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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兵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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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之后，庞涓率兵马不停蹄地追到马陵。但见路上横七竖八地扔着许多木头，便命士兵下马下车，准备开路追击，却忽然看见路边的白色树干上隐隐约约有几个大字。庞涓疑心特重，便命人点火观看，但没等看完就连叫不好。但为时已晚，齐军乱箭齐发，魏军顿时大乱，四面被围。话如雨下，既无法抵抗，又无路可逃。庞涓自己也身负重伤，眼见败局已定，绝无挽回的余地，只好垂头丧气地拔剑自刎。齐军战役一举歼敌一卜万。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经典之战的马陵之战，而孙膑从此也名扬天下。
孙膑的确是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深知忍字秘诀的人。面对命运的不公，面对“朋友”的诬陷，他仍能忍隐不发，潜心等待时机的到来。这不但需要一份惊人的耐力，同时也要有一种卓越的审视力和观察力。
虽无鸣，鸣必惊人
《韩非子·喻志》篇中记载着楚庄工的故事。春秋时，楚庄王继承王位，然而却一连三年不认真处理政事，其实他是在不动声色地了解内外情况，调查大臣私下的举动。后来有个大臣作谜语问楚庄王：南方有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这是什么鸟？楚庄王答日：“虽无飞，一飞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果然，不出半年，楚庄王亲自听政。后举兵伐齐，几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楚庄王的火虽然烧得晚了一点，却能发挥火的最大热量。假设他一日为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意想之中的改革，就等于无的放矢。忠奸不辨，处士不举，靠谁来为自己出谋划策、鼎力相助呢？隐忍三年，既体察了国情、民情，熟知天下大事，又能识辩忠奸，去除杂萎，楚庄王这把火烧得实在是够聪明。
吃亏吃出名堂来
南宋时。岳飞的部将董先奉命去迎击南侵的金兵。金兵有上万人，而岳家军则只有几千人。怎样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呢？董先想出一条妙计。
他首先纵兵深入，但一与金兵交锋便全身而退，一日退百里，连退三日，手下的兵士越退越少。有些部将极不满意，说与其现在接连退却，还不如先前战死疆场。一直到第三天，董先眼见大家的愤慨之情都已被激发起来，这才告诉大家到了拼死作战的时候了。于是，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一鼓作气打反击，压迫敌人步步后退。当溃不成军的金兵退到唐州的牛蹄、白石二地的时候，正想放下兵器吃饭，谁知董先二天前纵兵深入时埋伏在此地的军队猛地掩杀出来，大败金军。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以忍为攻的典型例证。
俗语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讲的是汉时辅佐高祖刘邦称帝的大将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韩信开始时并不是辅佐刘邦，而是先投奔项羽，因得不到重视，才智不得发挥，这才改投刘邦门下。他在投奔项羽的楚军之前是个穷青年，经常背着宝剑在街上闲逛。一天，一个泼皮少年突然拦住他的去路，对他趾高气扬地说道：“你经常背着宝剑，又长得人高马大，其实是个怕死鬼。不信，你敢杀死我吗？如果不敢，那就乖乖地从我的两腿之间爬过去！”面对这种的挑衅，韩信非常生气，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弯下腰来从那无赖的胯间爬了过去，惹得满街围观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韩信却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慢慢地走开了。
以史为鉴
历代的皇帝都知道安邦治国是自己的要务。怎么治？不劳民伤财，不劳兵袭远，爱民如子，政治清明，国家治理得一定会很好。开明的皇帝喜欢自己的巨子清正廉明，两袖清风，以国为家，能够真正地为国家江山社稷着想。大凡开国皇帝多半都能励精图治，好好振兴一下自己的事业。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江山来之不易，稍一松懈就会随水而去，土崩瓦解。而其后的皇帝则多是在官内“土生士长”，不知稼稿之苦，贪图安逸享乐，金钱珍宝要得，玉女美人也同样不可少，于是整日陶陶然，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荒废国事，渐渐就丢了天下。
宋人司马光曾编篡《资治通鉴》，历鉴各朝各代为政之得失，以作为政之借鉴。其实本质上说的是应该多为天下民众着想。
商前约王穷奢极欲，聚敛无数，竟要用酒来造成池子，用鲜肉聚集为林，生活自然是富足之极，结果却亡了国。隋炀帝即位不久，命人开凿运河，修造巨船，征敛天下无数美女一同巡游江南，沿路各地都要贡奉最精美的食品和宝物。隋朝本来就刚刚建立，让他这么一折腾，越发地难以收拾。结果是无心裁柳柳成荫，手握兵权的李渊稀里糊涂地作了皇帝。
有以贪败国的皇帝为借鉴，那么聪明的皇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执政的反面教材，时时鞭策纠正自己，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宝座坐得更长久一点，人民也会因此而得以体养生息，衣食可安。
秦始皇是个暴君，接替他的汉朝请皇帝就知道不能像他那样做。汉高祖刘邦就率先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方便。继之的文帝。景帝更是持之以恒，不敢懈怠。文帝在位期间曾经打算修建一处露台，一计算要用100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他便罢手不修了。景帝更知体恤百姓，接连降低收税标准，最低时只收三十税一，甚至接连几年不收税。
