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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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电气工业和纺织工业得到了最大的发展。机器制造业，造船业，水泥，制砖，玻璃和酿造及烟草工业没有设立研究协会。不设立研究协会的许多行业是老的，传统性的工业。它们大多分成无数小企业。它们并不感到有必要进行科研或者由于害怕泄露自己的行业奥秘而真的对科研心怀疑惧。

化学工业是一种大不相同的工业，不过它也没有设置研究协会。这里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的巨大垄断工业宁愿自己单独搞科研，而不需要同政府部门合作。

研究津贴　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除了资助研究协会之外，还对主要是在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学生提供高级和初级津贴。它在这里直率地承担了教育部无法完成的任务。拿津贴的人数不多——在二千名优秀理科毕业生之中每年大约只有八十名，不过即使这样，由于对有训练的研究人员的需要量极小，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继续进入工业研究部门工作。

这个部门的这一部分活动相当有助于基础研究，因为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他们为学术研究增添了一支可观的生力军。不过这整个制度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没有人对科研工作加以协调，或者设法把研究工作同工业上的问题联系起来。津贴本身金额极小，使接受者处境困苦。它是否达到原来的目的殊值怀疑。

由此可见，在英国由于有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而存在着一个很不完善地囊括大部分工业活动的科研体系。政府的科研工作当然要比大学的科研工作更密切地联系到日常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目前经济制度之下，这是国家把科学引进工业中去的最好的办法。它的指导原则之一是抚慰工业家们，机智地向他们指出科研的好处，同时向他们提供充分保证，说明政府决不希望同他们竞争。这样，在二十年中，它就渗入到英国工业中较先进的那一半中去。一项更为直截了当的政策也许反而可能遭到失败，不过如果我们说它所取得的成就达到了国家科学机构——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科学机构——的要求，那就未免过于乐观了。

医学科研工作医学研究委员会　政府除了进行军事科研工作与设置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之外，还直接过问医学和农业的科研工作。

医学研究委员会设立于1920年，目的在于协调原有的，多少各自为政的医学研究津贴发放工作。这个委员会在行政管理上同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大不相同。它主要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它所能处理的经费也少得多，目前（1938年）仅为每年195；000英镑。委员会直接控制自己的各研究所，其中最重要的是汉普斯特德的国家医学研究所；维持这些研究所需58；500英镑。拨款的余下部分大多用于津贴全国各地的个别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证据说明他们进行了合理的统筹，胜过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类似计划。他们选择了一些重要问题加以研究，有时这些问题是由工作人员组成协作小组来进行研究的，例如，维生素D的构成问题便是由国家研究所的一个这样的八人小组成功地加以解决的。不过从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也有大量研究工作完全没有协调。它们都是有地位的人认为可能取得重要医学成果的研究项目，并且由委员会加以津贴。结果，完成了不少出色的工作。——例如，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主要就是从这里获得津贴——但是如果实行一项更为全面的计划的话，所取得的成果会比这不知大多少倍。

而且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方针缺乏严格的连续性。它经常受到医学研究上的两种不同概念——临床观点和科研观点——之间的矛盾的干扰。前一观点目前开始支配着这个委员会的方针。这种观点认为：研究的目的应着眼于取得医学上有直接价值的成果，而且研究人员照例应该持有医学学位。不过高兰·霍普金斯爵士在1934年以主席身分向皇家学会致词时就有见识地指出，在缺乏足够广泛的科学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过于单纯的医学观点是危险的。

委员会的科研工作即使在它发展的全盛时期也受到种种影响，主要是受到经费不足和缺乏全面指导的影响。委员会手头没有足够的钱，只能向少数大学生理和生物化学研究人员提供津贴。因而工作就具有个人各自为政和不协调的倾向。

这一点在谈到大学的科研工作时已经提到了。同时，所有受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本来就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就医学研究人员来说，由于难以取得任何其他职位，情况就更为糟糕。由于这个原故，原先存在的要求医学研究人员必须具有行医资格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是一项很成问题的方针，因为进行科研的能力和行医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而取得医学学位必然意味着损失二至四年的研究时间。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是工业卫生研究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研究各种疾病的许多方面，还负责研究工厂车间和矿山的劳动条件。当我们考虑到，除了营养不良外，工业劳动条件是疾病和死亡的最重要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机构具有多么巨大的潜在重要性。实际上，它的职权范围由于两种因素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第一，为了获准研究工业劳动条件，它不得不一直是一个纯粹的谘询机构，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宣传机构。它既没有权力调查工业劳动条件，也没有权力强制执行任何有关的措施，甚至不能够把这些劳动条件公诸于世。第二，虽然它不再叫做工业疲劳委员会，人家还没有完全消除对它的怀疑，总疑心它是受雇主们利用的，起码是既要保护工人健康和舒适，也要通过改善物质条件来加重工人劳动强度。这就妨碍了工会对它的工作给予重要的积极配合。

