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时间心理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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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紧迫和时间危机

上述问题致使《今日美国》（USA　Today）连载了关于美国民众所感到的压力问题。大多数人感到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将近半数被访者表示他们比上一年要忙碌。多数人为节省时间选择使用大量的设备和服务，比如选择用微波炉而不是烤箱，选择电话购物或是电视购物而不是去商店，选择电话解决银行事务，选择去干洗店洗衣服等。他们听得更多的是电话应答机而不是人的话语。然而他们这样节省时间却只是为了花更多时间去工作。浪费时间让他们有罪恶感，也是让他们痛苦的一个原因。当遇到以下事情时，大多数人会说自己会变得气愤、急躁、抱怨。基本上，许多让他们需要多等候的事情都使他们心理不舒服，比如政府回复缓慢，维修工人没有守时，寻找泊车位置，等候晚点飞机或者公共汽车等。

你可以确信市场上的商人们对时间危机了如指掌并且会好好利用。例如，一则广告得意地宣传他们的麦片是当代超级妈妈的理想选择，“速溶麦片——专为有爱却没有时间的妈妈”。这种食品对纽约市的雪莉·格林伯格（Sherri　Greenberg）很有吸引力，她抱着小尼基说：“我90秒钟就能给他一个超级棒的早餐。”这位妈妈补充说：“节约时间的第二个好处是我不用再花时间哄他吃饭了。”

除了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工作以外，半数以上被访者还作出其他方面的个人牺牲：他们减少了家务、娱乐、嗜好和看电视的时间。还有很多人觉得他们该将去教堂和参加慈善活动的时间也搭进去。最让人意想不到也让人警醒的是：超过40％的被访者表示他们不得不牺牲同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美国》的数据可能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是1989年以前的统计结果了。今天我们都处于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说的“时间战争”之中——超高效率、分秒必争的世界扭曲了社会时间的结构，严重背离了自然世界的节奏。我们过度未来导向的高科技生活使我们屈从于这个新的“人工”环境。

在本书第10章中，我们将设法调和极端的时间观念，寻找出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平衡点。

耐心和时间是两位最有力的战士。

——列夫·托尔斯泰

2。为成功牺牲家庭、朋友和性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商业人士希望面面俱到，但是他们做不到。最后他们放弃了社会娱乐，比如同朋友或家人的玩乐；也放弃了个人兴趣，比如闻闻玫瑰花香或是观察它们的绽放。许多人甚至放弃了与伴侣的性生活。

以“男性商业人士表示生活很空虚”为题的文章是基于对超过4　000位成功的中年商业人士的调查写成的。这些公司经理坦承道，尽管他们有社会地位和财富，但他们的生活很空虚、不满足、缺少乐趣。就像侥幸逃生的人一样，这些经理中有些人决定重新开始生活：少工作多娱乐，享受同配偶、孩子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要补救失去的时间为时已晚，这也许需要他们好好审视自己的过去，重新安排好轻重缓急的事项，并对所有未用够时间的地方作出补偿。

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很多低性生活的婚姻中，夫妻间性生活一周不到一次。令人惊奇的是男性比其妻子的性欲望要少。婚姻治疗师报告说，处于这种婚姻状态的女性病人感到受伤、被拒绝，一些人甚至愤怒和绝望。

在没有确凿的时间观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设想这些人会像那些高层商业人士一样生活得很空虚。总体上来说，那些未来导向者都是些没有培养出“感性”和“性趣”的工作狂，不会有很多兴趣去交友或是在娱乐上“浪费”时间——这可是治疗性欲缺乏的处方。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怀疑，未来导向者中那些性生活较少的现象，体现了未来导向者的完美主义倾向。

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管理高层，我们也怀疑她们不会在享受婚姻的生活上浪费时间。女士们，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办公室的职业生涯和婚姻中的感官乐趣之间要作好平衡！

第5章　关于超未来的时间悖论

“是来世送来忍耐的信念，还是信念中存在来世。”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他。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圣经》（The　Bible　20：11…13）

他们说：“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我们死的死，生的生，只有光阴能使我们消灭。”他们对于那事，一无所知，他们专事猜测。

你说：“真主使你们生，然后使你们死，然后在毫无疑义的复活日集合你们，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古兰经》（The　Koran，45：24and　25）

我相信在很远的未来，人类将成为比现在完美得多的生物，难以想象在经过了漫长而缓慢的进化以后，人类和其他有知觉的生物注定要灭亡。对于那些相信人类精神永存的人来说，世界的毁灭并不可怕。

