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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人生智慧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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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人生》“中和与通”
看一幅油画，如果画家忽略了其中的几何平衡，我们就会感到很别扭；用吉他弹奏，如果找不准位置，错位的弦发出的音，听来就会特别刺耳；欣赏一个雕塑，如果雕刻者遗忘了合理的比例，看起来就会显得极为怪异……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和谐理论：“和谐就是一切”。
“和谐”无疑是人人都期望实现的一个目标，就像人们总是希望每个事物都能达到最完美的“黄金比例”一样。但真正的和谐就和真正的自由一样，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梦，人们所能实现的只可能是相对的和谐。
毕达哥拉斯追求的是数的和谐，更多的哲学家追求的则是社会的和谐，冯友兰先生亦属此列。他期望每个人的生活能更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更融洽、纷争不断的社会能更祥和，就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样。虽然他和马克思一样，都不能看到远大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但还是提出了通往那种理想社会的途径。冯老说：“如要个人人格，不致分裂，社会统一，能以维持，则必须于互相冲突的欲之内，求一个‘和’。‘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之欲，皆得满足。”
然而，欲望无边，想要得以最大限度的满足，难于登天。因而，人们可以做的，便是在不妨害别人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欲，必要的时候最出适当的让步，以换取“和”。很多时候，这种表面看来的退让与无争，换来的可能是更大的收获。
在风景如画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年轻的海洋生物学家布兰姆做了一个观察实验。这天，他潜入深水以后，看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条银灰色的大鱼离开鱼群，向一条金黄色的小鱼快速游去。布兰姆以为，这条小鱼已在劫难逃了。然而，大鱼并没有恶狠狠地向小鱼扑去，而是停在小鱼面前，平静地张开了鱼鳍，一动也不动。那小鱼见了，便毫不犹豫地迎上前去，紧贴着大鱼的身体，用尖嘴东啄啄西啄啄，好像在吮吸什么似的。最后，它竟将半截身子钻入大鱼的鳃盖中。
几分钟以后，它们分手了。小鱼潜入海草丛中，那大鱼则轻松地追赶自己的同伴去了。在这以后的数月里，布兰姆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观察研究，他多次见到这种情景，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布兰姆认为：小鱼是“水晶宫”里的“大夫”，它是在为大鱼治病。
鱼“大夫”身长只有三、四厘米，色彩艳丽，游动时就像条飘动的彩带，因而当地人称它为“彩女鱼”。它喜欢在珊瑚礁或海草丛生的地方游来游去，那是它开设的“流动医院”。栖息在珊瑚礁中的各种鱼，一见到彩女鱼就会游过去，把它团团围住。有一次，布兰姆发现，几百条鱼围住了一条彩女鱼。这条彩女鱼时而拱向这一条，时而拱向另一条，用尖嘴在它们身上啄食着什么东西。而这些大鱼怡然自得地摆出了各种姿势，有的头朝上，有的头向下，也有的侧身横躺，甚至腹部朝天。这多像个大病房啊！
布兰姆把这条彩女鱼捉住，剖开它的胃，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寄生虫、小鱼以及腐蚀的鱼虫。为大鱼清除伤口的坏死组织，啄掉鱼鳞、鱼鳍和鱼鳃上的寄生虫，这些脏东西又成了鱼“大夫”的美味佳肴。这种合作对双方都很有好处，生物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为“共生”。
更有趣的是，小小的彩女鱼在与凶猛的大鱼打交道时，不但没受到欺侮，还会得到保护呢。布兰姆对几百条凶猛的鱼进行了观察，在它们的胃里都没有发现彩女鱼。然而，他却多次看到，一旦敌害来临，大鲈鱼自身难保时，它便先吐出彩女鱼，不让自己的朋友遭殃，然后逃之夭夭，或前去对付敌害。
这便是典型的“和”，凶猛的大鱼虽以小鱼为生，却从不吞食这些能为它们治病的彩女鱼。自然界尚且如此，有思维的人类更应以此为鉴，在纵横交错的利益相关中，努力寻找一种可以和谐共存的方式，不仅能减少伤害，甚至还可能极大限度地接近和谐。对冯友兰先生而言，“道德上之所谓‘和’，正如知识上之所谓‘通’。科学上一个道理越能释之现象愈多，则愈真；社会政治上一种制度，若所能满足之欲愈多，则愈好。”
善用众力，事无不成
在社会中一人之生活，需用许多工艺之出产。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也”。
——《理想人生》“孟子哲学”
俗语有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就像是生态环境中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始终是一环扣一环的，一旦其中的一个行业出现空缺，整个社会便会如缺掉一环的食物链一样，陷入混乱之中。
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道理。冯友兰先生曾就此特别举例说明过：拿一个戏曲学校作为比喻吧。一个戏曲学校里边有学生，有教师，还有一些管理服装道具之类的人。学生之中，可能出来一些优秀的演员，但不一定将来都是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演员就像大文学家、大学问家，不是专靠学校培养就能出来的。还有教师，教师能教学生演戏，可是他自己未必能演。在大学的哲学系中，学生中可能出些哲学家，但是不一定。哲学教授就只是哲学教授，他们能教学生，但自己未必是哲学家。这不仅哲学系是如此，各系都是这样。历史系未必能够出司马迁，文学系未必能够出李白、杜甫。像这些特殊的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一个剧团中，管理服装道具也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在一个戏曲学校中，也需要传授这种知识，培养这种人才。他们未必都能演什么戏，但是要知道演什么戏用什么道具；他们未必能演一个角色，但是他们要知道在什么戏中什么角色要穿什么服装。这些知识，看起来很琐碎，但是没有这些知识就不能演戏。这种人好像是无关紧要，其实没有他们戏也是演不成的。就好像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螺丝钉虽小，但是没有它机器就不能开动。所以机械厂里也得制造螺丝钉。
