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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人生智慧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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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这便是孟子关于“利与义”的千古一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与那些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相比较而言，大利便是义。这与孔子的义利观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处所谓的“义”，便是孟子所说的“大利”——仁义。
义与利的问题，向来是哲学家们必定会思考的问题，冯友兰先生也不例外，他认为：旧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底人，即此所谓各种人。此各种人中，每种人皆有他们对于社会权利及职分，及对于别种人底权利与职分。在普通底情形中，人对于求权利，总易偏于太过，而对于尽职分，则总易偏于不及。
简单来说，冯老认为：“义”就是自己应做的分内之事，“利”就是理应获得或者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权利。世间之人，总是存在一种惯性：对于获得的嫌少，想要的更多；对于付出的嫌多，希望能更少。这便是冯老所言的利太过而义不及。
正是因为知晓世人的这种惯性，冯老在研究哲学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一生克服这种潜伏于心的惯性。从十几岁时接触哲学开始，冯友兰先生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义”就是哲学。虽然学术是他人生的重点，但他的心中也存有事功之心，这便是对利的要求。于是，他用尽毕生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义，同时，极力克制对利的渴望。冯老的人生，或许未能完全舍弃利，但在克服利过而义不及的惯性上，无疑还是成功的。如冯老这样，能在利与义的抉择中，选择义的人并不多，但并非没有。
从前，有一个农夫，每天辛劳地工作，但仍然很贫穷。一天，他在一片离家很远的树林里碰到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对他说：“我知道你每天很辛苦，得到的却微不足道。我送你一枚魔法钻戒，它能够使你拥有财富。只要你说出你想要的，同时转动手上的戒指，就能得到希望拥有的东西。但戒指只能实现一个愿望，所以你在许下愿望之前要仔细考虑清楚。”
惊愕的农夫接过戒指，激动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晚上，农夫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向商人讲述了这段奇特的经历。商人邀请农夫晚上住在他家，并乘夜深人静之时，用一枚相同的戒指，换走了农夫手指上的魔法钻戒。
早上醒来时，商人被一堆金子压死了。农夫在金子堆中找到了戒指，带回了家中。妻子得知此事后按捺不住激动，说：“试试看，让它带给我们大片的土地。”因为亲眼看到商人被金子压死的一幕，农夫担心要是轻易向这只魔戒许愿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同样的噩运。于是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道：“我们必须仔细对待我们的愿望，不要忘记，这戒指只能帮我们实现一个愿望。”农夫又解释道：“最好让我们再苦干一年，我们将会拥有多顷良田。”从此，他们竭尽全力地工作，并且获得了足够的钱，买了他们所希望拥有的土地。农夫的妻子想要一头牛和一匹马。农夫说：“亲爱的，我们何不再继续苦干一年？”于是一年后，他们买回了牛和马。
“我们是最快乐的人，”农夫说，“不要再谈什么魔法钻戒了，我们拥有年轻，拥有坚实的双手。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再去想那戒指吧。”30年以后，农夫和他的妻子已经变老了，他们拥有了所希望拥有的一切，而那枚魔法钻戒依旧完好地保存着。
农夫用对职分的义，换来了想要的利。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亦需如冯老的农夫一般，坚守对义的付出，把持对利的追求，唯此方能克服利过而义不及的惯性，活出不被利所困的潇洒、惬意人生。
不贪为宝，放弃从天而降的横财
有许多事物，有些人视同瑰宝，有些人视同粪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虽有人送他，他亦不要。
——《理想人生》“境界”
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宝玉。他带回家后，总是担心宝玉会被盗走。考虑来考虑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决定把宝玉赠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多少还能留下些人情。
于是，他带了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要献给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解地问：“你把如此贵重的宝物送给我，大概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宋人忙说：“我没什么事要您帮我办。据玉工鉴定，这块宝玉是稀有之物，所以我要献给您。”子罕再次拒绝说：“我决不能收下这宝玉。如果我收下了，你没了宝玉，我也会因此而失去清廉的美名，你和我都丧失了宝。”