——查尔斯·达尔文

所有的欢乐只是瞬间，

所有的烦恼只是瞬间，

只有那种永恒才是最重要的。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三门上的铭文

中东某地，有一名年轻人，我们姑且叫他奥马尔。奥马尔张开手臂，站在翻倒的牛奶箱上。在屋里，亲朋好友围着他，其他人则站在远处羡慕地注视着他。他的脸上焕发出骄傲的荣光。他的父亲满眼泪水，但依旧骄傲地说：“我为自己孩子将奔赴使命而高兴和自豪，我希望有相同信念的族人也能如此。”接着，大家祝贺奥马尔，亲吻他的脸颊，向他衷心的道别。奥马尔接受了他们的祝福，独自一人走出房间，来到街上，去面对这个社会或者说另一个世界。

简短而非正式的仪式之后，奥马尔的命运将就此改变。因为他穿戴的不是西装领带而是宽松的夹克，再配上装有10镑炸药的自杀式绑带。奥马尔将牺牲¨wén　rén　shū　wū¨自己的生命，也希望带走尽可能多的他人生命。

奥马尔冷静地走到拥挤的露天市场，停下来想想自己做的决定，接着引爆了炸药。货摊被炸成碎片，到处火焰纷飞，烟雾和尖叫声充斥着天空。奥马尔和其他12人丧生，30名无辜的路人受伤。对于那些无辜的死伤者及家人，对于奥马尔及家人，命运在顷刻间改变了。

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如果我们知道15分钟后会在爆炸中死去，人们多半会满怀恐惧和绝望。但是，奥马尔对此毫无感觉。他步履轻快，内心平静，甚至会停下来欣赏一下市场小摊上出售的衣服的质量。他的行为不像一个被“洗脑”的宗教狂热分子，相反，他认为自己此举相当理性。但是对大多数信教和不信教的西方人而言，奥马尔自杀式爆炸的疯狂行为不可理喻。是什么促使这种异常罪恶的行为呢？他如何为自己杀害无辜贫民甚至儿童的行为辩护呢？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人去步奥马尔的后尘呢？

关于自杀式恐怖主义的传统解释

1。变态心理学解释

一种对自杀式爆炸的常见解释是：这些使用炸弹的人一定是疯了，比如奥马尔就是如此。参议员约翰·沃纳（John　Warner）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他们通过自杀对正常社会进行攻击是不理智的，也是理性的社会原则难以接受的。”他把自杀式爆炸解释为“一种精神失常下的行为”，这让我们在感情上不认同这些行为并重新确认自己与那些恐怖袭击者截然不同。我们精神正常，自杀式爆炸者却不是。我们永远做不出这种恐怖的事情。按照西方某些思维定势，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杀式爆炸者的犯罪行为。毕竟，如果他们精神失常，他们就不可能作出正常的决定。从理论上讲，精神失常的人确实会想些、做些在我们这些正常人看来是不正常的事情。

这种定义为“疯狂”的解释并不预示谁将成为下一个爆炸自杀者，而是把他们的行为划归到常态心理学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以外。如果这些自杀的人真的精神有问题，那么我们就能预测谁将成为自杀者，就像我们现在能通过临床预测谁将患抑郁症、精神紊乱症或精神分裂症等。但是对这些反常的精神状态，我们也只是偶尔能预测，要想阻止它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些精神紊乱者跟暴力行为有关。其中，抑郁是自杀的一个主要原因。精神紊乱和精神分裂与泰德·邦迪（Ted　Bundy）、杰弗里·达默　（Jeffrey　Dahmer）和泰德·钦斯基（Ted　Kaczynski）策划的暴力甚至凶杀事件都有联系。除了他们的恶名之外，这些臭名昭著的事件都违反常规。很显然，精神紊乱者没必要跟自己和他人过不去，事实上，很多精神紊乱者从不伤人。

据已获得的统计，自杀式爆炸者是在正常情况下才会作出异常行动的，大部分自杀式爆炸者都没有精神问题。联合国情报局理事纳斯拉·哈桑（Nasra　Hassan）从她对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者的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

这些自杀式爆炸者，他们的年龄从18岁到38岁不等，但无一例外地都不符合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典型特征。他们当中，没有人是未受过教育、没有非常贫穷的、没有头脑简单或者抑郁者。除非是逃亡者，他们中很多是中产阶级，拥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当中半数以上是从以色列来的难民，其中有两个还是百万富翁之子。在家庭中，他们是完全正常的一员。他们彬彬有礼、严肃认真，是社区公认的模范青年。

根据最近一项由司法精神病学家马克·萨基曼（Marc　Sageman）进行的针对400名恐怖组织人员的调查研究，他们有3/4来自上层或中层社会。这项研究还找到了这些精神正常甚至是非常有智慧的青年转变为自杀式爆炸者的原因。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说90％来自幸福美满的家庭，上过大学，结过婚，并且大部分人有孩子，从事着体面的科研工作。萨基曼得出结论说：“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所在社会的精英。尽管这会让我们感到惊恐，到底什么算是正常呢？更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这些研究数据如此真切。自杀式爆炸者并不比我们中的任何人疯狂，因此，自杀式爆炸者并非‘精神异常’者，他们比这个社会平均的精神异常的比率要低得多。”

