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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谈协会系列-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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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留客天。

因为她没有带雨具,谢飞便直接请她来他家坐坐。乔君娅在心底冷笑,她的主人,曾告诉她男人永远是这样的,喜欢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掩饰最原始的欲望。

电梯正在不住上升,她依偎在谢飞的怀里,柔声问:“小飞,你喜欢我吗?”

谢飞一笑:“怎么这么问?当然喜欢啊。”

“那会为我去死吗?”

问题刚一出口,就感觉男子的手微微一颤。乔君娅心底暗笑,今天不管谢飞回答会或者不会,他都必须为她去死,这是153所执行的命令。

乔君娅正要接着说话,电梯突然剧烈一震,楼层的显示灯随之也停滞不动。

“电梯发生事故了。别怕,我们打电话出去求援。”谢飞一边安慰她,一边拿出手机拨打。可在这封闭的空间内,手机的信号之弱,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

谢飞又试着按下了警铃,可等待了足足一刻钟,仍没有任何动静。

“君娅,你别怕。会有人来救我们的。”清秀的脸庞此刻已挂上了汗珠,谢飞顾不上自己。手轻轻抚过乔君娅的脸,轻道:“我不能让你就留在这个地方。”

忽觉心头有一股暖流涌过,乔君娅微微一震。主人给她植入的性格里,有感动这一情感吗?

是的,确实是感动。

长时间的等待过后,电梯内的氧气已越来越少。谢飞仍鼓励着乔君娅,他气喘吁吁地对她说:“君娅,对不起,我不该带你来我家的。你不能放弃,绝不能死在这里……”

听他说话已是气若游丝,乔君娅忽然制止,道:“别说话了,还要留着力气出去。”

谢飞终于还是晕倒了,在他昏迷后的一瞬。乔君娅将他抱起,强行冲破了电梯的顶层,她一路飞驰,跑得很快,为了抢救谢飞的生命。

就在冲出电梯的一刹那,乔君娅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东西的存在,它的名字叫作爱。可是她无法违背主人的指令,她要怎么办?

有了被困电梯的经历后,谢飞与乔君娅的感情愈加深厚。至今,谢飞也想不起,当天他们两人是如何脱险的。

维修电梯的工人说,电梯顶部被撞出一个大窟窿。谢飞以为,是他们两人全昏迷时,有神仙出手相救了。

乔君娅笑得很无奈,竟像哭泣一般。她与谢飞的游戏时间差不多到了,主人的指令每周都在发送,她不得不对谢飞下手。

下班时分,乔君娅陪着谢飞一同来到车库,递给他一张CD,说:“小飞,这是我最近常听的音乐,觉得挺好的。拷了一张,给你也听听。”

“真的吗?”谢飞有些欣喜,亲吻了一下乔君娅的脸说:“你回家后早点睡,别老忙工作知道吗?”

乔君娅点头,低声道:“你也是。”说着,她便走向了自己的汽车,在转身的一刹那,一颗珍贵的液体,从智能机器人153的眼眶中滚下,那是它的眼泪!

毫不知情的谢飞在CD放入汽车音响中。今天的路有些堵,他的心情却还是很好。因为有这张君娅给他的CD。

按下了播放键后,没有听到意料中的音乐之声,涌入谢飞耳中的却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像是在讲述着他的生活一样。

谢飞小心地把握着方向盘,认真听着那盘致命的CD……



我每天的工作,是在不绝于耳的电话铃,与铺天盖地的案卷中度过的,这让我逐渐厌烦。毕业来到深圳一家保险公司待了两年,慢慢知道,做理赔是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每天听客户摔电话,月底拿那点儿死工资,年底还被领导批评赔付率过高,如果哪一单赔错了,那可能连年终奖都没了。

业务员在外面忽悠客户骗来保费,我们这群做理赔的就在后面负责善后,能不赔的坚决不赔,应该赔的也尽量不赔,得罪走了老客户,再忽悠新客户,反正中国那么大,不愁找不出几个傻子。