宋人听不懂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子罕继续说道：“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当然丧失了宝，但我收下了你的玉，也就丧失了不贪这个宝。这样，双方都丧失了宝，我们还是各自保留自己的宝吧！”
子罕的一句“以不贪为宝”，不禁让人茅塞顿开。“究竟什么是宝”，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冯友兰先生说：“有许多事物，有些人视同瑰宝，有些人视同粪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虽有人送他，他亦不要。事物虽同是此事物，但其对于各人底意义，则可有不同。我们可以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对大多数人而言，宝玉无疑都是至为珍贵的“宝”，但对子罕而言，不贪才是他心中的“宝”。但想要永持此宝，谈何容易。有多少人能够在诱人的利益面前，始终秉持“不贪为宝”的心？
清代康熙年间，北京延寿寺街上书铺的店堂里，一个书生站在离账台不远的书架边看书。这时账台前一位少年正在为购买的《吕氏春秋》付款，不小心掉的一枚铜钱滚到了书生的脚边。书生斜眼扫了一下周围，就把铜钱踏在脚底。少年付完钱离开店堂后，书生俯身拾起了脚下的铜钱。
凑巧，书生踏钱、取钱的一幕，被店堂里边的一位老翁看见了。他见此情景，盯着这个书生看了很久，然后起身同书生攀谈，知道他叫范晓杰，还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范晓杰的父亲在国子监任助教，他跟随父亲到了北京，在国子监读书已经多年了。今天偶尔走过延寿寺街，见上书铺的书价低廉，所以进来看看。老翁冷冷一笑，就告辞离开了。
后来，范晓杰以监生的身份进入誊录馆工作，不久，他到吏部应考合格，被选派到江苏常熟县去任县尉官职。范晓杰高兴极了，便水陆兼程南下上任。到了南京的第二天，他先去常熟县的上级衙门江宁府投帖报到，请求谒见上司。当时，江苏巡抚大人汤斌就在江宁府衙，他收了范晓杰的名帖，没有接见。范晓杰只得回驿馆住下。过一天去，又得不到接见。这样一连十天。
第十一天，范晓杰耐着性子又去谒见，威严的府衙护卫官向他传达了巡抚大人的命令：“范晓杰不必去常熟县上任了，你的名字已经写进被弹劾的奏章，革职了。”“大人弹劾我？我犯了什么罪？”范晓杰莫名其妙，便迫不及待地问。“贪钱。”护卫官从容地回答。
“啊？”范晓杰大吃一惊，自忖：我还没有到任，怎么会有贪污的赃证？一定是巡抚大人弄错了。他急忙请求当面向巡抚大人陈述，澄清事实。护卫官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达巡抚大人的话：“范晓杰，你不记得延寿寺街上书铺中的事了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一枚铜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了地方官，以后能不绞尽脑汁贪污而成为一名戴乌纱帽的强盗吗？请你马上解下官印离开这里，不要使百姓受苦了。”范晓杰这才想起以前在上书铺里遇到的老翁，原来就是正在私巡察访的巡抚大人汤斌。
不贪为宝，不应只是嘴巴上一句美言而已，更应成为人格与操守的一部分。无论有前人后，面对从天而降和横财，即便只是一个铜钱，也不应有贪恋之心。一旦贪念起，长期的坚持便顿时灰飞烟灭，如在同一桶牛奶里倒进一杯脏水就成了一桶脏水一样。无论何时，都要坚持“不贪为宝”，千万不要因身外之物而丢弃了自己最珍贵的宝贝。
宁静致远，得意失意皆从容
超越功利境界并非易事，但冯友兰先生做到了：面对幸与不幸这些命定的遭遇、面对祸福无常的悲喜得失，皆能从容应对。冯老更于宁静中探寻到了应对功利境界的至高之法：积极地与命斗、各适其适、不为忧虑恐惧所累……
幸与不幸，皆是命定的遭遇
“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
——《理想人生》“论命运”
命运是一个奇怪的事物，没有人能够真正捉摸得透。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可对人言者二三事。”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们常常无从把握。世事沧桑变化无常，万物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感情在变，确如哲学上所言：变是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也赞同此理，他说：“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其中虽不免有宿命论的成分，却也不无道理。就拿冯老的人生来说，便是徘徊于幸和不幸之间的典型。
幼年时期，对冯友兰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他的母亲吴夫人，这位通识文墨、做过学监的女子，便是冯友兰先生中的大幸。吴夫人思想开通，教书识字的同时，还助子女三人找到各自的兴趣，并促其发展。无怪乎冯友兰先生会称自己的母亲吴夫人是封建社会的“完人”，是自己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了。
抗战爆发后，身处西南联大的冯友兰先生，也和当时的绝大多一样，不得不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段时间他的遭遇无疑是不幸的。面对飞涨的物价，他的工资虽然已加到几百万，但还是不到半个月就花得没影了。他只得和其他教授们一起卖文、卖字、卖图章，却也生意清淡得可怜，基本上对改善生活毫无用处。这又可以说是他遭遇的不幸。
吴夫人这样的母亲、抗战这样的形势，都不是个人能够选择的，就像冯老所言，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幸与不幸。在这些命定的遭遇面前，冯老始终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应对：他尊敬自己的母亲，并一直保持着对母亲的深情；他不为贫穷所苦，尽力做自己所能做的，并将这种颠沛流离的环境化作了创造力与创作力。人生需要的，便是如冯老般面对命运的从容。