2。洗脑性解释

关于自杀式爆炸者的第二种常见解释是：他们精神正常，但是由于不幸的外界环境和自身的脆弱使他们成了被狂热的宗教头目洗脑的受害者。威廉姆·萨芬（William　Safire）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且作出如下解释。

此种疯狂的教义灌输，要花费时间并单独进行，需要恐怖教唆者能非常熟练地唤起他们的殉难思想，需要有来自极易被激怒的家庭里的新成员参与。官方发布的影片描述了一个死去的小男孩诱惑着潜在的自杀式爆炸者和他一起升入天堂，“洗脑”被强化了。

这种“洗脑”的解释会被认为是免除了自杀者的罪责，而把罪责全加诸了宗教头目。然而，宗教头目似的训练并不符合传统的洗脑定义。“洗脑”就是强行灌输，通常是一些政治或宗教思想，目的在于摧毁一个人本来的信仰和宗教，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信仰。它包括把一个人与家人或朋友隔离，“洗去”他们现有的信仰代之以新的理念。洗脑的典型案例包括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被共生解放军劫持和吉姆·琼斯（Jim　Jones）胁迫900多名信徒的人民圣殿自杀事件。这些组织系统地改变了战俘或内部成员的传统观念，并给他们灌输全新的思想。而对于自杀式爆炸者来说，根本用不着用全新的思想取代原来的信仰，社会已经在一个人正常的发展中反复灌输过一些这样的思想了。自杀式爆炸者坚持他们组织所持有的极端思想，“洗脑”的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

尽管接受他们的暴力信仰可能需要文化上的准备，但除此之外，当一个被激怒者下定决心要炸掉自己和他人以实施报复时，一些必要的训练还是不可少的。以色列心理学家阿里尔·米拉利（Ariel　Merari）对此现象已做过多年研究，并概括出在以色列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步骤。通常情况下，组织中极端主义者的老成员会从公共集会上反对以色列的言论中或支持巴勒斯坦的动机与行为中，辨别出哪个新成员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接着，有自杀倾向的新成员会被邀请参与“热爱并保卫自己的国家、憎恨以色列”的讨论，然后，会有人邀请他们参加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就成为由3～5名年轻人组成的秘密组织中的一员。他们师从老成员学习技术，比如制造爆炸、伪装、锁定爆炸目标、控制爆炸时间等。

最后，通过录像公开他们的秘密任务，并宣称自己是殉道者。他们一手持经文，一手持步枪，束发带上的徽章宣告着他们的新身份。录像更使他们遵守自己的承诺去完成最后使命，因为这是要送给其家人的。这些新成员被告知：不仅他们自己来生可以侍奉在神灵左右，而且他们的家人也会因其殉道而进入天堂的上流社会。他们的家人有时会领到大笔钱财或月抚恤金作为回报。

一完成使命，这些自杀者的照片便会印在海报上，张贴在各个社区的每个角落，这更激发了下一轮的自杀者的热情。为消除对自杀带来的疼痛的顾虑，组织者会告诉自杀者，在他们第一滴血落地之前，他们就已经去往天堂，只会感受到愉悦。他们已经为作出完全不可思议的举动做好了严密的心理准备。

通过这些系统的训练步骤，一大批原本正常的青年男女成了为其信仰而牺牲的英雄。他们的自杀式爆炸行为使其成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与榜样。这一信息又被大肆宣扬并传递给下一批准备自杀的年轻骨干。

3。不能承受现实解释

第三个常见的解释是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于是除了带走自己的生命，他们一无所有。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些人，他们是典型的宿命论者，对于未来没有信心，极其缺少享受当下的心情。他们对现状不满同时对未来也没有美好的憧憬。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很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能改变未来。由于对充满愤怒、被害及仇恨的过去念念不忘，他们极有可能选择暴力手段得以解脱。

对美国与中东地区经济的对比可以证实这一解释。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的人们生活状态极差。并且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文化上经常会感觉被西方侵蚀。在西方人看来，物质上的贫乏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人们的愤怒，因为西方人眼中财富与快乐是同等的。然而中东地区的人们不太可能用金钱来衡量幸福。

对于自杀爆炸者的研究证实了中东地区的人们的观念，他们并非是由于对现在的生活无望和无助才加入组织。新加坡政府发表的一个白皮书中有与这一类恐怖分子的采访记录，其结论是：他们既不会流露出对敌人的恐惧，也不会表达所谓的绝望感，也不会表现出因为缺乏其他生活选择而产生反正也没有什么会丧失的感觉，而缺乏生活的其他选择是同其经济理由相一致的。哈桑采访了其中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位自杀爆炸者——在引爆之前，以色列的安全武装力量就逮捕了他。哈桑询问他为何采取自杀式爆炸时，他回答：“精神力量会使我们进步，而物质力量只会让我们退步，自杀的人就可以不受物质力量的影响了。”

