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爱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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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朝我们观察所飞来，参谋长大叫一声卧倒，我们全部都趴下了，土块擦头顶飞过打进后面的林里，传来卟通卟通的闷响。好险！参谋长边掸身上的雪边说：“不是都装瞬发引信（炮弹在地面爆炸，用于杀伤地面目标）吗？怎么装了延期的（用于杀伤地下的目标）？”一上午4个连队轮换着打，130加农炮、122榴弹炮轮换着上，干进去好几百发炮弹（一发炮弹500多元人民币，黑市上卖900多，这就是好几十万啊），把目标区打得是大坑连小坑，黑糊糊的一片，几十颗目标树几乎找不到一片完整的叶。这时，炮阵地来电话说还剩下10来发炮弹，已经装了引信，问怎么办？参谋长和营长合计了一下，说打了算了，带回去还真怕出问题。又是一阵炮声轰鸣。最后，参谋长拿起电话，要通了炮阵地，既是对他们也是对我们，大声说道：“我代表团党委感谢这次参加实弹射击的一营、二营全体官兵……”全场顿时一片欢呼。

　　　　我这次来除了干体力活，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计算上有师班长和其他连的老兵，自己只是呆在一边看他们怎样操作，积累经验，长长见识，或者就是给营长当当通讯员，跑跑腿，上传下达，但也参加完了全过程，算是经历了炮火的洗礼吧！随后的几天我们除了休整，就是帮屯里干些好事。包括把屯里那条有屯那天起就没打扫过的大道上的冰雪铲得干干净净，干活时看热闹的不少，没人来帮忙，一场雪下来不又这样了？老百姓认为这纯属形式主义；包括把屯里的青壮年和大姑娘、小媳妇全集中到小学的教室里，让二连的指导员进行“二五”普法教育，可他们只对《婚姻法》感兴趣，一些大嫂还勇敢站起来问一些敏感词，把已结了婚的二连指导员也问的面红耳赤，答非所问；包括让营部的卫生员把全屯的进入了发情期的狗都阉了一遍，弄得狗一见到卫生员就夹紧尾巴躲的远远的，5天后我们出发回部队时，就再也没有狗出来送我们了，大概还在角落里舔伤口吧……

　　　　一回到牡丹江火车站；就看到站台上副营长高高的身影；他带着留守的人来接我们了。跨上车箱就是人人握手，就是一句：你们辛苦了！包括我。回到营部，我习惯地到一楼的文书和卫生员住的屋，看看有没有我的信，营长和副营长正在里面唠磕。文书说：小波，有你的信，好象是什么杂志寄来的，还有15元稿费。一听稿费，他们的耳全都立起来，非要我当面拆开看看是什么。前段时间我寄出信多（都是些稿件），收到的很少，每来一封信都要在身边放很久，先猜猜是什么内容，再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找一个地方拆开看，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可今天不行了，我慢慢拆了，哦，是南方的一家很著名的诗歌杂志用了我的诗，寄来的样刊，副营长一把抢过去，大声念出来：

　　　　《有一群南方籍士兵》

　　　　就像葱翠的茨竹林喜欢在潮湿的土壤

　　　　就像芳馨的香芦草

　　　　丛生在向阳的山岗

　　　　他们的故乡——在南方

　　　　啊南方故乡

　　　　那是黄梅雨下得鹅卵石

　　　　都拧得出水的季节吆

　　　　那是六月娇阳晒得连荷花塘

　　　　都冒泡的季节吆

　　　　没穿过棉衣便结结实实地

　　　　长了十七八岁

　　　　十八岁——正是扛枪的年龄

　　　　（那是一个激动得让人落泪的日子

　　　　乡亲们用血酒行誓

　　　　一腔忠良竟被古老的威仪

　　　　注进年轻的胸膛）

　　　　从此一枝钢枪一条巡逻

　　　　小径被牢记

　　　　成责任使命

　　　　从此冰天雪地便有了红红的鸡尾花

　　　　盛开成自豪和崇尚……

　　　　念完了，副营长还意犹未尽，对文书说：把小波的这首诗贴到我们营的黑板报去，让大家都看看。又对卫生员说：你去跑一趟，通知炊事班今晚每桌加一个菜，祝贺咱们营出了第一个战士诗人。营长也说是哩是哩，我们营组建30多年了，就只出了你一个诗人，你今后还要努力啊。一时间，我是百感交集。
（七）
　　　　绿色爱情（7）