我在这家保险公司虽然是个小角色,也身不由己地干着口蜜腹剑、尔虞我诈的事。但凡出了什么保险事故,受害人轻则伤残,重则死亡,我们做理赔的对这类事情见得多了,看待死亡这件事也就逐渐漠然起来——别人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一笔或大或小的赔偿金罢了。

然而2005年的冬天发生的一件事,却将我从这种漠然当中活生生拖了出来,它就像半夜里白墙上的一只黑糊糊的眼睛,让我屡屡感到心悸。

圣诞前后,是深圳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这里没有北方的鹅毛大雪,只有连续几个月的阴云冷雨,但那整日整夜的阴雨不让人有一天的缓息,屋子里比外面还阴冷,待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只觉得骨头里都向外渗着寒气。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顶着雨去上班,虽然穿了厚实的冬衣,还是免不了一路上冻得直哆嗦。终于到了办公楼,我打了卡后走进办公区,只见我的桌子上已经横七竖八地摆了厚厚一摞案卷,看得我心头一堵。

我把伞折了两下扔到桌子底下,坐下来把案卷推到一边,搓了搓冻僵的两手把电脑打开,照例登陆了公司的OA系统。OA系统里没什么邮件,接着我又登陆了公司的理赔系统,结果一打开就见到一大片红色的字,那都是些待处理的赔案,一夜之间报上来的。看来我今天肯定是闲不着了。

我叹了口气翻开桌子上那堆厚厚的案卷快速看起来。都是些处理了一半的赔案,我从里面抽出几个比较紧急的,琢磨着拟几封函,给被保险人传过去。

一封函刚写了没几行,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谢飞,有你的传真。”

我转头一看,是同事小胡,他正站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传真机旁,手里拿了两张传真纸,冲我抖着。

“哦,谢谢。”我赶忙绕过去接了过来。

那是一份事故经过的文字说明和两张传真照片。事故经过说明比较短,正文下面写的是公司名称和今天的日期,上面盖了一个不太清楚的公章。

我逐字看过去:

“2005年12月9日下午3点左右,我厂员工刘文军在厂房正常作业时,不慎被机器的导电板击到。现已住院治疗,但至今一直昏迷不醒,即所谓的‘植物人’。因我厂已向贵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因此望贵公司能尽快处理,积极理赔。来电来函请与朱先生联系:13798345***。深圳市新希望模具厂。2005年12月16日。”

我的心随之一沉——麻烦了,植物人,如果真要赔了,不知要赔出多少钱去。

我一边想着,一边又翻到第二页纸,那上面有两张照片,但很不清楚,黑漆漆的油墨糊成一团,什么都看不出来。我皱皱眉头,坐回到办公桌前,抄起电话,顺着那个手机号码拨了过去,没几秒钟,电话接了起来。

当我道明了身份后,对方那位“朱先生”立刻显得很焦急,告诉我说,他就是新希望模具厂的厂长,然后就问我案子能不能赔。我不置可否地告诉他还不好说,然后告诉他我要下午过去看一下现场,让他准备好相关资料,就放下了电话。

我走到部门经理崔经理的座位前,把那两张传真纸放在他的面前,轻声说:“崔经理,这个案子比较麻烦,我想有必要下午去被保险人那边看一下。”

他皱着眉看完了,抬头看我一眼说:“下午我也一起过去看看吧,你抓紧时间清理一下手头工作。”

“好。”我说。

没过多久,午饭时间到了,部门几个人一起来到楼下的食堂。打完饭后,我和小胡坐在了一桌。

小胡这人平时嘴就不闲着,记得一个月前他刚从业务部调到理赔部的时候,崔经理就在会上批评他工作时间话太多,没想到他吃饭的时候也这样,刚一坐下,就龇开他那两只大门牙,开始朝我嘀咕起来。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他罗嗦,只觉食欲大减,终于忍不住打断他说:“哎哟,你还是快吃饭吧你,下午我还要往外跑,别耽误我吃饱饭。”

“下午去哪啊?去现场?”他问。

“是,在关外,据说伤者成植物人了,下午看看去。”我说。

“植物人?天啊,这么严重,哪的啊?”

