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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幸福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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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坦指出，理性要求我们信仰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一种本身就是善的本质。在人的身上，可以发现那种为罪恶和不幸所不能毁灭的潜在的善的泉源、不可毁损的勇气和永恒不灭的尊严。
但是，我们看到的罪恶太多了，我们看见了不少绝望的死亡，看到了人性的极端堕落，我们还能信仰人吗？马里坦回答道，对人的信仰不能仅仅依靠人自身，对人的信仰只有建立在超人的信仰之上，才能得到再生。
对人的信仰要由对上帝的信仰加以挽救，而对上帝的信仰就是要进入不可见的神圣事物的境界，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完全依附于那个比我们的生命更优越、更可爱的永生的上帝，就是与神，也就是与真理本身、与爱本身会合。向神献上自己，就能获得无上的自由和幸福，在神身上死去，就会带来不灭的新生命。
如果说马里坦把基督教与科学结合起来的想法多少还有一些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那么，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以及他对人类的基督教要求却是古典基督教理论的重复，并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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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５１
颖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马里坦对人类社会现今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关切，并希望通过他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他为了使基督教教义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现代人所接受，从人们的现实处境入手，痛陈现代社会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认为这样的不幸是人类自身所不能解决的。人类要获得幸福靠什么呢？马里坦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基督教教义，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西方社会某些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特点。因为基督教在传统上就是一部分西方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所以，把基督教的理论与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就更具迷惑性。
但是，无论怎样改头换面，新托马斯主义没有改变基督教神学的本质。
在马里坦的基督教幸福观中，幸福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幸福，而是在信仰上帝之中的永恒幸福；达到幸福的途径不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而是普天下都应遵循的抽象的博爱，当然首先是对上帝的爱；解决现代社会弊端的方法不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入手，而是寄希望于上帝的帮助……马里坦幸福观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不是从人类自身来探讨人类的幸福，他不相信人类自身的能力，而去寻找一个外物的支持，这个外物就是空幻的、抽象的上帝。人类的幸福需要信仰上帝，解决人类的问题需要信仰上帝，上帝有如此巨大的能耐吗？我们能把自身的一切交付给上帝安排吗？对此，人们虽然见仁见智，但是，我们更相信人类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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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第一编 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尽人皆知，中国古代文明开始得极早，文化非常昌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于人生幸福的有关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索和广泛的探讨。这种思索和探讨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紧紧地围绕着道德与幸福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其内容，无论是关于幸福的内涵与外延，还是关于决定幸福的根据和争取幸福的途径等问题，无一不与道德相关。自然，这个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分不开。
第二，关于幸福问题的种种思索和探讨，与其说是在时间上展开，不如说在空间上展开更合适。这就是说，关于人生幸福观中的主要观点，远在先秦，甚至春秋后期已经提了出来；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里，人们只是把这些观点加以发展和发挥，使之更深入、更具体，更具理论形态。这些也正如古代的希腊罗马时期萌发了后来几乎一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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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幼芽一样。
鉴于上述的两个特点，我们把中国古代的人生幸福观，概括成三个方面来叙述和分析，这就是以德祈福、德福矛盾和以德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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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第六章 一 以德祈福论全寿富贵之谓福A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以德祈福A以德祈福，这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几千年来，它一直属于俗文化，支配着文化素质较低的中国人，其中不光是人民大众，也包括许多豪富和权贵。即使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在心灵深处，也难以完全抛开它的影响。
全寿富贵之谓福A中国古代用“福”这个范畴表示幸福。福字在甲骨文中是或等①，表示“两手奉尊于示前”
，也就是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献在祭台上。由此可见，福字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人们的祈望和要求。
甲骨文中也有“帝弗其福王”
②的句子，显然用意也是占卜。福字的内容，也就是当时人们祈望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尚书。洪范》中有个详细解释：“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攸好德”
，指遵行好的品德，算作幸福的内容似乎勉强，所以《韩非子。解老篇》中把它删除，只说是“全寿富贵之
①《汉语大辞典》第２卷，第２４０４页，福字条，四川辞书出版社。
②《殷虚书契后编》卷下，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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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福“。
《礼记。祭统》中把幸福的内容更加延申，说是“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总之，福字表示人的长寿健康、安宁富贵、一切顺遂，万事如意。
这也就是以德祈福论者所理解的关于幸福的含义，后来到汉代，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又增加了“子孙众多”一项，这在重视宗法血缘关系的时代，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在等级社会里，福即幸福，无疑也是有等级的。例如在殷周社会里，只有王子配作福、作威、玉食，臣是不敢享有这一切的。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夫“福莫大于享国有家，祸莫甚于亡家丧家”
①周天子对晋国的籍谈说得更详细：“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
②至于普通老百姓的福，在当时的典籍上却难以找到具体的说明。