私人医学研究　在这里顺便谈谈我国医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大学，私人医院和市立医院以及各种私人资助的研究所都对医学研究作出贡献。这种研究大部分是在各个医院和医学院里进行的，规模很小。而且研究工作的类型比医学研究委员的科研项目更具有临床的性质。很难对费用总数作出估计，不过每年不可能超出200；000英镑。

假如我们考虑到每年用于治疗和赡养病人的估计费用多达200，000，000镑，其中医务从业人员拿到的钱肯定不少于60，000，000镑的话，那末每年用于医学研究的400，000镑总费用就显得少得可笑了。根本的困难是：虽然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归根结蒂几乎完全取决于医学研究，医生所收的费用却与医学研究完全无关；事实上，医学研究越是发展，它的成果的应用越是广泛，为私利行医的整个制度就越加显得荒谬。比这种考虑更有密切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机构来管理医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同时私人行医的制度和经费极度不足的私营医院制度实际上不可能推动医生们自己对医学研究规划作出捐献。

政府的兴趣显然是冷淡的。毒气战争防御部的经费实际上比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经费还要多一些（204，000镑）。

不用说，医学研究委员会活动范围以外的医学研究工作相互之间和这种私人医学研究工作同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之间实际上都是互不通气的，而且私人研究工作者的处境也相应地更为恶劣。的确，过去在不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下，医学研究工作也帮助过医务人员取得重大的，甚至革命性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能利用这个事实来为目前的麻木不仁和自满情绪辩护。早期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发现疾病的细菌理论的结果。这种理论使人们虽然对于传染和复元的机制只有比较肤浅的认识，但仍然能对急性疾病加以控制。在现代的条件下造成大部分死亡（由于营养不良而引起的死亡不计在内）的则是慢性疾病。慢性疾病问题大体上还没有获得解决，而且要求人们对生理现象取得更加彻底的了解，以便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作出更为巨大的努力来发展医学研究，经过相当一段期间才能出现这种局面。如果我们考虑到由于缺乏医学研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并且有亿万人受到病魔的折磨的话，那末我国医学研究现状就不仅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犯罪行为了。

农业科研工作

农业科研的情况比医学科研情况更为混乱。农业研究经费来自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来自地方当局，来自各种依靠自由捐款维持的团体以及商业企业。人们想通过设立农业研究委员会来协调这些经费来源。设立这个机构并不是要使它象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那样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中统一地接管和管理农业科研经费，而仅仅是要它协调经费来源并防止现有开支有重复现象。农业科研工作是在全国的一些不同的试验站中进行的，但是每一个试验站都从许多不同的来源获得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供一项统一的农业科研方案，困难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政治经济规划学会就这一点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书令人钦佩地综述了这一情况：“英国的农业科研经费的使用方式极为奇特复杂。要想详尽地叙述这方面的实际情况，远远不是本文篇幅所能胜任的。可以简单地综述如下：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若干区域，由十七所农业学院和农业研究所分管，其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来自政府的一整笔159；000镑补助金。研究所是独立自主的，它们的工作由一位所长控制，人力、物力、财力都由他支配。

这些研究所从国库中得到的补助金数额由中央政府所属五个部门，即农业部，苏格兰农业部，发展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及财政部为一方以及地方当局和研究所及实验室领导人为另一方通过协商决定。这些研究所如果得不到这笔钱是无法存在的。

虽然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出行政管理的总系统表，可是，各县当局之间的关系在细节上有巨大的差异，给人以相当复杂的印象。

除开经费不足的问题外，目前农业科研的安排受到各式各样的批评。有人从农场主的观点提出，目前许多科研工作实用价值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实用价值，要么是因为在进行这种科研项目时并没有充分顾及实际农业条件，要么就是因为这种科研项目仅研究某些方面，而毫不触及在采取措施前必须加以研究的其他方面，要么就是因为它们是以普通农场主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或者是在他从未听到过的出版物中提出来的。此外人们还提出：所采用的组织形式过于复杂，一个普通农场主所提出的问题很难得到迅速的解答，除非他的问题简单得可以由现场的顾问立即加以回答，而这个顾问显然无法同不久以前的、更带专门性质的许多课题的研究工作保持充分联系。