　　　　“呜”，列车一声长鸣，闯入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城市，车窗两边顿时亮堂起来，车的速度明显放慢。车箱里的喇叭响起来：“旅客同志，马上要到长春站了，请下车的旅客作好准备。”

　　　　这时，那位漂亮丰满的列车员拿着一个本过来了，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你要下车了吧？你是哪个部队的？我一定要给你们部队去感谢信。”我顿时脸红了，忙摆摆手，说这不算什么。从行李架上拽下行李，背在肩上紧了紧，向车箱出口走去。列车员有些遗憾地舔舔嘴唇。其实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留下地址好联系，却被我一眼识破了。一年多的部队艰苦的磨练和有规律的生活，让我个也高了人也魁伟了（当兵前是1米74，现在是1米76，没想到20多岁的人还要长个），更有一张怎么也晒不黑的脸，加上合体的军装，一整个就是英姿飒爽，十足的帅哥，到了团政治处后，上牡丹江街上买办公用品，走哪都有一溜眼神跟在身后，列车员这样也不足为奇了。

　　　　这列从牡丹江——北京的直快从牡丹江一出发就严重超员，好象10多亿人都挤上了这趟车，连两头的厕所里也站满了人。我是提前两天买的票，当然有座，而且是靠窗。可一上车就被一位女学生模样的女孩给换了，她说她晕车，靠窗想吐时方便，我只好答应。坐下不到两小时，就上来一位大嫂，或许是我一身的军装在人群中太扎眼，她一下就准确地看到了我，抱着孩子挤了过来，靠我旁边站着，怀里的孩子还“哇蛙”大哭。我看看四周，感觉实在没理由不起来让座。她千恩万谢地坐下后，还把小孩让我抱了会，让小孩叫了几声糊糊（叔叔），她说她到哈尔滨下。我想几小时很快就会过去，就去车箱头抽起了烟。

　　　　这时，一名女列车员推着送水的车在人群中艰难地挪动着，还一边大喊“借光，借光”，说实话，我当时还真的是怀着一种近乎崇高的想法来帮她的，不是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说法吗？雷锋是解放军，我也是，于是我丢下了烟，上前帮她推起来。她抬起头用衣袖擦了擦汗，这时，我才看见这是位五官纤细洁静，很漂亮、很美的女子，化了淡妆，有江南女子的韵味，略丰满的身材让制服充满线条，全没有我见过的北方女子的五大三粗。一开口，却是地道的东北味：“大兄弟，谢谢你啊……”等我帮她送完水，再整理好架上的行李，拖完地板时，列车早过哈尔滨了，我一拍脑门：糟糕……忙去找自己的座位。晚了，座位上已坐下了一位年近70的老汉，他微笑地问我：“解放军同志有事吗？”我能掏出车票说这是我的座位请你起来吗？没穿军装前我能，可现在我是坚决不能！我摇了摇头。可是，我还是四处瞅瞅希望有人能帮我证明说句话什么的，包括那女学生。她脸冲窗口，一动不动，只好自认晦气了。列车员这时过来了，拿着一个“治安”的红袖标给我戴上，让我和她一起去巡查车箱，提醒旅客不要睡着了、小心小偷等等。回来后，她说我反正也没座位，到乘务室里休息得了，她再去其他的车箱看看。我正愁要是站到长春，这两腿还不变得水桶粗，听了这话，正好顺坡下驴。

　　　　站了七八个小时，又干了很久的活，一坐下，两眼就使劲打架，不由的靠在窗前打起了盹。不知过了多久，“咣铛”，一个急刹车，我猛地一惊，手一伸，碰到一个至软至柔的东西上，睁开眼一看，原来、列车员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靠在我身边打起了盹，手刚才碰到了她的胸部。我脸一红，忙站起来，说出去透透气，她一把拉住：“再睡一会，到长春还早啊？！”我摇摇头，这一年多来，不要说没有和女人这样独处过，就是看的次数也是有限，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人，我怕管不住自己。她看出了我的尴尬，嫣然一笑：“我爸当过兵，我弟现在也当兵，我也特别喜欢当兵的……”边说，边用那双大眼睛使劲瞅我，我更呆不下去了，眼睛不敢回视，身体哆嗦如风中一片叶，她轻轻地叹口气，起来侧身让我。要出门时，她塞过来一拳头大小的国光苹果。