“好像叫什么……‘新希望模具厂’吧。”

“新希望模具厂?!是宝安区的那个吗?”他突然急了。

“好像是吧,怎么了?”我纳闷地看着他。

“他们厂的业务是我做的啊!什么财产险、车险、责任险等等一揽子险都是我做的……完了,怎么出这么大事?”

“是你做的业务?哦对了,忘了你以前是业务部门的了。这次是一个工人被电成植物人了。他们厂业务量怎么样?”我问。

“我想想……好像不大,他们厂挺小的,所有保费加一起也就两三万吧……完了,这下可赔大了。”他皱着眉头说。

我摇了摇头,理解小胡的心思,这种大案子,出在任何一个业务员身上,那都会是很难受的——不赔,客户那边交代不过去;赔了,公司这边又蒙受重大损失,尤其搁在我们部门,上面领导又可能以此为难。

小胡终于不说话了,拿筷子叉了几下饭又不吃,沮丧地抬头看看我说:“等你回来跟我说说……刚来理赔部就赶上这个,真倒霉啊。”



下午我先打电话跟朱厂长约好时间,然后崔经理和我要了辆查勘车,一起奔向新希望模具厂。

关外的路不怎么熟,当我们七拐八绕地赶到“新希望”的时候,已经接近工厂下班的时间了。

厂子不大,或者说很小,车子进了厂院大门,驶过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眼前那排灰色的二层小楼就是厂房兼办公楼了。

崔经理和我下了车,直接进了楼,一楼的厂房里静悄悄的,我往里看了一眼,没有人。我们迈步上了二楼办公区,在走廊尽头的厂长办公室前停了下来。

只见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有点矮胖的人,看样子是那位朱厂长了。他见到我们,赶紧站起来迎上前来:“哎,你们好,是保险公司的人吧?请进请进。”边说边把我们让进来。

我俩走进去,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互递名片之后,崔经理问他:“事故经过的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那是上个星期五下午,刘文军在2号车间干活,那天天气比较热,他就没穿绝缘的胶鞋,穿了一双拖鞋就上班了,结果他操作切割机的时候,把脚踏在机器下面的导电板上了,当时他就被打翻在了地上。当时我还在二楼这办公室里办公,工人跑上来告诉我,我赶紧下到厂房去,就看见那个刘文军口吐白沫,眼睛朝上一直翻,我赶紧派人把他送医院去了,结果连送了两家医院,都说治不了——你也知道关外这边没什么好医院——后来又送到一家大医院,这才开始安排抢救,然后就一直住院到现在,也没见好转。”朱厂长回忆道。

“那个什么切割机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那块导电板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崔经理又问。

“切割机,包括那块导电板,都没有质量问题……这样吧,我带你们到现场看看去。”朱厂长站起来,带我们下楼。

来到2号车间,只见里面静静摆着一台大型机器,朱厂长走到旁边,边比划边说:“就是这台机,当时他就站在这里,把脚从这里伸了进去,就被里面的导电板电到了。”他一边说还一边做了个探脚的姿势。

“这台机器没有质量问题,出事以后到现在,一直都好好用着的。”他又补充说。

“现场有没有拍照?”崔经理问。

“有的有的,当时我拍了挺多张,今天上午时间紧,只给你们传真了两张,都在我办公室里,我给你们看看。”朱厂长说。

我们再次回到办公室,朱厂长把电脑打开,调出几张图片出来,然后招呼我们过来看。那是用数码相机拍的七八张照片,照片的背景都是我们刚刚去过的厂房,几个工人站着,把那台出事的机器围了一圈。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崔经理问。

“这是事故发生以后,把受伤的工人送去医院了,我这时候想起来你们这边需要事故现场照片,就叫人拍了这几张。”朱厂长说,“你们看够不够?”

崔经理没说话,来回仔细翻看那几张照片,缩小,又放大。突然,他指着图片的一角问:“这是什么?”