既然幸福是指从环境、机遇到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完备和满足，那么，能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可说是难乎其难，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只有唐代的郭子仪近之。郭子仪是唐代的中兴名将，活了８５岁，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参与并指挥了平定安史之乱和后来的内叛外乱，有“再造王室”之功。史称他“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围甲馆不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问安，但颔之而已。”
“宿将数十，皆
①②《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四年孔颖达疏、昭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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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确实达到了”富贵寿考“的标准。可是即使他也没有避免事业上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主上疑臣下忌，宦官程之振、鱼朝恩辈更是百般陷害，连其父墓也被盗发，他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后来人说他”权顷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
，“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
，③如此等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溢美之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由此可见，幸福，在中国有时也称之为福禄、福休、福祚、福祥、福嘏等，虽然几乎人人向往，却往往是停留在个人的愿望和对他人的祝愿之中。
中国流传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迎合着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把“福”字作为自己的旗帜、到处招摇，争取信徒。佛教虽然宣扬人生皆苦、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幸福，可是它又宣扬人死之后可以“涅槃”
，达到最高的幸福，积极推销廉价的天国入门券。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宗教设施和宗教活动，贴上福的标签。例如把庙宇佛寺称作“福界”
、“福堂”
、“福宇”
，把信徒们的供养布施、行善修德称为“福业”或“福田”
，意思是说这些活动好像是播种耕田，将来会收到幸福的果报。道家在求福的过程中更为直捷，它们认为人不必死，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谋得幸福，白日飞升，成神成仙，进入“福地”
、“福庭”
、“福乡”。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历代相传；佛教和道教之所以历经千余年而香
③《新唐书。郭子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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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５１
火不绝，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流传，原因就在于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至于儒家所提倡的幸福，像“孔颜乐处”
，只能被少数文化品位比较高的人所接受，尽管当权者千方百计地提倡它，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可敬而不可亲，可听而难于行。相形之下福神的笑脸倒是比孔夫子的肃穆面孔更有魅力。
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人生幸福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可不可以遍求，靠什么来求得幸福？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们。而他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所提供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
持以德祈福观点的人们认为，人生命运的最终支配者是帝、天和鬼神；天子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作威作福，可是，天子的权力也是由帝、天和鬼神赐予的，他只是天命的代表。
正如墨子所说的，“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
①
在他们看来，只有超世间的神秘力量才能决定人生的命运，成为人生之祸福的最终主宰。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赞成绝对的命定论，如所谓的“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
②之类。墨子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福不可请，而祸不可避”的“执有命之言”
，他指出：“天鬼之所亲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
③在他看来，决定和支配人生祸福
①③《墨子。天志上》、《墨子。尚同中》。
②《鶡冠子。近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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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的帝、天和鬼神，是有知觉、有感情、有思想的善良主宰。
应该说，与绝对的命定论相比较，这个思想是个进步，它不自觉地降低了帝、天和神鬼的地位，而抬高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其实，远在殷周时期，有些思想家已经明白，人们可以部分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决定个人的祸福。据说殷代的太甲就曾对伊尹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④西周时代的诗人吟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思想更加突出。在上天和人力到底哪个是决定人生幸福的问题上，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人力。史嚚认为神也要“依人而行”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
，鲁国的闵子马竟然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⑥这种认识的进步，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但是，不论人们的认识怎么进步，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天命鬼神等迷信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强调的人力作用上，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人的祭祀祈祷，即以自己的宗教迷信之信仰和行为取得帝、天、鬼神的宠爱和保佑。例如，用“黍稷醇浓，敬奉山宗，神嗜饮食，甘雨嘉降。独蒙福力，时灾不至”。
⑦墨子比较清楚地讲过关于人力对祸福起作用的方式：“（天子）
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瘯肥，珪璧币
④《尚书。太甲中》。
⑤《诗。大雅。文王》。
⑥见《春秋左氏传》庄三十二年、僖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三年。
⑦西汉焦延寿：《易林。观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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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６１
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
①前半段是祭祀，后半段讲的是人事。然而人事也是服从祭祀，对上天负责，向上天邀福。可以说，在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都没有摆脱这个影响和这种模式。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祈福祭祀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从祖宗神、抽象空洞的帝、天和神鬼，发展到形象具体的福神，祭祀的仪式也越来越隆重，花样也越来越多。