　　　　临到出站口，我忍不住回头看看，她还站在车门口，眼睛往这边张望，我眼里也有些酸涩，毕竟，毕竟好长时间没享受过女人的温情了，毕竟，毕竟长长的旅途给人添了多少美丽的想象。但一想到自己到长春的任务，就狠狠心低头出了站。“你是小波？我是徐干事，范处长让我来接你。”一位带眼镜的上尉军官这时过来，看了我半响说道。我点点头，他回头一招手，一辆北京“212”嘎地开过来，轮胎上冒出了青烟，他和司机把我的行李往车上一摔：“回军部”。

　　　　车行驰在一条很繁华很宽阔很有名以一位伟人命名的大街上，街边的霓虹灯五光十色向我闪烁，一座座高楼鳞次节比迎面扑来，车周围更是车水马龙簇拥着。车里的我脑袋昏沉沉，神思恍惚，没一点进了都市的兴奋激动劲，只是反复在想一个问题：仅仅半年不到，我就从一名指挥排的兵到新兵营当文书，再到团政治处任文书，现在又到集团军政治部学习来了，这完成了几个三级跳？这一切该不是做梦吧？“滴滴”，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而又富丽堂皇的大楼，楼两侧的投射灯把大楼打的透亮，就像一把伸进夜空的利剑。徐干事对双岗的卫兵答完口令，出示通行证后，带我坐电梯上了13楼。一间挂着宣传处的大办公室里，靠墙的一角，用四、五个大铁皮柜隔出了一间小屋，中间放着一张钢丝床，徐干事手一指，说现在住房紧，只有先委屈一下。你累了就休息吧！徐干事人胖乎乎的，说话很慢，看得出是个好人。

　　　　简单洗漱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翻身，碰到挎包里一个硬东西上，掏出一看，是列车员送的那个苹果，擦了擦，就慢慢啃起来，思绪还在乱飞。

　　　　什么是偶然？这就是！如果不是营部的卫生员让我帮忙到政治处宣传股抄通知，如果通知上不是全师办新闻写作培训班的事，如果抄的时候不是一时嘴快对栾股长说自己曾经发表过作品包括新闻作品，那么一切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每天还会在新兵营抄一点无用的公文，练练字、弹弹吉他，再看看高中时的老课本准备考军校。栾股长很负责，专门来新兵营看了我作品的剪贴本，一篇篇数了数，然后很慎重地征求我的意见：“政治处的文书复员了，现在需要人，你愿意吗？愿意的话，我给主任推荐。”我连连点头，唯恐迟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顺便说一句，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比我更新的兵来了后，团里成立新兵营，副营长走马上任新兵营营长，身边缺一个写写画画的、跑腿的文书，想到了我。征求排长的意见时，大概排长嫌我实在不听话或者说太有主见，就一口答应了。

　　　　其实在营部，我还是有几次机会的。一次是当初我的接兵干部，后勤处的杨助理（到了团政治处后我才知道，司令部的叫参谋，政治处的叫干事，后勤处的叫助理，好像只有政治处的人才真正在干事）专门叫我去他办公室，说师油料科需要人，要找一名高中生。让我当着一位陌生的军官抄一段报纸。我的字从没有认真练过，虽然老头子的字写得很好，还是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会员，可打小让我练时，我就十二分的不愿意。上了中学，更是借口功课忙把笔都丢了，一手烂字和我本人相比是大相径庭，还有一个“绝活”就是经常把字写分家，闹出的歧义让人匪夷所思。有次语文老师念我的作文，把耿耿于怀念成了耳火耳火干杯时，全班轰堂大笑，为我创造出的一个新词而欢呼。我这时使出吃奶的劲端端正正写了半页，杨助理和那位军官看了后，相互交换了下眼神，就让我回去了。后来几次在大道上见到杨助理，除了敬礼还礼，他就像没这回事，提都不提，我实在忍不住了，开了口，他才说计算兵岗位很重要，营里不放，我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一定是因为字写的难看的原因。另一次是团警卫排要人，到我们班看中了我。警卫排天天在首长身边，没有专业训练，而且经常值勤、纠察，把一些手插在兜里或袖手的，不带帽子或歪带帽子的兵带去关禁闭，看起来蛮威风，我当然愿意去。可在他们排长与我们师班长一阵嘀嘀咕咕后，警卫排长的脸开始阴下来，此事再没有下文。我知道是师班长说了我的坏话，心中愤愤不平却无可奈何，谁叫我们的关系处得这样七零八落呢？