我探头看过去,只见平整干净的水泥地上,一小摊血迹旁,有几个不规则的小白点。

朱厂长仔细端详了一下,然后突然说道:“哦哦!想起来了!他是脸朝下摔在地上的,当时就摔掉了几颗牙,还出了一嘴血——那地上的应该是他的牙。”

崔经理点点头,然后说:“你把这些照片给我存一份盘,我要带回去。还有其他现有资料,你也复印一份给我吧。还有,一会儿我们想去医院看看伤者,不知道方不方便?”崔经理说。

“好好,我这就安排一下。”朱厂长接着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把电脑里的照片存在一U盘里,递给我。

没过多久,一个秘书手捧一摞资料进来了,我接过来大致看了一眼,基本上比较齐全——伤者的身份证、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发生事故的机器的说明书、质量合格证,还有厚厚一沓的医院病历、入院诊断书和发票等,都是复印件。

“我晚上还有些事,就不能陪你们去医院了,我叫王小姐跟你们去,有什么事的话,你们随时打我手机。”朱厂长说。

“好的。”崔经理说。

“朱先生,麻烦在这下面签个字。”我递给他查勘记录本。

他看了看,觉得没什么问题了,这才签上名字,然后把本子还给我说:“这个事情就多多麻烦你们了!”

“嗯,我们会尽快处理的。”我合上本子说。



三个人驱车赶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大都吃饭去了,医院里显得有些冷清。我们跟着那位王小姐,走过一条安静的白色走廊,来到一间病房前。在跟值班护士打好招呼后,我们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独立病房,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静静躺着一个身穿白衣白裤的人,他两只胳膊左右摊开,两腿伸得僵直,一动也不动。床头的一侧立了一大瓶氧气瓶,一根导管从氧气瓶伸出来,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孔里。

“他就是刘文军。”王小姐轻声说。

我慢慢绕到病床一侧,看到了他的脸。现在的他比身份证照片上消瘦了许多,两腮的肉都没了,颧骨高了出来,眼眶陷了下去。两只眼睛半眯缝着,露出黑白相间的眼球,他似乎正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又似乎正从那道小小的缝隙中向外偷窥着什么。

他的嘴唇发青,同时干得像一层褪下来的蛇皮。他两唇微微张开,隐约露出一条细细的黑洞,但看不到牙齿——看来他的几颗门牙真的摔掉了。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植物人”,他就躺在我的眼前,离得那么近,我却感觉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在这种安静的气氛中,我总觉得他靠近我的那只手会随时摸过来。

想到这儿,我冷不丁打了个冷战。

就在这时,房门的方向传来“吱呀”一声。

我赶紧一扭头,原来是护士推门进来了。

我们问了她刘文军的病情,答复是:“很危险”。在向她核实了一些入院的细节后,我们收拾了资料,走出医院。

外面天色已经变暗,四周的楼房黑沉沉的,荒凉的深圳关外,总在夜色到来以后,开始蔓延一种没来由的恐慌。

我们和新希望模具厂的王小姐匆匆道了别,就开车往回走。

一下午的查勘让崔经理和我都感觉身心疲惫,坐在车上,我只觉得胃里阵阵难受。

崔经理边开车边对我说:“这个案子麻烦了,如果赔的话,估计是一笔大数目。”

“是啊,如果恢复不好的话就更麻烦了。做伤残鉴定的话,‘植物人’肯定是属于一级伤残的。”我说。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那个伤者还是城市户口。”崔经理说。

我把那堆资料翻出来,抽出身份证复印件来一看,果然,那个“刘文军”还是深圳本地人。

干了两年的理赔了,我当然明白崔经理的意思,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在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上是相差极大的。

我轻轻叹了口气,把身份证复印件又放回袋子里,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

“明后天是周末了,好好休息吧,下周一看看怎么处理。这个案子不用太急。”崔经理说。

“好。”我疲惫地回应他。

不用急,这事我明白。



周一的天气略微有些转暖,一大早,我带着上周五拿到的资料往公司赶去,一想到这令人头疼的案子,就不由地感觉手上的皮包阵阵发沉。

刚进公司,就见小胡迎面走来。

“哎,你周末手机怎么不开?”他看起来样子挺急。

“怎么,你找我?”

