析学的核
心几乎完全是由一个独立的个人，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不过，关于这一点还
请参看维特，1960；埃伦伯格，1970）。此外，只是在这场革命中，原始的文献（弗洛
伊德本人的书和文章）由于其科学的内容而不是其历史的价值仍然受到实践者的高度重
视和认真研究。不仅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学者，
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仍在阅读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而且他的
许多著作对于不一定赞同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理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主要的正统学说
持有异议的科学家、实践者和社会科学家来说，也是重要的经典和教科书。精神分析疗
法（主要集中于精神分析的过程）与弗洛伊德发展和运用的那些疗法仍然是基本相同的。
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批评家们经常指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
更近似于哲学甚或宗教，而非真正的科学。
弗洛伊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和有说服力的著作家，是德国散文的真正天才的大师—
—他的科学体裁的这个方面在英语翻译中就看不见了。尽管——正如弗洛伊德在许多场
合说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摆脱了其历史的哲学重负的科学的心理学，但他却故意
选择“简单的代（名）词”描述三种精神动力（1953，ZO：195）——das Ich（自我），
das Es（它）和das Uber－Ich（超我）。他说，这是因为，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希望
保持与通行的思维方式的联系，并且喜欢使它的概念成为在科学上有用的，而不是拒斥
或抛弃它们”。运用这样一些普通的而非深奥的措辞和说法，“没有任何价值”；原因
是很实际的：精神分析学家希望他们的理论被他们的病人“理解”；这些病人“经常是
很聪明的，但并不总是有学问的。”他解释说：“非人格的‘它’是与正常人使用的某
些表达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它击穿了我’；‘那时，在我里面有某种比
我更强大的东西’。‘C’etait plus fort que moi’（即比我更强大的某种东西）。”
但是，在英文中，这些平常的名词不见了。它们变成了深奥难解的拉丁语的代名词‘eg
o’（自我），‘Super－ego’（超我）和‘id’（以德，即本能冲动）——今天，更多
的人是从其弗洛伊德的而非拉丁文中原始的意义来理解这些概念的。弗洛伊德在这里遵
循着在新的特定的和有限定的科学的场合使用普通语言中的术语——工作，力量，能量
——的物理学家们的传统。弗洛伊德还采用了诸如“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plex）”
和“里比多（Libido）”这样一些经典的说法。
罗伯特·霍尔特（1968，3）指出，考虑一下三个例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著
作。其一是“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拉帕波特，1959），它有时被归为心理玄学（me
tapsychology）。这一学科是一系列“精神分析体系可以建立于其上的理论假设”，弗
洛伊德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纲要”（1954，347－445），1915年的“论心理玄学”
（1953，14：105－235），以及《梦的解释》（1900；1953，45）中作了详细阐述。另
一个例式被霍尔特称为“弗洛伊德的种系发生学理论”，它包括弗洛伊德的“崇高的思
索，这些思索主要是进化论的和目的论的”。这一范畴的著作充满文学的引喻和隐喻，
而不是严格的或“明确的心理器官的模式”。诸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1913）、
《超越快乐原则》（1920）、《幻想的未来》（1927）、《文明及其不满》（193）和
《摩西和一神教》（1934…1938）就属于这一类著作。
最后，在弗洛伊德的所有贡献中，在科学上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论，以
及它的精神病理学，它对精神方面的性现象的发展和性格结构的解释”；这些理论和解
释是以“由人的生活史中的主要事件（现实的和幻想的广构成的论题为基础的。对于从
事实际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正是这一理论指导着临床诊断和治疗。甚至那些严格
说来可能并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人——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学的社会工作者，临床心
理学者——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一理论——“被不确切地归之为‘心理动力
学”’——“甚至已通过关于性格（人格）的教科书而渗透进一般的学院心理学之中”’
‘’
在对弗洛伊德产生的影响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中，戴维·沙科和戴维·拉帕波
特（1964）向人们表明，弗洛伊德的革命思想是多么深刻地渗透到心理学思想之中；不
一定是“它们扎根于其中的特定概念和解释性理论”（霍尔特1968，4），而是“一般的
概念和观察”。弗洛伊德的主要的根本的创新是他对无意识和超出我们的理性控制的心
理学的力量对行为、愿望、幻想和动机因素的影响的认识。他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所有心