有这样一则有趣的笑话：下雨了，大家都匆匆忙忙往前跑，唯有一人不紧不慢，在雨中踱步。旁边大步流星跑过的人十分不解：“你怎么不快跑？”此人缓缓答道：“急什么，前面不也在下雨吗？”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人们在面临风雨匆忙奔跑之时，那个淡然安定欣赏雨景的人，其实深谙从容的智慧。既然已成定局，何必长久地为此耿耿于怀呢！
有一个阿拉伯富翁，在一次大生意中亏光了所有的钱，并且欠下了债，他卖掉房子、汽车，还清债务。此刻，他孤独一人，无儿无女，穷困潦倒，唯有一只心爱的猎狗和一本书与他相依为命，相依相随。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来到一座荒僻的村庄，找到一个避风的茅棚。他看到里面有一盏油灯，于是用身上仅存的一根火柴点燃了油灯，拿出书来准备读书。但是一阵风忽然把灯吹熄了，四周立刻漆黑一片。这位孤独的老人陷入了黑暗之中，对人生感到痛彻的绝望，他甚至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立在身边的猎狗给了他一丝慰藉，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沉沉睡去。
第二天醒来，他忽然发现心爱的猎狗被人杀死在门外。抚摸着这只相依为命的猎狗，他突然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世间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于是，他最后扫视了一眼周围的一切。这时，他发现整个村庄都处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他不由急步向前，啊，太可怕了，尸体，到处是尸体，一片狼藉。显然，这个村庄昨夜遭到了匪徒的洗劫，整个村庄一个活口也没留下来。
看到这可怕的场面，老人不由心念急转，啊！我是这里唯一幸存的人，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此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得四周一片光亮，老人欣慰地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幸存者，我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
幸与不幸，总是时不时地跑来敲我们的门，就像抛起的硬币一样，你永远无法预测即将来临的是哪一个。生命即是如此，是一种无法强求的机缘。许多东西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不曾期待的灿烂往往会在从容中不期而至。有句佛语叫掬水月在手。月亮太高，凡尘的力量难以企及，但是开启智慧，掬一捧水，月亮美丽的脸就会笑在掌心。人生就是如此，从容淡定中，就是另一种活法，另一番境界。
与命斗，其乐无穷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
——《理想人生》“论命运”
“人定胜天”，人们不断地发出如此的呐喊，一方面想证明自己身为万物主宰的巨大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在为面对无能为力之事时提供勇气与希望。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人们努力想要改变与战胜的，只是可以改变的环境，而不是毫无预兆的命运。他说：普通所谓努力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
显然，于冯友兰先生而言，虽然人的一生中，总是难免会遭遇一些无法预知与掌握的“命中注定”之事，但人也不应只是任由命运的发展，而毫无作为，毕竟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力范围之外的，像环境，就是人们可以掌控与改变的。因而，人还是应该竭尽全力地去改变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使可控制范围内的人生，变得尽可能的顺遂。如果将一切都交到环境的手中，便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
有一只兀鹰，猛烈地啄着村夫的双脚，将他的靴子和袜子撕成碎片后，便狠狠地啃起村夫的双脚来了。正好这时有一位绅士经过，看见村夫如此鲜血淋漓地忍受痛苦，不禁驻足问他，为什么要受兀鹰啄食呢？村夫答道：“我没有办法啊。这只兀鹰刚开始袭击我的时候，我曾经试图赶走它，但是它太顽强了，几乎抓伤我的脸颊。因此我宁愿牺牲双脚。呵，我的脚差不多被撕成碎屑了，真可怕！”
绅士说：“你只要一枪就可以结束它的性命呀。”村夫听了，尖声叫嚷着：“真的吗？那么你助我一臂之力好吗？”
绅士回答：“我很乐意，可是我得去拿枪，你还能支撑一会儿吗？”
在剧痛中呻吟的村夫，强忍着撕扯的痛苦说：“无论如何，我会忍下去的。”
于是绅士飞快地跑去拿枪。但就在绅士转身的瞬间，兀鹰蓦然拔身冲起，在空中把身子向后拉得远远的，以便获得更大的冲力，然后如同一根标枪般，把它的利喙刺向村夫的喉头，深深插入。村夫终于扑死在地了。死前稍感安慰的是，兀鹰也因太过费力，淹溺在村夫的血泊里。
或许人们会问：村夫为什么不自己去拿枪结束掉兀鹰的性命，却宁愿像傻瓜一样忍受兀鹰的袭击呢？在这则故事中，兀鹰只是一个比喻，它象征着萦绕人生的各种危险与困难的环境，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命运的安排，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其实，眼前遭遇的事情到底是命运还是环境，人们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在没有结论之前，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默默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像一个旁观者般眼睁睁地看着人生转变；二是用尽全力地去尝试改变，不论是命运还是环境，也不论努力之后是否能有想象中的结果出现，起码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与命斗，其乐无穷”的激情时，即便环境再恶劣，不利的因素最终也能被克服，甚至成为人生前进路上的重要一环。