　　　　偏偏我这人的记性还不好，我到政治处当文书后，有次师班长来找我，唯唯喏喏全没有当我班长时的傲劲，说了半天才知道，他是想探家期间带对象上北京看看。当时北京正在开亚运会，一般闲杂人员根本不许进，包括要在北京转车的也改在了天津或者石家庄，要去必须持县团级以上的政治机关的介绍信以公干的名义。我很爽快地给他填了一张介绍信（新兵营当文书期间，练了几个月的字，现在派上用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xx部队政治部：兹有我部战士师xx前来接洽有关事宜，望接待为盼。此致，敬礼，中国人民解放军xx部队政治处。等他把介绍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后，我祝福他早日把对象搞定，又随口问他要不要持枪证，他慌忙一摆手，说，不要，不要……我笑了，其实那归司令部管。

　　　　栾股长走后的第二天中午，我进了饭堂刚要吃饭，张排长站起来，清清喉咙，慢吞吞地说：“接军务股通知，小波……”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停顿了好一会，我以为又是我的内务没有折好或其他地方违反了条令，被军务股抓住给通报了，忙埋头使劲往嘴里刨饭。到了新兵营，我归副营长直接指挥，只有吃饭、睡觉还回排里，张排长经常找副营长抱怨说小波这样那样没有做好，影响了全排。副营长也说过几次，要我要求自己严格点。张排长接着说，“小波下午到政治处报到……”我听到后面的话；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长时间里，我已经习惯了紧张的操课训练，习惯了繁杂的劳务公差，习惯了被人呵斥指责，根本不相信会有什么好事降临。昨天栾股长才找我，今天就要我去报到了，这是不是也太快了？心扑腾扑腾跳个不停，脸上不管怎样都掩盖不了狂喜，再好的饭菜已失去滋味，干脆把碗一放，转身出了饭堂，就听得背后传出老兵们的一阵怪叫：“欧……。欧……。”，不知是为我高兴还是为我嫉妒。

　　　　告别了，一营部；告别了，一营部里一切喜欢或者不喜欢我的人，我把手中的帽子往空中使劲一抛……
绿色爱情（八）
　　　　在营部忙碌的日子过惯了，到政治处一闲下来，反让我无所适从。机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自己管理自己。诺大的一个团级政治机关，四、五个股室，20多名军官，就我和电影放映员两个战士。放映员住俱乐部基本不上来，机关里面我一个兵更显的引人注目，甚至有干事议论我和政委、主任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听了一笑了之。兵少官多，人人对我说话要我做什么就相当客气，没了命令多是商量，一看我的脸色犹豫或者为难，就说算了算了。再说，我是政治处的文书，从理论上讲，不归任何一个股室管，直属主任，我管着政治处的两个公章（一个对外，中国人民解放军xx部队政治处；一个对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备九师炮兵团政治处）和办公用品，他们要出差开介绍信，要领信封、稿笺、墨水什么的还要找我。主任找我谈话，说要我把文书和报道员两个职务全挑起来，不再调人了，具体干什么和怎么干，可以去问栾股长。栾股长对我新兵时的演讲还有印象，再说也是他发现我向主任推荐的，他推开桌上的一堆稿纸，对我语重心长谈了一下午，我似懂非懂，反正一一点头，最后只记住了一句话：自己干自己的，不要掺和任何是非，机关里面机关多！

　　　　几天后，我和栾股长一起到另一个团参加师里的新闻培训班。新闻都是干巴巴的豆腐干，新闻无学，无感情可抒，无文彩可言，这是我原来的一直印象，有几个写诗的能瞧得起搞新闻的？当兵前我还在一家工厂上班时，参加过一次县委宣传部办的这种培训班，结果是回去后一篇新闻没写，诗写的更欢了，好像是参加的诗歌培训。可现在不同了，我还是报道员，必须要写新闻，不然在政治处是站不住脚的。主任有天心情好，让我去他办公室，我带了些原来发过的诗歌，他边翻边说，这种写个人情感的东西有什么用？你必须写新闻，写我们自己的部队！