“我急着问你啊,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哦哦,那个案子啊……这样,上午我先忙,中午吃饭再跟你细说吧,你别急。”

我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还没坐稳,电话就响了起来。我接起来一听,是朱厂长。

“谢先生啊,那个案子处理得怎么样了?”他的声音显得很急。

“今天刚上班,正着手处理,我会尽快。”我说。

“我跟你说啊,那个刘文军的父亲昨天来我厂里了,非要我给个说法,我怎么说都不行。他一开口就是100万,不然就要打官司,还要捅媒体,你们可得快点处理啊,我这医药费都垫进去好几万了啊!”他说。

“放心吧,即使打官司的话,100万也不一定站得住脚。我们会尽快处理的,你们那边也尽量做好伤者家属的工作。”我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我隐隐觉得这案子会越来越麻烦,不知不觉中出了一头汗。我摊开周五带回的资料,先写了一份详细的事情经过,送到法务部,要求他们出具一份法律意见,然后又把相关的医疗单据粘贴妥当,交给了医审部,让他们出一份医疗审核意见。

一上午在不间断的电话铃声中度过,终于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我头昏脑胀地把手头案卷推开,和部门几个人一起去食堂。

小胡自然又跟我泡在了一起,坐在了饭桌旁,我对他说:“医生说,目前来看,还是个植物人,不知道以后能恢复得怎么样。”

“啊!那得赔多少钱啊?”小胡急了。

“嗨,还不一定赔不赔呢,得看上面的意思了。这种大案子,不是那么容易就赔的,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说。

“为什么?”

“按以往来看,如果一定要赔的话,这种案子也多半会先拖着,最后把被保险人拖得没耐心了,他们会主动提出降低赔偿标准,那时候就是协商一个数字了。估计春节以前都是很难解决的,你不用太担心。”我这样开导他。

“那要是他们起诉呢?”小胡又问。

“那就应诉呗,这样拖得时间更长,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能占到什么便宜。”我说。

小胡认真地听着我的分析,听到最后松了口气,点点头说:“那就好,反正我手机换号了,新希望模具厂的人也找不到我,省得他们让我做中间人来处理,我就更难办了。”

午饭像往常一样,在没滋没味中过去了。我和小胡并肩走出食堂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情绪已经不那么低落了。往楼上走的路上,他突然扭头对我说:“哎,对了,咱们部门元旦放不放假啊?”

“放三天吧,怎么了?”我说。

“嘿嘿,我是元旦那天的生日,我想请你们一起来。”他高兴地说。

“是吗?不过是这样的,往年的12月31号晚上咱们部门都要留在公司,陪着核保部门通宵清理赔案,所以元旦那天估计大家都是在补觉,就没人陪你过生日了。”

“啊?这样?那我干脆就在12月31号在办公室通宵过生日得了,正好有你们陪着过。”

“呵呵好啊,那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了。”



接下来的几天,新希望模具厂的朱厂长以两天一个电话的频率来催问我,我每次都以公司法务部和医审部的专业意见还未下来为由,把他一次又一次地挡了回去。朱厂长变得越来越气愤急躁,有一次甚至挂了我的电话。实际上,法务部和医审部的意见也确实没有下来,我没法继续处理。但是,我也开始有点着急了,就这么一直拖着,总不是办法。

一个星期之后,两份意见终于下来了。意见的结果让我一时比较沮丧——法务部的法律意见认为,这个案子属于保险责任,应该赔偿;医审部的医疗审核意见认为,目前所有的医疗开销都是正常合理的,而且按照目前的治疗进度,可能会有更大的开销。

我很不情愿地开始计算一些数字——医疗费、伤残补助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算来算去,让我惊愕的是,竟然真超过了100万。

我写了份报告,递给了崔经理。他接到报告后,也立刻发起愁来。

“案卷先放在我这儿吧,我再向上面请示一下。”崔经理说。

案子拖着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朱厂长的电话却一直没有再打过来,我当然也没有主动打过去给他。也许他们要准备起诉了?管他呢,起诉了也好,就让法务部去处理吧。

一转眼,元旦就快到了,周围的人大都在考虑做一次短期的旅行,而小胡正在准备他跨年度的生日PARTY。

12月31日终于到了,刚暖和了几天的深圳,那天突然又变得很冷,变化之快让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到了公司,坐在电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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