伊米莉只会说一点点可怜的法语，却毅然决然飞往法国，去做一次生意旅行。虽然人们曾告诫她：巴黎人对不会讲法语的人是很看不起的，但她坚持在展览馆、在咖啡店、在爱丽舍宫用法语与每个人交谈。伊米莉一点也不怕结结巴巴，不担心出丑。因为她发现，当法国人对她使用的虚拟语气大为震惊后，许多人都热情地向她伸出手来，为她的“生活之乐”所感染，从她对生活的努力态度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他们为伊米莉喝彩，为所有在不适的环境中仍有勇气做想做的事情的人欢呼。
无论何时，都不要轻易地将发生的事情视为命运，一旦这样认定，便会有听之任之、一无所获的结果出现。视一切均为环境所致，心中自然会涌现出人力可以战胜的勇气与力量。丢弃心存侥幸与听天由命的懦弱，执起“人定胜天”的魄力与活力，一定能在“与命斗其乐无穷”的过程中，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各适其适，无为中的大作为
人如有所不同，最好听其自然发展，各适其适，顺其性情。
——《理想人生》“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
莱布尼茨，17世纪最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在担任“宫廷顾问”期间，他曾在对皇帝解释哲学问题时说“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宫女为此特地到御花园中去寻找两片完全没有区别的树叶，结果大失所望。这便是莱布尼茨提出的经典论断：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不单树叶如此，对于复杂得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会是体力、心智这些内在的不同，也会是家庭、朋友、经历这些外在的不同。即便是一卵同生的双胞胎，也永远不可能在人生的路途上重合。
以哲学为终生事业的冯友兰先生，自然知道莱布尼茨的这一观点，对此也表示赞同。这位习惯于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解释哲学的哲学家，同样用他自己的话，对莱布尼茨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他说：“人如有所不同，最好听其自然发展，各适其适，顺其性情，不必使其整齐划一。”
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与此背道而驰之事。很多孩子并不喜欢音乐，而喜欢运动，但在家长的坚持下，必须去上钢琴课；许多孩子并不喜欢背诵唐诗宋词，而喜欢各种观察动植物，但是在家长的坚持下，必须每天在家中学习唐诗宋词……家长们可能会说：这是为了孩子好。然而，学钢琴、背古诗并非对每个孩子都好，唯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冯友兰先生的母亲，便深知此理。她明白子女间的差异，从不强求子女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去学大家都在学的东西，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她鼓励孩子们去做适合他们自己的事情，去发展自己的潜能。于是，在她的教导下，冯友兰先生成了哲学家，他的妹妹景兰成了地质学家，沅君成了著名作家，在唐河一带被尊称为“三冯”。不可否认，在冯友兰先生三兄妹的成长过程中，冯母的顺其自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冯母的各适其适，才使得他们三兄妹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其实，人生亦是如此，唯有各适其适、顺其自然，才能从容地度过。否则，将长久地被失败与挫折的愁苦所折磨，永远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与逍遥。
美国的圣地亚哥是一个浪漫而富有魅力的海边城市，从它的边境走过去就是墨西哥的一个小城市。走进墨西哥，你立刻会感觉到一种十分不同的氛围，从城市面貌上讲，毫无疑问，比起邻居——幽静美丽的圣地亚哥——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凡尘。墨西哥的贫穷落后，使人感到有点像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尘土飞扬的马路，简陋的餐厅，卖小玩具讨钱的小孩子……
然而，游人能立刻被这里的欢乐气氛所感染，穿着朴实、热情友好的人们脸上写着喜悦，带给人一种久违的感动。不远处，三五成群的个子不高的墨西哥男子边拉手风琴，边卖烤肉，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香味。实际上，这只是当地人极为平凡的一天。
墨西哥民族有着豪放欢快、热情洋溢、无忧无虑的性格。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享受活着的每一天。
确实，只有怀抱一颗顺其自然的心时，才会认真地环视周围的一切，而不是去遥望不可及的东西，唯此才能单纯、快乐地享受当下的生活。无论过去的生活甜蜜还是苦涩，也无论即将来到的日子是否舒心，让过去的成为过去，让未来的自然到来，在黑暗与光明中，既不回避，也不逃离，以坦然的态度面对人生，无须让自己的生活如别人般奢华，也无需苛求自己的人生与别相同，就让一切顺其自然，便是最明智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先生说：“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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