确实，整个社会就像一部大的机器，各个不同的行业，就是机器上的不同部件，只有在部件齐全且正常的情况下，社会这个机器才能正常地动作。了解了这一点，方能清楚地看到个人所处的位置。人们的生活，时刻都是与社会相关的，也就是与他人相关的，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社会中一人之生活，需用许多工艺之出产。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也”。必自为而后用之，乃不可能之事。故必分工互助。治人者，治于人者，其所事虽不同，要皆互相需要，彼此皆不可以相无也。
身边的每个人、每个行业，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而，无论何时，都不要站在与别人的对立面上，那样只会陷入致命的“囚徒困境”之中。
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一根渔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鱼，另一个要了一根渔竿，然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得到鱼的人原地就用干柴搭起篝火煮起了鱼，他狼吞虎咽，还没有品出鲜鱼的肉香，就连鱼带汤吃了个精光，不久，他便饿死在空空的鱼篓旁。另一个人则提着渔竿继续忍饥挨饿，一步步艰难地向海边走去，可当他看到不远处那蔚蓝色的海洋时，他连最后一点力气也使完了，他也只能眼巴巴地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间。
还有一对饥饿的人，他们同样得到了长者恩赐的一根渔竿和一篓鱼，只是他们并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寻大海。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经过遥远的跋涉，来到了海边，从此，两人开始了捕鱼为业的日子。几年后，他们盖起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子女，有了自己建造的渔船，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同样是一篓鱼和一根渔竿，前面的两个人饿死了，后面的两个人不仅摆脱了困境，还因为这两样东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可谓是天差地别，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合作。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篱笆三个桩”，还是源于西方文化的“木桶定律”，无不是用最生动鲜明的方式，证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中不能孤立生存，只有在获取别人帮助的同时帮助别人，才能互惠互利，让人生避免“捉襟见肘”的尴尬。
大独必群，做一个社会的人
个人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存在，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把人的一只手从他的身体分开，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
——《三松堂自序》“40年代”
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处于社会之中，“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归属，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社会性”自始至终都会伴随左右，像鲁滨孙那样因不可抗力而远离社会的人，同样也需要一个“星期五”做伴。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便要做一个社会的人。
冯友兰先生说：“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个人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生存，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跟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像一盘散沙中的一粒沙子，而是像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把人的一只手从他的身体分开，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离开了群体，任何人都无法独立生存，一个人的能力再出类拔萃，如果离群索居，就绝对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章太炎先生有一句名言：“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一个人要想成为杰出的人物，必须学会融入集体，利用集体的优势来成就自己“大独”的理想。即使一个人的能力不算优异，但若他学会融入集体，借助于“群”的力量，那么他获得成就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楚霸王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他年少时学习书法不成，学剑仍不成，遂立志要学“万人敌”，于是跟从叔父学习兵法。他身高八尺，力能举鼎，武艺高强。年轻时的项羽志向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
与项羽相比，刘邦在四十岁时还是一事无成，只是一名小小的亭长。这位布衣出身的汉高祖在年轻时，还是一个市井之中的无赖。他长得没有项羽英俊潇洒，更没有项羽武艺高强，也没有项羽那么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说，年轻时代刘邦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当上皇帝。然而，最终登上皇位的人，却是他这样一位小混混。