千古名臣
魏征任唐太宗的宰相，前后长达十六年，敢于直谏，是唐太宗为政上的得力助手。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谏臣，曾前后向唐太宗进谏二百余次。他性情耿直，即使唐太宗雷霆震怒，其他大臣都敛气摒声，不敢抬头的时候，他仍能神色镇定，从容陈词。特别是他反对帝王追求享受，认为这往往就是政治败坏的开始。唐太宗一有这样的苗头，他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一次，唐太宗外出巡游，住在洛阳显仁宫，因为供奉差一点，便对有关官员大加斥责。魏征听说后，劝谏太宗道：“陛下因为供奉不好而斥责官员，开了这个风气之后恐怕就会弄得民不聊生了。以前隋场帝出巡时，令各地官员攀比着敬奉最精美的食品，并以此作为赏罚的依据，结果弄得天下大乱，众叛亲离。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为什么还要学这一套呢？”唐太宗听后，马上悔悟，说：“要不是你，朕是不会听到这样的话的。”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派人去魏征家整理书函时得一表文，上面写着：一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任恶人则国乱。”唐太宗阅厅感慨万分，命公卿侍臣将这几句话记在绩板上，并让大臣们学习魏征“知而必谏”的风格，公而忘私的精神。于是唐朝大治。
忠臣明主，一个敢于直言进谏，一个正好纳谏如流，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共同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忠臣遇昏君，或明君遇馅臣，或者昏君遇馅臣，那都是大大的不妙。商纣体力充沛，喜欢渔猎女色，费仲、尤浑就拼了命地为他搜罗美女，任其享乐，终于亡了国。清朝乾隆帝是个不错的皇帝，还算有作为，可是他却碰上和坤。一次和坤说假话讨好乾隆，被乾隆知道，大加斥责。和砷却说：“陛下您身为一国之主，每日都要为国家大事费心劳神，得不到一点休息，如果我还天天说些烦心事，那您这皇帝做得还有什么乐趣呢？”乾隆耳根子一软，便饶了和坤。
爱美人更爱江山
如果一朝富贵，那么所处的环境就会迥然不同了。刘邦曾经是个三尺布衣，穷得很。等他打败项羽，自己做了皇帝，身在万万人之上。境遇就阔绰多了。不但有人侍候着自己的衣食起居，而且还会有许多天下美女争相献色，只想能讨得他的欢心便别无所求了。打了半辈子的仗，如今美女上门，怎么能不怦然心动，享乐一番呢？这也不为过。但是如果从此成性，乐此不疲，荒废朝政，那就是大大的失误了。各朝备代的末期之国，多半是和国君的贪图酒色脱不了关系的。
金钱和美女，男人都垂涎三尺，为政的男人更可以轻松获取。但是，万事都讲究一个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如果贪心太盛，对金钱和美女总是如饥似渴，那么不但不会从中吸取从政的动力，还会分散消解你的意志力和活力，使你变得头脑迟钝简单，缺乏进取心和创造力，慢慢失掉自己眼前的荣誉和地位。既廉洁，又寡欲，这样才会有所作为。
一辈子做好事的人
吴玉章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始终都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人民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吴玉章常常说：我时时觉得对国家、社会贡献得太少，不敢不力求进步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厚爱。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高标准地要求，而自己的生活却是低标准的。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装文件的小皮箱，以及延安时期组织上发的一件粗呢衣服和一件皮袄，一直用到去世时。他接待外宾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解放后翻改又穿上。平时接待客人，需要衣着整齐一点，一回到家，他总是只穿旧衣服。他的内衣、袜子都是补丁加补丁，使用了多年。一条毛巾使用无法再用了，还舍不得换新的。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建国后，吴玉章一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按规定每月发给他办公费和科研费，他都坚决退回。他曾专门告诉科学院秘书长，以后停发他的科研费，理由是“我不需要”。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只收取一次稿费，转载的稿费一律不收。就是所收稿费，也总是用来抚养烈士子女，或接济有困难的同志。合作化后，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急需抽水机，吴玉章得知后，马上自己花钱买了抽水机送去，以表示自己对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支持。至于外宾送的礼品，不论大小，都一律交公。他解释说：这不是送给我的，而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他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庆祝吴老六十寿辰时所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人民，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这正是对吴玉章同志人品风格的最好评价。