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相对贫困，但是贫困并不会妨碍人们怀有希望。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着全球性经济的繁荣，自杀式爆炸应该相对减少。我们只想澄清一点：贫困不会导致自杀式爆炸。现在自杀式爆炸的发源地的贫困程度降低了，但自杀式爆炸事件并未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因此，贫困不是导致自杀式爆炸的唯一因素。自杀者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生活在正直的群体中，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很正直的人。他们并不贫困，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利，没有太疯狂——至少跟他周围的人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群体与美国相比相对贫困些。

我们要澄清的事实是，消灭贫困并不能阻止自杀式爆炸的发生。成为自杀式爆炸者的人一般并不看重金钱，尽管和同伴相比也不是很穷。自杀式爆炸是个复杂的问题，必然需要复杂的解决方式，其中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对超越生命的来世“未来”的信念所产生的动机作用。

4。宗教信仰说

宗教信仰说坚持自杀式爆炸者是宗教狂热者，他们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自杀者有宗教信仰，但研究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虔诚。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分析了从1980年至2003年发生的315件自爆事件。主要结论是自杀式爆炸并非宗教事件，但常被宗教说辞搞得模糊。他这样写道。

“专家把基地组织描绘成一个被宗教仇恨驱使的无所畏惧的敌人。在末日来临的预期中，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而非一个敌人，而且，它是伴随着宗教说辞发生的，但在宗教说辞之下，它大多是为了非宗教目的而发生的。”

也许，最知名的自杀式爆炸者可能是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突击队。二战时期俄罗斯及德国的飞行员同样肩负着自杀式爆炸的使命，尽管程度上比日本人差多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与到那次袭击中。如果想找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实例，我们可以追溯到圣殿骑士来探究这种有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而这些例子至今还是有意义的。自杀式爆炸成为当代社会恐怖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实施有效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技术是相对时新的一项发明。

5。理性策略说

理性策略说认为自杀式爆炸事件是很容易实现的，可以使自杀式爆炸组织的发起者得到最大的刺激。这个解释的倡导者指出，自杀式爆炸是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不需要有逃跑的计划。下面是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对一次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所必需的物品的描述。

“除了一位年轻的志愿者之外，还需要一些钉子、火药、一个电池、一个电灯开关、一根短电线、水银（温度计中有）、丙酮，还要花钱去缝制一个能放下6~8个口袋炸药的宽腰带，而最昂贵的是到一个遥远的以色列城镇的路费。整个事件花费大概是150美元。”

这个单子上充满着冷酷的逻辑。当你处理数字时，这种理性策略的解释行得通，但是却与世界上大部分人所持有的人的生命最高价值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

自杀式恐怖主义：时间解释说

在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发现：时间因素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自杀式爆炸事件。我们坚信，如果可以通过时间概念来解释自杀式爆炸这个复杂的事件，那么理解平常的行为就会变得相对简单。我们首先假设有一些特别的时间观念会导致个人成为自杀性爆炸者。从根源上来说，我们的自爆者原型是这样一个人：

1。强烈的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他可能具有攻击性，可能受复仇心理的刺激而寻求实质上的改变；

2。微弱的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一点也不看重传统和稳定；

3。强烈的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他可能认为生活掌握在命运手中；

4。微弱的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他可能不会享受现实，而且感觉没什么可以丧失的；

5。微弱的未来时间观：这种人可能不会展望未来。

我们发现这条研究思路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遗漏了一些东西。这种时间观念可能会促使他们成为自杀式爆炸者，但这并不是决定因素。我们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开始研究心理学领域忌讳的课题：关于死后的生命或来世生活。我们的研究并不能支持死后仍存在生命的观点。但至少，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可以对人们生前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们的客观观点是，死后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死后仍有生命延伸的观点是如何影响人们生前的行为的。

据保守估计，80％~95％的西方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及死后仍有生命。但是，此类自我报告可能还是低估了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数。弗洛伊德说过，即使人们想象到自己的死，他们也会把自己当做旁观者那样想象着自己能活下来。他坚持认为“潜意识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相信自己的不死性……我们的潜意识……并不相信自己的死亡，潜意识以一种仿佛永远不死的方式活动着”。从世俗的观点看，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不会死的，那就没有理由来为未来的生命做打算。我们犯下的弥天大错也将微不足道。我们可以只活在当下并且肆意放纵我们的生命。明天是有保证的，有些宗教教条声称长生不老会带来额外的责任。我们的肉体死亡，但我们的灵魂却永远活着。人们对自己的尘世行为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