人们还提出：由于职权划分得太繁复，产生了一套相当复杂的规章制度，为的是保护各有关方面的利益，结果除非询问者恰巧是熟人，有关方面很容易用过于谨慎的态度和拖拖拉拉的态度来对待各方的询问。又有人认为：牲畜疾病和家畜研究同果品研究之间的经费分配与有关的农业生产在国内的相对重要性不相称，和它们需要得到科研帮助的紧迫程度也不相称。前一种研究经费很感缺乏，而后一种研究经费则很充裕。人们还根据同一理由批评基础研究和特别研究之间，或者经济学和病理学研究之间的经费分配。人们还提出：假如现行的经费分配办法确有理由，至少也应该整个地予以公布，提交公众审议，而不应该有这么许多不同的批准手续，也不至于如此复杂，以致只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会计员才能搞清楚情况。有人埋怨说：人们不知道可以向什么地方提出有关值得研究的新科研方针的请求、建议和意见，而且在提出建议时还可以确信：有关方面会同情而迅速地予以审查，而且当他们认为建议有价值时就会接着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对农场主所提出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加以答辩，而且可以提出更多的意见。例如，研究工作人员可以说：尽管有着许许多多困难和广泛的阻力，他们已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他们可以指出，国家向它的不少法律和医学顾问们支付1；000镑以上的年薪，可是从事农业研究的人极少能够指望得到800英镑以上的年薪，即使他们的薪金已经是800镑了。薪金水譬如此之低，身兼教育、谘询、科研和行政人员的现象如此普遍，可以断定，收入低微和工作过劳的人员是无法比目前做更多的工作的。我们还可以说，有效的科研工作有赖于热心而聪明的合作，而农场主并不是总是会给予这样的合作的。如果农场主不多费点脑筋弄清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明自己的需要，他们就不可能指望别人认识到他们的需要。最后，研究所所长，可以说，他们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向一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负责发放津贴的机构申请和随后连续申请零星资助上面。行政人员又可以反驳说：这个体制不管从字面上看多么繁杂，却已经在现有的财力和人力容许范围内，产生了极好的成果：事实上，通过私人之间的联系还是细心地和不断地保持着相互间的配合：虽然有时会产生磨擦，可是目前还没有人能制订出一套组织体系，可以使不愿意合作的两个人在一起工作。

我们已经列举了不少论据了，不需要再多加列举就可以看出，第一，现有的体制并不象它可能做到的那样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工作；第二，要想把缺点归咎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有关方面都必然是徒劳的。”——《规划》第57号，第3—5页。

由此可见：无论政府，农场主或者研究工作者都对农业科研现状感到不满。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令人感到十分奇怪。

英国农业基本上继续停滞于某一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在十八世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食品生产的先驱试验。不过在二十世纪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时代错误了。农业科研的基本困难不在于有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保证一旦有了研究成果就能用于实际。现代农业的主要倾向是限制产量，以便维持价格。这在根本上是同任何农业科研目的相违背的。丹尼尔·霍尔爵士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说过：不论是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干预，还是由于同世界性不平衡有关的更为普遍的原因，销路不限于本地的各种农产品充斥于市场。批发价格肯定地低于一般生产成本。

人们普遍地把这种低的市场价格归因于生产过剩。可是从过剩的通常的意义上来说，食品生产过剩应该说是极其遥远的事。消费者对食品需要的明显特征在于它对质量要求的伸缩性，即便我们承认所有的人都在数量上得到了满足（这绝对是不符事实的）。家庭收入越少，饮食中谷物——小麦，裸麦，玉米，大米——的比重就越大，因为这些物质提供身体所必需的最廉价的能量来源。随着家庭和社会收入的增加，谷物就会越来越多地被牲畜产品——肉类，乳品，蛋类等——以及蔬菜和果品所取代。肉类和牲畜产品本身就是利用谷物和来自土壤的初级收获物生产出来的。所以过剩的小麦可以转化为咸肉或蛋品，而从能量观点来看，这种转化是一种浪费：小麦所包含的维持生命的物质是由它转化而成的肉类所含的同类物质的五至十倍。再把生产蔬菜和果品同生产谷物所需的劳动量相比较，同样可知，比照生产成本，即耗于种植的劳动量，蔬菜和果品所具有的维持生命的能量是低的，所以全体居民要求于农场主的总需求——即需要土地生产出来的总产量——将随着公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而提高。贫穷的阶级除了谷物之外所耗不多。谷物对土地面积和农场主的劳动力需求最小；要向比较富裕的阶级的家庭供应混合性的饮食，就需要更多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从这一观点来说，断言食物生产过剩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按照实际需求和价格来衡量的生产过剩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于是人们就要求科学界停止它在增产上所作的努力。目前普遍试用的补救之道是限制产量。人们正在缔结国际协定来限制小麦、糖和像胶的生产。巴西一直在焚毁咖啡，美即已经把棉花和烟草挖掉并且把小猪杀掉，爱尔兰自由邦已下令杀掉小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数极少。他们在各国中的人数是在上世纪下半叶逐渐增多的。他们已经能够多少控制自然了，但却似乎发现自己已经不复为世界所需要了。也许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假如世界各国都采取本国自给自足的方针的话，种植大米的任务——例如在埃塞克斯——，就会大大需要科学。不过要是以居民所拥有的真正财富来衡量好事情的话，亦即以个人在世界资源中所分得的份额来衡量好事情的话，还是有一个较好的办法的，那便是也利用科学来改进世界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管理世界各国人民。