这个评价成为高尚道德标准的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为了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与人民的自由，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与敌人做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与敌人的战斗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发挥古代兵法精髓的战术，给与敌人沉重的打击。每次战斗胜利之后，他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碗红烧肉。但是，即便是这一碗红烧肉，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身边的人：我的这种生活是不是太奢侈了？旁边的人经常是一边摇头，一边暗暗落泪。就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毫不贪心，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才使我们战胜了一切敌人，并使这种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廉生威俭生信
廉。即是清白高洁，不贪心。屈原在《楚辞》中说：“吁嗟默默合，谁知吾之廉贞？”廉，俭约，便宜。《淮南子》中说：“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用廉来评价人，含正直、清廉、公平之意。古代为官的人，有少数能够认识到，廉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品质，它还可以演化出一种作风，养成一种风气，成为一种统御方法。古语云：吏不畏否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廉则威。统御者从自身做起，自身清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必然提高统御效率。正因为廉有如此大的作用，中国古代才把廉作为好官的主要标准。《三国志·李通传》中记载，司马懿曾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勘，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当作为官的首要条件。南宋吕祖廉在《杀莱昂大史别集》中又提出：“当官之洁惟有三事：日清、曰慎、曰勤。”还是清廉在先。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的确有些为政者以清廉、公正、无私为本，以廉生威，拨乱反正，造福一方，赢得人民信赖的。历史上的包拯就是其中之一。
包拯一生清廉俭朴。史书上说包拯后来虽然做了大官，地位很高，但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吃的东西，都和他作布衣平民时没有什么两样。他被任命为陕西转道使后，本来应该穿上绘有新等级标志的“章眼”上任，以示尊荣。而他可倒好，穿着原来的衣服就赴任去了。宋仁宗听后，十分赞赏，特地差人骑快马去追包拯，把三品图致的章服赐给包拯。端州盛产砚石，早在隋唐之际端砚就久负盛名。历任官员在向朝廷交纳砚台时都要借机勒索，额外增加数量，加重人民负担，结果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一改旧习，命砚工按进贡数量制作，自己一块不留，此举深受百姓欢迎。包拯离任时，砚工特地精制了一方好砚送给他作为纪念，他婉言谢绝，“不待一砚归”。包拯一生所为正如自己所言：“清心为治本，直道身谋。一晚年时，为教育后代，留下遗训说：“后世子孙世宦有犯赃滥者，不得归放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以清正廉明为本，逐渐形成巨大威势。史书记载说：“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难，好比黄河清，童稚好人，亦知其名，呼日，一包待制”。当时的京师所在地开封府有传语说包拯好比阳间的阎罗，谁想买通关节，走走“后门”，以长徇私情，搞点“不正之风”，那谁的官也就甭想再当了。他七次上奏皇上，要求严惩酷交王逵，终达目的；他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也敢于指责官位煊赫的国戚。宋仁宗的叔岳父张尧住身为宰相，搞得民困国穷，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搬掉这个祸害，一而再，再而三，上奏弹劾，迫使宋仁宗免去张的要职。包拯所做的一切，自然赢得人民的敬意。来神宗时，西羌有一个将领于龙呵归附宋朝，他京师朝见皇上时，要求皇帝赐给他包拯的姓。开封府署旁有一块题名碑，凡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都在碑上刻下姓名和任职时间。包公曾任开封府尹一年多，也刻了上去。南宋时周密曾说开封府尹题名碑上的包拯二字：“为人所指，指痕甚深。”这是因为人民喜爱他，凡是到此地来的人，为表达敬慕之情，都愿用手指抚摸包拯二字所造成的。现在这块碑石还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为官的都清政廉明，不贪心，那么整个国家的政治也就搞上去了，经济实力也强盛了。盛唐时国力强盛，回族来朝，盛况空前，靠的就是一个“廉”字。在现代社会，这个道理仍然有用，而且作用更大，甚至连西方的从政者也取悉此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立国必须廉政”。李光耀本人带头廉政，住房和汽车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有许多政敌反对他，攻击他，但没有一个说他贪污、腐化。政府中有……名部长，是新加坡政界的元老之一，与李光耀有很深的私交。当人们揭发这名部长有贪污嫌疑，他找到李，希望李能保护他。李光耀却说：我要保护你，我这个党就站不住了。最后，这名部长在上法庭之前自杀了。李光耀就是靠着廉洁赢得了威信和民心，使新加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
领导人的学问