　　　　两天时间的新闻培训，内容很多，什么采访、写稿，什么消息和通讯的差别等等，主讲的都是师里的新闻干事张刚。他个头中等，眼睛小，说话飞快，湖北口音已经和东北杂交，变成另一个味，如不是他善于板书的话，我敢肯定有一多半的人听不懂，包括我，虽然湖北和四川也理论上是邻居（重庆是后来才划出去的）。他的一本厚厚作品剪贴放在讲台上，我们课间休息时就上去随便翻，边翻边对他肃然起敬。他是85年兵，湖北随洲人，从86年开始搞新闻，并因新闻业绩突出而提干。他的活动能力和笔头子都很强，随军里的侦察大队去老山前线打仗时，专门跟《牡丹江日报》商量，开了个《南线书笺》专栏，每周发一篇他寄回的前线所思所感。当时中越双方呈胶着状，没有大部队参战，打的是小规模的特种部队战，中央军委为了锻炼部队，就命令每个集团军组建一个侦察大队（也就是特种部队）上老山去轮战，一年多时间不到，他就发表了10多万字。回家探亲时，他又和家乡的《随洲日报》联系，定期开了《随州好汉在东北》的栏目，把同年入伍的几百老乡在家乡人面前充分展示。不足的是他在部队报纸上发的少些，沈阳军区的《前进报》和成都军区的《战旗报》（在老山时，主要对）还有一些，《解放军报》就更是廖如星辰了。他自己也说，上《解放军报》太难了，每天军报收到的是几麻袋的稿件，能用出来的不到千分之三，他搞了多年搞新闻，也就上了五、六篇。听说全军（指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下同）还有不少师级单位因为好多年都上不了一篇，写信给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只好让军报对这些单位照顾，一年保证一篇。说到这里，他抬头鼓励我们说：你们写吧，师里有规定，只要在《前进报》发表5篇，《解放军报》发表1篇，可以立三等功。一席话是说得我们个个摩拳擦掌。栾股长也在旁边看，这时他说：“张干事，这是我们团里新来的文书兼报道员小波，他在《星星》和《诗刊》都发过诗歌，现在搞新闻，你要多指点啊！”他一听，眼顿时亮了，说：“哦，想不到炮团还有这样的人才？搞新闻也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多写，多跑，就可以出成绩。以后有什么好线索就直接给我联系啊……”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了团里，首先找通讯股把文书室的电话装好，给各个连的指导员都去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搞新闻，有好的事情一定要说说，宣传出去对连里和团里都有好处。然后利用一次搞活动的机会，给主任说了，顺便把原来的小暗室里面的冲、洗、印、放的设备统统配齐（前文书走时，看什么值钱就拿什么），把保卫股的一个相机借来，大会小会穷折腾，效果不尽人意，还是选了些寄出去。几个月下来，文字稿加图片就给前进报、军报寄了不下30篇，可除了在《前进报》上发了两条一句话新闻，其他就是杳无音信。张干事每次打电话来问我有什么好的点子，我都无言已对。栾股长安慰我说，主要是人不熟，慢慢来嘛！

　　　　“活鱼”终于来了。一天，我到政治处楼下的导弹连闲逛，黑板上一件“连队十佳好事”吸引住了我：一位姓王的大娘去看儿子，在车站钱包让人给偷了，她嚎淘大哭时，连里一个战士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就帮她买了车票，送上车。王大娘看完儿子后，就千里迢迢找到连队来感谢这战士。我马上意识到这应该比我以前写过的都要有意思，马上找到这战士和连里的干部采访。回去一会功夫，就写出《王大娘千里找雷锋》的小通讯，这次我没盲目寄，而是骑车到师部找到张干事请他斧正。他看了后，说还可以，拿起笔略动了动，就给我写了个人的名字，让给军区的报纸寄去，寄稿时，我为了保险，还是把他的名字放在了前面。一周后，这篇稿在《前进报》的三版上以醒目标题发出，捧着才到的报纸，闻着新鲜的油墨香，我从来没这样兴奋过，连看了几十遍，再拿去找主任和栾股长分享。团里起码也有几年没在《前进报》上露脸了，他们都很高兴。张干事打电话来祝贺我，夸我文字基础好，才出手一篇就发出来了（他不知道我发出的众多石沉大海的稿子），并问我愿不愿意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