从东汉张陵创立道教以来，中国的神仙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和明确的分工。最早出现的福神是所谓“天官”。张陵的儿子张衡（不是创制浑天仪、地动仪的汉代科学家张衡）提出天、地、水三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于是“天官”成为赐福的神而受到人们的信奉。历代民俗年画中，天官被表现为吏部天官的形象，“红色袍服，龙绣玉带，手执大如意，足蹬朝靴，慈眉悦目，五绺长髯，一派喜颜悦色，雍容华贵气象。
②有的赐福的天官，还与禄星、寿星一起，也有的赐福天官与善童在一起。善童或执玉兰、牡丹花，表示玉堂富贵，或捧仙桃、石榴、佛手、春梅和吉庆鲤鱼灯，表示福包括着长寿、多子、财富有余等。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福神是唐代的阳城，他在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任上，因奏停向朝廷进贡侏儒，受到了人民的感戴。后来元代无名氏撰写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把他说成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叫
①《墨子。尚同中》。
②参见马书田著《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版，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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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杨成，也是建议不把侏儒当宫奴，道州“郡人立祠绘像供养，以为本州福神也。后天下士庶黎民，皆绘像敬之”。祈福的方式，无非是斋戒沐浴、打醮祭祀、戴符佩印、导引辟谷、宝精行炁、金丹大药等，其中虽然有些科学成分，例如气功、医药之类，但是，基本上是迷信虚妄。
以德祈福A中国古代人最重视道德，认为这是评价人的最重要的标准，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至于人生幸福，必然要和道德联系起来。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决定人生幸福的帝、天和鬼神，都是品行高尚、好善憎恶的，他们总是根据人的道德状况来决定他的祸福。
据说产生于殷商的《尚书。汤诰》中，已经谈到“天道福善祸淫”。而《洪范》中更强调指出：“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
……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就是说，对于品德好的人，可以给他以幸福，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如果你给了他幸福，还会给你带来祸害。
例如谦虚是善，骄傲（盈）是恶，《易传。谦卦》说：“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也是说鬼神的好善憎恶决定了人的好善憎恶。人要求福去祸，必须迎合神的意旨，也去行善除恶。
既然人之祈福要靠自己的祈祷祭祀等活动仪式，又要靠积德修德，那么这二个方面中何者更为重要，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至少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积德修德要比祈祷祭祀等更重要，更根本。曹刿论战时，首先问到鲁国抵御齐国入侵的战争条件，当鲁庄公谈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时，曹刿很不客气地说：“小信未孚，神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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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也。“
①只有说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他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认为循规蹈矩地祭祀上天，只能算是“小信”
，不能得到保佑；只有忠于职守，尽心处理多种案件，这时才能得到上天保佑而能作战。与此几乎同时的隋国大夫季梁也指出，祭祀只不过是道德的形式和表示，光有隆重的祭祀而没有实在的德行，不过是欺骗上天。
他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隋侯说，“吾牲牷肥模В沂⒎岜福卧虿恍牛俊奔玖夯卮鸬溃骸胺蛎瘢裰饕病Ｊ且允ネ跸瘸擅穸笾铝τ谏瘛９史钌愿妫弧┧斗誓＇’，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模逃幸病７钍⒁愿嬖弧e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
在他看来，只有君主注意生产，加强道德教育，搞好团结工作，然后再祭祀，这样才会“民和而神降之福”。如果不办好这些事只搞祭祀，“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①
先秦时期的这种以德祈福的思想，既符合当时当权者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极力推崇，也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易于接受，因此它历代相传，特别是在汉魏以后的道教里得到了发扬。东晋的葛洪，也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位关键人
①《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年》。
①《春秋左氏传。桓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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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物，曾指出：“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
②道教认为人生的最幸福的境界是悟道成仙，他们说“学仙非难，忠孝为先”。
③葛洪又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他甚至给成仙定了一个道德的价格表，”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负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
④修德行善以求福，这个思想反复出现在民间传说、故事话本、小说戏曲之中，至今有人还在节日时挂起楹联，写道：“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似乎有了道德和善行也就有了丰足富裕。
这类例子随处可见，数不胜数。
以德祈福论虽然是迷信天命鬼神的观点，但是它强调了人力、人事，特别是人的道德对自己祸和福的影响，为道德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这对于社会上扬善抑恶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②④葛洪：《抱朴子。微旨》、《抱朴子。对俗》。
③⑤《太上灵宝首入净明四规明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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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二 德福矛盾论德与福并不一致A任天顺命以保天福A福与祸的相互依存和转化A德与福并不一致A“天道福善祸淫，人能以德祈福”听来似有道理，也沟通了幸福与道德的联系，摆脱了人对幸福不能有所作为的绝对的宿命论影响，可是，这种说法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事实不相符合。即使一直笃信以德求福论的墨子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据《墨子。公孟篇》记载，一位叫公孟的学生问他：如果说鬼神能令人祸福，给为善的人以福祉，给为恶的人以灾祸，我跟您学了许久，却未能得福，原因是什么呢？是您的话不善，还是鬼神不明？
墨子回答他说：“正如隐藏犯法的人有罪一样，你对别人的长处不能全部发现并且赞扬，所以，你是有大罪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还能得到福呢！”还有一次，墨子鼻子患病，公孟又问他，如果鬼神能够赏善而罚恶，像您这样的圣人，为什么会有病？
墨子回答说，“人得病的途径很多，有的是受了寒暑，有的是过于疲劳。一个家里如果有一百扇门，关闭一扇，小偷还是可以从其他门进来。”他的意思是说，人获得祸福的原因很多，善恶只是因素之一，不能说每次祸福都是由于善恶决定的。在《墨子。鲁问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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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有位曹公子又问：有人隆重地祭祀鬼神，却家里的人多死，家畜不繁盛，自身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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