有成就的领导者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掌握自己的心境，约束自己的言行。他们无论受到什么刺激，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不产生冲动行为。必要时能节制自己的需要，忍受身心的苦痛和不幸，克制自己的各种消极情绪，表现出高度的忍耐性、纪律性、组织性，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忍让克己。法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成就的人，他必须能如歌德所说，知道控制自己。”
《论语》中说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这个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领导者应该牢牢记住的。因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会起到带动或懈怠部下的作用。部下的眼睛都注视着领导的一举一动，如领导能够以身作则，然后以己推人，严格要求，部下也会纷起仿效。这样，你所领导的集体也就更团结紧密，更具战斗力。
世上没有后悔药
但是，有些不成熟的领导或容易冲动的人却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遇到某种刺激或诱惑。易于兴奋，易于激动，处理问题冒失、轻率，好意气用事，不顾后果。有的人贪得无厌，官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金钱越多越好。这种人由于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个人欲望，从而渐渐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991年4月25日，这个日子对于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来说应该是刻苦铭心的——他选择了投案自首，悔过自新。
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的大门，面对接待他的铁检厅厅长陈振东和副厅长鞠永春时，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坦白交待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利的犯罪事实。
事隔八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经查证核实，张辛泰在任铁道部副部长期间，自1987年秋到1987年底，先后收受他人贿赂的日本产高档家用电器6件，价值人民币2020元，并利用其职务让铁道部运输局有关人员为行贿人员批办违流计划外车皮一列（80辆）。
张辛泰认清了我党反腐倡廉的决心，所以选择了投案自首的道路。但是，作为一名国家高级干部，最终竟沦为人民的罪人，又不能不引人深思。
翻开张辛泰的履历表，人们不难看到一个耀眼的光环：1937年生人，革命军人的后代。1953年入团，1956年入党，1959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桥梁隧道系，1982年12月至1990年8月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IWe年12月起担任南宁一昆明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副部级）。IWe年曾因抗美援越得到过越南、府颁发的奖章，1971年被评为坦赞铁路优秀援外战士，1982年当选中共十二大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被选为中央十三大代表……
张辛泰的工作成绩自不待言，否则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被提拔到铁道部副部长这一如此重要的岗位上来呢？
也许他觉得已为党工作多年，该是领取报偿。享受享受的时候了。于是，他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他把党和人民交到他手中的权力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
他开始随波逐流了。
1986年，张辛泰经其专车司机周茂介绍结识了李春花，一位女军官，某军矿副矿长。作为革命军人的后代，张辛泰对军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加之是同乡，自然可以信任。
听说李春花神通广大，可以买到“平价”电器，张辛泰不想错过这个“占便宜”的机会，马上命人传话让其代买一台冰箱、一台彩电、一台录相机。只要佛爷开口。小神自然照办。实际上李春花早就等他开口了，她的目的很简单，也很实用。三件电器转眼间送上门，比当时北京商场零售价少花4050元。张辛泰喜不自休了事。
1987年秋，张辛泰与李春花交情渐厚。李春花携一台夏普800瓦吸尘器上门送礼，礼厚情义重，不好拒绝。张辛泰开门笑纳。
锣鼓一响，好戏连台。李春花不断登门了拜访。送礼的目的只有一个。理由却很多：听说张家冰箱想换，一台松下大容积冰箱大驾光临；儿子结婚，“理应送礼”，一台日立21英寸平面直角遥控彩电和一台夏普转盘式微波炉长趋直人；录相机过时了，换上一台夏普779型多制式。
1989年党中央下决心整治腐败，正我党清廉之名。8月中央“‘两高’通告”颁布。
与此同时，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潘克明，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徐俊等一窝铁路“驻虫”被控出，全国沸腾。
但铁道部党组决定：为不因郑州铁路局班子问题影响铁路运输，立即派工作组进驻该局整顿，协助检察机关工作，作好领导班子后备人选的考核工作。而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恰恰是张辛泰。赶到郑州的张辛泰仍然装模作样地说：反腐败是党的大事，“我们一定要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查到谁是谁，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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