这当中有什么原因呢？后来，史学家们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项羽虽然优秀，但他的“大独”理想是建立在“群”之外的，而刘邦虽然不怎么优秀，但时势造英雄，他是在“群”中一步步被推为“大独”的。项羽的确武艺高强，用兵也非常有术，“破釜沉舟”的典故就是用来形容他的军事才能的，然而项羽总是仗着自己的个人能力，忽视了他的部下们的作用。正如原来本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所说：“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对待自己的部下，该给的封赏又十分吝惜，只凭借自己的匹夫之勇，自然不可能成就帝王的霸业。”而刘邦呢？虽然本领不怎么样，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文不及萧何，武不及韩信，谋不及陈平”，然而这些人才都能为刘邦所用。这就说明了一点，刘邦是一个群中的“大独”，一个懂得充分利用“群”的力量的人。
最后历史的进展也正是如此。鸿门宴后，项羽再也没有了杀刘邦的机会，反而逐渐被刘邦赶超，最后在垓下决战之时，英雄一时的西楚霸王谱写了“乌江自刎”的悲歌。
项羽的悲剧正好印证了社会之于人的重要性。许多杰出的人士，之所以被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击垮就是因为不善与人沟通，不注意与人交流。
据《圣经》记载，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互相协助，日子越过越好。后来决定修建一座通到天上去的高塔，即巴别塔。上帝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怒，心想：人们讲同样的语言，就能建起这样的巨塔，以后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于是，上帝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互相言语不通。从此，人们各自操起不同的语言，感情无法交流以，误解开始出现，巴别塔因此半途而废。
或许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但就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圣地亚哥认为的那样，世间存在一种宇宙万物共通的语言，只要你愿意，就能发现它的存在。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一颗融入社会的心。唯有拥有了这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再一人隅居，重新回归充满温暖的人群当中。
薄则于人，善用内心尺度
每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中国哲学简史》“忠恕”
人是感性的动物，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对待事物，往往处理事情，冯友兰先生说：“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但很多时候，人们内心的尺是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可以随意变化的，尤其是在衡量自己和他人时，尺子总是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完全就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衡量标准。
一位哲学家在海边目睹一条船遇难。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部溺死了。他痛骂上苍不公道，只因为一位罪犯正好乘坐这条船，竟然让众多的无辜者受害。当哲学家正陷入这种苦恼之际，他发觉自己被一大群蚂蚁围住，原来他站的位置距离蚂蚁窝不远。这时，有一只蚂蚁爬到他身上并叮了他一口，他立刻用脚踩死所有的蚂蚁。天神在这个时候现身，并用他的拐杖敲着哲学家的脑袋说：“你既然以类似上苍的方式对待那些可怜的蚂蚁，难道你还有资格去批判上苍的行为吗？”
这位哲学家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一样，对别人的要求远远超过对自己的要求。他们在评判别人时，总能头头是道，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可是当自己身陷其中，成为当事人时，就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犯了与别人同样的错误。表现在工作中，一方面是用放大镜来观察他人的行为，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另一方面却故意漠视或放纵自己的行为，毫无标准可言。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了用自己想象中的尺，去衡量别人的行为，却忽略了每个人心中的尺并不一样，拿自己的尺去衡量别人未必合适，何况有时那是连自己都无法达标的尺。不妨将高高举起的、衡量别人的尺粗化一下，试着放低对别人的要求，适度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就会变得圆满很多。
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家卡耐基和许多人都是朋友，其中包括许多被人认为是孤僻、不好接近的人。有人十分奇怪卡耐基的想法：“我真搞不懂，你怎么能忍受那些怪人呢？他们的生活与我们一点都不一样。”卡耐基回答：“他们的本性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生活细节上难以一致罢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戴着放大镜去看这些细枝末节呢？难道一个不喜欢笑的人，他的过错就比一个受人欢迎的夸夸其谈者更大吗？只要他们是好人，我们不必如此苛求小处。”
卡耐基不愧是人际关系学大师。其实，人往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优点与缺点共存，美丽与丑陋俱在。与人相交，要看好的方面，至于一些小节，诸如生活习惯之类，大可以“视而不见”。