在一百年之前，工厂并没有一下子把手工纺织机都换掉。就农业而言，个体劳动者在斗争中还具有另一个有利之处，即他至少是为自己的家庭生产食物。不过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不容置疑的。假如人们容许自由竞争左右一切的话，拥有资金，势力和科学的组织——换言之即机器——一定会取得胜利。国家以某种形式来组织农业变得不可避免了：英国的不少农业部门，要是不加以“哺育”的话，势将消灭。问题在于：应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俄国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这可以说是一个力求从土地获得最大生产效率的工程师设计图，假定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都不成问题，而且除了土壤和气候之外没有其他不利条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和热带国家的某些大庄园中所看到的那个工业开发的方法，只不过权力更加集中，由控制一切的国家机构把规模从数千英亩扩大到数百万英亩而已。其目的是要通过使用最少量的人力从土地取得国家所需的粮食和其他原料，而且要通过科学和机器的应用来实现这一点，从而把本来用于这方面的大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便用到能增加社会实际财富的其他类型的生产上去。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具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才能和管理全国性组织工作的技术。这种组织工作在世界大战中才开始试行。这就需要进行一场其他国家不准备进行的社会革命。”（第26—29页）目前每年直接用于补助农业的钱约为40，000，000镑，以关税等方式给予的间接津贴为此数的一倍。同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市场委员会的体系，主要目的是防止农场主生产超出定额的食物。其结果象约翰·奥尔爵士所指出的那样，有一半居民吃不到足够的合适食物。假如把农业津贴费用的五分之一用于农业科研工作，而且运用政府权力，保证科研成果迅速得到应用，象在埃及等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增加生产，向居民提供丰足的食品，只要小麦和肉类基本依靠进口，同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使农业毋需津贴而有利可图。

以复杂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保守主义、偏见和既得利益阻挠这样做。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单纯由于营养不足而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才比由于公共卫生体系不灵而造成的还要多得多。

工业中的科研工作

要估计出各工业企业试验室中完成的科研工作量是不容易的。缺乏关于这项工作的全面调查材料，而且由于它的性质，很难收集到有关的情况。不过可以通过工业中雇用的科研工作人员的数目和工业科研人员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出一些大概情况。我们在一开头就遇上了怎样区分在工业中工作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困难。不少机械工程师必然是部分地从事科研工作，电气工程师和化学工程师就更譬如此了，但是他们的工作总的来说不能列入科研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已经得出的科学成果化为实用的和有经济效果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工业雇用的许多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恰恰是从事这类工作的，因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字也许要比工业雇用的科学家的实际数字更能反映出工业科研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一项取样性的分析说明：虽然工业雇用的科学家数目约占所有合格的科学工作者人数百分之七十，可是他们向科学刊物所提供的论文篇数仅占百分之二，他们对技术刊物所提供的甚至也仅占发表的论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参看附录Ⅲ（B）。在这里还有必要加上主要是由工业企业取得的专利中包含的科学情报。不过这些专利的绝大部分是技术改进方面的。除了在有限的领域中以外，专利文献对科学进展所作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必要考虑到秘密进行的科研工作的数量。要估计其数量肯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即令只是根据工业企业大力反对联合科研和反对政府详细视察的事实来判断，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其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

费用　用于工业科研的金额同用于政府科研的钱相比大概为数是很大的。我们当然几乎得不到任何数字，不过总金额可能多达200，000，000镑（参看附录Ⅱ及Ⅲ）。这个总数当然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它包括用于建立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