理现象——从梦和幻觉到纯粹的口误——的重要性，尤其重视性在个人自婴儿时期以来
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精神分析革命的不同阶段
像科学中的所有革命一样，弗洛伊德革命的开始阶段涉及一场思想革命，或自在的
革命（revolution－in－itself）。这场革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弗洛伊
德与J．布罗伊尔合作，运用催眠术开始了对癔病（歇斯底里）的研究。在巴黎与让…马
丁·夏尔科共事的一个比较短暂的但富有成效的时期，弗洛伊德已经开始从临床学出发
研究催眠术。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机能的思想，在同威廉·弗利斯——柏林的一位鼻
喉专家——进行思想交流期间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和彻底的发展。弗利斯不仅对弗洛伊德
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他还使弗洛伊德转变成为一个非理性
的生物命理学家（bionumerologist），而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的这
个方面只是轻描淡写，未给予足够重视（萨洛韦1979，144）。弗洛伊德在与弗利斯交往
期间写作的文献构成投入的革命，包括“科学心理学纲要”的构思（弗洛伊德1954，35
5－445）。
1896年5月，在对“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发表的演讲中，弗洛伊德阐述
了他关于癔病（歇斯底里）的原因的学说（1952，62－64）。正如在其自传中所描述的
（1952，62－64），弗洛伊德最初相信年长的女性告诉他的关于她们在幼年时代被一位
父亲（这是最经常的情况）、叔伯或一位比较年长的兄弟诱奸的故事。后来，他发现，
他的双亲的“神经症状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与体现和包含着期望的
梦幻联系在一起”，而且，“就神经病（精神神经病）来说，心理的现实比物质的（肉
体的）现实更重要。”这是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后来具有如此压倒
一切的重要性——”的最初的隐约的感觉。
几乎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放弃了他关于歇斯底里的诱奸理论，开始了他著名的自我
分析。这一过程延续了许多年，但是最集中的部分是在弗洛伊德的父亲于1896年10月去
世后不久的1897年夏秋之间（琼斯1953，1：324）。弗洛伊德对他幼年时代对他的父母
的受压抑的情感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年轻的男性对他们的母亲有恋母情结的情
感，而对他们的父亲则持有敌意；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
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15日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采用了俄狄浦斯的例子
（弗洛伊德1954，223），并且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释》中充分、详细地发挥了这一
论题。弗洛伊德到那时还尚未采用“情结”（dex）这个术语；他运用俄狄浦斯的故
事只是证明他的发现，表明这一发现的强有力的根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古人，可
以追溯到关于“深远的和万能的力量”的神话。在进行这一描述时，弗洛伊德写道：
“儿童…迷恋一个双亲而憎恨另一个双亲”，这是“大量心理冲动的基本要素之一”。
尽管弗洛伊德强调他的患精神神经病的父母的体验，但是他认为，‘精神神经病患者在
这个方面与仍然正常的其他人［并无］不同。”他断言，精神神经病患者“只能通过扩
大地展示在大多数婴儿的心智中产生的还不太明显和不太强烈的对他们的父母的爱和恨
的情感，方能辨别出来”（弗洛伊德1953，4：260－261）。在他的自传中，弗洛伊德写
道，在生命之初，当“被认作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确立起来”时，男孩“把他们的性期
待集中在他们的母亲身上，并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敌意的冲动，把他们的父亲看作是一
个敌手，而女孩则采取类似的态度”。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从一开始就不被认为是完全
而限于男性的（参见924．1）。
在1898年的“论精神神经病病因论中的性的因素”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公
开论述了他关于幼儿性征的思想。但是，直到1900年他才在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梦的
解释》中正式宣告精神分析的革命。我认为，这是在一部出版的著作而不是某种科学杂
志上的一篇论文或在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公之于众中的科学中的最后一次革命。1900年在
维也纳出版的这部著作曾反复增订和修改（1901，1911，1914，1919），而且在1913年
出版了第一个英文本。
弗洛伊德在随后几年中又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1901），《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性学三论》（1905）。这时，人
们已经可以对一种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科学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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