服装界有名的商人史瓦兹是一个“薄责于人”的经营者，他的成功就和这个品格有莫大的关系。史瓦兹刚入服装行业的时候，有一次他拿着样衣经过一家小店，却无缘无故地被店主讥讽嘲笑了一通，史瓦兹并未反唇相讥，而是诚恳地请教。店主观点独特，史瓦兹大惊之下，愿高薪聘用他。原来这家小店的店主居然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只是因其自诩天才、性情怪僻而与多位上司闹翻，一气之下发誓不再设计，改行做了小商人。史瓦兹弄清原委后，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诚心请教，这位设计师愤然拒绝，出言不逊，史瓦兹毫不气馁，常去看望他，终于和他成为朋友。这个人后来进入了史瓦兹的服装公司，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服装帝国。
每个人的个性、特点不同，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标准苛求他人，求大同存小异，才是为人处世的智慧所在。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要想知道别人的鞋子合不合脚，穿上别人的鞋子走一英里。”将心比心，自己不想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强求别人去做，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的生活氛围就能轻松得多。
遗失信者，世间再无立锥之地
从个人成功的观点看，有信亦是个人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理想人生》“存诚敬”
一句“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让人们看到了诚信的价值。“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语，都是对“信”的要求与强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不但为守信大唱颂歌，而且还努力地身体力行着：商鞅为推行新法，在城门“立木为信”；俞伯牙为践信，摔琴祭知音；曾子为不失信于三岁孩童，操刀杀猪……
《管子·枢言》曾写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离开了信，人就无法立足于世。同时，“信”也是社会得以正常发展的根基，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一个社会之能以成立，全靠其中底分子的互助。各分子要互助，须先能互信。”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每个人都时时心存怀疑，那么中国古代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如冯老所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许多皇帝，也不能说是不聪明，到后来总是把事情办糟。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打到潼关时，他还是照样寻欢作乐，那些掌权的大小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假话最容易最保险，而说真话会引起麻烦。大小官员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就是“瞒上不瞒下”。瞒来瞒去，就只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个人。等到那个人也觉得他是被瞒了的时候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上与下之间互信的缺失，便酿成了如此的惨剧。其后果无非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
对个人而言，信同样至关重要。“从个人成功的观点看，有信亦是个人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人说话，向来当话，向来不欺人，他说要赴一约会，到时一定到。他说要还一笔账，到时一定还。如果如此，社会上底人一定都愿意同他来往、共事。这就是他做事成功的一个必要底条件。”显然，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信是无形的财富，是巨大的资本。一个人坚持走正直诚信的道路，必定能实现良好的愿景。
人们从内心里喜欢说话算话的人，因为他们讲信用，说到做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大概都不会找到相信他的人。这样的结果很可怕，因为他将会失去朋友，甚至亲人，继而失去赖以生存的一切关系基础。做事没人支持，甚至当自己正陷入困境中都没有援手来帮助自己，这将是一场噩梦。一个人的诚信相当于他的脊梁骨，如果没有这脊梁骨，人们将无法立起来。失去诚信也就等于把自己推向一个孤立的无底深渊。
一个健康、美貌、机敏、才学、金钱、荣誉……完美的人死去了，上帝安排他进地狱，他不服，要求入天堂，于是他的鬼魂找到了上帝理论。
上帝笑了笑，问：“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进入这极乐的天堂？”
鬼魂于是把阳间他所有的东西统统抖出来，带着炫耀的口气，反问：“所有这些，难道不足以使我去天堂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缺少进入天堂的最重要的一种东西吗？”上帝并不恼怒。
鬼魂嘿嘿地笑着：“你已经看到了，我什么都有，我完全应该进入天堂。”
“你忘了你曾经抛弃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上帝面对这个恬不知耻的鬼魂，有一点不耐烦，便直截了当地提醒他，“在人生渡口上，你抛弃了一个人生的背囊，是不是？”
鬼魂想起来了：年轻时，有一次乘船，不知过了多久，风起云涌，小船险象环生。老艄公让他抛弃一样东西。他左思右想，美貌、金钱、荣誉……他舍不得。最后，他抛弃了“承诺”。但是鬼魂不服：“难道能够仅仅因为我没有‘承诺’，就被拒之光明的天堂而进入可怕的地狱吗？”
上帝变得很严肃：“那么，之后你做了些什么？”鬼魂回想着：那次他回家后，答应母亲要好好地照顾她，答应妻子永远不会背叛她，答应朋友要一起做一番事业。后来，后来……他回想着，自己在外面有了情人，母亲劝阻他，他对母亲却再也不闻不问，（W//RS/HU）他不允许母亲破坏他的“幸福”；他和朋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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